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老友

往来于苦雨斋的还有位人物，现在已不大被人提及了，这就是徐祖正。查周作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记，徐祖正出现的频率较多，一般常和张凤举共同出现于周宅，且交情不浅。徐祖正，江苏昆山人，字耀辰，生于1895年，逝于1978年。徐氏早年在日本留学，系创造社成员。后又到英国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徐氏最早出现在周宅是1922年9月，系与张凤举结伴。从那时起，徐氏与张凤举成为周家的常客，彼此交流亦深。周作人与鲁迅闹翻后，难言之隐仅张、徐二人知道，但二人缄口不谈，很有君子之风。众人的友谊，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

徐祖正早年曾和郭沫若有过交往，大约都受了浪漫主义的影响，对感伤的、非理性的艺术均有感情。但后来创造社诸人大多偏左，变成左翼中人，而徐祖正却停留于为学术而学术的层面，和周作人等走到了一起，甘愿去做一个落伍的人。他在二十年代颇为活跃，搞过翻译，写过小说，亦有大量文学批评的文章行世。他的文章，大多发表于《晨报副刊》《语丝》《莽原》《骆驼草》等。废名、钱玄同等人，与其亦有交情。他曾为《骆驼草》写过多篇评论文章，理论自成一家，可以视为苦雨斋团体美学观的代表。我看徐祖正的文章，觉得和周作人精神相似，趣味亦在废名、刘半农之间，大有深意。了解苦雨斋里的文人们的美学纲领，大概可以在徐氏那里找到些什么。

徐祖正通晓日、英文，对域外文化思潮别有心解，所以言及中国文化，行文从容，知识厚重，有举重若轻之感。他的文章不及周作人散淡，亦无废名、俞平伯那样秀雅。但言之有物，略带学究之气，读了有平易之感，并无创造社的咄咄逼人之气。鲁迅对徐祖正，并无什么恶感，1927年出版了《坟》的时候，就曾在南方写信给北京的韦素园，嘱其将书转交给徐祖正。并未因其和周作人甚密而拒之千里，可见徐氏还是有些人缘。他曾和鲁迅，共同在同一个杂志里发表文章，其翻译的笔调，颇有文采，并不亚于郭沫若诸人，周氏兄弟对其学识，也是赞叹的吧？

大概是1924年，周作人和徐祖正等人商议，欲办一个纯文艺的杂志，取名为《骆驼》。但直到1926年才正式面世。徐祖正很喜欢“骆驼”称号，连自己的书斋亦起名为“骆驼书屋”。《骆驼》只出了一期，但内容丰富。张凤举、周作人、徐祖正、沈尹默、陶晶孙等都有文章或译作。四年之后，周氏和徐祖正、废名等人又在《骆驼》的基础上，创办了《骆驼草》，共出版了二十六期。徐祖正在杂志上发表了诸多文学理论文章，其理论才华，在苦雨斋圈子里是突出的。比如《对话与独语》《文学上的主张与理论》《文学运动与政治的相关性》《文艺论战》等，是我们研究周作人身边人物艺术观的重要资料。有些文字，仿佛出自周作人之手，思想的接近一看即明。《对话与独语》写到了对时下文艺的看法，那看法和刘半农、废名、俞平伯大抵是一致的，没有受到流行色的暗示，其中有一段话，颇为语重心长：

因为文艺界思想界里只有个人。为要能摆脱政治社会的束缚，维护个人主观的尊严，因此才有文艺思想的园地。这里不容许雷同，不须要服从。主唱个人的尊严这里面并不包含对于团体国家的无视。团体国家须要建筑在有健强的判断，有明敏的思索，有丰厚的情感的个体上的。只有文艺可以养成这种个体。在文艺界里也要强凶霸道那是不成的。有实力的作家，有眼力的批评家不会被少数、多数的无知者打倒。冒充招摇之徒也不会长久他的地位。所以在这里没有拥护只有爱好，或赞仰。[14]

无论是徐祖正，还是周作人，精神的核心之一，就是学术研究，应和政治区分开来，太偏于狭小的主张，大概就有了问题。看徐祖正的批评文字，不像他的小说和翻译文字那么漂亮、艰涩，倒显得平易近人，有一点周作人的色调。不过他对文字的把握，有时显得缺乏控制力，远不及周氏、废名那么有趣。后来的文学批评史和小说史都不太提他，也并不是没有原因。

徐祖正的心性是诗人气的。他的小说《兰生弟的日记》悲怆深切，一唱三叹。写一位留日的学生归国前后的恋爱经过，大抵受到了日本私小说和英国浪漫诗学的影响，绝望的、哀苦的调子四下蔓延。作者写青年人的苦楚时，很有些神经质，与郁达夫的某些作品庶几近之。可惜此书后来未得再版，文学史家亦很少提及，遂不被世人所知。徐祖正后来一直从事教学工作，创作的东西不多。1957年，在北大被打成右派，也过了一段苦难的日子。三十年代，他和周作人过从甚密；四十年代，周氏入狱后，他和俞平伯还奔走呼救过，旧情依然；五十年代，二人均陷苦海，还有精神的交往么？因为材料稀少，不得而知。想必彼此都有深深的苦涩。倘若那时二人相遇，大概也只能彼此摇头，默默不语吧？近读周作人晚年日记，偶能看到徐氏的名字，两人还偶有见面。但谈些什么，均难知道，细细一想，他们的心境，定然不同于四十年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