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溯源：实践和思考

东西方碰撞：没能实现的巨头会晤

有一件事使我倍感遗憾，那就是德鲁克和松下幸之助从来没有见过面，尽管他们的著作都曾名列畅销书榜单，他们却从来没有直接见面交流，现在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令人遗憾，事实上，他们两人好像曾经有过一次见面的契机。

1973年，时任钻石出版社社长的石山四郎多次访问德鲁克在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市的家和松下电器总部。石山是一位很有眼光的编辑，他推动了一个出版项目：通过两人之间交流的信件，寻找他们对于经营哲学的共同观点，或者是让他们就相同的经营话题各自回应，从中比较两人的经营哲学。德鲁克和松下幸之助都同意了，可是这个看起来会一帆风顺的项目，最后还是因为各种缘由而宣告终止。

根据当时的记录，与德鲁克素未谋面的松下幸之助从石山那里听说了德鲁克的履历和与人相处的方式后，显得非常兴奋，他不仅期待能和德鲁克就经营和经济展开讨论，更想跟德鲁克交换对于社会的想法。正是因为这样，两位大咖没能实现对话实在是令人遗憾。站在社会管理和经营价值的角度，这本来会是一次极有意义的思想碰撞。

尽管两人未曾讨论他们各自的哲学，但我们需要思考一件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德鲁克和松下幸之助都超越了单纯的学者和经营者的身份，建立了他们的哲学，他们都拥有什么样的潜质。我想通过追溯这两个人的职业生涯来探询并求解这些问题。

“发现”管理：德鲁克的世纪功勋

德鲁克既是一位法学博士，也是一位政治金融记者，还是一位经济学家，可是德鲁克却将自己描述为“社会生态学家”，自称是“作家”，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形容自己是个“旁观者”。作为德鲁克作品的译者，上田惇生先生被誉为德鲁克哲学在日本的布道者，他也说，德鲁克哲学的本质就在于“观察”社会动向。德鲁克始终致力于分享通过观察得到的想法，发表这些认知对组织的启发的看法，这就是德鲁克的工作风格。

形容德鲁克的称呼有很多，人们称他为“管理学之父”“改变美国工业的人”“孕育管理学理论的伟大思想家”“资本主义的史学者和捍卫者”，等等。然而，德鲁克的论点并不是某种特定的、狭义上的理论，譬如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或麦格雷戈的“X-Y理论”，德鲁克最大的贡献，是他“发现”了迄今为止从未被承认的“管理”，并为其付出心血。

至于学术界应该如何评价德鲁克的成就，有一种观点认为，从德鲁克的论述被引入日本的那一刻开始，就很难从方法论上掌控对其的评价。德鲁克的著作不时变换视角，有时以社会论为导向，有时以经营论为导向，有些是学术性的，有些则带有新闻性。就评价而言，也许范围过大了。

反希特勒意识：“经济人”概念的崩塌

可以说，德鲁克的经营哲学是通过一系列的作品逐步发展并得到认可的，因此，按照作品的写作顺序来回顾他的论点很重要。

首先，让我们看看他的处女作《经济人的末日》。德鲁克的风格在这本书里已经很明显，在书中他没有采取以公司为中心的立场—这通常是管理学的前提。

这本书1939年在美国出版的时候，德鲁克已经移居美国2年了，这位奥地利移民当时只有29岁，他的首部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美国和英国成了畅销书，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写了书评。丘吉尔跟书中观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甚至把德鲁克的处女作作为礼物赠给英国军事学院的毕业生。

《经济人的末日》是一本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解说书，而不是一本管理著作，是德鲁克在对当时席卷欧洲的希特勒纳粹主义进行观察后，从独特的社会学角度出发，对极权主义的起源做出了解释。书名中的“经济人”指的是一种观念上的人类，对这种人来说，在社会中，只有经济上获得满足才是重要且有意义的，可以说，德鲁克的哲学是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的。

随着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传统的经济、社会和价值观秩序崩溃了，在混乱不堪的社会里，大众不再相信旧秩序的合理性，人们开始寻求超脱于经济合理性的价值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对于混乱秩序的焦虑使得他们接受并依赖他人的控制，而不是追求自由，他们不再支持民主主义，转而肯定了专制主义。

希特勒的思想是缺乏人文精神和社会合法性的，尽管如此，大众还是像被施了咒一样追随他，这一切都反映了当时人民内心深处的共同愿望，也就是缓解社会动荡。德鲁克认为，无论是将纳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挂钩，还是非人道的大屠杀，都表明了“经济人”概念的崩塌。

在《经济人的末日》里，德鲁克主张与希特勒进行对抗，希特勒欺瞒并煽动大众构建了属于自己的产业社会，大众需要重新建立起欧洲自由和平等的基本价值观，这是创造一个新的产业社会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这个论点在1942年德鲁克出版的第二本书《工业人的未来》中阐述得更为明确：极权主义试图通过放弃自由来使社会运转，这是错误的，为了纠正这一错误，战胜极权主义，必须建立一个新的产业社会。我们所需要的社会是一个以人性为基础，能充分发挥人类力量的社会。换句话说，德鲁克认为，在这个理想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被赋予自由与责任，在这个以企业为中心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发挥自身力量的一席之地。

从美国新天地启程：公司的意义

也就是说，德鲁克管理哲学的主要特点，是将人类的存在和社会的存在系统化，将二者看作一个整体。

德鲁克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探索管理的本质的，究其起因，还是源于他立足的这片新天地—在美国，德鲁克得到了第一个委托研究项目。当时美国已经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这主要归功于大企业的存在，其中的代表就是通用汽车，德鲁克参与了对通用汽车的研究，这应该是德鲁克经营哲学诞生的契机。

德鲁克根据在通用汽车的实地调查成果，出版了《公司的概念》，这是一部不朽的巨作。它象征德鲁克开始探索工业社会中企业应有的状态，研究管理的意义和方法。德鲁克发现，公司这个组织是为了充分发挥人类力量而存在的，他质疑性地思考了公司在社会中存在的真正意义，正是在这本书中，德鲁克的管理理论初现雏形。

《经济人的末日》已经是70年前[5]的著作了，为什么时至今日仍在加印、受到万千读者的推崇？这一定是基于德鲁克拥有敏锐的洞察力，他从未误判过社会的动态变化，可以说，德鲁克的观察立足于历史，并从中解读现实社会的法则，发现人性的本质。

五重身份：企业家的多个角色

与德鲁克的哲学一样，松下幸之助的经营哲学也是超越了单纯的经营领域，拥有一个庞大的体系。

就像许多近江商人[6]都将他们的经商秘诀作为家训代代传承那样，对于商人而言，获得哲学的启发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可是，就算是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松下幸之助的思想，尤其是他对于人类的看法都显得非常独特，这是因为它超越了商业的领域。松下幸之助在1972年出版的《松下幸之助的人生观：提倡新的人类观》一书中表示“人性是一块璞玉”“人类是万物之王”。同时，对于宇宙起源的认知，和将宇宙生态描述为“形成与发展”的独特观点，在松下幸之助的经营哲学的思想基础中占有重要位置。作为一个商人，为什么松下幸之助能够这么富有思想家特质呢？

令人惊讶的是，第一个认识到松下幸之助拥有思想家这一特质的并不是日本学者，而是美国媒体。1964年9月，《生活》杂志以东京奥运会前夕的日本为主题，刊登了一组专题报道。其中将松下幸之助描述为“一个拥有五重身份的人物”，分别是“顶级产业家”“首富”“哲学家”“杂志出版商”和“畅销作家”这本发行量800多万册的杂志描述了松下幸之助的个性，阐述了他的经营理念和PHP的哲学理念，还有他对于人类和宇宙的看法，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媒体对松下幸之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一提到松下幸之助的经营哲学，人们通常理解为“自来水哲学”，其实远远不只有这些，还包括“顾客至上”“自主责任经营”“率先垂范”“集思广益”“水库式经营”“共存共荣”“适度经营”“适度利润”“无形合同”“适材适所”“全员经营”等，这些思想并不是碎片化的，而是相互联结、形成体系的，甚至与松下幸之助对于人类和宇宙的看法都息息相关。

为什么德鲁克和松下幸之助都自发地进行了这么广泛而深刻的思索呢？让我们看看两位大咖的人生轨迹，从中探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