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神户与松江

《校友会杂志》的主编

花森安治喜欢演讲，又有自信，因此一升入高中就加入了辩论协会，之后在二年级时加入了文学协会。在那里，他与田所太郎熟络了起来。看到他在1931年底全校罢课时活跃于街头演讲等场合的样子，应该也没有退出辩论协会。

当时不仅是松江高中，旧制高中里都有以社团为基础的“校友会”，这种校内组织吸纳学生和教员作为会员，由双方选出理事负责运营。

这些校友会每年会发行两三期杂志，按惯例基本是由文学社负责编辑。松江高中也不例外，《校友会杂志》每年发行两期。花森在罢课运动刚刚结束的1932年初，和其他几名文学协会成员一起，被选为第二十期会刊的编辑委员。

不对，与其说是“被选为”，倒不如说是花森自己主动揽下了工作。我读过半年后发行的杂志的编辑后记（篇幅相当长），便更加坚信这一想法了。文章从一开头就非常有气势：

本期由我全权负责。

本次的编辑工作全部由我本人，在我的独断专行之下完成——在这一点上，我向编辑委员田所、保古致以深厚的谢意。

我在后文中也会提到，花森安治身为《生活手帖》的主编，其“独断”的程度得到了大批相关人士的佐证。作为主编，如果在行动上不够独裁，就无法做出高质量、有个性的杂志。花森在这一时期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确信。虽然后记有些长，但紧接着这段之后的部分我也在这里一并介绍了吧。

关于本期的样式——特意选择这个开本，目的并非是彰显我个人的喜好，而是为了减少每行的字数，增加行数，在配合诗歌节约版面的同时，兼顾易读性。页数的增加也绝不是因为版式，而是稿件丰富的缘故。

关于本期的封面——是我的试作，敬请指正。

关于本期的编排——本期全部用九磅字、一栏的方式排版。为使版面有所变化，也曾有过是否将一部分内容用两栏排版的声音，但在我的独断专行之下，全部使用了一栏。说到我个人的感受，是不喜欢两栏排版那种杂乱无章的感觉。

还有人提出意见，希望能加入些插图。对方的态度非常强硬，我却坚决反对。放眼看看吧，全国数十份校友会杂志，版面和作品无不因为插图而被破坏殆尽。请原谅我的失礼，可要想在这所学校里找到理想的插图，恐怕希望渺茫。会有人从这活字的集合和直线构成的纸面中发现美吗？

相比杂志的内容，花森首先针对“版式”进行了一番论述。从这里可以很直观地看出，这一时期的花森想要靠什么来一决胜负。他的确拥有强烈的好胜心，可是从中丝毫感觉不到当时旧制高中里常见的那种自我陶醉的唯心倾向。真不愧是花森安治啊！

这本杂志的原版保存在旧制松江高中的后身——岛根大学的图书馆里。我再次阅读酒井宽的《花森安治的工作》时得知此事，因此在2010年的夏天下定决心，坐上飞往出云机场的客机。从松江城向东北方向缓缓步行二十分钟左右，就是岛根大学。我穿过原本属于松江高中的、小小的石制正门，然后直走，来到靠近道路右手边的图书馆，在二楼看到了打电话预约过的几本《校友会杂志》。

我立刻就明白了花森写“特意选择这个开本”的原因。开本是指书刊幅面规格的大小。之前和之后几期所采用的是文学杂志常见的纵长形A5开本，只有这第二十期是略小一号的正方形。前者用八磅铅字、两栏排版，后者用更大的九磅明朝体活字、一栏排版。形式是雅致的毛边本，留出了充分的余白，当然也没有插图。

封面是用于设计的高级炭纸，田所太郎在接下来的第二十一期里写的后记中提到，封面和内页用纸都是花森自己挑选出来的，他从当地的印刷厂搬来的纸张样品“像小山一样高”。

在接近纯白的奶油色底色上，用银色墨水印刷着大大小小、像同心圆般一点一点逐渐错位扩散的正方形。这与设计师杉浦康平年轻时热衷的带有禁欲色彩的几何图案如出一辙，是更为朴素的版本。由于用银色印刷，如果不迎着光线调整角度的话就看不清楚。哈哈，所谓“是我的试作，敬请指正”，恐怕也是因为这吧。

可是，花森安治为什么会如此干劲十足地跟“版式”较劲呢？

在前文摘录的后记里稍后的部分，他提到了这样一个想法——希望这期杂志带来的“刺激”，能成为松高“文艺复兴”的契机。希望为罢课结束后校内那沉闷不振的气氛投下一发重磅炸弹，带来活力，这似乎就是他的想法。可也许不只是这样。以下内容完全是我的推测。我想，这一时期的花森，可能对其他学校的校友会杂志和类似的文学社团杂志怀有十分强烈的对抗意识。

那是刚刚迈入昭和的年代，一高的校友会杂志上活跃着杉浦康平和立原道造这样的青年，他们后来成为著名的作家和诗人。京都三高的编辑中则有青山光二和织田作之助这样的执牛耳者，与一高分庭抗礼的诗歌杂志《三人》的作者野间宏也不时会投稿。此外，不久前发行的弘前高中校友会会刊上则出现了太宰治、石上玄一郎……

在这些人中，花森和杉浦康平于翌年的1933年，在《帝国大学新闻》编辑部第一次见面。战后得到直木奖提名的作家青山光二毕业于神户二中，是从神户一中升入三高的田宫虎彦的朋友。大学毕业后回到大阪的杉山平一，和青山、织田成了亲密的友人。花森和野间宏则是战败后不久，在一家小型出版社的编辑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三人》杂志里野间的朋友富士正晴——时常与青山他们争吵——则是神户三中比花森低两个年级的后辈，这一点在前文已经介绍过了。

当时，像立原、太宰、石上等人就不用说了，花森和杉浦、青山、野间都还没有过直接的接触。可是因为彼此之间会交换杂志，哪所高中的文学社里有哪几个人比较显眼，估计大家心里都有数。虽然花森极力想做出一本不输给那些家伙的杂志，可无论是自己还是田所，从作品的角度出发都很难与他校抗衡。他于是盯上了当时校友会杂志保守而庸俗的形式。“放眼看看吧，全国数十份校友会杂志，版面和作品无不因为插图而被破坏殆尽。”

好嘞，就用形式来一决胜负吧。可是其他委员都不大靠得住，那就用自己一个人也能完成的大胆设计来让校内校外的人都大吃一惊吧。花森一旦做出决定，就会绝不妥协地贯彻到底，连校对也是自己动手。此时，他的身上初次显露出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完成工作的、完美主义的万能编辑——花森安治的形象。

依照惯例，这期杂志要在一学期内出版。因为罢课刚刚结束，大家纷纷劝花森不要勉强，可是“一听到这种话，我就会想：好，我偏要做出来给你们看看。这是我的一个坏毛病，明明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而且从小就为此吃了不少苦头”。——出于这种想法，1932年7月，他勉强赶在这学期结束前努力发行了杂志。杂志收到了很高的评价。可是，要说这本杂志让校内恢复了多少活力，就值得商榷了。同一年年底发行的第二十一期，开本恢复到A5，主编田所太郎在本期的后记里这样写道：由于这一期紧接着引起讨论的第二十期发行，“我也丢下学业，绞尽脑汁做了一番模仿。……封面和装帧都出自花森之手”——拜此之赐，做得挺不错的，“可要把这件东西赠送给全国数十所高中，还是需要一点勇气。……不管怎样，想到这就等同于我们文艺人的身份，两人难免都有些落寞”。

不出所料，前任主编花森期待的松高“文艺复兴”告吹了。恐怕不仅是田所，连花森也一样，都在这一时期放弃了以文学为生的梦想吧。

取而代之的，是编辑和设计师的身份——作为一种新的未来在朦胧中显出了踪影。根据酒井宽的记述，花森后来曾对《生活手帖》编辑部的成员们说过，那本《校友会杂志》是“我作为编辑的起点”。田所之所以会向年轻的大桥镇子建议“有关编辑的事，去和花森商量就好”，其中一定有这样的原因，即这一时期花森投入工作的样子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我介绍得有些晚了——田所太郎和花森一样，生于1911年。他出生于东京，从京华商业学校毕业后做了银行职员，很快辞职考入松江高中。与花森相反，田所是一个寡言的美男子，住在小泉八云故居附近的出租房里，不怎么去上课，三年级时留了级，晚了一年才毕业，总之是一个总爱独自沉思的内向青年。尽管如此，一年后他还是设法“混进”了东京帝大的法语系，在《帝国大学新闻》的编辑部和已经入学的花森重逢了。

来自前卫艺术的冲击

从来没有杂志编辑经验的青年花森，为什么能做出这么成熟的杂志呢？我能想到的原因只有一个，恐怕是少年时代的他，在神户接触到了国内外各种各样的新杂志，暗中产生了“我什么时候也要做出这种杂志”的想法。

1867年（庆应三年），兵库港在天皇的诏令下被指定为通商口岸，与函馆、横滨、新潟、长崎并列，神户村这个海边的荒村建起了外国人居住地。这一临时设置的地方在大正末期，也就是花森安治上中学的时候改头换面，成了亚洲最大的海港城市。飞速发展的势头一直延续下来，“一百年前开港时，人口还不到两万，现在变成了一百二十万”。花森在1963年的《生活手帖》秋季刊（第1世纪71号）里这样写道：

新奇的东西大多从这里流行起来，日本最早的高尔夫球场在这座城市里建成，麻将也是最先从这里流行起来的。这个地方之所以能孕育出超级市场和生活协同组合，都是因为这儿的人身上有着货比三家的特质——说好听点是追求合理，说难听点则是人情淡薄。……大家开朗，追逐时髦，有点冒冒失失的，又天性乐观，并且鼓起浑身的干劲去生活——神户，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日本纪行之一·神户》）

在这“新奇的东西”里，既有服装、食品、家具、装饰品等舶来品，也有新书，以及略为过期的欧美杂志和小说，等等。这些书大多数是被外籍船员、商人、旅行者读完后扔掉的，大量流入了当地的二手书店。世田谷文学馆编撰的花森安治年谱里有这样的记载：

1927年（昭和二年）／十六岁

沉迷《新青年》杂志上刊登的侦探小说，在神户元町的铁路桥下寻找《海滨杂志》、《潘趣》（Punch）、《纽约客》等二手杂志。

《新青年》在1920年创刊。这是一本面向都市年轻人的杂志，很受欢迎，拥有大批像花森这样的中学生读者。1927年，出生于横滨的横沟正史（比花森年长九岁，当时二十四岁）继森下雨村之后成为杂志的第二任主编。多少也因为这个原因，花森变得爱读这本杂志了。《海滨杂志》则是英国著名通俗杂志，独家连载了柯南·道尔所写的夏洛特·福尔摩斯系列。

可是，包括《潘趣》和《纽约客》在内，花森主编的《校友会杂志》的品味无论怎么看都和这些杂志不是一个系统。

其实，在这些商业化的大众文化以外，还有一种来自不同系统的“新奇的东西”吸引着少年花森的心。那是在关东大地震之后从欧美传到日本的，先锋的现代主义文学和前卫艺术潮流。遗憾的是，我没能找到来自他本人的与这些兴趣有关的描写或叙述。可如果说到间接的证据，有些相当强而有力，那就是他在《校友会杂志》中发表的诗歌和小说。例如这首刊登在1932年第十九期杂志上的诗《钢筋的感觉》：

钢筋强壮

构成

感情

棱柱与棱角

将苍穹倾斜裁断

在遥远上空

凝结成点

在那尖端

飘着

翩翩的

小旗

20世纪初期既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也是意大利未来主义、俄国构成主义、德国新客观主义等流派的前卫艺术家们全身心宣扬用工业和科技开创未来之梦的时代。

在日本，这种倾向的代表人物是村山知义。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德国回到日本，是一位留着童花头的奇人。当时二十五岁的村山在一本名叫《构成派研究》的小书里阐述了“机械之美”“对建筑的热爱”等，并加以鼓动，不久就成了年轻人中的知性派偶像。这是发生在1926年的事。六年之后，就像各位所读到的，在高中生花森发表的《钢筋的感觉》里，不难找到对村山轰轰烈烈地宣扬过的机械与建筑之美的十分直白的共鸣。我认为，早熟的中学生花森安治很有可能在神户市立图书馆或其他地方，读过那本包含大量插图的《构成派研究》。

在前文提到的编辑后记中还有这样一段——“作为本期的新尝试，对照片进行了征集，却连一张投稿都没收到。……难道就找不出一个能把自己对松江的印象以蒙太奇的方式进行展示的人吗？”

当时的欧洲正流行着蒙太奇、剪贴、拼贴等新手法，也就是将摄影、录像、印刷品的片段大胆组合，制成作品。花森的友人、电影迷杉山平一，就被苏联电影导演爱森斯坦的蒙太奇论深深吸引。花森安治也是，自从儿童时代父亲买来相机之后就成了摄影迷，也同样投身于这股始于苏联和德国的图片蒙太奇潮流，试图在《校友会杂志》排出双联页拼贴“写真印画”的版面。没想到上来便遭遇了挫折。

同样，编辑后记的“会有人从这活字的集合和直线构成的纸面中发现美吗”这一行里，也流露出花森正为当时的艺术运动而倾倒的姿态。

他从自己编辑的杂志里清除掉过时的插画和不痛不痒的随笔，试图让人从机械文明的产物——不，确切地说是作为其鼻祖的铅字组合（即标准化的小零件的组合）——中发现新的“美”。这意图的根源，是包豪斯及构成主义所提倡的“新字体排印学”运动。日本也受到这一潮流的影响。在1931年，刚刚崭露头角的设计师原弘出版了名为《新活版术研究》的小书，呼吁发起与欧美的字母排版不同的“我们自己的新活版技术”，推动汉字和日语假名排版的革新。这是一本印数很小的非卖品，花森恐怕没有读过。这么说来，花森这位青年，还是挺敏锐的嘛。

那么，有关这些“新奇的东西”的信息，他是在何时、从何处得到的呢？我认为不可能是在松江，很有可能是在之前的神户。信息源呢？不可能是广播。日本的广播是1925年才开始播放的，当时花森是中学二年级学生。这么来看，只能是以《构成派研究》为代表的书籍和杂志等平面媒体了。尤其是杂志，特别是非商业性质的小众杂志。

高见顺曾在《昭和文学盛衰史》中写到，从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年的时代，是“同人杂志空前绝后的全盛时代”。

同人杂志这个词，如果用稍显装腔作势的舶来语来说，就是小众杂志。其中包括众多从前卫艺术和近代文学运动中产生的小众杂志，例如倾向于达达主义的GE·GJMGJGAM·PRRR·GJMGEM（1924年创刊），村山知义和稻垣足穗曾为其撰稿；也包括由北园克卫、上田敏雄、富士原清一创立的日本最早的超现实主义诗歌杂志《蔷薇·魔术·学说》（1927年创刊）；还有春山行夫、北川冬彦等人所创的《诗与诗论》（1928年创刊）。《诗与诗论》这本杂志与其说是激进，倒不如说是清高。

既然有了直接来自欧美的“新奇的东西”，那么亚洲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神户也不遑多让。这里不久也迎来了“同人杂志的全盛时代”，其中包括竹中郁——曾参与创立《诗与诗论》——创立的《罗针》（1924年创刊），还有比花森年长一些的亚骑保和足立卷一创立的《青骑兵》（1932年创刊）。后来还开始了被冠以“神户现代主义”“阪神间现代主义”之名的运动。这些恰好发生在花森的少年时代。

可是，也不能因此就说少年花森曾经投入地阅读这些杂志。或许他读过，可相比之下，更像是偶尔在书店或图书馆拿起这些书，啪嗒啪嗒地翻阅过，早早地感受到了正在全世界，尤其是日本，甚至是居住的神户大街上，流动的新时代的空气。这种想法更加自然。

更重要的是，这种空气正改变着日本杂志的制作方式。

把铅字排得密密麻麻，再胡乱放上意义含糊的插画——与这种内容至上的土气方式相比，新的杂志更加重视视觉效果。在开本和封面设计上令人耳目一新，在文本组织上花费大量精力，大胆的排版，还有照片的大量使用等，通过各种手法来强调和突显杂志的个性。这些并不仅仅局限在同人杂志或前卫的小众杂志中。昭和初期，包括《新青年》、King、《文艺春秋》等商业杂志和大众杂志在内，这个国家的出版迎来了空前的杂志全盛时代。总之，花森就是在这全新的“杂志时代”下成长起来的孩子。

在松江发现日本

神户时代塑造了花森安治身为天真烂漫的前卫艺术少年的一面。因此，如果他留在神户或直接前往东京，兴许有可能在艺术界大显身手。可是最后，他没有沿着那个方向前进。离开神户前往松江，对他造成的影响意外之大。

松江从所有方面来看，都是一个与神户完全相反的地方。

在前文提到的《日本纪行》神户篇中，花森曾写到，神户的街道和人“对旧的事物、消亡的事物、过去的事物，既无恋恋不舍，也不执着”，“日本的城市中，有很多所谓的城下町。在那些地方，至今仍保留着武士的成规。而神户，不仅与武士毫无关系，就连联队也没有”。

当他写下“城下町”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应该是对古都松江的印象。除去神户和东京，花森安治实际居住过的城市就只剩下松江了。而松江，和神户这座城市形成鲜明的对比——神户是商人的城市，从文明开化以来就和港口刚刚卸货的“新事物”以及寨卡病毒打交道，松江则是一座历史超过三百年的武士之城，是因精通茶道而广为人知的松平不昧公的城下町。

在这里，松江高中1922年作为全国第十七所公立高中成立。当时的山阴地区没有大学，因此旧制松江高中实际上成了这个地区的最高学府。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在第十期学生花森安治读书期间，全校学生六百人，其中来自岛根县的学生占百分之三十略多一些，来自松江市和周边的走读生只有区区数十人，剩下的来自全国各地。

这些外来的精英高中生，特别是从东京或京阪神等大城市来到这里的年轻人，刚开始时都相当地沮丧。

就像来自大阪的杉山平一所哀叹的那样，国内外的最新电影只能听一听评论，完全看不到重要的实物。这里也没有摆放着成套新书和杂志的书店。咖啡馆则是天神町修建于明治末年的“美浓庄”“更科”等老朽不堪的几家，更不要指望有着大大玻璃窗的亮堂的咖啡店了。花森等人无处可去，只能聚集在相熟的电影院“电影俱乐部”木结构建筑二楼的食堂里，还有周边气氛单调的荞麦面店或是关东煮店之类的地方。

可学生们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随着对当地生活的逐渐融入，这些不满的心情渐渐产生了变化。其中“借宿”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松高当然有学生宿舍，可是并没有宽裕到能够容纳将近五百人的外来学生，所以大多数学生借宿在当地的居民家中。松江人把这些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百般爱护，《旧制松高物语》中就收录了某位老妇人回忆的往事：

从大正十五年（1926年）媳妇嫁进来，到高中关闭为止，一直有两三位学生寄宿在我家。……我把他们看得很重。一日三餐都是把热乎乎的食物送到房间，洗澡也是请他们先洗。每到上午十一点左右，眼看快要到午休时间了，我总是会让人出去查看。远远地看见有学生开始从校门里出来，他们便会回来告诉我，我才赶忙开始加热味噌汤。

花森身为这些“学生哥”中的一员，也出现在了这样一行文字里——“据说他寄宿在当过艺伎的三味线老师傅家，并跟着学艺”。因为有“据说”一词，这大概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据我所知，花森借宿的民家也同样珍重地对待过他，这一点是事实。正因如此，他和当地居民的来往也频繁了，青年花森对这座传统城镇平静的生活方式也产生了日渐深厚的兴趣，这里与自己出生长大的“说好听点是追求合理，说难听点则是人情淡薄”的神户完全相反。

在他交往的各种人当中，也有年轻的女性。接下来这一段可以算是证据吧。田所太郎在题为《在松江高中的日子》的散文中，介绍过年轻的花森写的情诗：“今夜城见绳手之北堀，升起青雾，君不来。”“城见绳手之北堀”指的是小泉八云故居所在的一带。田所借住的“一栋小小的房子”也在那里。花森后来和松江的女子结婚了，可两人相识是在大学时代，因此这个“君”指的是其他人。如果这不是虚构的话，这个时期花森多半是被对方拒绝了。

花森60年代在《生活手帖》上写过未署名的《日本纪行》连载，刚才引用的神户篇可作为其中“之一”。继飞驒高山和札幌之后，他在1964年的夏季刊（第1世纪75号）上写到了松江。文章的标题是《水之城》，当中写道：“在街道的正中间有城堡。森林环绕着城堡的四周，护城河则围着森林，又绕了一周。”虽说没有署名，却能让人感受到花森对松江深深的留恋，是一篇好文章。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松江人的脾性，老派一点的说法就是“举止端庄”。就是做任何事情都很文雅、稳重、客气，行事低调。

这是历经三百年，慢慢地在“城墙”下形成的。在大多城市，这些传统或被炸弹炸毁，或在燃烧弹下化为灰烬。只因这座城没有被烧毁，这些教养至今仍然在此延续。

松江有两个中心地带，一是松江城，即松江城周边排列着武士门第住宅的北部武士区；一是以松江大桥为中心的南部商业区。武士区的所谓“教养”，也渗透到了商业区和周边平民的生活当中。所以花森才会说松江人客气、举止端庄。总之，与“说好听点是追求合理，说难听点则是人情淡薄”“时髦，有点冒冒失失的”的神户人的习性大不相同。

我再引用一段：

在这个地方，喝茶既不用拜师学艺，也不是徒有其表的教养。和其他地方喝粗茶没什么两样，大家流利地打出淡茶，再喝下。觉得好喝就多喝几碗，不想喝也就不喝了。

直到不久前，街上还跑着人力车，车夫们在等待客人的间隙会喝上一碗茶。或是在工地上，木匠和泥瓦匠喝上一碗。这样的情景十分常见。

在松江，茶就和字面上一样，是日常茶饭。

虽说行事客气且举止端庄，可这是常年在“城墙”下所形成的“教养”，其背后也不乏“故弄玄虚”“寂寥，倦怠”的一面——不，应该说颇有这样的一面。

可是即便如此，武士、上层商人和那些并无特别兴趣爱好的普通人，确实是如日常习惯般十分自然地打着薄茶。神户可没有这样自然的举止。花森感受到的是“属于日本人的一种生活原型正在此生息”。当然这是他在年过五十之后整理的想法，和年轻时的想法多少会有些出入，可是从根本上来说，当中其实有着相同的感触。

花森从当时的前卫艺术运动中发现了机械与建筑的美，从古老城下町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保存下来的传统的美，对这两者同时产生了敏锐的反应。

这种双重性后来也一直变换着形态，存在于《生活手帖》的编辑方针里。那是对浅显的时髦品味和合理性的追求，以及对这个国家平民生活中那些不会轻易改变的事物的兴趣。写到这里，我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花森安治在神户和松江这两个互为对照的地方，度过了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的时期。这对于他的编辑人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