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周勇经十年打磨完成的《科举与文学视野下的明代会元及其别集研究》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他嘱我作序，遂欣然命笔。

2008年9月，周勇考入武汉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以《明代会元别集考论》为题，2011 年 6 月圆满完成学业。2013年，周勇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获批立项。按照项目的要求，周勇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深化研究题旨，结项成果获得匿名评审专家的好评。

明代科举与文学研究是近二十年来的学术热点之一，成果丰硕，但依然存在不足之处。一是重视专门的科举文献，而对于散见于明人别集中的科举资料较少挖掘利用；二是对科举文体与文学文体的相关性研究，不够深入；三是对科举群体的研究多关注地域群体，对功名群体的关注不多。基于这一现状，周勇选择了明代会元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就明代会元群体的科举经历、会元别集的版本流传存佚情况、别集文体的社会性与文学性、明代时文与古文的发展关系、会元的科举仕宦与文学写作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其研究内容和方法具有跨学科性质和显著的创新意义。

周勇详细考察了明代87名会元的科举、仕宦等信息。在中式年龄方面，会元中举的平均年龄为25.9岁，中进士的平均年龄为32.8岁，较明代举人、进士的平均中式年龄为小。会元及第后平均的生存年龄为30年，有较长时间从事举业之外的文学创作，但他们此前二十年左右的举业训练，对其思维习惯和语言表达习惯都已打上深刻烙印。明代会元的地域分布说明了科举中心与教育中心、人才中心、文化中心的高度叠合。在87名会元中，有别集存世者为49人，其中，明中期会元别集存世尤多。

会元别集中包含了不少科举史料，既有考试录序、学校碑记、举业出版物序跋、科举诗文等专门文献，也有一般社交文字所涉及的科举内容。周勇以文史互证方法，考证分析了明代会试、殿试的仪注事务，对座主、门生、同年等因考试而缔结的社会关系作了系统梳理，并以功名牌坊和举业出版物为例说明了科举深入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形。会元别集中还有不少涉及科举时代教育教官的材料，周勇从明代举人普遍不愿就任教职的现象入手，确认“政教一统、官师一体”的科举教育体制是造成教职地位卑下的主要原因，这一状况导致儒家倡导的“师道尊严”在明代科举教育体制中的萎缩。

存世会元别集总计约有诗文32000余篇，所涉文体不下百种，表明人文性乃是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核心要义。由会元功名及仕宦特点来看，别集中的翰林馆课和经筵讲章两类职业性写作，反映了明代精英士人的知识结构、习文取向和君臣交际的现实状态，对明代台阁文学具有深度影响。在对刘定之、岳正、商辂、彭华、吴宽、储巏、鲁铎、许谷、冯梦祯等多位会元的诗文作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周勇得出结论：弘治之前，居于庙堂之上的会元以馆阁手笔主导着王朝的主流文风；而此后，作为文学侍从的会元对文坛的影响力大降，成为文权下移的表征。在晚明文化中比较知名和活跃的会元如冯梦祯、袁宗道、陶望龄、顾起元、吴伟业等人，均淡化了其朝廷文臣身份而突显的是其文化名流的姿态。这一结论是切实可靠而有启发意义的。

对于古文与时文的性质，周勇提出了两个基本判断，即“传统古文是儒家之道的人格化、社会化、日用化文本”“八股时文是理学之道的国家化、考试化、程式化文本”。古文与时文两种文章体式的同与异，都能从这两个命题得到解释。就内在精神而言，古文与制义时文均为儒家之道的载体，但因适用场合不同，便在发生机制、做法要求、评价标准等方面有所区别。内在精神之同与外在表现之异，导致了富于张力的互动关系。作为科举和文学精英的会元，其笔下的举业之文和日用之文都具有较高水准，是明代文脉传承的典型。如王鏊、唐顺之之文，既是八股制义的典范，也是明代古文的代表。而明代后期制义的思想奇谲、才藻妙丽等，亦正与彼时古文创作的作风同趋，代表者有李廷机、陶望龄、顾起元、许獬、吴伟业、陈名夏等。由此可见这两个判断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向。

在书稿的结束语中，周勇指出：“明人文集之多，的确数倍于前代，三十二卷的《千顷堂书目》中，别集即占十二卷，共著录约4000余种，今人所辑《明别集版本志》著录3600余种，已失传而不可考知者尚不在其列。在如此之多的明人别集中，我们考察的四十余家会元之作实在不多，但其典型价值和意义不容忽视。以科举和文学的眼光来看，它们是独特的文本，对于深化和开掘相关领域的研究颇具启发意义，本文所作的努力，只是一种尝试而已。”这一段话，既是对其研究范围的再度提示，也说明这部书稿还只是他的学术起点。周勇年富力强，做人踏实，做事用功，相信他一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眼前的山水不是歇脚之地，远方还有更为动人的风景。

陈文新

2020年7月15日于珞珈山麓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