三 20世纪90年代至今

进入9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激进的热潮开始消退。理论的贫乏也使福克纳研究陷入低潮。“在70年代至90年代前期运用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来解读福克纳及其作品的论著，层出不穷，热闹非凡，而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理论热的消退，福克纳研究必然也在思考新的研究方向。”[19]整合成了时代的任务，“如果承认福克纳的伟大艺术可以连接读者、学者、批评与其他作家，那么这一共识便是总结20世纪文学和展望21世纪写作的基石。”[20]

沃德玛·萨迦利舍维奇编写的《福克纳和他的同时代人及效仿者》（Faulkner，his Contemporaries，and his Posterity，1994）收集了海明威、埃文思等同时代作家对福克纳的评价，福克纳与海明威的文学分歧，以及康拉德等文学前辈如何影响到福克纳的独特创作及后者的创作受到的诸如汽车工业、新奥尔良城市化的大背景的影响。菲利浦·韦恩斯坦在《剑桥文学指南》中则更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90年代最好的福克纳研究很难用一个标准或者思潮来描述，“指导标准的缺失可使大相径庭的争论展开……我们所谓的‘福克纳’，其实体只是一个复数，存在于不同批评观念操演下不同的阐释。”[21]

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时有佳作呈现。约翰·杜沃的《福克纳的边缘夫妇：隐形、非法和不可言说的社会》（Faulkner’s Marginal Couple：Invisible Outlaw，and Unspeakable Communities，1990），综合了符号学、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挑战福克纳文本对女性的厌恶这样一个传统认识，描述福克纳文本中多对充满激情、强壮而性感的男女之间互补的关系，得出这样的文本实则超越了南方家长制的精神传统的结论。帕特里克·当纳的《福克纳与后现代主义》（Faulkner and Postmodernism，2002）则将福克纳作品中那种文学、文化及历史的自我超越性作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超越的宏观体系中的一环，并将福克纳的文本中包含的那些超越时代的因素作为厘清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样本。

后殖民主义也渗透到了福克纳研究中，基于将战败的南方当作北方的殖民地这样一个思路，查尔斯·贝克的《威廉·福克纳的后殖民南方》（“William Faulkner’s Postcolonial South”，1997）论述了福克纳与南方文艺复兴的其他作家一样，将家乡作为南北战争的受害者，在一定意义上这些作家的写作也是后殖民意识的反映，但福克纳则通过蚀解南方神话获得了个人的心力释放，这是他不同于其他南方作家之处。

女性主义自70年代以来一直是福克纳研究的重点，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融合了其他思潮的精髓变得更加包容。敏洛斯·戈文的《女性与福克纳：性别差异之外的阅读》（The Feminine and Faulkner：Reading Beyond Sexual Difference，1990）就将后结构主义与语言学融入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及《野棕榈》中的女性形象。埃米·伍德在《女性在福克纳〈我弥留之际〉中的反抗与模仿》（“Feminine Rebellion and Mimicry in Faulkner’s As I Lay Dying”，1994）中将艾迪奉为反抗南方家长制，与这一文化氛围赋予她的语言、宗教乃至自己的身体不懈斗争的强硬女英雄。路易斯·巴雷特的《凯蒂与南希：〈夕阳〉与〈喧哗与骚动〉中的种族、性与个人身份》（“Caddy and Nancy：Race，Gender，and Personal Identity in That Evening Sun and The Sound and the Fury”，1996）则以黑人妇女南希被杀的遭遇解析种族与性别的双重压迫。

种族研究与女性主义一样是边缘性热点。吉恩·摩尔的《种族划分与福克纳标准》（“Ethnicity and the Faulkner Canon”，1991）认为福克纳最有价值的作品是那些讨论“我是谁”的作品，人物的主体性越难以回答，则小说的实际价值就越高。在南方将人的主体性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背景下来考量，福克纳的疑惑实则是道德问题。塞德里克·布赖恩特则在《镜中的种族他者：〈喧哗与骚动〉中的昆丁康普生与助祭》（“Mirroring the Racial ‘Other’：The Deacon and Quentin Compson in William Faulkner’s The Sound and the Fury”，1993）中解析教堂的助祭与昆丁在种族问题上的相互误读，表明白人与黑人之间相知甚少。亚瑟·基尼的《福克纳与种族主义》（“Faulkner and Racism”，1994）是近年来最出色的论文之一，福克纳在从《喧哗与骚动》到《去吧，摩西》中对种族主义的态度被作者描述为从遮掩到反省的动态过程，心理、社会、语言的视角保证了作者的分析紧扣文本，福克纳“终其一生与自己的文化、遗产斗争的经历”是作者对大师敬意的评价。

1990年理查德·摩兰德出版了《福克纳与现代主义：重读与重写》（Faulkner and Modernism：Rereading and Rewriting，1990），福克纳作品中的“修正性复述”是作者所讨论的核心内容。这部兼具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研究视角的专著某种意义上是对双方观点的总结。此后，叙事学的研究逐渐占据了福克纳评论中艺术研究的领域，而生态文学、心理学研究逐步融入福克纳研究。[22]在多元化的背景下，研究福克纳在他国的接收与影响情况的比较文学研究成就显著。赫尔曼·施罗瑟的《威廉·福克纳对战后德国文学的影响》（“William Faulkner’s Influence on Post-War German Literature”，1993）和朱恩·坦森德的《威廉·福克纳与内战后西班牙小说》（“William Faulkner and the Spanish Post-Civil War Novel”，1993）是其中代表。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历史批评从经济、社会、阶级等方面对福克纳小说的社会动因给予了深刻解析。[23]

版本整理经过多年的研究之后仍然有令人惊奇的新资料出现。波尔·诺埃尔与约翰·哈特收集整理的《威廉·福克纳的散佚故事》（Uncollected Stories Of William Faulkner，1997）以及《〈圣殿〉原始修订版》（Sanctuary：Corrected First Edition，1985）得到了米尔盖特的认可，后者成为其多篇论文引用的文献版本。菲利浦·科恩的《手握天才：三封未发表的福克纳信件》（“This Hand Holds Genius：Three Unpublished Faulkner Letters”，1993）也有参考价值。

国外的福克纳研究历经大半个世纪，其间热点多有变换。如果说新批评对福克纳的艺术肯定与体会有赖于南方的农业道德背景，或者说如迈克尔·克瑞林所言是和密西西比的现代化变迁相对应[24]，这多少限于地方经验的话，那么后现代思潮如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种族研究则使福克纳获得了文化层面上更广泛的学术深度。当整合和消化前两个时期的批评思路成为现今福克纳评论的主流，以后的研究将走向何方？影响很大的“福克纳与约克纳帕塔法年会”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一点端倪。自1974年始办，年会的议题经历了从70年代的福克纳与神话、与现代主义和电影，80年代的福克纳与妇女、与小说技巧、与大众文化、与乡土，90年代的福克纳与心理学、与性、与文化文本，新世纪初的福克纳与战争、与生态，直至如今的“回到文本”。似乎在经历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批评之后，在融合的基础上回到文学自身是福克纳研究新的趋势。正如在第27届福克纳年会的开幕词中，本书序言的作者唐纳德·卡迪格纳教授所说：“（作为研究者）一方面我们要确定，新世纪的具体环境如何影响了我们对福克纳的接受。即是说，阅读如何随着环境和读者需要的变动而变动；另一方面，假设存有一种独立于环境，比如读者的力量，我们如何继续对这种文本内在的力量做出反应，去了解我们尚未发现却早已存在的东西。福克纳并非在我们身后而是就在我们面前，等待我们去追赶。”[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