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

约翰·巴塞特编写《福克纳：近期评论目录注释》（Faulkner：An Annotated Checklist of Recent Criticism，1983）时，把1966年作为文章编目的分界线。他说自己“有些武断”，只是凭感觉这样做。但现今看来，这是对变化中新的批评倾向的敏感。[7]60年代末正是后现代主义开始在文艺评论中萌芽的时期，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福克纳研究体现着多种批评思路的交替与转换。

这个时期，随着福克纳很多未发表的作品和私人信件的公开，很多评论开始将其看作现代主义的范例和某种理论模式、技术手法的代表，这细微的变化意味着这些评论逐渐将现代主义作为一个对象加以观照，福克纳的文本成了这种观照的途径而非本体。

乔治·佰德在《基尔凯郭尔与福克纳：存在的变迁》（Kierkegaard and Faulkner：Modalities of Existence，1972）中从宗教、文学的角度探讨了现代主义的危机，福克纳的小说主题作为背景资料被用于存在主义核心概念的推演。这部70年代早期的论著为后来众多把福克纳作品作为证明社会问题的资料的研究开了头。约翰·艾尔文的《重复与乱伦，循环与复仇：对福克纳的推测性解读》（Doubling and Incest/Repetition and Revenge：A Speculative Reading of Faulkner，1975）则更明确地体现了新的时代动向。这部以拉康、结构主义、尼采学说为方法论的批评，采样《喧哗与骚动》和《押沙龙，押沙龙！》中的昆丁，总体上站在精神分析的角度，但又借鉴后现代主义理论，梳理了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和循环模式。

种族问题在这个时期得到比以往更多的重视，这与黑人民权运动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麦拉·杰赫伦的《福克纳笔下南方的阶级与形象》（Class and Character in Faulkner’s South，1976）认为种植园主与自耕农矛盾是福克纳小说的中心主线，但福克纳对于种族和阶级的构想则来源于自己的想象。维克特·斯丹博格则在《福克纳总论：六个视角》（A Faulkner Overview：Six Perspectives，1981）中指出：福克纳笔下的黑人总不能摆脱传统正义感的束缚，这是福克纳的局限。查尔斯·皮维在《福克纳与种族》（Faulkner and the Race，1971）中借福克纳的文本讨论了混血、奴隶制、种族主义、种族隔离等社会问题。女性主义的兴起在福克纳评论中则表现为女性形象的独立意义被彰显出来。萨利·佩奇在1972年写的《福克纳的女性：形象化与意义》（Faulkner’s Women：Characterization and Meaning，1972）直陈福克纳笔下的女性形象不仅是呆板的模式，相对于男性的破坏性的生命原则，女性滋养性的生命原则使她们成为大地的保护者。这部得到布鲁克斯力赞的论著给福克纳的文学史评价加上了重彩的一笔，但如此高的女性主义定位是否为福克纳创作意图的本意就不得而知了。大卫·威廉斯的《福克纳的女性：神话与缪斯》（Faulkner’s women：The Myth and the Muse，1977）将原型批评引入福克纳笔下的女性形象研究，以神话原型为纲描述了女性形象在小说中的变迁，这是新时期文学理论在批评中的运用。

阐释多于研究，这种新倾向在这一时期的论著中非常明显，但是，旧的琴弦既然已被拨过，它的余响便不会在新时代完全消散。形式研究虽然受到后现代主义批评的冲击，但它与艺术的接近保证了自己不会过时。弗朗西斯·皮塔费，虽然来自后现代主义的发源地法国，却以新批评的细读讨论了《八月之光》的结构、技巧、形象与景物，细致发掘了福克纳“真正意义上的独创”——对位结构。埃德文·亨特《威廉·福克纳：叙事实践与散文风格》（William Faulkner：Narrative Practice and Prose Style，1973）中同样以细读方式讨论作家的修辞习惯、叙事技巧与风格。约瑟夫·瑞德和托马斯·麦克哈里分别在《福克纳的叙事》（Faulkner’s Narrative，1973）和《福克纳的〈野棕榈〉》（William Faulkner’s The Wild Palms，1975）中以研究了小说的构成和作者在复杂的结构中对对位手法的使用。安德·布雷克斯坦结合《喧哗与骚动》最早的材料构成，分析了福克纳的叙事技法和心理模式。亚瑟·基尼在《福克纳的叙事诗：视觉化风格》（Faulkner’s Narrative Poetics：Style as Vision，1978）中将福克纳作为典型的现代主义作家研究，梳理了意识流对他的影响和他对意识流的革新，强调对福克纳的阅读是一个依靠读者的想象将文本中那些感触、并置、语言模式综合起来的动态建构过程。这些绵延于70年代到80年代初，研究对象、角度各不相同的论著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秉持了细读的传统，力求从艺术的角度对福克纳作出某种解读，福克纳的文本始终作为本体而非材料在这些论者的眼中散发着光彩，对艺术的膜拜作为基本精神贯注于这些评论之中。这传统在1978年，随着布鲁克斯的《威廉·福克纳：朝向约克纳帕塔法及其他》（William Faulkner：Toward Yoknapatawpha and Beyond，1978）的出版而得到有力的重申。这部特别强调福克纳早期诗歌和散文研究的专著完成了对论者早先在《约克纳帕塔法乡》中没有涉及的福克纳创作的评论，标志着这位专家对自己的福克纳研究进行了某种总结。新批评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南方文化背景在他非凡的鉴赏能力和语言表述之下结合得如此之好，以至于除了米尔盖特以和维克里的部分评论外，几乎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基本上可以算作后现代主义批评家的托马斯·英奇称赞布鲁克斯为“最好的读者”，表明后现代主义并非对现代主义的完全决裂，正如如今看来现代主义对传统的继承也大于背弃。

比较文学在70年代中期渗透到了福克纳研究之中，W.T.萨拉和W.M.爱考克编著的《威廉·福克纳：主流陈述与世界文学》（William Faulkner：Preailing Verities and world literature，1973）汇集了九篇比较文学论文，整理了福克纳在各个国家的接受状况。此外，简·维斯哲伯从主体、道德观、文艺观角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福克纳的相似之处及影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福克纳：影响与融会》（Faulkner and Dostoevsky：Influence and Confluence，1974）以及琳达·瓦格纳从实验技巧角度比较福克纳与海明威的《海明威与福克纳》（Hemingway and Faulkner，1975），这两本出版于法国与美国的论著分别体现了比较文学两大学派的基本研究视角与方法。

一些边缘性的综合研究也值得一提。如埃文斯·哈林顿与安·艾伯代伊合编的《福克纳，现代主义及电影：福克纳与约克纳帕塔法》（Faulkner，Modernist，and Film：Faulkner and Yoknapatawpha，1978），综合了多篇论文，从戏剧、绘画、电影多个角度分析现代艺术对福克纳的滋养。伊丽莎白·科尔在《福克纳的哥特王国》（Faulkner’s Gothic Domain，1978）中率先分析了福克纳小说的哥特元素和哥特传统对他的影响，此后哥特研究一直是福克纳评论中的重要选题侧重。格雷·斯托纳姆总结了福克纳的内在创作机制，在《福克纳的创作生涯：内部文学史》（Faulkner’s Career：An Internal literary History，1979）中得出福克纳总是在过去创作感觉中更新写作范式的结论。

1981年出版的《约克纳帕塔法的心脏》（The Heart of Yoknapatawpha，1981）是这一时期总结性的专著，作者约翰·皮克金顿综合传统与当时的批评理论研究了他认为是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最重要的九部小说。在不逊于米尔盖特的资料考证基础上，皮克金顿详细研究了这些作品的创作背景、人物形象、语言风格和文本结构，并且提出福克纳的创作着力于批判物质占有欲对人类精神的腐蚀这样一个总体性观点。

这一时期，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了对单部作品的研究之中，在此背景下以往受忽视的边缘作品得到重视。

米尔盖特认为《士兵的报酬》（Soldier’s Pay，1926）以晚期浪漫主义的散文风格将战后的普遍情绪表达于一种新的技巧试验之中；詹姆斯·凯拉德强调这部小说的萌芽性质，特别是出现于其中的戏剧人物在后来的创作中日渐丰满；布鲁克斯在《福克纳的蚊群》（“Faulkner’s Mosquitoes”，1977）中则强调了早期福克纳根深蒂固的浪漫主义艺术观念。[8]此外还有一些评论从女性视角、道德研究、版本研究的角度切入。[9]

《沙多里斯》受到的关注比较多，大约是这个时期的研究更倾向从创作源头发掘福克纳的特质。凯丽·麦克斯文尼指出《沙多里斯》虚构了一个融入了诗性的时空场景，在这个场景中性冲动与作为束缚力量的过去构成了主体性的紧张结构，而这正是小说所表达的冲动所在。凯瑟琳·霍金认为小说的浪漫主义色彩明显，主人公巴亚德体现着拜伦式的浪漫，而贺瑞斯·班波则体现着就济慈式的热情。[10]

《喧哗与骚动》是福克纳研究的必入之门。德洛丽丝·伯顿的文章《七部小说中的说教语调模式》（“Intonation Patterns of Sermons in Seven Novels”，1970）和E.N.哈琛斯的《作为时间性语言形式的小说》（“The Novel as Chronomorph”，1972）都对小说作了语言形式、风格上的研究。米契尔·格罗顿在《新构架下的批评：〈尤利西斯〉与〈喧哗与骚动〉》（“Criticism in New Composition：Ulyssesand The Sound and the Fury”，1975）中则倾力于福克纳的内心独白，剖析出乔伊斯的影响。威廉·汉迪从形式主义的角度在《〈喧哗与骚动〉：形式主义解读》（“The Sound and the Fury：A Formalist Approach”，1976）中描述了班吉部分的整体性及与其他部分的关系。詹姆斯·科万的《〈喧哗与骚动〉中梦境在昆丁章节的作用》（“Dream-Work in the Quentin Section of The Sound and the Fury”，1974）列举了数个梦境的例子，试图表明福克纳对梦的使用。此外詹姆斯·马利维斯撰写的《〈喧哗与骚动〉介绍》（“An Introduction for The Sound and the Fury”）发布了福克纳1933年写就但从未发表的对小说的自我介绍，是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吉恩·怀斯在《美国的历史阐释：可靠的调查策略》（American Historical explanations：A Strategy for Grounded Inquiry，1980）中把班吉的思想作为样本用于讨论定义“思想”的不易，新历史主义的范式与概念是论者分析的手段，同许多类似的著作一样，很难说这是一部文学批评而非哲学著作。

《我弥留之际》的实验风格使它深受各种叙事理论的喜爱而成为阐释对象。除了形式风格、人物形象这些与传统研究交错的领域，小说的时间、多角度叙事、女性形象和人物关系是论说的重点。斯蒂芬·罗斯指出，福克纳接受了柏格森的时间观念，借助语法和叙事惯例实验性地再现时间，将其富于弹性和变化地融于小说之中。艾伦·帕里斯以同情的眼光称赞艾迪是令人敬佩的女人，她的问题在于无法以一己之力对抗生活。罗伯特·克则运用埃里克·艾利森和玛格丽特·迈勒的镜子理论，以镜与自我的生成关系分析了小说人物间的情感。[11]

J.F.科伯勒与理查德·帕斯卡的研究都揭示了《八月之光》与济慈和《希腊古瓮颂》（Ode on a Grecian Urn）的关联，其中前者还描述了琳娜形象与济慈笔下著名古瓮的相似，这是对福克纳浪漫主义本质的重申。[12]R.G.克林斯则认为正是从《八月之光》开始，福克纳放弃了以神话、象征为手段追求传奇的创作路线，开始以社会、心理的多维视角演绎乔、希陶尔、琳娜这些人物的故事，进而关注个体自我与社会身份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对福克纳写作中心理开掘深度与社会意义的肯定。[13]此外从种族角度研究小说的论述在这一时期的评论中占相当的比例。

《押沙龙，押沙龙！》还是《喧哗与骚动》，哪一部作品才是福克纳的最高成就？这个问题正是70年代萌发的。因为前者叙述上的元叙事非常符合后现代主义者的趣味，由它来代替叙事手段上已经“老迈”的《喧哗与骚动》更可体现福克纳的超前眼光。但优秀作品特有的复杂性拥有让各种评论施展的空间，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更为传统的批评思路都以自己的方式关注这部小说，这使得《押沙龙，押沙龙！》比其他作品更典型地体现了这个时代文艺理论的多元碰撞过程。

T.H.Adamowski在《董贝父子与萨德本父子》（“Dombey and Son and Sutpen and Son”，1972）中讨论极端个人主义和贪婪对家庭的破坏。弗兰·坡里克在《从背叛到纯粹公民：极端个人主义与社会》（“From Renegade to Solid Citizen：The Extraordinary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1977）中以同样的视角研究了萨德本等人的思想动机。约翰在《安德森的穷白人与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Anderson’s Poor Whiteand Faulkner’s Absalom，Absalom！”，1976）中关注以前不被人注意的穷白人沃许形象。形式研究方面，如瑞珀研究蒙太奇电影技巧在小说中运用的《〈押沙龙，押沙龙！〉中的非逻辑结构》（“Alogical Structure in Absalom，Absalom！”，1971），研究钦定版圣经对小说韵律、句法影响的玛克辛·罗斯的《〈押沙龙，押沙龙！〉散文风格中的钦定版圣经回响》（“Echoes of the King James Bible in the Prose style of Absalom，Absalom！”，1981），都延续了细读的路子。亚瑟·基尼则在《〈押沙龙，押沙龙！〉的形式与功能》（“Form and Function in Absalom，Absalom”，1978）中考量罗曼司作为小说的中心如何投射到作品形式中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神话、历史、个人经历和小说技巧的结合，同时还可以见出作者曾祖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布鲁克斯清理了这部看似繁杂的小说各部分间的关系，他的《〈押沙龙，押沙龙！〉的叙事结构》（“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Absalom，Absalom！”，1975）坚持了他一贯的批评理念。叙事学的兴起也很快便影响到福克纳评论，施罗密斯·在《从再生到生产：福克纳〈押沙龙，押沙龙！〉中的叙述情况》（“From Reproduction to Production：The Status of Narration in Faulkner’s Absalom，Absalom！”，1978）中谈到小说三个层面的复述：事件的重现、以叙事形态对事件的表述、重述听自别人的故事。这部关于复述的小说借助离场将离场生动化。弗朗西斯·皮塔费在《〈押沙龙，押沙龙！〉中的哥特风格》（“The Gothicism of Absalom，Absalom！”，1972）中将一直感兴趣的哥特元素与叙事学结合，阐明哥特元素作为创造性与质疑性并存的力量在小说故事、叙事性和叙述三个层面的作用。此外指出小说的时间如何共时又历时地阐释着故事的帕特里夏·托宾的《〈押沙龙，押沙龙！〉中神话与历史的时间》（“The Time of Myth and History in Absalom，Absalom！”，1973），研究小说种族问题的约翰·夏果皮安的《〈押沙龙，押沙龙！〉与黑人问题》（“Absalom，Absalom！ and the Negro Question”，1973）以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批评与语言学手法结合的约翰·麦克卢尔的《〈押沙龙，押沙龙！〉中的语法与颓废》（“The Syntax of Decadence in Absalom，Absalom！”，1981）等，都是很有特点的评论。

《村子》是斯诺普斯三部曲中研究得比较多的一部，物质主义、象征意义、边疆幽默传统是常见的评论角度。[14]

《去吧，摩西》出版比较晚，在这一时期成为研究的重点。《熊》是研究得最多的作品，多指涉熊的象征意义、种族问题、埃克与荒野的关系等，也有人认为《熊》的意境在文学传统上与《白鲸》相连，以一种混沌的巨大压迫出人类高尚与丑恶并存的灵魂中战栗着的恐惧与希望。[15]对于这部小说是否是长篇，在70年代就争论了很久，但此时的评论渐渐倾向于将它视为在自由的主题下连为一体，并以隐藏的并列结构将各部分贯穿的整体。[16]此外，结构主义批评对这部小说的解析也是十分出色的。[17]

后现代主义的介入是这一时期福克纳研究的重要特征。多年以后琳达·瓦格纳说，“正是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来到了美国学术界，福克纳的作品才得到新的探索。”[18]像《士兵的报酬》、《蚊群》（Mosquitoes，1927）、《路标》（Pylon，1935）、《野棕榈》、《坟墓闯入者》（Intruder in the Dust，1948）这些以往不被重视的作品，正是在后现代视角下获得了新的阐释，这丰富了人们对福克纳创作的理解。不过后现代主义的阐释并没有改变对福克纳作品的评价格局。《喧哗与骚动》和《押沙龙，押沙龙！》仍然是最重要的作品，最为经典的评价仍然是布鲁克斯和米尔盖特作出的。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力图提供一个艺术上的完整性和意义以供失落的心灵躲避不同，它更在乎拆解架构之后对权力话语的揭露与斥责。后现代主义关注的不是文本而是文本携载的关系，为了萃取这种关系它可以破裂文本的完整性。割裂还是整一，站在文艺角度看，这是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最大区别。今天看来，后现代主义批评在种族、女性和大众文化三个方面对福克纳创作，尤其是边缘创作的开掘是其对福克纳研究的最大贡献，而这三个方面的研究，至今仍是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