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末明初的医学概况——王履医学思想的时代背景

14世纪中叶，是我国元明之际社会大变动时期，中医学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就一般意义来讲，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时期；这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医学家及其著作，他们的医学成就直接影响明清医学的发展。在明代著名医家中，被载入《明史》且有著作流传，从而对后世医学有影响者，凡十一家，如滑寿（伯仁）、葛乾孙（可久）、吕复（元膺）、王履、倪维德、戴原礼、王纶、汪机、李时珍、缪希雍、王肯堂等。其中为元末明初之际者，即占半数以上，他们且都在江浙一带行医。

1.元代的大统一，结束了从五代以来我国长期分裂的局面，这个从10世纪初开始的被战乱割据的局面，一直延续了400年左右。我国的南方由于在农业资源上优于北方，故自隋唐时，全国经济重心已渐移向南方。五代以来，北方被经济落后民族统治以及战乱频繁，大量的人口向南方移动，南方的生产迅速发展，文化科学也获得迅速提高。迄至元末明初，我国的南方也已成为全国医学学术的重心。上述明初著名医家即都行医于江浙，但他们大多是在两宋时，其先辈由北方南迁而定居于江南的。

两宋的医学曾有辉煌的成就：订本草，校医书，铸铜人，置药局，特别是反映丰富的治疗经验的积累，有大量方书及国家编辑的《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等刊行。迄至元代，我国的南北方在空前规模统一政权的范围内，各民族的医学经验得到了交流；在12～13世纪盛行于北方的河间之学和易水之学，于14世纪初，通过罗知悌、葛应雷等人而渐行于江南。我国的三大发明和医学等科学成就于此先后传入欧洲；东罗马的医药经验也被介绍过来。14世纪的医学，就是在宋代成就的基础上，吸收了北方刘张之学，以及阿拉伯医药的部分。由于祖国的统一，医学经验的交流，因此在医学思想方面，体现了一种融合的趋势，同时也相应地发展了历史的科学批判精神。

2.影响一代医学思想的，还有当时社会的哲学思想。哲学作为一种对客观世界的看法、认识论及理论的科学，与医学理论关于生命和疾病的本质的解释，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丰富的医学实践，不断为哲学思想提供理论抽象的根据；另一方面，哲学所概括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论，又影响医学思想和医学实践的发展。

在历史上变乱动荡的时代，唯物的和辩证的思想在现实和斗争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例如，像《黄帝阴符经》这样唯物主义的哲学著作，经过宋理学家朱熹作《阴符经考异》，在元末明初发生巨大的影响。它以五行为五贼，三才为三盗，突出万物相贼相制的一面。“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元末刘基撰《郁离子》因即以“天地之盗”名篇。而此时的医家，对《素问》的“亢则害，承乃制”思想的理解，也突出了其“制则生化”，即体内各机能间的相贼相制，在维持正常生理状态，以及由此确立治疗原则上的根本意义。倪维德用“《阴符经》曰：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故名其眼科专著曰《原机启微》。《黄帝阴符经》用“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唯物地概括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王履曾用“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来概括其画艺创作理论。

宋代理学的朱熹学派，对此时的医学思想影响很大。其“格物以致知”的治学态度，以及接受周（敦颐）张（载）以来的朴素的辩证法观点，影响了那时的医学家。陆九渊的“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也使人们的批判精神得到发扬。元代医家朱丹溪（王履的老师）先儒而后医，曾问学于朱熹三传弟子，元代理学家许谦；吕复是朱熹同时期理学家吕东莱之后裔；滑伯仁是刘基之兄。他们和葛可久、倪维德等人，又与元末明初的几位史家，如宋濂、王祎、戴良、朱右等有密切的交往。这些史家对医学的看法，也有影响于此时的医家。例如宋濂曾谓：“医之为道，难言久矣，非洞明应世群书之得失，尚可与于斯乎？非求之极博，而观其会通，安可遽反于至约之域乎？”（《宋学士全集》）王祎亦谓：“自《内经》以来，藏于有司者179家，209部，1259卷；爰及近时，天下之言医者，非刘李之学弗道也，刘李之法，虽攻补不同，会而通之，随症而用之，不存其人乎？”（《青岩丛录》）因此，像丹溪的老师，罗知悌是“得刘完素之真传，而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之说”（戴良《丹溪翁传》）。而朱丹溪更“不自满足，盖以三家之说推广之，去其短而取其长；又复参以太极之理，《易》《礼记》《通书》《正蒙》诸书之义，贯穿《内经》之言，以寻其指归”（同上）。说明当时医家的治学多能博通古今，要通晓历史发展，融会各家成就；欲求融合会通，必有批判，才能去其短而用其长。于是历史的科学批判精神在医学领域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

3.明初的医学家，就是具体地实践了这种历史的批判的科学精神。例如吕元膺“其于医门群经皆有辩论，前代名医皆有评骘”（《明史·列传》）。而滑伯仁之著《难经本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难经》，历代医家多有注释，寿所探摭凡十一家，今惟寿著传于世，融会诸家之说，而以己意折衷之，辩论精核，考证亦极详审，寿本儒者，能通解古书文义，故其所注，视他家所得为多云。”像徐用诚（彦纯）之著《本草发挥》，“取法张洁古、李东垣、王海藏、朱丹溪、成无己之说合成一书”（李时珍《本草纲目》序例）。其著《医学折衷》：“究探古今作者原意，摭金刘守真，元李明之，朱彦修诸氏论集，本于经旨而折衷其要。”（刘纯《玉机微义》自序）王履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笃志于学，博极群书”。他反对“将相循习而不求”，也反对“舍迩求远，委曲衍说”；主张实事求是；他认为“读书不可先看注解”，而要独立思考；他继承和发展了历史的批判的科学精神，在融会历代医学成就的基础上，突出地表现了理论创新的风格。他强调“正名”，重视医学概念的正确运用；注重“必然和偶然”的科学分析；提出“常与变”的概念，初步认识到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在医学实践发展的基础上，深化和丰富了对疾病特殊性的认识。在温病学说方面，他摆脱了传统的关于疾病“由表入里传变”的发生发展观念，因而批判了必须先解表、后治里的陈规，突出地强调“治里热为主”；首次在理论上揭露出温热病治疗的特征性规律。他强调求“变”，追求疾病异于“常”的特殊性，不停留于一般的认识，因而在治疗上也反对守常法而不化。在病因学说方面，他提出“天地恶毒异气所中”，脱出一般四气、六气的病因概念。他重视临床，反对侈谈岁运，重视临床证候的综合，反对仅据脉而不及其余。他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对医学发展的历史观，也是比较正确的。《素问》言：“人伤于寒，则为病热，言常而不言变。”古代对此只能有一般概然的认识；“仲景谓或热或寒不一者，备常与变而弗遗也”，说明张仲景时代对疾病的特殊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历史发展了；“仲景盖言古人之所未言，大有功于古人者”，评价历史人物，就是主要看他是否道出了比他以前的人所没有认识的真理。我们今天对王履的医学思想予以高度评价，亦是同样的理由。以上这些，显示出王履医学思想的伟大，也正是这些，推动了医学理论的建设和医学批判精神的发扬，直接影响了明清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