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民工自组织的理论基础

一 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性”认识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领域，经济学家通过比较集中指挥的计划经济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演绎出经济领域的多中心任务，进而提出在政治、社会、文化领域也存在着多中心性。英国学者迈克尔·博兰尼在《自由的逻辑》一书中首次提出“多中心”一词，他通过分析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归纳出两种相对自由安排的方式——“自发秩序”和“集中指导”。迈克尔·博兰尼认为“自发秩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随后，他在对“自发秩序”的研究过程中察觉了“多中心性”的存在。所谓“自发秩序”是指人们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凭借主观能动性互动，这种互动保证了公共立场上的自由正当性，个人主动性的互动导致自发秩序的建立。通过自发秩序活动解决社会问题时，由于缺乏共同性的团体来协调任务，因而工作任务分解为多中心任务，多中心任务只能通过自发秩序中的个体经过相互自觉调整后才能逐渐趋向一致性结果，相互自觉调整过程包括协商、竞争和劝说三种相互作用模式。个体自觉调整后的一致性并非通过强制力获得的，而是在自发秩序完成多中心任务的调整配合过程中生成的。博兰尼是“多中心”理论的开创者，不过他仅是从理论层面论证了多中心理论的逻辑合理性，真正将多中心理论用于人类社会公共管理的却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学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夫妇，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多中心理论”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可行性。

在多中心政治体制理论产生之前，理论界一般认为解决地方问题的最好方式是单中心政治体制，多样化的政治单位被认为必然会导致“职能重叠”和“高额成本”，进而导致地区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在相关论文中否定了上述观点。他们在《大城市地区的政府组织》一文中肯定了“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并认为“多中心治理模式”意味着多个相互独立的决策中心，它们具有相互独立的形式，彼此间通过竞争关系形成契约性和合作性事务，多中心体制下的各中心单位通过“协作竞争”促进对竞争问题寻求低成本的解决路径。随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在《多中心》一文中通过比较“多中心秩序”和“单中心秩序”，阐述了多中心政治体制的优越性。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认为“多中心秩序”的重要特质是广泛且分散的决策权，广泛且分散的决策权可以有效约束政府官员的行为，激发民主社会的活力。而与“多中心秩序”对立的“单中心秩序”容易出现信息失真现象，当“单中心秩序”政治体制中的现实绩效与原有期望出现落差时，为了取悦上级单位，下级单位会有意扭曲信息，进而因信息失真引发各类社会问题，最终导致决策失误。多中心政治体制具有多元结构治理优势，各个治理主体间的相互监督能够杜绝信息失真现象。因此，社会治理领域应运用多中心的政治体制解决单中心决策带来的社会问题。多中心政治体制是指在遵守法律的基础上通过社会组织、经济部门及利益集团的竞争性协商获得最终决策结果。多中心政治体制的产生源自人类生产活动和需求的多样化，其成功运行的关键是明确法律规则和多中心间的协商机制，如市场、司法、公共服务等领域中存在多个治理主体，没有一个治理主体能够控制所有决策行为，最终避免决策失误行为的发生。

在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论证多中心治理的优越性后，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发展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如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阐述了多中心治理的五个基本特征；另一位治理理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罗茨对“多中心治理”概念从六个角度进行了解读，两位学者均强调多中心治理的网络化、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合作化等多中心治理特征。我国学者也指出多中心治理的主要特征是治理中心的多样化，政府不是唯一的社会权力中心，凡是能得到公众认可的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均可成为社会权力中心。多中心治理的目的是通过各利益方在制度关系中的协商、竞争等各类活动，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多中心治理能激发公民的社会事务参与热情，构建政府与公民间的信任、依赖、协商、合作关系。

尽管多中心治理理论发展时间不长，但在理论阐述和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基本框架，具有一定独特性。第一，多中心治理的治理主体是多样化复合主体。社会群体的多样性导致社会利益和需求的多样性，而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社会资源又流向了政府、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等各类组织。不同组织构建了社会治理的复合主体，不同组织间需要结合彼此的利益点，做出有利于本组织群体的最优决策。第二，多中心治理的治理结构是网络型结构。现代社会中的每个公民都生活在社会网络之中，互联网基本上实现了信息的水平化交流，打破了传统的信息封闭性，简化了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的互动流程，提高了沟通效率，真正为所有人和组织搭建了网络型沟通结构。网络型结构中没有固定唯一的中心，网络中的任意节点都是一个中心，每个中心体与其他中心体之间可以产生超越层级的交流，直接表达组织的利益。第三，多中心治理的治理目标是满足公民多样化需求及实现公民利益最大化。多中心的权力结构设计、多样化的民主参与制度可以改变单中心治理下的公共权力滥用及行政效率低下现象，也可以使单个公民、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的多样化需求得以充分表达。第四，多中心治理的治理方式是“竞争式合作”。多中心治理中的各个中心是独立的自治体，它的运行是为了满足本群体需求、实现本群体利益最大化，因此各个中心间围绕着社会公共物品会展开激烈的竞争博弈。但由于各个中心组织力量各不相同，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数量及成本各有大小，为了实现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各个中心必须围绕公共物品的生产、使用、维持开展合作，各个中心之间必须通过谈判、协商等形式进行竞争性合作，以获取对本群体最优的治理结果。

多中心理论可以从实践角度阐释农民工自组织出现的现实需求，也可以从理论角度解析农民工自组织的基本治理功能。农民工群体是我国社会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庞大的人口基数决定了这一群体对社会公共服务有着较大需求，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虽然也在不断改进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的提供数量和质量，但受限于政府的行政效率及其他利益群体的需求，农民工群体的公共服务需求仍未得到有效满足。在此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成立自组织进行群体的自我治理和自我服务，意图使农民工自组织成为多中心治理网络中的一个治理中心，与其他社会治理中心开展竞争式合作，参与社会治理中的决策博弈，最终实现本群体利益最大化和社会治理最优化。

二 自组织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自然科学领域诞生了自组织理论，自组织理论主要围绕生命、社会等复杂的自组织系统开展研究，研究内容涉及自组织的产生动机及条件、自组织的发展演变路径等方面。自组织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组织自身具有一定的内部逻辑，能在没有外部指令的刺激下从低级不断演化为高级、从无序不断整合成有序。自组织形成和自我革新的基本外部条件是系统与外部环境存在基本交换行为，内部条件是自组织各要素之间发生非线性、交叉式的影响，彼此作用。虽然自然科学领域的不同学者对自组织的界定有所不同，但对于自组织系统的基本特点达成了如下几点共识：第一是自组织具有共同目标。自组织系统中的行为主体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目标，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相互发生关系。第二是自组织具有统一的行为规则。行为主体通过系统内部简单行为规则发生作用。第三是自组织的行为主体具有自主权。自组织不存在中央集权式控制，系统中的每个要素都会对系统的发展变化产生较大影响。上述自组织的基本特点使自组织产生了良好的自创性和适应性，自创性是指自组织能够自我解决问题，促使组织不断演化，走向完善和成熟，产生全新的结构、模式、形态；适应性是指自组织能够快速回应内部或外部环境的变化，从不稳定到稳定，重新达到平衡。

自组织理论最初源自自然科学，后来社会科学逐渐借用了自组织这一概念，意指相对于强制性、行政性组织，一种在自愿基础上自发、自由成立的社会团体组织。在没有外部力量介入的情况下，自组织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平等协商、达成共识，采取联合行动。A.D.林德赛曾经对自组织理论做过如下阐述：“个人通过诸如教会、协会等各种组织的各种社会关系维系社会的共同生活，社会的宗教、科学、经济生活也是借助于此而得以发展的。每一种生活均有其各自的发展，其中存在一种自动、自主和自由的组织领域，国家通过强制机制无法占据该领域。”[1]自组织理论随后发展为主张按职业选举政府的社团国家理论，社团主义要求将国家立法权力交给由产业、农业和职业团体所派遣的代表，强调自由组建的社团组织在政府决策上所产生的影响。自组织理论不认同没有个体自由的国家权威主义，也不认同毫无规范的无政府主义和散漫的个人主义，自组织理论希望构建相对理性、较为民主的组织层面的政治治理模式，以保障社会群体利益博弈过程的公正性和科学性。

运用自组织理论可以提升农民工自组织的自组织和自适应能力，激发农民工自组织开展内部结构变革的动力，促使农民工自组织开放系统以加强外部资源的输入，通过竞争和合作推动农民工自组织产生新的模式和功能，实现变革以应对发展中的问题。自组织理论强调组织的目标性、规则性及自主性，以自组织理论审视农民工自组织，可以发现当前农民工自组织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第一，农民工自组织缺乏一致的行动目标和行动规则，组织内部缺乏统一认同的规则，难以形成协调有序的组织结构，农民工自组织呈现能力不足的问题，进而导致与外界难以形成充分的资源、信息交换行为，影响组织的发展。第二，农民工自组织缺乏充分的行动自主权，欠缺组织创新的自主动力，难以通过自我调节建设实现自我的可持续性发展。

三 增权理论

增权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意指赋予或增强个人或群体的权力。1976年，Solomon在美国出版了《黑人增权：受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一书，书中首次阐释了增权理论的基本概念，从此增权理论走进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也成为西方社会工作领域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模式。“增权”理论包含权力、无权、去权、权能等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核心概念是权能。关于权能的科学定义，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解读。有学者认为权能意指个体能够掌握自身生活空间诸多因素的能力；反之，个体无法掌控自身生活空间的诸多因素就是缺乏权能。有学者论述权能不仅是客观存在，也是个体的主观感受。个体因缺乏能力而形成无权感，进而自我贬低，陷入无权的恶性循环。也有学者从意识角度阐述了权能，认为“权能”是个体自我觉醒的意识，因个体意识到自身的无权状态，才能激发个体的增权意识，进而通过行动促进个人或环境的转变。[2]增权理论就是希望社会工作者帮助个体通过增进权能减少无权感，更加深刻的认识社会权利、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及文化权益，促进弱势群体主体意识的提升，进而积极参加影响他们生活的社会制度决策，争取群体的合法权益。

依据时间维度，增权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是1893年至1917年，美国社会在这一时间段正处于快速的工业化过程中。城镇工厂需要大量移民劳动力，在城镇工厂务工的移民劳动力受到资本家的严格管制，劳动时间过长，劳动收入却极其低下。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加剧，阶级分层、性别差异、种族歧视等议题逐渐成为社会主流话题，社会群体差异化的加剧为增权理论的诞生奠定了现实基础。此阶段的增权理论主要涉及如下几方面：其一，社会工作者为增权对象提供具体的社会性支持；其二，社会工作者向案主的亲属、社区人员传授增权所需技巧；其三，社会工作者重视案主的社会增权参与。第二个时间段是1917至1945年，美国经济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而遭受重创。罗斯福总统通过系列新政措施复兴美国经济，美国社会处于积极变革的气氛中，求变的社会思维赋予增权理论广阔的发展空间，社会工作者在增权实践方面也有诸多创新之举：其一，建立社会安全制度。通过全面性福利制度的建设，帮助社会弱势群体获得最低保障；其二，注重母亲和儿童的增权工作，改变女性及儿童的弱权地位；其三，重视黑人的增权工作，扩大黑人的资源与机会，重视黑人“增权”的教育效果。第三个时间段是1945年至1994年，劳资冲突、移民冲突、种族冲突、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美国社会集中爆发。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美国政府通过“大社会”计划，大幅增加福利经费以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境况，以彰显政府对公民的保障责任，增权理论也在这一时期进行了理论重构。其一，增权工作的介入必须以回应案主的需求为依据，增权工作必须尊重案主的需求，鼓励案主积极表达增权需求；其二，鼓励案主参与建立互助团体。鼓励案主与相同处境的个体建立互助团体，通过集体意识的觉醒，降低案主的孤立与无权感，积极争取群体的应有权益；其三，强调增权的重点应是案主的转变。社会工作者应提升案主的领导才能，增进案主的政治参与，改善案主的经济状况，使其最终成为掌握自身机会的有权力者。[3]

关于增权的基本模式和主要层次，国内学者范斌（2004）在这一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依据增权动力源的不同，范斌将增权行动分为两种模式——个体主动模式和外力推动模式，“个体主动模式”强调增权行动的动力源来自个体本身，个体的主动性、主体性在增权实践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外力推动模式”强调增权行动的动力源来自外部力量，认为外部力量借助一定方法能够激发弱权群体的增权意愿，提升弱权群体的增权技巧，如通过外部力量，帮助弱权群体增强社交范围、改变社会环境，扩大权能的范围，进而获得更多社会资源，通过外部力量与主体循环互动以达到持续增权的目的。关于增权的层次性，依据增权行动的涉及范围，范斌将增权的主要层次分为个体、人际关系、社会参与三个层次。所谓个体增权层面聚焦弱权群体的生活条件和周边环境的控制能力，个体增权行动的主要目标涉及个体自我评价的增强、心理健康水平的增强、环境改变意愿的增强等方面。人际关系的增权主要聚焦社会关系网络建设，主要增权目标是引导弱权群体参与社会互动，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以获取社会资源，改善弱权群体的社会形象，营造公平社会环境。社会参与层面的增权聚焦弱权群体的政策博弈，主要增权目标是引导弱权群体通过群体活动参与社会决策，充分表达群体的利益需求，获取合理的社会资源，争取群体获取更为公正和平等的待遇。[4]

自我国学术界引进增权理论以来，学者运用增权理论分析了不同群体的增权问题。如青少年增权研究、农村贫困人口的增权研究、女性就业增权研究、贫困学生的增权研究、受虐老人增权研究等等，体现了强大的理论解释力。黄肖静运用增权理论分析了青少年无权和弱权现象影响了青少年的发展，陆玉林等认为处于无权状态的青少年容易成为弱势青少年，城市弱势青少年群体的增权行动需要借助家庭成员的良性互动，构建良好的家庭成员关系才能使弱权青少年提高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孙琼如运用增权理论分析了老年人受虐问题，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失权状态导致其容易受虐。付再学运用增权理论分析养老机构老人服务模式的构建问题，他认为养老机构应该在尊重老人权力的基础上提高服务水平。刘梦等人以单亲女性自强小组为案例，分析了增权理论在女性群体中的作用。张银将增权理论应用于女性社区就业问题的研究，分析女性在社区就业中的失权现象和增权路径。张时飞以上海癌症自助组织为例，通过精神健康、自尊感、组织控制感、社区控制感等定量指标从个人和集体两个层面分析病人群体增权问题。江华将增权理论应用于同志群体及社区艾滋病的综合干预研究，认为通过社群、同志、实施者的共同干预，可以实现同志群体的增权，改变这一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弱势地位，可以使同志社群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弱势地位有所改变。

增权理论可以解释农民工自组织对农民工群体的增权功能及增权模式，农民工自组织的增权模式依据增权理论可以分为内外两种模式，内部主动模式强调农民工个体在增权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自组织增权应当激发农民工潜能，而非直接赋予农民工个体以权力。当农民工的潜能被激发后，他就获得了处理社会事务和社会关系的各种技能和资源，进而获得良好的自我感觉、自我价值的体验。如果农民工没有增权意识，外界的帮助是毫无作用的。外部推动模式主要侧重外部力量在增权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自组织应对农民工群体实施外部刺激，并通过外部与内部的持续性互动，消除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交往障碍，优化社会生存环境，培育他们的技能，增强农民工群体获取更多控制生活资源的能力。[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