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福克纳在中国的接受概况
福克纳在中国的接受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短暂的过程。漫长，是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的名字第一次在中国出现，迄今已大半个世纪；短暂，是因为中间经历了长期空白，真正意义上的译介是从1979年才开始的，不过30多年历史。这期间，社会环境、政治影响、文学自身的因素都从各个方面左右了这个过程。
福克纳的小说创作始于1924年，其时正值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新文学吸收外国文学营养的重点并不在历史短暂的美国文学。据鲁迅等人编著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记载，当时所译国外作品多来自欧、日、俄，涉及美国甚少，或有译介亦为英美合集，想来还是沾了英国文学的光，收入的也多是欧文、坡等经典作家的作品。[26]这种情况下，一个在美国尚且不知名的当代作家当然不可能被介绍到中国。
1927年之后，新文学走入第二个十年，福克纳也步入了自己创作的辉煌期。但30年代的大萧条使他晦涩而诗化的小说销路不好，考利为他编写《袖珍本福克纳》时发现除《圣殿》外，他的作品几近绝迹。发行量微小妨碍了中国译界对福克纳长篇小说的了解，倒是1928年起他为赚钱写的短篇小说，因为发表在著名杂志，分布广，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
1934年5月1日，由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第五卷第一期刊出了赵家璧所译英国评论家弥尔顿·华尔德曼（Milton Waldman）的《近代美国小说之大趋势》，其中有《福克奈尔的美国小说》一节，这是福克纳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27]同年10月1日，《现代》又推出《现代美国文学专号》（第5卷第6期），刊有他的短篇《伊莱》的中译。这是他的作品首次译成汉语。[28]
1936年，赵家璧在他的《新传统》一书中再次谈到福克纳。他将福克纳的创作分为战争小说、心理小说、自然主义小说三个阶段[29]，介绍了《士兵的报酬》《沙多里斯》《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圣殿》《八月之光》六部长篇。尽管他认为福克纳的创作和美国文学开始向“现实主义的大道”转向不一定准确，但这是中国学者对福克纳的主要成就——长篇小说开始探索的最早努力。
可惜的是，《现代》对福克纳的介绍没引起读者多少兴趣，便是知识界也少有应和，不久就无人问津，销声匿迹。这次介绍是整个现代文学史上唯一一次译介福克纳。当新文学进入第三个十年，抗战和解放战争相继而来，拯救民族危亡、寻求解放的主旋律支配了文学的方向。正如当时《文艺新闻》的发刊词所言：“这是一个暴风雨的季节……我们可以看见英勇的海燕在云天间展翅翱翔；我们已经听见美丽的缪斯在朗诵争自由的诗句。”[30]这时外国文学的译介对象基本上是高尔基、德莱塞之类描写下层人民苦难、反抗民族压迫的作家，且明显偏向俄苏文学。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尽管福克纳声望日隆，但他那与现实功利作用相去甚远的题材与风格使中国学者再没有兴趣去关注他了。
民国时期战乱频仍，但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相对稳定宽松的外部环境给中国现代派文学提供了一定的发展条件。自20年代中期李金发、戴望舒以象征诗开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后，至30年代，穆时英、施蛰存等人的新感觉派小说把这个运动推进了一步。其间他们不断从法国象征派诗歌、西方意识流小说、日本新感觉派等外国现代派文学吸收营养。翻译福克纳是他们介绍国外现代主义新动态、寻求借鉴，同时也为国内的现代派文学壮声势的文学活动。
其时福克纳的创作全貌尚未清晰，加之译介者预先的接受视野甚至功利目的干扰，对他的理解难免偏颇。如赵家璧认为，福克纳受弗洛伊德影响的“用意识之流写的主观的心理小说”，表达的是“现代人的悲哀”，显然就不够准确，这倒是同中国新感觉派自己的创作理论有几分相似。福克纳译介作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一部分，被译者以自己的文学理论来衡量并用于扩大本流派的影响，原在情理之中，但这妨碍了他们以意识流、现代派之外的眼光全面理解福克纳。
福克纳没有被当时的中国读者广泛接受，主要原因很多。他较多运用实验性的技巧，文字沉闷、难懂，题材又局限在美国落后的南方地区，离中国人传统的文艺审美习惯太远。另外他与中国现代派文学捆得太紧，跟着后者一同偃旗息鼓，这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十七年时期，时任《译文》（后更名为《世界文学》）编辑的李文俊在1958年曾组织翻译过《胜利》《拖死狗》两个短篇。60年代初，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资料研究室出版的内参《美国文学近况》中也曾提到他。但是福克纳的形象已经被改为“对于战争的痛恨和对于受到战争摧残的人们的深刻同情”的反战人士。[31]这大约是借鉴了福克纳的老朋友、老对手海明威在中国的生存之道。后者也是解放前介入中国的，而且不少作品也具有现代主义色彩，但却被接受了下来。很大原因在于，海明威是以反战的现实主义作家而非现代主义者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的。对于在内部参考资料中被划入资产阶级作家的福克纳，可能反战的立场可以符合当时的接受要求。
真正的翻译和研究工作是从新时期才开始的。
1979年，上海的《外国文艺》和广东的《现代外国译丛》各自刊登了福克纳的著名短篇《献给艾米莉的玫瑰》。同年，张英伦、吕同六主编的《外国名作家传》中，李文俊结合《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两部小说对福克纳作了介绍。这番介绍多少还有些阶级分析法的色彩，同论者本人不久后的观点差别很大。1980年《读书》第3期刊登了冀平的《当代西方文学中的杰作》，该文借《纽约时报书评》对“二战”前后各作家的地位的调查，介绍了福克纳在美国作家中首屈一指的地位。董衡巽也在《美国现代文学评述》一文中重点介绍了福克纳和《喧哗与骚动》，这表明在经常接触外文资料的学者心目中，福克纳已有相当的地位。
实际上，当时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工作受传统的惯性和苏联文艺界的影响还是很强的。我们对美国文学的介绍，多集中于欧文、库珀、爱伦·坡、马克·吐温等经典作家，对20世纪作家则多选择德莱塞、辛克莱·刘易斯、斯坦贝克等现实主义作家。引进福克纳的当务之急在于给他一个适当的“身份”，以恰当的定位介绍给中国读者。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80年5月。作为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的一部，李文俊选编了《福克纳评论集》，收入马尔科姆·考利、克林斯·布鲁克斯、萨特等名家的评论，对福克纳的创作倾向、重点作品、创作体会、研究状况等都有介绍。特别是李文俊在前言中对福克纳高度评价，称其为“美国文学现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南方文学“无可怀疑的主要代表者”“乔伊斯之后最突出的现代派小说家”，对其文学史地位作了充分肯定。评论集中诸多名家的研究成果无疑开阔了国内研究者的眼界，有助于更为全面地认识福克纳的创作和文学史地位，国外学者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也启发了国内学者。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部评论集中最重要的文章几乎都来自《福克纳评论三十年》。这部评论集在福克纳六个十年的评论集中公认为水准最高（实际上只有五部，四十年未出版）。蓝本非常高的学术质量使得《福克纳评论集》较全面地体现了新批评时期国外福克纳研究的最高水平。可以说，我们对福克纳地位和价值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部评论集（当时还没有什么像样的福克纳作品中译本）。从那以后，福克纳作为美国文学中数一数二的代表人物的地位，被牢固确立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甚至我们后来的研究，都受到这本集子所定基调的影响。由于评论集的成功，福克纳的长篇作品开始被陆续翻译，评论集还起到了导读的作用。这种先有评论，后有作品的现象，也算是福克纳在中国接受的一大特色吧。
此后的三四年，福克纳研究基本集中于引进国外评论和翻译作品两方面。前者大致沿着李文俊评论集的路子，介绍别人成熟的观点。这些译文或重申了福克纳“美国文学黄金时代的主要作家之一”，“三十年代美国文坛上被认为无可非议，最杰出也最有影响的作家”的文学史地位，或介绍了国外学者的新观点，或强调福克纳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对《福克纳评论集》的补充。
相比之下，这段时间的作品翻译工作进行得相当扎实。《法官》《喧嚣与愤怒》片段，《干旱的九月》《夕阳》等十几个短篇先后在《春风译丛》《当代外国文学》等各类杂志刊出，有的还不止一个版本。1982年王佐良先生编选的《美国短篇小说选》也收入一篇《熊》。这些作品的翻译让读者对福克纳的作品有了直观接触，无疑为中国学者独立开展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1979年到80年代中期的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中国福克纳译介的发韧期。随着福克纳越来越受重视，仅靠期刊上不定期刊登几个短篇已不能满足需要。他的主要成就——长篇小说的翻译提上了议事日程。适逢此时意识流小说成为国内文坛热点，福克纳主要作品也就以意识流小说这样一个以技法为称谓的比较中性的身份来到中国。
1984年《喧哗与骚动》的出版，是一个里程碑。这不仅是因为福克纳最重要的作品有了中译，更因为译本的大受欢迎带动了对他其余中长篇小说的系统翻译，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天。在技术上，李文俊为了使福克纳艰涩的文风易于理解，在译著中加入了大量的注解，起到很好的效果。这也为后来的译者所借鉴。1985年《世界文学》编辑部聘请布鲁克斯的学生H.R.斯通贝克编排出版了《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选》，收入《熊》《老人》两个中篇和16个短篇，多方面介绍了福克纳的创作。到1990年，《我弥留之际》《熊》《三角洲之秋》等重要中篇和其他一些短篇都陆续有了中译本。不少福克纳的访问记、信件、演说词也附随作品出版。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由于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和作品翻译所打下的基础，中国学者具体研究福克纳的论文不断出现。形成一个热潮。这些论文有的探讨福克纳作品的翻译技巧，如李文俊的《〈喧哗与骚动〉译余断想》，他在文章中谈了福克纳艰深的表现手法给翻译带来的困难及自己的对策；更多则是作家作品研究（约20余篇）[32]，其中《喧哗与骚动》最受重视（从中也可以看出李文俊中译本的贡献），约11篇以上，占了这类论文总数的多一半。《我弥留之际》《熊》《沙多里斯》等，成了绝大部分论文的研究对象。它们或言作者的艺术技巧、语言、文体风格，或论小说主题、人物形象，或究作品的时空意识、文化色彩等。足见学者们已把眼光由短篇小说转移至了更代表福克纳成就的长篇小说，并作了多角度的分析、研究，这是很大的进步。不过，研究的对象相对窄了些，集中在有限几部有中译的作品上，论者的研究视角多受外国学者影响。不少论文研究福克纳的意识流手法、语言风格、文体特征，这恐怕受了韦贝尔、沃伦·贝克等人的启示；有的文章讨论《喧哗与骚动》的时间、历史，同萨特的那篇著名论文也不无关系。相比而言，比较文学视角的学者把福克纳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他国文学进行比较，倒具有一定的新意和本土化色彩。
90年代国外福克纳研究陷入低潮但国内却日趋升温，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自李文俊翻译的《去吧，摩西》（1996）出版，《八月之光》（1998）、《掠夺者》（1999）、《坟墓的闯入者》（2000）、《押沙龙，押沙龙！》（2000）、《村子》（2001）等作品以几乎一年一部长篇的速度翻译了过来。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又将已出版的八部小说结为《福克纳文集》再版。《坟墓闯入者》《盗马贼》《没有被征服的》《圣殿》等几部相对次要的作品也在这一时期翻译出版。至此，构成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最重要的作品都有了中译版。
随之而来的研究工作也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学者们借鉴国外较新的理论和视角，将语义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等理论运用到福克纳研究，从现代悲剧意识、后现代主义色彩、语言模式、时间观念等角度对之展开讨论，拓展了研究领域。由于可供研究的作品增多和前人微观研究打下的基础，1997年以后的论著宏观色彩渐浓，探讨对象往往是几部作品中的某一类形象、整体创作模式、文化背景等。把福克纳同莫言、余华等当代中国作家相对比的比较文学论文更昭显了这个趋势。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福克纳研究表现出多元化的繁荣面貌。国外主张社会历史批评和主张运用现代批评理论的福克纳研究流派在中国都有所反映。[33]
综合来看，90年代至今中国学者的研究方向大致可以分为生平、主题、创作背景研究和作品研究两个大类。前者常涉及福克纳的妇女观、宗教观、南方地方性，以及包括运用复调小说理论、存在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语义学、心理学、解构主义、生态文学等新颖理论对福克纳的阐释。后者主要集中于福克纳几部主要作品的研究。对于《喧哗与骚动》，论者一般认为小说揭示了大家族的崩溃和南方社会秩序的破败，意识流技巧和对位结构是技法研究的热点，凯蒂和迪尔西两位女性则是最被评论关注的小说人物。作为最被中国学界关注的作品，研究《喧哗与骚动》的文章比其他所有福克纳研究论文加起来还多，存在很多重复之处。[34]陶洁也说，“研究过于集中”，“视野也很狭窄”。《我弥留之际》是福克纳尝试多角度叙事的牛刀小试，评论也多谈及其叙事技法。“同心圆结构”“语义学上二元对立的结构原则”是国内学者较有创见的观点。《押沙龙，押沙龙！》常被联系上新潮的理论，后现代主义的元叙事、复调理论、神话原型批评以及存在主义的荒谬与选择模式都曾经被运用于这部小说的结构分析。《八月之光》因为作品本身题材的现实性，则常被联系到作者对“灰暗现实世界的深刻认识与对人类生存的深切忧虑，对世界与永恒的追求”。《圣殿》有了中文版后，也得到一些关注，评论者们多谈及小说透露出的当时西方人道德世界的困惑。对福克纳短篇小说的评价多集中于《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和《熊》等不多的几篇作品。诚然这些是福克纳短篇中的精品，但单独挖掘其人性、道德乃至生态意义，视野终究有限。福克纳短篇有两个重要价值，一是这些小说往往是他精彩灵感的雏形，日后的长篇作品往往修改于此。因而前后文本间的对比能够见出成熟文本中不易察觉的风格特质。二是短篇小说常常补充福克纳在长篇小说中有意回避的历史信息。比如《曾经有这样一位女王》讲述巴亚德死后守寡的纳西莎为了“荣誉”必须拿回拜伦·斯诺普斯当年写给她的色情信而被迫委身于联邦密探，坚强的珍妮姑婆闻知此事后死去。这便将时代的变迁对家族传统的挤迫补充到《沙多里斯》之中。福克纳不愿直说，但利用两部作品的互文作用解释了旧家族曾经高贵的荣誉感干瘪成了对子孙的形式化束缚，传统实际已经崩塌。短篇小说帮助形成了约克纳帕塔法世界的历史框架，是福克纳“总体艺术品”写作的一部分。这些研究角度以往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90年代以后，福克纳的传记研究也得到学界重视。戴维·敏特的《圣殿中的情网——威廉·福克纳传》199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来该书又两度由不同出版社再版。姚乃强翻译的弗雷里克·霍夫曼的《威廉·福克纳》也于同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2007年，弗莱德里克·R.卡尔的《福克纳传》和杰伊·帕里尼的《福克纳传》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中信出版社出版。这些在国外享有盛誉的传记为国内读者提供了翔实的福克纳生平资料。不过，约瑟夫·布罗克纳的《福克纳传》和理查德·格雷的《福克纳的一生：传记批评》尚无中译版，这多少是遗憾。前者以精确到细节的翔实资料取胜，后者则以后现代主义观点梳理福克纳的创作生涯，是各自时代的代表性传记。中国学者独立写作的福克纳传记首见于潘小松1995年出版的《福克纳——美国南方文学巨匠》，4年后李文俊又出版了《福克纳评传》，后者参考了多部国外传记并结合作者本人翻译福克纳的过程中的经验和逸事，于细微处往往有独到创见。
总体来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福克纳翻译工作成绩斐然，优秀可靠的长篇小说译本构成了中文版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研究工作的优点在于国内学者对国外的研究状况比较熟悉，能够紧跟潮流。不足之处则在于研究视野过于集中在几部热点作品，过于喜欢套用前卫理论以追求新意。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很多研究没有真正深入文本之中，且缺乏总体视野。对福克纳成熟时期的风格、形式、思想就事论事。既不能通过对其早期诗歌等艺术活动的洞察探寻这些叙事形式的由来和与文学传统的关系，也不注意福克纳后期写作向乡土回归的内在原因。平面地、共时地截取福克纳，自然无法全面理解他的写作，无法厘清哪些是时代赋予作家的，哪些是作家赋予时代的。当我们赫然发现国外研究已经转向福克纳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乃至生态文学的关系时，便匆忙套用新近的理论加以追赶，但不能与文本肌质连贯的阐述终显生硬。
文学批评的本质是作品解读，即使国外学者也承认新批评时期的文本细读是福克纳批评的基础，克林斯·布鲁克斯和迈克尔·米尔盖特的学术成就一直受到推崇，他们的著作几乎是高质量研究的必引资料。可能对于中国的福克纳研究而言，认真理解福克纳的文本，对其整体创作形成有鲜明见解的认识，貌似没有“新意”，但可能却是实质上最有国际视野的工作。
鉴于此，本书拟在语言、视角、小说结构和世系结构这四个由低到高的文本层面上整体性地讨论福克纳独具一格的叙事艺术，揭示其以重复为基本特征的艺术特质，以及这种特质与更广泛的文学传统和美国南方社会历史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简略兼谈福克纳在20世纪80年代对莫言、余华两位中国作家的影响，求得比较视野中对于福克纳叙事艺术之影响及价值的认识。
[1] Robert W.Hamblin，ed.，William Faulkner Encyclopedia，Westport：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1999，p.9.
[2] James B.Meriwether，“William Faulkner”，in Jackson R.Bryer（ed.）Sixteen modern American authors. New York：Norton Library，1973，p.232.
[3] James B.Meriwether，“William Faulkner”，in Jackson R.Bryer（ed.）Sixteen modern American authors. New York：Norton Library，1973，p.233.
[4] 作为英国学者的米尔盖特在这方面就聪明许多，将主要精力用于考据使他避免了感悟式的评论将招致的误读。
[5] James B.Meriwether，“William Faulkner”，in Jackson R.Bryer（ed.）Sixteen modern American authors. New York：Norton Library，1973，p.238.
[6] 此传记1974年曾再版，作者又作了重大补充和调整。因而，《福克纳传》有第一、第二版之分。
[7] John Earl Bassett，Faulkner：An Annotated Checklist of Recent Criticism，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3，p.ⅹ.
[8] See：［1］Michael Millgate.“Starting Out in the Twenties：Reflections on Soldiers’Pay，”Mosaic，7，No.1（Fall 1973），pp.1-14.［2］James M.Mellard，“Soldiers’Pay and the Growth of Faulkner’s Comedy，”in O.M.Brack and Jr.Scottsdale（eds.）American Humor：Essays Presented to John，Ariz：Arete，1977，pp.99-117.［3］Cleanth Brooks，“Faulkner’s Mosquitoes，”Georgia Review，31（Spring 1977），pp.213-234.
[9] See：［1］Philip Castile，“Women and Myth in Faulkner’s First Novel.”Tulane Studies in English，23（1978），pp.175-186.［2］Thomas L.McMillan.“‘Carry on，Cadet’：Mores and Morality in Soldiers’Pay，”in Glenn O.Carey，（ed.）Faulkner：The Unappeased Imagination，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New York：Whitston，1980，pp.39-57.［3］Margaret J.Yonce，“The Composition of Solders’Pay.”Mississippi Quarterly，33（Summer 1980），pp.219-326.
[10] See：［1］Kerry McSweeney，“The Subjective Intensities of Faulkner’s Flags in the Dust，”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8（Fall 1977），pp.154-164.［2］ Katherine C.Hodgin，“Horace Benbow and Bayard Sartoris：Two Romantic Figures in Faulkner’s Flags in the Dust，”American Literature，50（Jan.1979），pp.647-652.
[11] See：［1］Stephen M.Ross，“Shapes of Time and Consciousness in As I lay Dying，”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16（Winter 1974），pp.723-737.［2］Alan D.Perlis，“As I Lay Dying As a Study of Time，”South Dakota Review，10（Spring 1972），pp.103-110.［3］Robert J.Kloss，“Addie Bundren’s Eyes and the Difference They Make，”South Carolina Review，14（Fall 1981），pp.85-95.
[12] ［1］ J.F.Kobler，“Lena Grove：Faulkner’s ‘Still Unravished Bride of Quietness’，”Arizona Quarterly，28（Winter 1972），pp.339-354.［2］Richard Pascal.“Faulkner’s Debt to Keats in Light in August.”Southern Review，14（July 1981），pp.161-167.
[13] R.G.Collins，“Ligust in August：Faulkner’s Stained Glass Triptych.”Mosaic，7，No.1（Fall 1973），pp.97-157.
[14] See：［1］Robert C.Pierle，“Snopesism in Faulkner’s The Hamlet，”English studies，52（June 1971），pp.246-252.［2］David W.Jarrett，“Eustacia Vye and Eula Varner，Olympians：The World of Thomas Hardy and William Faulkner，”Novel，6（Winter 1973），pp.163-174.［3］Louis D.Rubin，“The Great American Joke，”South Atlantic Quarterly，72（Winter 1973），pp.82-94.
[15] Edward Stone，“More on Moby-Dick and ‘The Bear’，”Notes on 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1，No.2（Spring 1977），p.13.
[16] Weldon Thornton，“Structure and Theme in Faulkner’s Go Down，Moses，”Costerus，3（1975），pp.28-32.
[17] Wesley Morris，Friday’s Footprint：Structuralism and the Articulated Text，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9，pp.1-83.
[18] Linda Wagner-Martin，ed.，William Faulkner Six Decades of Criticism，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2，p.x.
[19] 姚乃强：《 兼容有序 聚焦文化——谈90年代福克纳研究的态势》，《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第4页。
[20] Linda Wagner-Martin，ed.，William Faulkner Six Decades of Criticism，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2，p.vii.
[21] Philip M.Weinstein，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illiam Faulkner，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p.vii.
[22] See：［1］Dieter Meindl，“Between Eliot and Atwood：Faulkner as Ecologist，”in Waldemar Zacharasiewicz（ed.）Faulkner，His Contemporaries，and His Posterity，Tubingen：Francke，1993，pp.301-308.［2］ Donald M.Kartiganer，“Teaching The Sound and the Furywith Freud，”in Stephen Hahn and Arthur F.Kinney（eds.）Approaches to Teaching Faulkner’s The Sound and the Fury，New York：MLA，1996，pp.73-78.
[23] See：［1］ Tony Fabijancic，“Reification，Dereification，Subjectivity：Towards a Marxist Reading of William Faulkner’s Poor-White Topography，”Faulkner Journal，10.1（Fall 1994），pp.75-94.［2］ Rick Wallach，“The Compson Family Finances and the Economics of Tragic Farce，”South Atlantic Review，62.1（Winter 1997），pp.79-86.
[24] Michael Kreyling，“Boundaries of Meaning，Boundaries of Mississippi，”in Robert W.Hamblin and Ann J.Abadie（eds.）Faulkn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Faulkner and Yoknapatawpha，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3，pp.14-30.
[25] Donald M.Kartiganer，“Opening Remarks，”in Robert W.Hamblin and Ann J.Abadie（eds.）Faulkn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Faulkner and Yoknapatawpha，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0，p.xix.
[26] 参见鲁迅、茅盾等《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史料·索引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27] 参见陶洁《福克纳在中国》，《中国比较文学》1991年第2期；又见唐沅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6页。
[28] 关于这篇中译，李文俊先生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考证，可参见李文俊《福克纳评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李文俊证明译者不是赵家璧后，耿纪永则又考证译者很有可能是施蛰存先生。详见耿纪永《早期福克纳研究及其在中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80页。
[29] 赵家璧：《新传统》，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第249页。
[30] 唐沅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0页。
[31] 参见李文俊《〈喧哗与骚动〉译余断想》，《读书》1985年第3期，第30页。
[32] 本文的统计数据以《复印报刊资料索引》的记载为基础。
[33] 参见姚乃强《福克纳研究的新趋向》，《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34] 高奋：《二十年来我国福克纳研究综述》，《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7期，第14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