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探究
综观桑巴特一生，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探究像一根红线始终贯穿在其学术生涯之中。
早期的桑巴特深受马克思学说的影响。在搜索桑巴特的学术历程时，译者注意到，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不久，他就在德国历史学派的刊物《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上发表了《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一文。恩格斯对此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称其“写了一篇评价第三卷的好文章”，并表示“桑巴特的文章相当好”，第一次“对于马克思体系的轮廓，做了大体上成功的描述”。(2)此后一段时间里，桑巴特写出了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章。英国两位经济学家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述使我们对桑巴特的认识陡然生动起来。首先是杰弗里·M.霍奇逊，“在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桑巴特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论文销售量超过了2.4万份”，大大超过李卜克内西、伯恩斯坦等著名社会主义者的作品在俄国的销售量。(3)还有一位即是读者诸君极为熟悉的哈耶克，他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这样写道：“如果马克思原理深入到德国人的思想中的程序是俄国革命以前其他任何国家前所未有的话，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桑巴特”(4)。1928年，桑巴特本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第三卷的序言中描述了他和马克思的关系：“本书不过是马克思著作的一个续篇，在某种意义上是他的著作的完成。……凡我著作中稍微好一点的东西，都是受了马克思的精神之赐。”
在桑巴特的学术成果中，有关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的研究影响甚广，而令他声名鹊起的当属1896年出版的《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1905年发行第五版时书名改为《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此书当年曾连续发行十余版，被译成23国文字，数十年里盛销不衰。1906年出版的《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一书至今影响仍在，开了“美国例外论”问题探讨的先河。“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因而也被称为“桑巴特之问”。1934年桑巴特又出版了《德意志的社会主义》一书。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者历史学家，桑巴特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当然也收获了更多的成果，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成为他的研究与分析的中心内容。译者借此机会将桑巴特有关资本主义的研究成果罗列如下。1902年出版《现代资本主义——从始至今的全欧经济生活历史体系的表述》，1903年出版《19世纪的德国经济》，1911年出版《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1913年出版《资本主义的精华》《奢侈与资本主义》《战争与资本主义》。1916年，桑巴特推出《现代资本主义》第二版，对第一版的资料和内容进行了大量调整与补充，1928年又出版了第三版。1930年出版了《三种国民经济学》，1934年出版了《社会学》，1938年出版了《论人类》和《世界观、科学与经济》。在桑巴特的学术生涯中产出了20多部著作，其中不少已经成为经典。由此可以看出，桑巴特不仅视野开阔、目光敏锐，而且异常勤奋，是一位多产的学者。
现在呈现在诸位读者面前的这本《战争与资本主义》一书，与《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奢侈与资本主义》一起形成姐妹篇，是桑巴特对《现代资本主义》相关内容的展开论述，体现了作者在观察与思考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力量时的心得与体悟。黄仁宇在其书《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称，《现代资本主义》这本“爆炸性的著作”将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引进学术界”。(5)国内亦有评论介绍，桑巴特是第一位将资本主义作为专有名词推广于世的学者，也是第一位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6) 美国的学者丹尼尔·贝尔也认为，“最先设法把资本主义转变列为某种不同质的社会阶段的作者——事实上最先把资本主义列为经济史和分析中心内容的——是德国的经济史专家维尔纳·桑巴特”(7)。
1902年，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首次提出，资本主义的生成必然“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生活目的和生活方式”，因而必定会遭到传统文化和习惯的抵抗，尤其是对欧洲以外的广大地区来说会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但在西方，“由欧洲精神的深处发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精神”却最终突破了这道障碍。在这本书中桑巴特第一次阐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首先是企业家精神，表现为征服与营利，此为资本主义的动力因素；其次是市民精神，表现为合理的经营方式或态度，其中，“勤勉、节制、俭约、经济和守约”的道德品质尤为重要。这些资本主义精神是如何出现的？1903年，桑巴特在其《19世纪的德国经济》一书中如此写道，西方资本主义精神起源于生活在欧洲的犹太人的影响，而犹太人的资本主义精神则部分地出于犹太教中对内对外道德的双重性以及律己主义、理性主义因素，部分地由于犹太人在欧洲社会的边缘地位所造成。就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而言，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第三卷的序言中这样述及与马克思的分歧：“予自身以一种适当形态并因此创造经济组织的人是精神——这是本书的根本思想。”因此，桑巴特研究资本主义的视角不同于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而是从精神的视角观察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结合现实来考察精神因素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逐渐导致与马克思主义的决裂：“我对这个天才通常是站在一种原则的对抗上，……我虽严格否认他的世界观，因此也严格否认现在总括或评价为‘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