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生前身后事——围绕桑巴特的评价

无论是在桑巴特的生前还是身后，多年以来，关于其著作的争论呈现出极端化的倾向。

桑巴特生前受到当时社会学界一些巨匠的极大尊重，其中首推滕尼斯和韦伯。当年的核心社会学期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对其著作的评论，他的一些观点在相关领域甚受重视。美国社会学学会第五十三任会长埃弗雷特·休斯（芝加哥社会学派的重要人物）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是一部辉煌的著作，“敏锐而且具有启发性地描述了经济过程，将矛盾分析推进到黑暗的潜意识深处”。

《现代资本主义》曾被其同时代的学者视为经典著作。而对桑巴特的这一重要著作，熊彼特的评述则是：该书“虚假的恢宏令专业的历史学家们感到震惊。但他们并没有从书中发现什么‘真正的研究’——所采用的资料实际上都是二手的”。尽管如此，熊彼特在指出此书的框架很粗糙的同时还是肯定了该书的艺术性。桑巴特此书中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解读有别于马克思，强调了精神的决定性地位。对此，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指出：桑巴特“吸收了马克思的主要内容，但是装进了他自己的历史唯心主义框架之中”。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对桑巴特的评价更为尖刻：“此人最善于见风使舵——1918年同情社会民主党，1933年加入纳粹，如果布尔什维克掌权，他就会变成共产党。他是著名的经济史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且自负为一个独立的人，因为他有次惹恼了威廉二世。桑巴特教授是他周围人身上所有缺点的集大成者。他只知道哗众取宠和赚钱。他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著作令人印象深刻，是一个历史主义的怪胎。”“批判桑巴特比批判其他教授要令人兴奋，因为至少这个人并不蠢笨。”

针对桑巴特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著，学者亦是众说纷纭。

道森在评价《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时认为该书是一部“敏锐、辉煌的辩证法著作，无论人们怎样评价作者的观点和结论”，称赞桑巴特一反德国学术界冷漠而繁琐的写作风格，简洁活泼又不失深刻，行文如行云流水，有时又一反常态但绝非无趣。

在总结桑巴特的《德意志社会主义》一书时，有人如此评论：该书的核心可以如此表述——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德国。只要有利于德国的强大，我们愿意牺牲一切理论和一切原则，无论是自由主义或其他什么原则。

有关《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一书的争论更为激烈，但多数评论显然是持反对立场的。

戴维·S.兰德斯认为这本书“远不值得这样重视，应该被视为伪学术著作加以抛弃”。保罗·门德斯·弗洛赫亦持同样观点：“逻辑错误如此明显，引用资料存在极大的偏见，很难理解为什么这本书不会立刻被抛弃。”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伯特·赫斯里兹在为该书的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称其为“经典”，对此，巴斯·兰德希尔回复认为：“如果说经典意味着优秀的分析和规范的表述，桑巴特的书不配这一称呼。这本书告诉了我们‘事实’是如何被塞进一个思想框架之内的。”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桑巴特一直试图寻找当时社会问题的“凶手”。在1910年前后其世界观向民族主义的转向完成以后，他将罪责归结到犹太人身上，并形成一种好人坏人的世界观：好人即为靠诚实生产谋生的人，坏人则是以可疑的方法赚钱的人。桑巴特认为，犹太人在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具有重大作用，其原因是“种族特性”，而不是该种族的社会文化特质，进而将这一问题与种族和道德问题混淆起来，并把资本主义发展问题归结到罪责的归属之上。译者以为，桑巴特在探索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已经走火入魔。他的《商人与英雄——爱国主义的思考》（1915年出版）即为明证。此书显然是一本低劣不堪的粗鄙之作，充斥了民族主义的宣传与鼓噪。桑巴特在书中将英国民族归为“商人”，德国人则为“英雄”，开宗明义便声称，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所有战争皆为信仰之战，并断言：人类可以分成商业民族和英雄民族，两者的世界观截然对立，相互争斗以博取优势地位。当乌云密布、风雨如晦之际，一个如此聪慧之人一旦中了魔障，便会迷失其方向，丧失起码的理性，走入歧途，可悲可叹！

饶有趣味的是，在谈及桑巴特的战后声誉时，不少人将其与海德格尔加以比较。二战以前，桑巴特已经声名卓著，影响巨大；海德格尔显然远不及他。但两人在道德上都存在着污点，都曾为法西斯德国效力。桑巴特晚年仍在谴责犹太人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破坏前现代的生活。海德格尔对于纳粹屠杀犹太人则终生保持缄默。至于战后两人的不同遭遇，最为恰当的解释可能就是学术氛围的变化。海德格尔以其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论述，似乎成为希腊哲学、尼采哲学和当代社会之间联系的桥梁，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尼采的代言人是其今日声名的重要缘由。而战后的西方学术界则将桑巴特观点归类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其命运便可想而知了。

在解释桑巴特战后籍籍无名的缘由时，依译者所见，有一种观点值得重视。二战以后，西方的社会学和经济学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专业化。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远：经济学很少再涉及社会学知识，对社会制度的分析不再感兴趣；社会学也将经济现象的观察还给经济学。例如，“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既有经济学意义，又有社会学意义，但在日常的经济学教科书已经鲜有见到，经济分析和社会学都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与经济影响兴味索然。更为重要的是，现在西方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应按照同一哲学原则和方法论将经济学和社会学分离开来，两者都在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卓越的进步。

对此，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这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并不意味着上述认识的恰当，也不意味着能够永续。社会学对经济关系的分析不应该被认为是肤浅的，科学技术的变革也不应该被视为经济分析的外生变量。与此同时，很多人在呼吁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交叉发展和相互结合。

综合上述评析，译者不揣冒昧提供导致桑巴特战后名声低落的几个缘由。一是亲近纳粹的立场，但这并非唯一的理由，否则难以解释海德格尔的战后命运；二是反犹立场，但这一点亦非决定性的理由，因为如韦伯等人当年对犹太人也无好评；三是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关系。我以为，正是这三者的叠加，再加上前述的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分叉，最终导致了桑巴特的身后命运。

近年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桑巴特给我们究竟留下了什么。除了关于种族、犹太人的评述以外，桑巴特的很多著作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与分析。

桑巴特始终自认为是在推动文化科学领域的发展。他所指的文化科学是广义和综合的范畴，包括大部分社会科学和一部分人文学科领域。无疑，从不同学科角度来推动文化科学的研究极为必要，因此不少人期望当今学术界应重视桑巴特对文化科学的先驱性研究。

此外，很多学者发现桑巴特关于文化、消费和奢侈的研究非常经典，因而希望努力研读并从中获取灵感。例如，学者格拉齐亚比较了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和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中关于妇女在资本主义消费中的作用，认为桑巴特的分析远为透彻和深入。柯林·坎贝尔也对桑巴特兴趣倍增，因为他发现社会科学文献对消费行为的研究十分缺乏。坎贝尔认为这一领域被划归为经济学家研究，而经济学家往往认为所有时代所有人的消费行为、消费心理并无区别，这其实是缺乏历史观的。“经典作家中只有桑巴特明确地阐述了‘娱乐—快感——奢侈（享受）复合体’，认为从本质上来说‘喜欢享受’来自纯粹感官的娱乐。当代经济学家中只有西托夫斯基在试图沿着这一路径思考下去”，坎贝尔在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如此写道。布罗代尔在其《文明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讨论了奢侈消费和资本主义出现的关系。他并不认同桑巴特的这一观点，即早期宫廷生活的贪得无厌性消费与资本主义生产增长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而穆克奇则不赞同布罗代尔的看法，她认为“桑巴特的观点非常正确，宫廷文化体系深植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中”。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也认同桑巴特的这一观点。

西方社会学界比较公允的看法是，尽管桑巴特在种族与国家方面存在着不当言论，但是他对优秀文化的特征和宏观历史发展具有极大的敏感性。今天重读其在1927年发表的论文《未来的经济生活》，一定会对他预言之精确大为震惊，尤其是其中有关亚洲资本主义将会兴起，以及稳定且有调控的资本主义和机械化、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并无多大区别的观点。

几乎众口一词的是对桑巴特著作风格的赞许。似乎所有评论他的人（无论对其成就认同与否）都非常关注其最有特色的写作风格以及大量的历史资料。有人如此评说：“如果对桑巴特的学术生涯作一评价的话，我们选择一个最常见的词：‘才华横溢’。”萧伯纳在1946年说得好：“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所有观点都可以被驳倒，世界上到处充满了艺术化石的碎片，以事实为依托的可信性不再，但形式仍旧在熠熠发光。”译者以为，此处似乎可以借用萧翁这句话来评述桑巴特，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桑巴特的著作“以事实为依托的可信性不再”(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