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关注科举的文学层面

由于引入科举的视角和方法，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大为扩展，在唐宋文学研究方面尤其如此，程千帆先生《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3]、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4]、祝尚书先生《宋代科举与文学》[5] 堪称力作，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令人耳目一新。此外如陈飞《唐诗与科举》[6] 和《文学与制度：唐代试策及其他考述》[7]、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8]、俞钢《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9]、林岩《北宋科举与文学之研究》[10]、姚红与刘婷婷《两宋科举与文学研究》[11]、杨春俏《诗赋取士背景下的诗国风貌》[12]、彭红卫《唐代律赋考》[13]、吴建辉《宋代试论与文学》[14]、高孝津《科举与诗艺》[15]、汤燕君《唐代试诗制度研究》[16]、徐晓峰《唐代科举与应试诗研究》[17]、詹杭伦《唐代科举与试赋》[18]、许瑶丽《宋代进士考试与文学考论》[19]和《宋代律赋与科举：一种文学体式的制度浮沉》[20]等，都将科举制度作为切入文学研究的重要视角。

相对而言，明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尚待探讨的问题不少。其主要原因与明代科举研究本身有关，也与长期以来明清科举对文学的影响偏于负面的评价有关。就前一个方面而言，回顾20世纪以来的明代科举研究，由于先入为主的负面价值评断曾长期代替了客观、具体的学术研讨，此一领域的成果寥寥。可喜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这一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据不完全统计，近40 年来，国内学界发表的专门研究明代科举的论文约有440篇，其中1980—1990 年约10 篇，1991—2000 年约 18 篇，2001—2010 年约 180 篇，2011—2018年约230篇；公开出版的研究著作有30余部，多数出版于2000年以后；21世纪以来，有关明代科举的博士学位论文有16篇，硕士学位论文有79篇。

这些论著中的相当一部分致力于对明代科举制度各环节的考证和探讨。代表性著作有：黄明光《明代科举制度研究》[21] 对科举考官、试卷分析、制度特点和明代科举制度的国际影响等方面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王凯旋《明代科举制度研究》[22] 从考试思想、学校教育、三级考试特点、分卷制度、武举和防弊惩弊几方面展开论述；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23] 主张将科举制度置于“国家—社会”视野中，并提出“国家—科举—社会”的分析模式，把“国家设计科举的理念”和“科举社会化后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作为分析的重点，在此独特视角的导引下，钱氏对明代科举的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其视野拓展和方法更新的意义十分明显；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24] 和《明代科举史事编年考证》[25] 建立在扎实、系统的史实考辨基础之上，尽可能地揭示出明代科举发展的阶段性、原因、趋势和局限性，兼具学术性和工具性的价值；赵子富《明代学校与科举制度研究》[26]、吴智和《明代的儒学教官》[27]、吴宣德《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28]、侯美珍《明代乡、会试 〈诗经〉 义出题研究》[29]、郭培贵《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30]、支敏《明清科举制度与屯堡文化》[31]、冯建超《中国古代人才培养与选拔研究：以明代科举官学为中心的考察》[32] 等都从某个环节和方面对明代科举制度进行了探讨。关于明代科举制度的单篇论文较多，在此不一一缕述。

从社会学、文化学角度对明代科举进行研究也是一个热点。在这方面，美籍学者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33] 和艾尔曼《帝制晚期中国科举考试的文化史》《经学·科举·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34] 被视为经典之作。何炳棣认为，科举制度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垂直流动，艾尔曼的社会性视角相当广泛，令人眼界一开。

地域性、家族性科举群体是科举社会学研究的关注重点，这方面的论著有多洛肯《明代浙江进士研究》[35] 和《明代福建进士研究》[36]、庞思纯《明清贵州700进士》[37]、曹立会《临朐进士传略》[38]、朱东根《海南历代进士研究》[39]、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40]、张国琳《惠安历代科举人物简介》[41]、龚延明与祖慧《鄞县进士录》[42]、刘宗彬《吉安历代进士录》[43]、叶兴松等《闽侯进士录》[44]、王坤英《日照进士录》[45]、杨大业《明清回族进士考略》[46]、王楚平《黄冈历代进士考略》[47]、毕义星《临淄进士》[48] 和《毕氏进士》[49]、丁辉与陈心蓉《嘉兴历代进士研究》[50] 和《明清嘉兴科举家族姻亲谱系整理与研究》[51]、蒋朝仲《痕迹：全州进士门第踪影录》[52]、张朝瑞《南国贤书》[53]、崔来廷《明清甲科世家研究》[54]、林祖泉《莆阳进士录》[55]、章百成《淳安进士》[56]、钱茂伟《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57]、龚延明《义乌历代登科录》[58]、刘廷銮与孙家兰《山东明清进士通览》[59]、严其林《镇江进士研究》[60]、黄阿彩《黄骧云进士家族》[61]、吕伟达《福山明清举人传》[62]、沙宝楚《明代浙江进士录》[63]、邱进春《明代江西进士考证》[64]、黄志环《大埔进士录》[65]、吕贤平《明清时期全椒吴敬梓家族及其文学风貌：以科举与文学为研究中心》[66]、郑翔《江西历代进士全传》[67] 等。

特定的科名群体也是学界关注较多的研究对象，除了上述与地域性相关联的进士科名外，这方面的论著还有不少。张仲礼先生《中国绅士研究》[68] 是一本经典的学术著作，此书全面探讨了19世纪绅士阶层的构成、特征及社会作用，虽然所论为晚清情性，但对于明代科名群体的研究具有范式意义。王尊旺《明代庶吉士考论》对庶吉士的创立、选拔、学习、考试和授职等基本情况作了梳理，并对庶吉士制度的发展划分成三个阶段。[69] 郭培贵对庶吉士群体的系统考证和确认颇见史学功力，方法值得肯定[70]。黄明光对明代一甲进士进行了集中扫描，对其在科场中的特征作了说明。[71] 无论是在学界还是一般民众中，状元群体历来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这方面的成果众多，如周腊生《明代状元奇谈》[72]、朱焱炜《明清苏州状元与文学》[73]、郭皓政《明代状元与文学》[74]、王离京《大明状元》[75]等，一些通俗普及性的状元传记、逸闻也独具一格，如《流放状元杨升庵》[76]《鄂东状元陈沆研究》[77]《武状元汪道诚》[78]等。陈宝良则把研究的重点投向了基层科名群体——生员，其《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一书从不同角度对生员群体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资料翔实，视野开阔，尤具开拓性。[79]

纵观既有的明代科举研究可见，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仍然是重点，但是对制度的关注往往超过了对人本身的关注，因此，社会学、文化学的多重视角的研究尚有较大的空间可待开拓。探讨科举中的人，是笔者切入明代科举与文学关系的一个出发点，而需要确认的前提是：科举应试的主体和文学创作的主体是相互重合的同一个群体，都是那个时代读圣贤之书、作八股文章、求经济功名的儒家士人。而且，就流传至今的诗文创作而言，其作者大多数都是取得了举人以上较高功名的士人，科举对文学的影响在他们身上应有较为集中而典型的体现，笔者选择某一科举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正是基于此一考虑。与已有的科举群体研究略有不同，笔者不是从地域性的角度选择群体，而是关注科名本身的特殊性给科举群体带来的影响，笔者相信这种特殊性会对他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作用，进而表现于文学创作之中，通过对其作品的具体分析，有助于把握科举与文学相互作用的某些机制。

另外，既有的科举研究主要还是史学的研究，史学方法和史部材料的运用是首要的，基本的史料如《明实录》《明会典》《明史》等具有信实可靠的特点，利用这些史料可以搭建起明代科举的基本叙述框架。但是，史部材料详确于“事”却简略于“态”，在复现历史的鲜活面貌方面是有欠缺的，而大量的明人别集和笔记正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可以举两个例子稍加说明。明代对各地方儒学中增广生员的额数几经变迁，最初并无一定的限制，至宣德三年方才定额为“在京府学六十名，在外府学四十名，州学三十名，县学二十名。若民少之处，不拘此例”[80]。景泰元年又加废止，成化三年，会元出身、时任礼部尚书的姚夔上奏学政十事，又再次定额。《明宪宗实录》卷40载有姚夔奏疏，末云“夔上此奏，上是之，皆准行”[81]，定额之令似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但是，在吴翌凤的《逊志堂杂钞》中却记有当时京师俗语云：“和尚普度，秀才拘数。礼部姚夔，颠覆国祚。”[82] 可见，这一规定为众多下层生员所不满。又如，明代自中叶之后，选官独重科目，由它途所进者官卑势轻，这就造成了整个社会极重科名和资格的等级心理，而是否具有真实才干反倒并不是决定士人仕途通塞的主要因素了。明末八股文名家艾南英长期失利于科场，对此他甚感不平云：

每一试已，则登贤书者虽空疏庸腐、稚拙鄙陋，犹得与郡县有司分庭抗礼。而予以积学二十余年……顾不得与空疏庸腐、稚拙鄙陋者为伍。入谒上官，队而入，队而出。[83]

举人即便是“空疏庸腐”也可与郡县有司分庭抗礼，而积学20年的一介青衿在入谒上官时只能列队进出，犹如鱼虾，不足齿数，生员与举人之间便有如此大的礼遇差异。读书人一旦中举，便有选官资格，进入统治阶层，即便没有居官，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也会很快得到改善。明人陈益祥言：

今吴越士子才得一第，则美男蕲为仆、美女蕲为妾者数百。且厚赀以见，名曰靠身，以为避征徭、捍外侮之计，亦有城社为奸者。故今一趾贤科，不得入官，便自足润。[84]

这些材料不禁让人联想起《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周进撞号板等场面，它们非常生动地展现了科举社会中士人的生存状态，具有史部材料尤其是官方史料所不具备的现场感。所以，在科举与文学的研究中，应当充分注意子部、集部文献的价值，这也是笔者选择会元的诗文别集进行专题研究的用意所在。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检视一下近年来明代文学与科举关系的研究。虽然不像唐宋科举与文学研究那样受到重视，但也逐渐呈现出客观理性、多元诠释的研究态势，逐渐成为科举研究和古代文学研究两个领域的新的学术增长点。正如刘海峰先生所说：“科举与中国古代文学息息相关，当今科举研究也与古代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两者关联互动。从科举学进入文学，主要是为科举制平反的大环境，为重新认识科举文学的价值提供了舆论与理论支撑。由文学进入科举学，则是从文学领域为科举学开拓一个广阔的学术空间，使科举学更为繁荣。”[85] 这一局面在明代科举与文学研究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充满了生机。

有关明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专论和总论两类。专论方面主要集中在八股文研究和科举与明代小说、戏曲研究。自从废止科举取士之制后，八股文曾长期受到世人诟病，几乎成为保守、僵化的代名词，意气化的否定、批判代替了冷静的学理思考。平心而论，让一种专门用于考试的文体去承担科举制度甚或专制政体的种种消极后果，是不够客观和公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偏见有所改变，学界日渐认识到八股文对于深入认识明清社会的重要性。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主要的论文有刘海峰《八股文为什么沿用了五百年——略谈八股文在当时的功用》[86]、田澍《明代八股文略论》[87] 和《明代八股文文体述论》[88]、高寿仙《明代制义风格的嬗变》[89]、吴承学《明代八股文文体散论》[90]、李光摩《八股四题》[91]《八股文与古文谱系的嬗变》[92]、刘尊举《明代选举制度与八股文的文化职能》[93] 等。相关论著则主要有启功等《说八股》[94]、张中行《闲话八股文》[95]、王凯符《八股文概说》[96]、龚笃清《明代八股文史》[97]、黄强《八股文与明清文学论稿》[98]、孔庆茂《八股文史》[99]、吴伟凡《明清制义今说：八股文的现代诠释》[100]、王炜《明代八股文选家考论》[101]。就文学史而言，多数文学史对八股文都略而不谈，只有少数几部列为专章论述，如黄摩西《中国文学史》[102]、吴志达《明清文学史》[103] 和《明代文学与文化》[104]、刘麟生《中国骈文史》[105]、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106]、袁世硕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107]。这些论文和著作涉及八股文文体论、八股文史论、八股文批评论、八股文影响论几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文体论方面，对八股文的文题、种类、体制等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多数研究还是在描述层面，真正的探本之论不多。在史论方面，大家基本上将明代的八股文发展划分为成化以前、成弘、正嘉、隆万、启祯等几个阶段，对每个阶段的文风特点有了大致相同的看法，但对导致风格嬗变的原因则探讨得尚不深入。八股文的批评理论是最为薄弱的研究环节，尤其是关于八股文评点的研究，这与批评材料的不易获得有关，更与批评话语的古今差异有关，这也反映了包括八股文在内的整个古代文学批评研究的现实处境。八股文的影响研究是在前几个方面研究基础之上的一种延伸，对于开拓明代诗文尤其是古文研究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八股文文体内部研究诸环节没有弄清楚之前，外部研究也不易取得突破。

明代科举与小说、戏曲研究是学界关注较多的另一个领域。研究者主要从制度或文化方面来探讨明代科举与小说、戏曲之关系，如叶楚炎《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将科举制度的影响深入到对小说情节、人物、结构等文本内部的细致分析之中，以具体案例证实明中期之后通俗小说已经广泛地表现了科举制度的各个方面，并认为注重个体对于科举的感知是勾连科举与小说的中心环节。[108] 胡海义认为科举文化对明清小说的正面影响大于其负面[109]。王玉超也认为八股文要素融入小说的结构和行文之中，促进了明清小说的繁荣。[110] 江俊伟等人则别具匠心地从创作生态的角度注意到，“明代相对重要的戏曲作者，尤其是一流的戏曲家，大多拥有进士、举人等科名……而那些科举失意、沦落下尘之人，即使有创作戏曲的念头，也没有排演的实力”，往往成为话本等通俗小说的编撰者。[111] 这一观点视角独特，令人耳目一新。

从总体上论析明代文学与科举之关系的成果，有四部专著值得注意。按出版时间先后，依次为陈文新等主撰《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112]、余来明《元明科举与文学考论》[113]、郭万金《明代科举与文学》[114]、陈文新等《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115]。《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规模宏大，立足于对基本史料尤其是集部史料、稀见史料进行梳理和利用，以编年方式系统展示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发展历程，为此一领域更为深入的研究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史事框架和文献基础。《元明科举与文学考论》分上、下编，上编考证元明科举人物，下编论述元明科举与文学的具体问题。涉及明代的部分主要探讨了唐宋派、吴中诗派的创作与科举之关系，实际上是从诗、文两方面入手剖析明代科举及于文学的影响。郭万金从科举的知识要求、思想范式、社会氛围、文体渗透等方面勾画了明代科举的面貌，又从士人境遇和心态方面分析了科举背景下的文学创作，论述角度较为新颖。《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则通过具体考察传统集部与科举文化生态的密切关联，对在明代科举生态中存在的“人”“事”和产生的“文”予以理解之同情。该书对倡导大文学观的回归和提升相关研究水准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