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德意志社会主义的民族精神

一战失败后，德国的历史进入了魏玛共和国时代。这样一个德国先天不足，后天不良，始终笼罩在一片不祥的阴霾之中，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整个社会陷入一片迷惘，经济崩溃、政治动荡、思想混乱，各个阶层在心理和文化层面受到极大的冲击。德意志向何处去？成为德国众所关注的核心话题。桑巴特更是责无旁贷，他的回答是建设“德意志社会主义”。

如前所述，桑巴特始终关注精神演进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主轴作用。在他看来，此时的德意志民族在精神方面面临着严峻的现实：“经济利益在独揽霸权”，社会组织和社会平衡遭到商品经济及商业文化的强力扭曲与破坏，人类在“脱灵化”且“脱人化”，个人与自己、与他人日趋对立；信仰、道德、思想乃至文学艺术等高尚的精神文明被“撒旦”（经济利益）摧毁，陷入庸俗化和功利化，“一切实在利益：美、强、善、知、艺术、天才、出身、家风、人种等等”都“失去它们的效用”，统统变成谋财的“工具”，政治模式和政治价值也将为经济服务作为唯一的取向，数百年来德意志人借以自豪的民族精神似乎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桑巴特主张抛弃“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建立“德意志社会主义”。他所定义的“德意志社会主义”的内涵是：首先强调保持和发展优秀的德意志精神和文化，明确经济价值“以上还有更高的价值”，反对一味追求物质财富；其次，他反对经济时代以物质为中心的社会秩序，主张从法律和价值角度（精神角度）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以此整合个人与国家的互动关系；第三，桑巴特主张从德意志社会主义精神和秩序的视角来规范经济生活，其中包括由国家管理规范民众的消费，实施计划经济，强化自给自足，强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等。他希望凭借这些主张将德意志民族建设成为精神富有、物质发达的民族。

毋庸置疑，桑巴特看到了当时德国社会存在的一些弊端，他的德意志社会主义这一药方对德国的现实而言包含着一定的积极因素，有助于一战后德国经济的复苏、思想的复兴与政治的稳定。然而，囿于时代的局限性，桑巴特的这一药方存在着有害的因子，从而会导向极为危险的方向——过于强调国家、政府和领袖的权威，强调国家内部的等级秩序和国家对个人的至高无上地位，强调个人对于国家的义务而忽视个人的权利、排斥民主。在他的眼里，“国家的万能权力高超于一切个人追求之上，任何由个人促成的组织，不得与最高的国家目的相抵触”。必须指出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桑巴特的这一理论契合了当年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的需要。这大概也是他在今日德国声名低落的一个重要原因。(9)

除此之外，译者以为，桑巴特与德意志历史学派的关系亦为决定其学术地位的一大因子。在19世纪的德意志历史进程中，历史学派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可以这么说，德意志历史学派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产生、兴起及没落与同一时期德意志地区或国家的跌宕起伏进程全然合拍，似乎可以充当德意志这一阶段历史变迁的一个贴切的注释。从德国在欧洲的后发地位出发，德意志知识界对此相关的哲学、历史、社会以及经济学的思考贯穿在历史学派的各个时期，无论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还是威廉·罗雪尔，乃至韦伯、桑巴特等人，他们的学术生涯在在都体现了这一点。透过历史学派及其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把握德意志近现代历史浮沉的背景。作为晚期的一位代表人物，桑巴特在历史学派的没落过程中至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点对他的学术评价无疑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关于德意志历史学派及其与桑巴特的关系，其实可以另撰一文，本文不拟展开，只能点到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