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审美悲情与审美救赎

一 “颓废美学”与审美悲情

谈及审美现代性思想，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另外一个人——波德莱尔及其“颓废美学”。一般认为，在美学意义上的现代性，作为一种明确的意识始于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在瞬息万变的碎片般的现代生活和现代性当中欣喜若狂，同时发现美和丑，他是现代生活狂野的追随者以及欢迎者。不容置疑，除了时髦生活的景观以外，波德莱尔还在现代都市中目睹了成千上万的游手好闲者、罪犯、妓女、神经紧张者和孤独的人群。也就是说，波德莱尔俯瞰大都市浪荡的全景，不仅看到任何时代都不具备的美，也目睹了任何时代都无法企及的丑。诗人带着冒险精神，深入现代性的腹地，去采撷惊艳、美丽的花朵，不免惊醒无法预期的邪恶之神。这种极端对立的美学效果在《恶之花》中，达到了顶峰。也许，情况比他所预料的更为极端：上帝和撒旦同在、邪恶与神圣并存、福祉和忧伤联姻、罪恶与荣耀休戚与共……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中审美的同时，也在审丑，诗人不得不发出“现代的忧郁”这样的慨叹。这是现代性的悖论。

这些与“美”同在的“丑”令诗人略感不适。在波德莱尔的眼中，某种意义上，这是现代性独有的“颓废”，或称为“导向世界末日的趋势”。尽管如卡林内斯库所言，波德莱尔有时公开拒绝“颓废”这个词以及“颓废”这个概念，但经常发生的事是，他会说一些赞同“颓废”的话。青年波德莱尔在写作《1846年的沙龙》时，曾用“颓废”一词形容维克多·雨果。布尔热认为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思想就是一种“颓废的理论”[42]。

颓废必然与个人主义相关，而颓废风格是一种美学个人主义自我表达、自我讲述、自言自语、自我感动的表现风格，它指向的是摒除等级、统一、专制等森严的管理。波德莱尔的现代性阐释本身带有对中产阶级平庸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的不满，但“他又怀旧式地描绘出一种贵族专政式过去的消逝，并为现今粗俗的、物质主义的中产阶级的入侵感到悲哀”[43]。波德莱尔审美现代性思想的要旨就在于以个性化的审美姿态对抗中产阶级的平凡和庸常，以变化和短暂的当下性消解传统的一成不变，以艺术的创造性回应现实的官方文化（在波德莱尔眼中表现为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如此一来，波德莱尔在抵制传统的专制与强压的现代性与颓废之间建立起直接并紧密的关联。这就容易理解，他对一切随着现代而来的“新”事物总是欣喜若狂，但是在诸多“新”背后，其真正领略的却是压抑、窒息和绝望。他的“新”是绝望的“新”，他的欣喜是无奈的欣喜。我们不妨将其称为“颓废的美学”，或言“颓废的审美主义”。

然而，西美尔则表现为更为绝望的悲情。对于变动不居的现代世界，他这位冷静的观察者和审视者，了悟其间的一切。

在现代社会中，以技术优势为代表的实用理性精神成为日常生活的主导力量，现代生活被扯裂成一块块的碎片，个体也随之碎片化。很自然的，个体为了逃避生活的纷乱与复杂，以及对超越现实动荡的追求，必然对艺术品产生热切的审美渴望。人们希望在艺术观念中寻找到对破碎、零乱又痛苦不堪的现实生活的一种解脱。然而，这种审美的渴求在西美尔看来，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现代艺术以及艺术品本身也已经被实用理性和现实生活的碎片化大量侵蚀，本雅明所言现代社会艺术作品的技术复制品大量涌现，就很能说明问题。可见，西美尔的悲情意识一方面来自他的个人性情和学术经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现代性根本困境所在。

主观文化为客观文化所侵凌（最终可以还原为现代性的基本矛盾和困境），个体成为精神上最不幸的人，人们终于被遗忘在通往目的的桥梁上，迷失在自己编织的牢笼中，这是现代性的悲剧和遗憾。因此，西美尔不无遗憾地说：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种艺术热情的高涨不会持续很久。人类超验的冲动在对任何终极事物缄默不语的科学面前、在忽略精神内在的自我完善的社会——公益活动面前遭到了幻灭，它必须为自身在审美活动中寻找一个出口，但人们很快会得知，这个领域同样有其局限性。[44]

西美尔对现代文化的解读表现出一抹浓厚的悲情色彩。他对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生命与形式的永恒冲突的解读是以悲观形而上学为基调的，以此描述了现代人生命和体验碎片化的必然结果。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流露出这样的焦虑：“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无价值和令人失望的事（作为日常生活里单个的事件它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甚或那些具有幽默性的事件，都呈现出一种悲剧般的、深深令人不安的特性，这是当我们意识到它们惊人地四散弥漫、日复一日无从避免，以及它们所影响的不是某一天而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的时候，才认识到的。”[45]

可以看出，西美尔采取的是审美的悲观哲学立场，这是一种透彻之后的澄明。

在这一点上，西美尔与其心仪的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心灵是相通的。因为，对现代性的困境以及文化悲剧有着通透的了悟，且这些困境与悲剧又是无可避免的，了悟的幸与了悟的不幸，决定了西美尔以形而上的悲情对生命的终极意义自我解释和自我放逐。

二 “铁笼”理论与审美救赎

但悲情的形而上思考，并没有淹没哲学家对生命意义深层次的探寻。就西美尔的整个“文化冲突论”而言，其闪光的地方在于从现代性本身寻找解决之道，以正在孤立并不断消亡但仍具有坚决的否定、批判和颠覆力量的主观文化/生命冲动去挑战逐渐侵蚀整个现代社会的客观文化（物质文化）/形式。以感性颠覆理性、以内省对抗技术和货币的统治、对现代危机予以合理化认识和扭转，以审美重新唤起对个体存在的快乐和幸福的感受，为现代生存的危机和意义的丧失提供某种精神上的慰藉和舒缓，倡导现代人以内心体验和精神力量抵制外部世界科层化对人的侵略，以艺术和审美的方式对深陷现代囹圄中的现代个体予以审美观照和救赎，提供某种精神导向，指引人们重返寻找失去的精神家园。

在这一问题上，西美尔与韦伯显然分享了同一话题。韦伯著名的“铁笼”理论值得我们重新回顾。

韦伯通过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发现，现代化进程之所以在西方世界出现，这与清教伦理的关系密切。他曾作过这样值得思考的疑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不能在中国和印度产生同样的结果呢？为什么那里科学、艺术、政治或经济的发展没有进入西方所特有的合理化轨道呢？在上述所有情况中，中心问题就是西方文化特有的和独具的合理主义。”[46]韦伯谈及的“合理主义”可以理解为现代性中的理性主义。在他看来，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是建立在清教的禁欲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双重引导下的，前者提倡社会节俭风尚和伦理规范，后者突出行为的理性成分与思考观念。就如哈贝马斯指出的，韦伯描绘的不仅是西方文化的世俗化进程，更是从理性化的角度，特别地揭示了西方社会的发展状况[47]。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社会和理性的全面发展，但启蒙运动的发展也引发了社会的异化和工具理性的横行。其结果是可以预料的，一方面是现代社会高度发展的理性化和科层化，工具理性对现代日常生活的广泛渗透；另一方面却是现代人日益步入无法挣脱的“铁笼”，成为没有灵魂、没有心肝、没有个性、没有自我的社会存在物。

韦伯在强调现代性中的工具理性方面潜藏的危机和困境时，提出了著名的“铁笼”理论。

现代社会，伴随宗教衰落、社会制度的科层化而来，是规范、伦理压制个体自由舒展，现代生活日趋世俗化、去魅，工具理性对整个社会实现全面征服。面对这种情况，文化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审美、艺术的自主性空前高涨，逐渐脱离了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束缚，成为一股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某种世俗的“救赎”力量，可以将人们从认知和道德活动的理性主义的压抑（“铁笼”）中解放出来。于是，便有了他那段著名的论说：

生活的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发展改变了这一境遇。因为在这些状况下，艺术变成了一个越来越自觉把握的有独立价值的世界，而这些价值本身就是存在的。无论如何，艺术都承担了一种世俗救赎的功能。它提供了一种从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中解脱出来救赎，尤其是从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那不断增长的压力当中解脱出来的救赎力量。[48]

韦伯认为，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对人们生存境遇的压迫，形成牢固的控制，此时，生存意义成为重要的现代问题。而艺术活动和审美需求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活动，为人们摆脱“铁笼”式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文化，尤其是审美，成为一种有效的对抗理性主义强压的手段之一。同时，这种审美的精神活动本身也显示了现代性的另外一个方面。韦伯所提供的关于审美的世俗救赎之途的理论探讨，在极大程度上缓解了现代性进程必然带来的焦虑和阵痛，将主体从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牢笼”中解救出来，获得审美解放。这便是审美取代宗教而承担的世俗的“救赎”功能。

韦伯的“牢笼”理论被西美尔在现代性思想中明确为审美的救赎力量。在西美尔的美学视野中，审美现代性在现代性内部对启蒙/社会现代性形成张力，目的是通过审美力量对日趋科层化的现代社会实现救赎。审美的感性通过对工具理性所支配的日常生活的解脱，同时也对现代人生存的意义给以解答。追求审美生存的可能性，呈现了现代人获得审美现代性“救赎”的种种可能。因此，现代个体的异化、现代文化的困境必须通过审美——艺术的方式获得解放，摒弃理性主义对主体意识的侵蚀。

加拿大学者泰勒在对西方现代自我表达的观念史的厘清过程中，一语中的地指出，审美“有一种从垂死的、惯例的、工具化的文明的常规形式中使经验回复的广泛的热望”[49]。审美现代性对工具理性强制的颠覆，亦即抗拒那种忽略事物的自身标准，一切都要按效益或者代价——利益的分析模式来决定，将人的一切行为纳入最小投入但最大产出的刻板公式之中的工具理性[50]。审美体验协助主体远离乏味、刻板、庸常、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缓解人们面对的科层式生活的强压，舒展日益封闭的情感需求，扩充想象自由的伸展空间，对被认知——工具理性和道德——实践理性所“异化”的精神层面，进行修复和救赎。

人作为一种“天生的越境者”，生命价值存在于不断地自我超越。审美救赎便是现代人突破精神生命极限，坚持内心独立和精神释放的最好途径。审美——艺术作为现代生存的依据而存在，在现世社会发挥功效。西美尔的审美救赎方案解答了“审美现代性何以可能”这样的哲学困境的问题，也为现代人从人类困境中解救出来提供了可能。

西美尔对现代性的研究，带有强烈的审美维度。他认为现实世界只是诸多可能的世界中的一个。“这种深刻的审美主义乃是西美尔的方法和悲剧性世界观的重要成分，他通过考察某一社会维度与其他维度的关系来揭示整个社会的种种维度”[51]。也就是说，西美尔是通过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考察，来透视普遍的人类生存状况与前景。或言，西美尔试图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抽离出一个剔除了诸多历史因素的社会关系之网，如同将盘根错节的社会网络从现实中凸显出来，在现代之网的经纬之间，考察现代性的深刻意义。因此，西美尔对现代文化的问题意识是具有普遍的现代性意义的，甚至是普遍的人性意义，是对整个人类生命价值的还原和解读。正如学者刘小枫所说：“现代性中日渐加剧的生命本身的碎片化，并非是人的伊甸园面目的历史扭曲，而不过是人的生存在体性悲剧的历史片断。”[52]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又超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其思想回响于整个世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