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雨斋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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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同路者

无论在学术史上还是文学史上,沈兼士的名气都不大。因了周氏兄弟的缘故,人们时常还提到他。鲁迅、周作人的日记关于他的记载很多。沈氏生于1885年,卒于1947年,与周氏兄弟算是同学。据说他留日的时候曾加入过同盟会,但后来长期在教育界工作,从事文字学研究。著有《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测》《段砚斋杂文》等。他也写过新诗,然而成就平平,未被外人看重,现代文学史对他大多是一字不提的。

八道湾最初的聚会,他每每是参加的。与周氏兄弟的关系很近。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沈氏与周氏兄弟站在一起,都是学生的支持者,还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上签了名,一时名噪京城。1926年,他去了厦门大学,仅待了一段时间又返回北京。在厦大的时候,他和鲁迅一同共事过,彼此相处不错。《两地书》中,有许多关于沈氏的描述,可以看到他的忠厚一面。不过那时候,沈兼士和周作人周围的人亦好,顾颉刚就是他所邀来,引起了鲁迅不快,称其“如此模胡”。总体的看,鲁迅笔下的兼士,和沈尹默等人一样,有敦厚之相。沈氏在厦大对鲁迅有过许多关怀。鲁迅致许广平的信中就说:“我前回辞国学院研究教授而又中止者,因怕兼士与玉堂觉得为难也。”

沈兼士从厦大返归北京后,曾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直到抗战前,仍与苦雨斋主人有着交往。1932年,沈氏在辅仁大学主持文学院工作的时候,曾邀请周作人去那儿演讲,共去了八次,那些演讲被邓广铭记录下来,后来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书名,由北平人文书店印行,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轰动。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的小引中,周氏说:

本年三四月间沈兼士先生来叫我到辅仁大学去讲演。说话本来非我所长,况且又是学术讲演的性质,更使我觉得为难,但是沈先生是我十多年的老朋友,实在也不好推辞……[15]

周氏说沈兼士是他“十多年的老朋友”,不是夸大之词。查周作人日记,有关沈氏的记载颇多,是苦雨斋里重要的客人。很长一段时间,是把他视为同道的。沈兼士那时和周氏兄弟保持着相同的距离,并不像钱玄同、刘半农、废名那样过分亲密周二先生。鲁迅1929年5月和1932年11月两次返北京,沈兼士都亲自探望,并邀其到辅仁大学演讲。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曾说:

南北统一后,“正人君子”们树倒猢狲散,离开北平,而他们的衣钵却没有带走,被先前和他们战斗的有些人拾去了。未改其原来面目者,据我所见,殆惟幼渔兼士而已。[16]

另一封信则云:

我到此后,紫佩,静农,寄野,建功,兼士,幼渔,皆待我甚好,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17]

总体来说,沈氏还属于京派文人,重视学术,轻创作,对历史学与文字学,多有心得。他喜欢鲁迅的峻急,也欣赏周作人的闲适平淡。1934年,周作人发表了五十自寿诗后,唱和的也有沈兼士。那诗也步周氏的原韵,写道:

错被人呼小学家,莫教俗字写袈裟。

有山姓氏讹成魏,无虫人称本是蛇。

端透而今变知澈,鱼模自古属歌麻。

眼前一例君须记,荼苦由来即苦茶。

这诗发表之后,受到一些激进青年的嘲讽。周作人的友人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都因与周氏应唱而遭讥刺。京派文人治学之余,亦偶有笔墨游戏之娱,水平虽有高下,而心境大抵相近。在无聊的时代,写一点反讽自嘲的文字,也算生活的一种点缀。苦雨斋的这种无奈中的反讽、自娱,为一般青年所难理解的。

周作人的学术活动中,沈兼士是个参与者,他们常在一起聚会、谈天,彼此是了解的。1925年9月,中日教育会成立,周作人是会长,沈兼士则被选为中日学院院长。1926年6月,他们一起接待过苏联诗人毕力涅克。1932年5月,周作人在苦雨斋设宴招待章太炎,沈兼士亦在座相陪。次年4月,他们还一同发起了为李大钊举行公葬募捐活动。但是在日伪时期,周氏担任伪职后,沈兼士则与其渐渐疏远,成了抗日的一员。据葛信益回忆,他与英千里、张怀等人组织了“炎社”,以顾炎武的“炎”为隐喻,表达抗争之意。1942年底,日本军人忽然包围了沈宅,欲逮捕他和家人未果,错将顾随等人囚住。沈兼士逃离北平之后,对周作人颇为痛心,曾将对周氏的失望告之林语堂。林语堂在《记周氏弟兄》中写道:

民国三十二年冬我回国,在西安遇见沈兼士,约同登华山。……在华山的路上,跟我谈周作人在北平做日本御用的教育长官。他说我们的青年给日本人关在北大沙滩大楼,夜半挨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而作人竟装痴作聋,视若无睹。兼士说到流泪。[18]

这一段追忆之文,含着悲怆之气。一对友人,就这样各自东西,成了两条路上的人。日本投降后,沈兼士以国民党教育部平津区教育善后复员特派员身份,从事沦陷区教育界“甄审”工作。周作人入狱后,每每想到沈兼士,便有痛恨之感。看他晚年的文章,写至沈氏时,对这位当年的同路者,恨恨然于纸上,已毫无友情可言了。

沈兼士在1947年8月2日因脑溢血病故于北平。其兄沈尹默曾有旧诗为之悲哭,文字颇为凄冷。学术界对他也一片感怀。死前,他还为八道湾遗产找过律师,力求保住属于鲁迅和周建人的房产,因为那时八道湾的住所已被没收。这是沈氏为周家做的最后一件事,周作人后来从不提及于此,大概是不愿意联想些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