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现代性思想之起点：“货币哲学”
每一个成熟的理论家往往都有一种或几种独属于自己的成熟的学科范畴作为理论基点，来支撑他的理论体系。而这些成熟的学科范畴就像是独属理论家的个人印记一样，令人印象深刻并不可复制。正如商品、剩余价值之于马克思、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于韦伯，而“货币哲学”则是独属于西美尔的个人印记。
问世于20世纪第一个年头的《货币哲学》，是西美尔少数几部严格意义上的体例完整的学术专著之一[53]，为他赢得了自20世纪初以来的盛名。1900年，在西方思想界是不平静的一年。这一年中，有三本探讨现代社会和现代精神的著作相继问世，它们分别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第一卷以及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三者都不约而同地对现代世界倍感关注，它们分别为现代社会的理解提供了三条完全不同的路径：梦/潜意识、逻辑和金钱（或言“货币”）。
事实上，早在《货币哲学》发表前的1889年，西美尔已经写就了论文《货币心理学》，后来著称于世的《货币哲学》将此文中的许多观点予以发展。从1896年到1899年间，西美尔陆续完成了《货币哲学》的主要部分。之所以放弃了“货币心理学”的称呼，是因为西美尔试图构建一种有别于经济学或是社会学的货币哲学。《货币哲学》延续了西美尔一贯的文风，全书没有一个注释，似小品文文集，从现代生活的琐碎细节入手，寻找现代生活碎片背后蕴含的深刻含义。其内容庞杂，涉及面极广（包括社会、经济、心理、宗教等若干层面），却并无支离破碎的感觉，堪称西美尔著述中体大精深之作。
《货币哲学》分为“分析卷”和“综合卷”，按照西美尔自己的说法，“本书的第一部分将从那些承载货币之存在实质和意义的条件出发阐释货币”，第二部分“则反之从货币的影响说明一般生活的本质与构造”[54]，综合考察货币对整个人类生活的影响，从而建立起西美尔式独特的世界图景（Weltbild），也就是从生命的个别现象中寻找生命整体意义的可能性。
《货币哲学》的发表引起的巨大波澜，远远不小于同时代的其他经典著作，它所引发的追捧和质疑都显示了众人对它极大的热情。无论追捧还是质疑，有一点人们是达成共识的，即认为此书提供了一种关于货币——文化异常精辟的学说。在此之前，未曾有人对货币现象作如此透彻的文化现代性解读，西美尔在这方面是第一人。
然而，它的到来同时给学术界带来不小的迷惑和震撼[55]。迷惑源于这部作品在彼时已渐显严格的学术分类面前遭遇挑战，学界不知应如何定位这本大部头的专著，是经济学的、社会学的，还是哲学的呢？因此，有学者折中地认为，该书在方法上是形而上学的，在内容上是经济学的，而在人与人的关系框架上则是社会学的[56]。如西美尔研究专家、英国学者弗里斯比所言：“它不仅从社会学角度关注货币经济对社会及文化生活产生的作用，而且显出建立一套文化哲学、乃至生命形而上学的努力。《货币哲学》的立意并非那么单一，这也许是其同时代人难以全面理解这部书的原因。”[57]这就牵连第二个问题，它引起了不同程度的震撼。不可避免的，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韦伯的《经济与社会》同是那个时代乃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有关现代经济最经典的论著[58]。相较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批判和韦伯对现代经济制度的分析，西美尔显然更关注货币制度对现代社会、文化生活，最重要的是它对现代个体心性、生命体验的影响。故此，《货币哲学》是对现代生活总体把握的体现，是一种哲学—文化学说，可以看作关于“一个时代的哲学”。当然，作为基调，书中难免有西美尔一贯的“形而上的悲情”。《货币哲学》是西美尔对一切现代文化认识的基础，几乎涉及其所有审美现代性思想的层面，也是其现代性思想的审美起点。
一般认为，“货币哲学”和“大都会精神”是西美尔现代性思想的两个基本侧面。这两个侧面交错纠缠，构成现代生活的复杂网络。但是，两者的意义并不完全等同。西美尔特别指出：“大都市的生活是现代性的关节点，而成熟的货币经济则是现代性在整个社会的扩散的根源。”[59]故此，“结合在一起，两者分别标志着现代性的强度和广度”[60]。显然，作为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的根基——货币和货币文化的研究，是透视西美尔整个现代性思想的一个突破口。要研究西美尔的现代性思想，特别是审美现代性思想，首先应该考察其思想根基——“货币哲学”。
有人说，西美尔是敏感的。他“在金钱上闻到了现代性的气味”[61]。在他看来，货币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事件和文化现象。“是从经济生活的形式中发散出来的东西广泛影响了该时期整个心理与文化状态”。[62]阿特曼的总结是，货币经济“处理了货币之前和之后的经济面；作者谈及的是金钱，但通过金钱，它让我们看到的是人和生活”[63]西美尔将货币看作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的立足点，探讨现代性的切入点。在他那里，对成熟货币经济后果的思考，代表了他的现代性分析的核心，同时也是理解大都会中现代个体的审美体验和心性结构的基础。
在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中，现代社会中货币已经从简单的“一般等价物”转身变作一切社会关系的“中介”，甚至成为衡量各种事物价值的标准，它在最大限度上促成个体向平均化和个性化两个极端的向度发展，引起了现代人宁愿牺牲梦想和内心平静不顾一切地狂热追捧，金钱成为现代社会的真神。货币在现代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进一步影响了现代人的生存和思考方式。现代人并没有因为货币经济的成熟而获得释放和快慰，相反，他们表现出任何时代都无可比拟的焦虑与困惑。因此，我们可以从现代社会之“上帝”、金钱与现代个体体验以及审美意义这三个方面解读西美尔的“货币哲学”。
一 金钱：现代社会之“上帝”
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当使用价值和价值合二为一并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产生以后，这种特殊的商品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西美尔认为货币在现代社会中，成为最为中立、最为透明也最有权威的媒介，一切事物都要在货币这种中介中得以过滤：
再也没有什么像货币一样更明确象征世界动态特征的突出标记了。货币的意义在于它会被花掉。当货币静止不动时，根据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它就不再是货币了。或许货币处于暂时静止状态的作用就在于期望它再一次动起来。货币不是别的，就是某一运动的载体，任何在这一运动中静止不变的其他东西都被彻底消灭掉了。货币就像是一个“纯然的行动”（actus purus）。[64]
货币本身的双重性，可以解释货币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力量集聚的文化发展趋势与价值的货币形式有着许多直接和间接的联系。货币对文化过程的其他部分提供的所有隐含的意义都来自于它的本质功能——为事物的经济价值提供最简明的可能表达形式和最凝缩的符号形式。”[65]货币是所有经济活动的中心，“货币作为可触及的部分是外在现实世界中最短暂的事物；然而，就其内容而言，它又是最稳定的，它处于世界所有其他现象之间的中立点和平衡点”[66]。
西美尔解释货币作为纯然的交换中介所具有的最根本的特性，在于“化质为量”。货币本身具有非人格性、无色彩性，但在现代社会中一切事物的独特意义，随着与货币发生关系也消失殆尽。这种化独特为一般、化个性为普遍的货币功能，使整个社会的客观文化（物的文化）比主观文化（个体文化）更具有优势的力量。个性品质难以相容的客观文化在整个社会蔓延，形成普遍的逻辑，货币自身“无性格的性格”影响到所有其他事物，包括运用货币并被货币原则所操控的现代人本身，结果是客观世界整体贬值。
在西美尔看来，当货币可以支付越来越多的东西，当一切都可以用货币来交换时，货币本身的意义也就贬值了。他惊呼“金钱是‘低俗’的，因为它是一切的等价物，任何东西的等价物。只有个别的才是高贵的……当千差万别的因素都一样能兑换成金钱，事物最特有的价值就受到了损害”[67]。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人类情感都化约为一系列单纯的数字，社会关系与情感体验只能被简单度量。
西美尔通过对货币哲学的演绎，洞悉了现代个体从传统的依附关系，走向了广阔的自由空间，而其中，货币功不可没。用他的话来说：
现代文化之流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奔涌：一方面，通过在同样条件将最遥不可及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趋向于夷平、平均化、产生包容性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另一方面，却倾向于强调最个体性的东西，趋向于人的独立性和他们发展的自主性。货币经济同时支撑两个不同的方向，它一方面使一种非常一般性的、到处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联系媒介和理解手段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能够为个性留有最大程度的余地，使个体化和自由成为可能。[68]
货币使得劳动分工成为可能，它把各种社会劳动结合成一个整体，一方面为人格独立和自由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现代生活个体的非人格化。
在吉登斯的社会学视野中，货币是一种重要的“脱域”机制[69]，即货币这种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域出来”。如西美尔所言，货币将彼此隔绝的人和物之间的距离无限扩大。
货币的距离化作用使有钱的人和他的金钱财富彼此相隔遥远独立生存，以至于双方都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遵照自身的规则各行其是，比财产所有者与财产之间还具有直接的相互关系时达到的程度更大，比每一桩经济管理还都是一项个人事情时程度更大，比每一次个人发展方向或地位的改变同时还意味着相应的经济利益的变化时程度更大。[70]
西美尔还专门举过这样一个例子说明问题：某个德国资本家和同时在德国的某个工人本无任何瓜葛，但却有可能实际性地卷入同一桩西班牙的内阁人事变动，涉足非洲金矿的利润问题，甚至是一次南美洲革命的结果，这一切的可能都是通过货币的手段才得以实现。可见，货币的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存在本身。事实上，货币对现代性的影响在于人们传统的全面性的生活的失去，人们依赖且只能依赖货币而存在，货币成为现代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纽带。
相应的结果是，追求货币成为现代人最终的生活目标之一。如果说，前现代社会中个体的人生目标是一个恒定的、形而上的生活目标和意义，比如对“上帝”的虔诚的话语，那么在现代社会，对金钱的追求、持续不断的获取便是主宰现代人生活的最直接也是最终极的目标。对金钱的渴望成为现代人持续不断的精神状态。
金钱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它超越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它成为一个中心，在这一中心处，彼此尖锐对立、遥远陌生的事物找到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并相互接触。所以，事实上也是货币导致了那种对具体事物的超越，使我们相信金钱的全能，就如同信赖一条最高原则的全能，那就是：在任何时候它都能为我们提供这种具体的、较低的东西，仿佛它能将自身转换成这种东西。[71]
当外部世界的日常生活由越来越多非个人的以及取代了真正个性色彩和独一无二性的东西所构成时，人们为了保存他最个人性的东西，就要最强烈地呼唤独特性；为了仍然可以保持对自我的意识，人们不得不夸大个人因素成分。这与货币成为现代社会个体生命中不受任何限制的目标这一状况是不谋而合的。货币给现代人的生活带来持续不断的刺激和惊喜，“给现代生活装上了一个无法停转的轮子，它使生活这架机器成为一部‘永动机’，由此就产生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72]。但个体神经被持续刺激到一定程度之后，便会失去应有的反应，直到最终失去对所有事物的任何反应，现代个体无法感知不同事物间意义和价值的差别，货币对生存方式的塑造使现代人的生存成为一种毫无激情的体验，但“对重要性关注和能量的花费在量上达到它们的限度，人们就会去捕捉质上的差异，利用对差异的敏感来吸引社会的注意。最后，人们被引诱采用最具有特性的怪异，即都市中夸张的癖性、反复无常和矫揉造作”[73]。本该多彩的生活被货币扭曲了形状。
货币通过掌控人的追逐心理从而控制了所有的社会关系，把人都变成精于算计的理性动物；货币使社会高速运转起来，使人们对金钱的追求成为人生的目标；货币经济再一次将个体普遍利益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与个体自由、个性化保留的可能性统一在了一起。我们对现代特征的概括是：“货币制度能够使人的客观经济活动同他的个人色彩、他真正的自我出现一种更明确的分离，现在这个自我能够完全退出那些关系，并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自己最深邃内在的层面。”[74]现代都市人因为货币的介入而关系紧张。路易·沃斯认为金钱关系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掠夺关系[75]。货币作为一种“大象无形”具有无处不在的统摄力量。
在现代社会中，“从货币的汪洋大海流出的东西也不再带有流入的东西的特点”[76]。货币夷平了所有事物的特殊性，自身却空无一物，不是因为所有东西都有价值，而是因为除了钱，别的都毫无价值。这样一来，金钱就变得特别“纯净”，不仅自身很透明，还可以把一切东西都清洗干净，只剩下叫作“价格”的东西。“它挖空了事物的核心，挖空了事物的特性、特有的价值和特点，毫无挽回的余地。事物都以相同的比重在滚滚向前的货币洪流中漂流，全都处于同一个水平，仅仅是一个个的大小不同。”[77]生命的终极意义和文化的多样性在货币面前黯然失色，诗意无存。如西美尔所说，现代货币制度是再也容不下一个尼采，甚至一个歌德的。诗情画意成为明日黄花，整个社会沦为毫无深度的祛魅世界。经济活动导致人们心理重心的偏移，引起物质与精神的倒置，这一切都加深了社会的世俗化进程。
现代精神中的神性品质的消退，人们更少地在宗教中寻找满足，货币充当了现代社会的宗教。西美尔认为以金钱为重心的生活方式产生的生命感觉和以上帝为重心的生活方式产生的生命感觉在形而上有相似之处：信仰上帝的观念超越了所有相对的事物，是终极性的抽象概念。“以上帝之名”，生活的矛盾得以统一，生命中所有不可调和之物得以和谐。同样，货币也超越了所有的具体事物，可以调和生活中的一切矛盾，人们相信金钱万能就如同信赖上帝的全能。
货币成为绝对相等的表现形式和一切价值的等价物，就这一点来说，相对于事物广泛的多样性，货币上升到了一种抽象的高度；它成为一个中心，那些最为对立者、最为相异者和最为疏远者都在货币这里找到了它们的公约数，并且相互发生联系接触。因此，货币事实上提供了一种凌驾于特殊性高高在上的地位，以及对其无所不能的信心，这就好比我们对某种最高原理的全能性所持的信心一样，我们相信这个最高原理在任何时刻都赋予我们以独特性和存在的基础，也相信它能够把自身转化为这些独特性和基础。[78]
货币成为现代生活的语法形式。从货币的文化意义入手，西美尔得出了与韦伯相似的结论：“大多数的现代人在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必须把赚钱当做首要的追求目标，由此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认为生活中的所有幸福和所有最终满足，都与拥有一定数量的金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内心中，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79]
被转化为货币价格的其他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气质和韵味，退居于人们意识的最底层，生命中终极目的最终被手段无情遮蔽。难怪西美尔不无遗憾地说“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他不无伤感：
现代，尤其看起来是在最近的阶段，浸透着焦虑、期望和没有消除的渴望的感觉，好像最重要的、终极性的事情要来了，那就是生活和事物的真正意义与中心点。这当然是手段剧增在感觉上带来的结果，我们复杂的生活技术迫使我们在手段之上建筑手段，直至手段应该服务的真正目标不断地退到意识的地平线上，并最终沉入地平线下。在这个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金钱。[80]
货币对现代个体的塑造，在本质上表现为货币由手段变为目的。货币从“绝对手段”向“绝对目标”的转换，引起了现代人及其心性结构巨大的变化。无论如何货币只是手段，价值才是现代生活的终极意义，而现代人竟舍本逐末地对手段眷恋不已，使生活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目标不见了。西美尔忧郁地宣称：“一旦生活只关注金钱，这种手段就变得没有用处和不能令人满意——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81]货币这个世俗之神本身并不具有价值，但它对世界上的一切都平均化，实行管制，这既无法显现各种事物的多样性和特有的价值，而且极大地损害了事物的特性。呈现多样性的现实将所有价值希望都寄托于货币这个空洞的世俗之神身上，最终的空虚就无从避免了，注定引起现代个体生命感觉的萎缩凋零。
人铸造了金钱，金钱也曾经使“平等”和“自由”离我们那样近在咫尺，以至于人们以为只有“平等”或“自由”的生活理念才是值得追求的幸福，但西美尔在一个世纪前就预言，正如人的生命不可能从金钱中获得目的和意义，也许“平等”和“自由”都是金钱式的幸福罢了，当我们把它们真正握在手中时，才发现这是金钱蓄意制造的人的厄运和不幸——这一切不过是悲剧的又一次上演，生命的钟摆还是如常，在幸福与灾难、欢欣和痛苦之间摆动。[82]
货币在现代生活中，成为所有社会关系的中心，它极大地扩展了人类行动的范围，将以前不可能发生联系的事物联系起来，它可以克服空间距离，可以逾越现实障碍，可以增强事物的可能性。作为纯粹功能性的工具，货币畅通无阻、无孔不入、无所不能的特征加速了现代性的进程。“像所有伟大的历史力量一样，货币经济好比神话中的矛，自己可以治愈自己刺下的创伤。”[83]
二 金钱与现代个体体验
货币，客观至极的中介，在世界和个体内心架了一座桥梁，“货币哲学”无关货币的起源、功效和机制，而是对普遍的现代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始终没有脱离对现代社会中日益孤立和疏离的个体及其情感体验这条主线。严格地讲，令西美尔感兴趣的是货币对现代个体内心世界、个体的生命力以及他们命运之间的影响，即“历史的维度被人类情感现象所取代”[84]。
他曾言道：
由于货币经济的原因，这些对象的品质不再受到心理上的重视，货币经济始终要求人们依据货币价值对这些对象进行估价，最终让货币价值作为唯一有效的价值出现，人们越来越迅速地同事物中那些经济上无法表达的特别意义擦肩而过。对此的报应似乎就是产生了那些沉闷的、十分现代的感受：生活的核心和意义总是一再从我们手边滑落；我们越来越少获得确定无疑的满足，所有的操劳最终毫无价值可言。……我们的时代正在接近这种状态，而与此相关的现象是：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对纯粹计算多少的兴趣正在压倒品质的价值，尽管最终只有后者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85]
货币对现代生活的巨大影响，使得西美尔对现代个体的生存境遇，尤其是敏感的神经体验深感忧虑。
成熟的货币经济给予个体空间上以最大的自由，却并没有引起心灵上的释放和快慰。西美尔的货币论一方面观照货币成为现代生活主宰和现代文化象征之后现代文化将呈现什么样的形态特征；另一方面，还要揭示通过货币的规定性和广泛影响，现代个体生命感觉在社会文化变迁中呈现何种嬗变以及如何呈现。货币、货币经济无疑是一种重要的生命形式。
表面上，（拥有金钱的人）争取到了做任何事情的自由——因为自由在此处是单纯负面性的——但事实上他却没有任何方向性，没有任何确定的内容。这种自由的状态助长了空虚感和漂浮感，使得人们毫无抵抗力地放纵在一时兴起的、诱人的冲动中。我们可以将这样的自由与没有安全感的人相比较，他弃绝了上帝后重新获得的“自由”只为他提供了从一切短暂易逝的价值中创造偶像崇拜物的机会。商人整日为生意忧心忡忡，迫切希望无论如何要把货物出手，他遭遇的是和弃绝上帝的人同样的命运。但最终，金钱到手真正“自由”之后，他却常常体会到食利者那种典型的厌倦无聊、生活毫无目的、内心烦躁不安，这种感受驱使商人以极端反常、自相矛盾的方式竭力使自己忙碌起来，目的是为“自由”填充一种实质性的内容。……他们用金钱换取了个体自我中具有积极含义的内容，而金钱却无法提供积极的内容。……因为货币所能提供的自由只是一种潜在的、形式化的、消极的自由，牺牲掉生活的积极内容来换取金钱暗示着出卖个人价值——除非其他价值立即填补上它们空缺后的位置。[86]
谈及“自由”，想必没有比这个概念更基本也更混乱的了吧。在日常用语中，“自由”指不受限制和障碍。说一个人是自由的，即指他/她的行动和选择不受限制和障碍[87]。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塞亚·伯林就此区分了两种自由的概念：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前者意味着主体的自我控制和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后者则是一个不受外部因素干涉的私人领域[88]。西美尔的话解释了为什么现代人的活动范围明显比以前空前扩展了，但是仍然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和享受自由。所以与其说人掌握了货币，不如说货币在操控着人。现代社会不可能存在与货币无关、不受货币经济影响的自由，实在是一种“不自由的自由”！
货币在现代社会就像神话中的“万能的钥匙”，人们一旦拥有它，便可能获得所有的快乐，甚至拥有整个世界。这样，货币变成了不受限制的目标，人们便对货币毫无节制随时随地都热情渴望地追求。
货币的这一深刻影响会给人们的心理感受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最为直接的心理反应是“麻木不仁”（blasiertheit）。“什么东西有价值”的问题越来越被“值多少钱”所代替。人们的生活以货币为轴心旋转，以致人们常常忽略了：“经济活动的对象还有不能用金钱来体现的方面。人们甚至太轻易地就相信，能够在货币价值的形式中找到这些对象确切的、完整的等价物。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令人疑虑的特征、不安与不满的深刻根源。”[89]人们追求金钱，同时必然放弃原有的诸多情感和执着，最终在对金钱的占有中失去了一切有意义的东西，所有努力变得毫无价值。于是，那些沉闷的、孤寂的、空虚的、无聊的、怅然若失的现代的感受不断向我们袭来。
西美尔认为，货币本身并没有性格，就因为如此，货币才可以充当纯粹的交换介质与所有事物进行交易，流动渗透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和各个角落。货币的存在引发了交换的普遍化、全面化，这种无性格的东西就像一个公分母介入了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之间，即使最有个性的东西也可以通过货币这种最没有个性的东西来换取。“货币使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得到平衡，通过价格多少的差别来表示事物之间的一切质的区别。货币是不带任何色彩的，是中立的，所以货币便以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自居，成了最严厉的调节者。”[90]货币作为一切价值的共同标准，它像一架冷酷的“较平器”（Leveller），以其苍白、冷酷的特征俨然成为现代社会的唯一法则。它掏空了事物的内核，抹平了事物的独一无二性和精神差异性，带来的结果是现代社会的平均化和量化，赋予事物前所未有的客观性，高贵的东西向低俗看齐。
在被夷平了特殊性和差异性的现代社会当中，个体的生存越来越成为一种毫无激情可言的自动化体验。货币牺牲了客观事物的多样性特征。更严重的是，它导致了个体生命感觉的萎缩、退化和个体生命本身的虚无，这造成了难以根除的现代性痼疾。“货币在使得人们能够接触多种人的同时，也使得个体更加封闭，更加孤独，这已成为现代社会无法回避的一个通病。”[91]
在“货币哲学”中，货币之所以在现代社会意义非凡，在于货币是理解现代社会关系和现代人情绪体验的关键所在。“虽然，现代体验的不连续性既来自大都会，也来自成熟的货币经济，但最终是后者的发展表明了现代性体验的起源。成熟的货币经济的发展构成了现代性体验的历史起源。”[92]一方面，货币是现代人之间交往关系的核心部分；另一方面，货币关系对于现代人的价值观念，甚至整个世界观都有决定性的影响。“现代社会中货币的无所不在和无孔不入，也正可作为捕捉现代性特征的一个再适当不过的起点，因为货币最能体现社会现实内在的普遍关联性。”[93]正是通过从货币这一现代社会最为常见、最有魅力、最有渗透性的文化现象入手，西美尔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特征和脉搏，他“分析货币是为了抽绎出整个时代精神”[94]。
货币在现代社会中无可取代的作用，一方面影响着现代生活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在塑造着现代人的情绪和人格特征。
金钱根据“多少”的原则来表现各种事物在质上的差异。中性与冷漠的金钱变成了所有价值的公分母（基准），它彻底地掏空了事物的内核、个性、特殊的价值与不可比拟性。在奔流不息的金钱溪流中，所有的事物都以相等的重力飘荡。[95]
于是，现代人在漂浮不定中，无法知觉不同对象的意义和不同价值，所有对象被毫无实质性的经验，就像白痴与事物的关系一样，以相同的重力漂浮在金钱之流中。
现代人在对金钱无止境的追逐中迷失了方向，无法到达理性的彼岸。他们像失去了精神家园（故乡）的游子，像永远无法到达故乡的漂泊者，他们成了栖居在“手段之桥”上的无家可归的人。换言之，货币成为现代人关注的焦点，让货币成为最可怕的平等化中介，对世界充满单调灰色的情绪，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从而与那些和直接经济没有关系的特别意义之事就擦肩而过了。
西美尔的货币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工业社会中日益孤独的个体、从孤寂中酝酿出来的个体法则，以及个体对这一法则的运用和承担。
现代个体的情绪体验显然受到货币经济制度下的理性化倾向的极大影响。如西美尔所言：
现代情感生活的特征显得尤其平淡无奇（Abflachung），这和以前时代的人所表现的强烈粗犷截然不同；天性和地位千差万别的芸芸众生都可以轻而易举在理智上相互理解——而在过去的时代，甚至像但丁这样智力超群、专注于理论思考的人物也告诉我们，应该用刀子而不是用理由来回答某些论敌；调和之风产生于漠不关心地面对我们内在生活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的最高层次是灵魂拯救的问题，对此理性无力解决；这样的趋势一直上升到世界和平的观念，这个观念尤其受到自由主义圈子——这是唯智论和金钱交易的历史代表——的青睐：所有这一切都是无特性这一否定性特征造就的正面后果。这种无特性的特征反而变成了达到顶点的金钱交易的职业活动的特色风格。[96]
西美尔认为，蕴含现代性体验的现代文化正是以凌驾于个体主观文化之上的物质文化的主导作用为基础的，主观文化完全无法跟上客观文化的发展步速：
物质文化成为凌驾于个体文化之上的力量，这一后果是物质文化在现代成为一种统一体、一种自足的封闭体造成的。现代生产，连同其技术和成就，似乎是一个具有明确的、所谓符合逻辑的规定性及无穷发展的宇宙，它跟个体照面的方式就宛如命运面对我们变化无常、毫无规律的意志一样。这种形式上的自主性，这种内在的强制性——把文化内容统一成对自然关系镜子般的忠实写照——只有凭借货币才能实现。一方面货币起的是这个有机体的关节系统的作用，使机体各部分可以移动，相互以来，借着关节传递所有的推动力。另一方面货币好比血液，它从不间断地流动，渗透并同等地给养身体所有的末端，从而担负起它们的功能的统一。[97]
外部客观文化彻底欺凌于个体的主观精神文化，以致普遍的文化悲剧在现代社会淋漓尽致地上演，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都在于货币经济在现代生活中无孔不入的渗透和无所不在的扩张。货币是编织现代文化、现代社会之网的蜘蛛，不仅是现代社会迷宫的内部运动，同时它就是构成社会迷宫的那些联系本身[98]。北川东子的说法很中肯：“我不得不认为《货币哲学》是用理论写就的关于被货币驱使的人类心理的一部小说。”[99]也许，唯有极其精巧和纯粹的灵魂，方能摒弃干扰，依靠自己本真的内在性，享受生活的乐趣。
三 现代性思想之起点：货币哲学
西美尔认为货币哲学的本质在于它蕴含了许多超越货币物质符号意义的观念。所以，有研究者认为，西美尔对货币的象征意义的研究预示了后现代的消费文化理论[100]，即：我们消费的是商品的符号或象征，而不是它的具体实用性。
西美尔也许是将货币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所作论述最为深刻和影响广泛的学者[101]。在现代社会，货币是一件简单而神奇的东西，它与爱欲同为现代人快乐的两大源泉，与死亡并列为现代人焦虑的两个因素。因此，货币—爱欲—死亡，正是西美尔思想的三大基本主题[102]。学者刘小枫是懂得西美尔的，他说：“西美尔以一种审美方式来确定现代经济制度与现代社会文化制度的心性品质之内在关联，这是为了更切近地把握现代的生活感觉。”[103]通过货币以及制度化、世俗化现代文化现状的分析，西美尔深入现代人的内在心理、精神品质，了解两者之间的关联和相互作用。也就是从货币经济产生的社会文化效果探测现代生活的实质，认为金钱似乎象征着现代文化的命运。由此，货币既是现代社会文化现象的表征，又是其发展变化的根基；既是现代社会的风向标，也是解读现代文化和现代情感体验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货币这座通向现代生活深处的“桥梁”，我们可以到达文化实质的彼岸。
如前所述，货币哲学是西美尔对现代文化进行探讨的基点和落脚点，表明了他对现代性困境的基本看法。在西美尔的视野中，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化状况都与货币有关，包括大都会和精神生活、现代人的情感以及乐极生厌或犬儒主义的都市人情感，等等。西美尔“所要探讨把握的根本问题，就是在货币成为现代生活的文化象征和现代生活的主宰，个体情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通过货币来规定之后，个体生活感觉、个体的心性特质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在社会文化形态中如何表达”[104]。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经济事件的表层衍生出有关所有人类的终极价值和意义的一条方针”[105]。货币哲学也是我们研究西美尔现代性思想，尤其是审美现代性思想的入口。因此，西美尔研究货币，实际上是通过货币认识由货币经济影响和控制下的现代人、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情感，为人类普遍的文化悲剧论提供基础。说到底，《货币哲学》是一部关于时代的哲学，是西美尔对时代的诊断。这大概就是“货币哲学”的精要所在。
许多学者从以《货币哲学》为代表的西美尔著作中看出强烈的审美意味。西美尔的同时代人戈尔德赛德（Goldscheid），曾对西美尔的论著作过专门的评述，其中对《货币哲学》的评论是值得关注的。他说：“《货币哲学》整书的出发点不是伦理观念，而是审美观念。这一审美观念决定了他对生命的整个解释，规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他先就以审美来规定现实的本质，以至于他对现实的描述难免过分像蜘蛛网一样雕琢而脆弱。”[106]事实上，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流露出来的审美观念是贯穿其现代性思想始终的。在纯粹审美观念的引领下，他生命感悟的方式，开始了独具特色的现代性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西美尔并不认为货币经济与资本主义有着必然关联，也不赞同将个人的“异化”都归咎于货币的做法，他甚至看到了货币与“最精微和最高贵的东西”之间有着某种“神圣和秘密”。在他看来，货币体制与现代文化的所有后果是“同一个树根生长出来的枝条”，成熟的货币经济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的基本特点和着眼点：“货币代表了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最独特的特点。……现代社会就像一张网，它的‘精细的、无形的丝线……把人和人编织到了一起’。但同时，这张网的客观单元又排空了它们的主观社会关系内容，尤其是排除了特定的人格品性之间的关系。”[107]这样，西美尔对以货币体制为经济基础的现代文化的研究就逾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极对立，显示了理论家价值中立和理论中介的学术胸怀。
总而言之，西美尔作为“第一位审美现代性思想家”，深入现代性题域的核心，撷取现代日常生活碎片，使之审美呈现。通过对货币经济所主宰的现代文化现象来透视现代人（尤其是都市人）的审美体验和心性结构，在更深的层次——生命哲学的层面上，揭示现代社会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生命与形式无可挽回的分裂对立必然导致历史宿命式的“文化冲突”和“文化悲剧”，感叹现代文化危机，并在其饱含深情的现代审美悲情中提出“审美救赎”的可能性。当然，西美尔对于现代日常生活片段的审美呈现浸透着现代个体的审美体验，同时孕育着现代文化危机，“审美救赎”的提出是对现代文化危机的应有之义，这几个方面在西美尔审美现代性思考中往往是互相渗透的。因此，在研究现代日常生活片段的审美呈现时，难免会涉及现代个体的审美体验；思考审美悲情与“审美救赎”的同时，也离不开对现代文化危机的探讨。
这也为我们探讨西美尔的审美现代性思想提供了有效路径。我们将从现代日常生活的片段、审美现代性体验、“文化悲剧论”和现代审美悲情与“审美救赎”等几个方面，研究西美尔的审美现代性思想。
[1]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54页。
[2] 参见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第4页。
[3] David Frisby，Fragments of Modernity.Ibid.p.38.
[4] David Frisby，Fragments of Modernity.Ibid.p.49.
[5] 〔日〕北川东子：《齐美尔——生存形式》，前引书，第43页。
[6] Georg 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Trans.By Tom Bottomore and David Frisby.London：Routledge & Kagan Paul，1978.p.56.
[7] David Frisby，Fragments of Modernity.Ibid.p.53.
[8] David Frisby，ed. Georg Simmel：Critical Assessments.Vol.Ⅰ.Ibid.p.98.
[9] “文化星丛”概念的提出，是因为受到了本雅明启发。在《德国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本雅明使用了“星丛”（constellation）的概念。他认为：“观念的本质是既独立于现象，又彼此独立，恰如天体中和谐运行并不接触的行星，但它们和谐运作又构成‘星丛’。每一个理念都是一颗行星，都像相互关联的行星一样与其他理念相关联。这种本质之间的和谐关系就是构成真理的因素。”在此，“文化星丛”意指各种主流文化如同文化的星丛，交互丛生，彼此纠结糅杂，又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人类社会的生活状况，像一面多棱镜。此处，我们将审美现代性的概念喻为“星丛”式的，意在凸显审美现代性概念本身的差异性、复杂性、多义性和内在矛盾性。参见周宪《思想的碎片·序》，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第3页。
[10] 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London：Verso，1991.p.97.
[11] Agnes Heller，General Ethics.Oxford：Basil Blackwell，1989.p.154.
[12] Agnes Heller，Everyday Life.Trans.By G.L.Campbell.London，Boston，Melbourne and Henley：Routledge & Kegan Paul，1984.p.268.
[13] 〔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第4页。
[14] 〔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第110页。
[15]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前引书，第94～105页。
[16]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前引书，第119页。
[17] 〔德〕齐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前引书，第18页。
[18] David Frisby，Simmel and Since-Essays on Georg Simmel’s Sociol Theory.London：Routledge Press，1992.p.137.
[19] 〔日〕北川东子：《齐美尔——生存形式》，前引书，第195～196页。
[20] 〔英〕戴维·弗里斯比：《论西美尔的〈货币哲学〉》，阮殷之译，见〔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第236页。
[21] David Frisby，Fragments of Modernity.Ibid.p.118.
[22] David Frisby，Fragments of Modernity.Ibid.p.6.
[23] D.N.Levine，ed. Georg Simmel：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Ibid.p.38.
[24] David Frisby，ed. Georg Simmel：Critical Assessments.Vol.Ⅰ，Ibid.p.330.
[25] David Frisby，ed. Georg Simmel：Critical Assessments，Vol Ⅱ，Ibid.p.330.
[26] David Frisby，ed. Georg Simmel：Critical Assessments，Vol Ⅱ，Ibid.p.331.
[27] David Frisby，ed. Georg Simmel：Critical Assessments.Vol Ⅱ，Ibid.p.332.
[28] David Frisby，ed. Georg Simmel：Critical Assessments，Vol Ⅲ，Ibid.p.51.
[29] 〔德〕西美尔：《时尚的哲学》，前引书，第189页。
[30] Arthur Salz，“A Note from a Student of Simmel’s”，in K.H.Wolff，ed. Essays on Sociology，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by Georg Simmel et al.，Columbus，Ohio，1959.p.235.
[31] Georg Simmel，Philosophy of Money.Ibid.pp.494～495.
[32] 〔日〕北川东子：《齐美尔：生存形式》，前引书，第2页。
[33] 〔德〕齐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前引书，第19页。
[34] David Frisby，ed. Georg Simmel：Critical Assessments.Vol.Ⅰ，Ibid.p.331.
[35] Georg 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Ibid.p.102.
[36] Georg 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Ibid.p.103.
[37] Georg 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Ibid.p.106.
[38] 陈戎女：《西美尔与现代性》，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第173页。
[39] 〔德〕西美尔：《时尚的哲学》，前引书，第5页。
[40] 参见〔德〕西美尔《时尚的哲学》，前引书，第6页。
[41] 〔日〕北川东子：《齐美尔——生存形式》，前引书，第43页。
[42] 参见〔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以下简称《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176～182页。
[43]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前引书，第66页。
[44] 〔德〕格奥尔格·西美尔：《宗教社会学》，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224页。
[45] Georg 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Ibid.p.264.
[46]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黄晓京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25页。
[47] 参见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第25页。
[48] H.H.Gerth and C.W.Mills，eds. 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Ibid.p.342.
[49] 〔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第734页。
[50] 〔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6页。
[51] 〔英〕戴维·弗里斯比：《论西美尔的〈货币哲学〉》，见〔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前引书，第237。
[52] 刘小枫：《金钱、性别、生活感觉——纪念西美尔〈货币哲学〉问世100年》，见〔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前引书，第3页。
[53] 西美尔出版于1908年被俗称为“大社会学”的《社会学》一书，虽然影响远比《货币哲学》更大，但从严格意义上讲，仍是一部论文集而非专著。
[54] Georg 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Ibid.p.54.
[55] 〔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译者导言第2页。
[56] David Frisby，ed. George Simmel：Critical Assessment.Vol.Ⅰ，Ibid.p.152.
[57] 〔英〕戴维·弗里斯比：《论西美尔的〈货币哲学〉》，阮殷之译，见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前引书，第200页。
[58] 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一经问世，经常被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置于一处，对比研究。事实上，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和经济运行规律时，对货币作过客观、深刻的研究。总体来说，货币是马克思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刻批判的切入点和工具，通过上层建筑研究其经济基础的作用，从而预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渡性。其深刻性和革命性都是后来者难以超越的。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将货币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来追溯剖析相比，西美尔对货币现象的讨论远非马克思的“资本论式”的，甚至是“反资本论式”的。他更多采用的是哲学方法分析现代社会和文化问题，对货币与个体的生命力、个体命运以及整个现代文化的关联性进行分析，从经济形式的背后寻求其心理的、文化的原因，是一种审美—文化的现代理论。简言之，西美尔感兴趣的是作为文化现象的货币，他从生命的一般意义和关系来考察现代货币的本质。因此，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也是根本的。
[59] 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前引书，第66页。
[60] David Frisby，Simmel and Since.Ibid.p.69.
[61] 陈戎女：《西美尔与现代性》，前引书，第62页。
[62] 〔德〕西美尔：《时尚的哲学》，前引书，第109页。
[63] David Frisby，ed. Georg Simmel：Critical Assessments，Vol.Ⅰ，Ibid.p.130.
[64] Georg 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Ibid.pp.510～511.
[65] Georg 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Ibid.p.198.
[66] Georg 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Ibid.p.511.
[67] 〔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前引书，第8～9页。
[68] 〔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前引书，第6页。
[69]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前引书，第18～19页。
[70] Georg 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Ibid.p.333.
[71] 〔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前引书，第13页。
[72] 〔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前引书，第12页。
[73] Frisby & Featherston，Simmel On Culture.London：SAGE Publication，1997.p.183.
[74] 〔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前引书，第6页。
[75] 参见〔美〕路易·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前引书，第706页。
[76] 〔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前引书，第15页。
[77] 〔德〕齐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前引书，第265～266页。
[78] Georg 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Ibid.pp.236～237.
[79] 〔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前引书，第10页。
[80] 〔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前引书，第11页。
[81] 〔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前引书，第10页。
[82] 陈戎女：《西美尔与现代性》，前引书，第82页。
[83] 〔德〕西美尔：《时尚的哲学》，前引书，第109页。
[84] David Frisby，Fragments of Modernity.Ibid.p.52.
[85] 〔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前引书，第8页。
[86] Georg 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Ibid.pp.402～403.
[87] 顾肃：《自由主义基本概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34页。
[88] 参见Isaiah Berlin，Four Essays on Liber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Ibid.pp.121～122。
[89] 〔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前引书，第8页。
[90] 〔德〕齐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前引书，第265页。
[91] 侯均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第107页。
[92] David Frisby，Fragments of Modernity.Ibid.p.103.
[93] 成伯清：《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第76页。
[94] 〔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前引书，第206页。
[95] 〔德〕西美尔：《时尚的哲学》，前引书，第190～191页。
[96] Georg 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Ibid.pp.432～433.
[97] Georg 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Ibid.p.469.
[98] 参见David Frisby，Fragments of Modernity，Ibid.p.88。
[99] 〔日〕北川东子：《齐美尔——生存形式》，前引书，第109页。
[100] 费瑟斯通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解读，认为消费文化使用影像、记号以及符号的商品，不追求实用性，体现人们对梦想、欲望和离奇幻想追求的渴望，目的在于使自我满足而非他人满足，进而获得现实审美化的非现实化的影像结果。参见〔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前引书，第39页。
[101]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第19～20页。
[102] 参见〔德〕西美尔《现代人与宗教》，前引书，编者导言第1页。
[103]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前引书，第312页。
[104] 王小章：《齐美尔论现代性体验》，载《社会》2003年第4期。
[105] Georg 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Ibid.p.55.
[106] 转引自〔英〕戴维·弗里斯比《论西美尔的〈货币哲学〉》，见〔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前引书，第211页。
[107] 〔英〕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陶传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