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马克斯·韦伯的互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凭借着经济发展为主要着力点，在短短的三十几年时间里走完了英法等国一百多年走过的路。起始于一个长期的良好教育传统，继而在俾斯麦的威权主义统治之下实现了科技、工业与国家的高度结合与有机组织，德意志帝国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令人鼓舞的快速经济飞跃以及色彩斑斓的思想、文化与艺术繁荣。德国的学术论坛上亦可谓群星灿烂，光彩夺目。其中，桑巴特固然因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探索独树一帜，而他与马克斯·韦伯之间在学术上的密切互动更可视为一段佳话。

1904年，桑巴特与韦伯相识，两人合作参与创办了《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学文献》，这一刊物当时在德国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几年以后，他们又共同发起创立了德国社会学会。由此也加深了两人的互动与争论，推动着他们学术思想的成熟与深入。

韦伯的开山之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对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一书的呼应，该书最初是以论文的形式于1904年和1905年先后两次发表在他们主办的杂志上。韦伯在这本书中进一步发挥了桑巴特关于精神因素是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动力的观点，逐渐形成他本人对新教伦理及资本主义精神的认识。之后，韦伯拓展了自身的研究转向说明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发生在东方的精神（宗教）方面的原因，尽管东方也存在着类似的物质条件。1920年，韦伯在修订关于新教伦理的论文时，还对桑巴特15年来的著作进行了认真的评述，并对照分析了犹太教和新教对资本主义的影响。在影响韦伯的同时，桑巴特本人也受到韦伯的影响，在宗教社会学领域展开了探索，系统地阐述了犹太教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韦伯关于清教教义对资本主义体系重要作用的研究，是推动我思考犹太教徒的重要性的原动力”(8)。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将资本主义精神问题称为桑巴特—韦伯问题。韦伯的长处在于提出了一种方法论，强调学术上的客观性，探讨了宗教社会学、政党与小群体社会学以及历史哲学。译者认为，仅就对资本主义形成与发展的考察而言，桑巴特的视野显得更为开阔，分析更为细致，其所涉及的视角从宗教伦理、精神因素、爱情、奢侈消费乃至战争等诸多方面对资本主义的影响，为我们展示的是一幅全方位、活生生、色彩斑斓、错综复杂的资本主义发展史。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译者花费了不少时间去搜寻相关的文献和资料，从中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在桑巴特和韦伯两人所生活的时代，究其影响与境遇来说，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其他国家，桑巴特的影响至少不在韦伯之下。然而，历史竟会如此地捉弄世人。韦伯与桑巴特的身后遭遇迥然不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位已经被送上了云端，而另一位则几乎销声匿迹、湮没无闻。谈及韦伯的身后名声，必须提到美国的社会学家帕森斯。20世纪30年代以来，帕森斯始终不遗余力地积极宣传韦伯，正是在此基础上，1964年海德堡国际社会学大会上出现了“韦伯复兴”事件。韦伯的作品从出口转为内销。由此发端，韦伯在西方国家的影响日隆。仅就译者在查阅一些国内与国外（尤其是德国！）工具书时便可以发现，有关两人的条目呈现出巨大的落差：对韦伯大事铺陈，不吝赞美之词；有关桑巴特则寥寥数语，且往往语焉不详。后人在处理历史及前人时如此任性，委实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