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口经济圈构建:理论框架和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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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一 研究的背景

早在2006年,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明确提出,宁波要发挥海洋经济、大桥经济、港口经济的优势,努力打造辐射长三角、影响华东片的港口经济圈。这既是对宁波,也是对我国沿海港口城市的殷切希望和要求。确实,我国沿海港口城市,在积极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不仅仅体现在港口城市自身的发展,更体现在通过港口构建我国内陆地区通往世界各国的桥梁和纽带,带动我国内陆地区大踏步走向国际经济舞台,加快我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

港口经济圈作为一个全新的时代命题,关键在于它的圈层辐射和带动。这种圈层带动与当下中央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下同)倡议高度吻合,二者不仅体现为在空间上的高度一致,而且在建设内容上也高度一致。可以说,打造港口经济圈的过程,就是沿海港口城市不断拓展陆向腹地和海向腹地的过程,同时也是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而打造宁波港口经济圈的过程,就是宁波积极参与、深度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打造宁波港口经济圈,无论是宁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还是开创宁波对外开放新局面;无论是提升港口经济圈的辐射力,还是对港口产业的转型升级,实现从交通运输港向贸易物流港的转型,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建设开辟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新途径,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的国际和国内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要适应和引领这一新常态,就对外开放而言,就是要实现从原来单一对外开放向“对外”“对内”双向开放转变;从过去的优先促进沿海地区的开放向“沿海”“内陆”共同开放转变;从注重促进外贸出口向进出口并重转变;从注重外资的“引进来”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转变。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打造宁波港口经济圈,就要不断拓展圈层结构,实现以港口为中心,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进行扇面辐射。宁波地处我国东部沿海和长江经济带的交会处,是“一带一路”的枢纽城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长江经济带沿江省市建立了紧密广泛的通航通商合作关系。2014年,李克强总理到浙江考察时,希望宁波、舟山共同打造江海联运服务中心,成为长江经济带龙头的两只龙眼之一。打造“港口经济圈”就是要在更高层次上提升宁波产业发展能级、区域辐射力和国际竞争力,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宁波的优势是港口,宁波的特色、潜力和希望也是港口,可以说,港口是宁波的最大资源,是宁波经济社会发展最直接、最现实的动力源泉。历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港口的开发建设和对外开放,并将拓展港口的圈层结构作为构筑港口经济圈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宁波市先后在我国中西部地区设立“无水港”,开通“五定班列”,通过海铁联运增强港口的辐射功能。与此同时,按照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战略发展要求,从2014年开始,宁波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专门委托国家发改委宏观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就宁波参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打造港口经济圈进行专项研究。不同研究机构和高校对此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但遗憾的是,截至目前,对宁波打造“港口经济圈”还缺乏系统完整的理论阐述,特别是对港口经济圈的内涵特征、圈层结构和实现路径等主要问题还缺乏明确的表述和论证。

二 研究的意义

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发挥中国港口城市的比较优势,构建港口经济圈,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是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的需要。港口城市最大的资源是港口,最大的特色和优势也是港口。为了实现建成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的宏伟目标,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有利于提高港口城市的国际化程度,有利于建设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

二是加快开创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需要。在新的历史发展条件下,我国正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性转折,随着商务成本的高企,土地、环境容量和劳动力等要素资源的硬约束增强,积极参与以“五通”为主要内容的“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加快形成“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并举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三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港口城市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在资本、技术、设备、产品等方面优势明显,“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在能源、矿山、原材料等领域具有优势,两者具有较强的互补性,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由出口拉动向出口、投资、进口、消费等协调发展方式转变,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