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跨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跨文化研究是在各民族成员交往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形成的一个学术方向，在冷战结束后尤为迅速地发展起来，几乎涉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全部领域。钱敏汝将跨文化研究与跨文化交流学、跨文化交际学等之间界定为一种上下义关系，并对这几个学科名称所代表的研究领域加以厘定，认为跨文化交际学以研究以语言为主要手段的交际类型为核心任务，而跨文化交流学还探讨诸如外事活动、职业生活、企业管理等其他的交往方式，跨文化研究则除了上述类型以外，还涵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几乎全部分支和它们涉及的行业领域。[11] 这样一种界定，将跨文化研究领域做了最大的拓展，使关于跨文化的讨论不再仅仅局限于跨文化交际这样一个比较狭义的概念。当然，这并不是否定跨文化交际学所取得的成果和做出的贡献。应当说，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成果为跨文化研究进一步拓展自己的疆域、发展自己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成为其核心部分之一。所以，在笔者关于跨文化研究状况的梳理中，跨文化交际研究占很大比重。

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跨文化交际”（[英]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德]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已成为最时髦的词汇之一，跨文化交往活动急剧增加也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而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留学热潮使得留学生成为践行跨文化交往行为的一个庞大的群体。实际上，跨文化交往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现象。Harms（1973）认为，世界范围内的交际经历了五个阶段：语言的产生；文字的使用；印刷技术的发明；近百年交通工具的进步和通信手段的迅速发展；跨文化的交际。[12] 但是，跨文化交际作为一门学科，如果以美国人类学家E.Hall出版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1959）作为其奠基之作，其发展历史[13]才仅仅半个世纪，而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的理论建构历史更短，“始于[20世纪]70年代”[14]。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发表和出版研究成果、成立学会及组织会议、设立专业并开设课程三个方面。

一 跨文化交际研究成果

有关跨文化交际的论著在初始阶段主要来自美国。随着跨文化交际实践的发展，该领域的研究迅速遍及欧亚等其他国家。“由于学术背景和研究目的的不同，人们在研究跨文化交际时采取了不同的角度和方法。”[15]胡文仲撰文对该学科在美国、欧洲以及中国的发展状况做了回顾与分析，并将该学科的研究归结为六个方面：词汇研究、语用研究、非语言（或非言语）交际研究、交往习俗研究、社会心理研究、价值观念研究，[16] 基本上涉及了跨文化交际研究从发展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而李炯英则对20世纪80年代初引入中国的跨文化交际学直至21世纪初的发展历程做了述评[17]，从时间跨度和内容上都对前者有所补充和扩展。但是，直到20世纪末为止，中国学术界对英美等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介绍较多，而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于中美（英）之间的跨文化交际，对于中国与英美以外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际则极少涉及。而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而言，中德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的发展以及所取得的成果越来越受到跨文化研究界的关注，2009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第八届国际研讨会专门设立中德跨文化交际研究分会场，这一点可以说是对中德跨文化交际研究发展的充分肯定。基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中德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做一梳理和分析。对于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而言，这也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中国德语界自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涉足跨文化交际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其发展过程在初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和德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影响和启发。因此，下面先概述跨文化交际研究在德国的发展状况。

（一）德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

广义上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在德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文化冲突研究、跨文化日耳曼学研究、跨文化经济交际研究和跨文化交际心理研究。

1.文化冲突研究

自美国“9·11”事件之后，德国关于东西方文化冲突（[德]Kampf der Kulturen）方面的研究陡然增多。人们对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冲突（[英]clash fo civilizations）论[18]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文化冲突研究成为包括高校在内的众多研究机构的重点课题之一，它们所进行的一些跨文化研究项目从冲突、对话等多个视角出发来探讨东西方文化差异问题，如埃森人文科学研究所从事的项目包括：“伊斯兰文化-现代化社会”（[英]Islamic Culture-Modern Society）、“印度与欧洲”（[德]Indien und Europa）、“伊斯兰教与宗教的再定位”（[英]Islam and the Repositioning of Religion）、“欧洲与中国”（[德]Europa-China）、“罗马与古中国”（[德]Rom und das alte China）、“欧洲的文化对话”（[德]Europäischer Kulturdialog）、“全球化时代的人文主义——关于文化、人性及价值观的跨文化对话”（[德]Der Humanismus in der Epoche der Globalisierung：Interkultureller Dialog über Kultur，Menschlichkeit und Werte）等。这些项目重点涉及国家、文化、宗教层面的交往，采用一种宏观视角，即钱敏汝所强调的更广义上的跨文化研究的视角[19]，大多上升为一种哲学思辨。该领域主要的研究成果如《道德的空间》（Liebsch，1999）、《我们与中国—中国与我们》（Schmidt-Glintzer，2000）、《文化的骚动——乌托邦的潜能》（Rüsen，Fehr&Ramsbrock，2004）、《和谐与跨文化性》（Liang，2006）等。

2.跨文化日耳曼学研究

跨文化日耳曼学研究的发展与德国学者A.Wierlacher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一方面自己撰文为跨文化日耳曼学（[德]interkulturelle Germanistik）的建立与发展开辟道路（如在1985—2003年发表了十几篇相关论文[20]），在他的努力下，拜罗伊特大学（Universität Bayreuth）首先设立了跨文化日耳曼学专业，后来，哥廷根大学等也相继成立此专业；另一方面，他还奔走于世界各地的日耳曼学界，协助组织跨文化日耳曼学研讨会（如2004—2014年的九次中国跨文化日耳曼学国际研讨会），帮助建立各国跨文化日耳曼学研究组织（如中国跨文化日耳曼学研究会）以及出版跨文化日耳曼学刊物（如《中德跨文化教育论坛》），帮助其他国家的高校组建跨文化日耳曼学专业（如中国青岛大学的跨文化德语专业）等。目前，跨文化日耳曼学作为一门被赋予新内涵的专业呈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发展势头。

3.跨文化经济交际研究

德国的跨文化经济交际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拜罗伊特大学和瓦萨大学（Universität Vaasa）举办的关于语义学的学术研讨会上。[21] 耶拿大学（Universität Jena）随后设立相应的专业，该校的J.Bolten成为德国跨文化经济交际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22] 除Bolten的诸多成果之外，该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还有Beneke（1983）的《文化研究在跨文化商业培训中的重要性》、Peill-Schoeller（1994）的《跨文化管理：中国与德语国家合资企业中的协同》、Rothlauf（1999）的《跨文化管理：以越、中、日、俄、沙特为例》等。跨文化经济交际的研究成果[23]直接推动了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管理（[德]interkulturelles Management）培训的发展，德国出现了众多跨文化培训机构（如跨文化管理研究所：IFIM；国外关系研究所：ifa；西门子资质培训：SQT；卡尔·杜伊斯堡中心：CDC；德国、亚洲交际研究所：Asiakomm[24]）以及与培训相关的论著及教材[如Beneke（1994）的《建立跨文化评估中心的建议》；Thomas & Schenk（2001）的《在中国就职：对经理、专业人员的培训》等]，而跨文化经济交际与跨文化管理培训的实践，则不仅为跨文化经济交际理论提供用武之地，而且对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起到推波助澜之功。

4.跨文化交际心理研究

从教育学及心理学视角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重点在于追踪跨文化学习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并探讨影响跨文化学习过程的文化因素。该领域比较有影响的德国学者有Sandhaas[如《在异文化中学习》（1988）；《跨文化学习》（1988）]、Thomas[如《跨文化行为心理学》（1996）；《跨文化心理学》（1996）；《国际管理的心理条件和效果》（1997）；《学习与跨文化学习》（2003）]、Straub[如《心理学与全球化世界中的文化》（1993/2003）；《行为、阐释与批评：篇章层面的行为、文化心理学基本特点》（1999）；《心理疗法、文化与跨文化交际》（2003）；《理解文化差异：文化心理学的关系诠释与对比分析》（2006）]、Weidemann[如《跨文化行为心理学》（2000）；《跨文化学习》（2004）]等。其中，Thomas不仅从跨文化心理学视角为跨文化学习构建了理论框架，而且他还结合跨文化学习的实践出版了诸多关于跨文化培训的著作，成为德国跨文化学习及跨文化培训研究的领军人物。

（二）中德跨文化交际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严格意义上的中德跨文化交际研究在中国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为起步期，21世纪的前4年为成长期，自2004年迄今为繁荣期。

起步期：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德语界从事跨文化交际研究并发表相关科研成果的学者寥若晨星。尽管中德跨文化交际理论方面的成果比较缺乏，但受美、欧高校以及中国一些大学的英语专业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的启发，开设中德跨文化交际专业或课程成为起步期的一个突出表现。

成长期：进入21世纪后，中德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的论文陡然增多。其中具有标志性的是中国第一部以中德跨文化交际为专题的论文集《中德跨文化交际论丛》（朱建华、顾士渊，2000）的出版，该书收录论文25篇，涉及文化与交际理论、语义结构与文化、翻译与文化以及德语教学与文化等几个方面。

繁荣期：2004年在中德跨文化交际研究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与中德跨文化交际相关的两个国际会议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召开，而且在北京会议上成立了“中国跨文化日耳曼学研究会”，决定每年在中国召开一次跨文化日耳曼学国际研讨会，并确定出版《中德跨文化教育论坛》杂志，为中德跨文化交际研究的繁荣发展搭建了平台，创造了条件，大量的相关论文此后陆续发表，多部论著相继出版。

中国德语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涉足跨文化交际研究，成果由开始时的寥若晨星到现在已经呈现欣欣向荣之象，迄今已出版论文集《跨文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梁镛、刘德章，1999）、《中德跨文化交际论丛》（朱建华、顾士渊，2000）、《中德跨文化交际新论》（朱建华、顾士渊，2007）、《中德跨文化交际》（Zhu，et al.，2006），《中德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黎东良，2012），连续性出版物《文学之路》自2000年起已出版20卷，《中德跨文化教育论坛》（Deutsch-Chinesisches Forum interkultureller Bildung）已于2008年、2011年出版两期。尤其在近几年，该领域已有多部专著出版，如于景涛的《内聚力发展与跨文化协同——（中德）跨文化团队研究》（2010）、姚燕的《中德跨文化经济交往伦理问题初探》（2014）、史笑艳的《留学与跨文化能力——跨文化学习过程实例分析》（2014）、潘亚玲的《作为过程的跨文化能力》（Pan，2008）以及《跨文化能力内涵与培养——以高校外语专业大学生为例》（2016）等。下面根据研究领域对中国德语界所取得的相关成果加以概述。

1.跨文化经济交际研究

钱敏汝是中国较早涉足跨文化经济交际（[德]interkulturelle Wirtschaftskommunikation）领域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在1997年发表的《经济交际学纵横观》《跨文化经济交际及其对外语教学的意义》两篇文章中，她对经济交际的概念做了定义，并对其下属领域的划分与分布以及理论方法做了框架性描述。而刘齐生的两篇文章《跨文化经济交际及其实践》（2000）和《言语行为中的文化因素——德资企业内部交际调查》（2001）则以对德资企业内部交际的调查结果为依据，分析了跨文化经济交往中文化与语言交际行为、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可以说是对钱敏汝先前所提出的跨文化经济交际学理论思想的佐证与发展。在20世纪末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德语界在跨文化经济交际领域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陈飞飞（2000）、赵劲（Zhao，2005，2006）对中德合资企业中的德国形象以及跨文化性与经济交际的关系做了探讨，而姚燕（2006）的博士学位论文则就跨文化经济交往中较深层的问题——伦理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基于该博士学位论文的专著《中德跨文化经济交往伦理问题初探》已于2014年出版。

2.跨文化交际理论与框架概念研究

该领域的研究以钱敏汝的《跨文化性和跨文化能力》（2000）、《符号学与跨文化性》（2006）和《论跨文化研究的要旨》（2006）为代表。在这些论文中，她对“跨文化性”（[德]Interkulturalität）、“跨文化能力”（[英]cross-cultural competence，[德]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等概念做出明确的界定并从消极与积极两个方面对跨文化性的影响做了探讨，尤其在《符号学与跨文化性》一文中，以符号学的耦合原理重点分析了跨文化性（[德]Interkulturen）的积极作用，为我们关于跨文化性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且，在上述文章中，她是从一种宏观的视角来探讨跨文化交际，其着眼点不仅仅在于跨文化交际这个相对狭窄的领域，而是将视野进一步拓宽，致力于跨文化研究理论的建立与发展。这样一种研究视角对处于经济全球化和各种文明碰撞不断深化、矛盾持续升级的当今时代而言大有裨益。梁镛在《中德跨文化交际中的问题与机会》（1999）和《和谐与跨文化性》（2006）中分别探讨了中德跨文化交际中的礼貌问题和中国文化中的“和谐”（[德]Harmonie）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从宏观视角对各民族文化保持和而不同或者保持对立与冲突进行思考和分析。綦甲福、邵明（2005）从全球化以及科技发展对距离的消解（[德]Auflösung der Distanz）的角度分析了各文化间保持一定距离的必要性，并指出中国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及“天人合一”的思想与追求对于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的启迪意义。王志强（2005）则提出了“文化认知”和“跨文化理解”的概念。于景涛（2010）在其专著中探讨了跨文化团队内聚力（[德]Kohäsion）的形成要素及其作用过程以及跨文化协同（[英]intercultural synergy，[德]interkulturelle Synergie）作用形成的前提条件和可能途径。潘亚玲（2016）以高校外语专业大学生以例，对跨文化能力的内涵做了阐释，并对如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耦合”“和谐”“距离”“理解”“协同”以及“跨文化能力”等核心概念在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的提出和应用，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提升到哲学思考层面，对该研究领域有很大拓展。

3.从跨文化视角对语言及语言学的研究

跨文化交际研究最初主要由外语教学工作者引介到中国，而且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外语教学与研究者一直是该领域最活跃的一个群体。在中德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情况亦大致如此。德语教研人员在语言教学实践及语言研究中加入了跨文化视角，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论隐喻的跨社会文化背景问题》（朱小安，1995）是中国较早涉及跨文化视角的语言学研究论文。《汉德否定现象的跨文化语用分析》（钱敏汝，2000）和《语用迁移与中德跨文化交际》（刘越莲，2000）都是在跨文化语用学视角下对中德语言现象的分析。朱建华在《从日耳曼语言学到跨文化语言学》（2006）中对日耳曼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及趋势做了深入探讨，进而提出了“跨文化语言学”的构想。

4.从跨文化视角对德语教学及学科建设的研究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朱小雪等就编写了《外国人看中国文化》（1993）的教材并开设了相关课程，可以说在德语教学领域开创了跨文化教育之先河；在其后的各种德语教材编写中，跨文化元素逐渐增加。随着跨文化交际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德语界开始重视专业教学中对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问题。进入21世纪后，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跨世纪、跨文化、跨学科——培养可持续发展人才的基本思路》（钱敏汝，2000）、《外语课上的跨文化能力培养》（Liu，2000）、《跨文化日耳曼学在中国的发展雏形》（Liang，et al.，2003）等。这些成果对德语教学及学科建设起到很大的推动和拓展作用。

二 跨文化交际学组织及其学术活动发展

一个学科的诞生与发展无疑是社会发展和学科内在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与该学科相关的学会组织的成立以及相关学术会议的召开则为该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牵引和助力。在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历程中，学会组织的成立以及跨文化交际研讨会的相继举办同样功不可没。

1970年，国际传播学会承认跨文化交际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并成立跨文化交际学分会；言语传播学会1970年年会的主题为“跨文化交际与跨国交际”；1972年，第一届跨文化交际学国际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与会人数超过两千；1974年，跨文化教育训练与研究学会在美国宣布成立，并召开首届会议，目前已经成为跨文化交际学方面最有影响的一个国际性组织，在欧洲设有分会；1995年，中国第一届跨文化交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召开，成立“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大会，[25] 至2018年6月该学会已经成功举办十四届跨文化交际国际研讨会，大大促进了中国跨文化交际领域的研究。

中国德语界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的第一次国际性会议于2004年在北京召开，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钱敏汝教授和德国拜罗伊特大学跨文化日耳曼学专业A.Wierlacher教授组织。会上介绍和讨论了跨文化日耳曼学的发展历程，并成立“中国跨文化日耳曼学研究会”，决定每年召开一次国际研讨会，此后相继举办八次研讨会，主题分别为：“国际语境下的科学合作”“跨文化性纵横论”“社会变革中的交流与文化”“跨文化日耳曼学的构想与传授”“文化与技术”“学科合作中的日耳曼学”“传承与创新——跨文化日耳曼学的专业交流与社会使命”“在多元文化的新奇感中发轫的创造力”。无论是参会人数还是提交论文的数量都逐年增加，论文的质量也不断提高。此外，同济大学德语系与上海市欧美同学会洪堡学者联谊会分别于2004年、2010年、2014年联合主办“中德跨文化交际国际学术研讨会”“全球化中的日常与专业交际”“国际日耳曼学的多样性与跨文化性”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部分论文已在德国结集出版（如Zhu，2006）。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张玉书教授于2000年创办的《文学之路》年刊及自2005年以来每年在中国和德语国家交替举办的“文学之路研讨会”，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新丝绸之路”，为中国和德语国家日耳曼学界打通了一条文化、文学和语言的双向交流通道。尤其是世界上日耳曼学界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的国际学术组织国际日耳曼学会（IVG）[26]世界大会于2015年8月在同济大学胜利召开，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日耳曼学界的顶级盛事。该大会为来自全球6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名从事日耳曼语言文学研究的学者围绕“传统与创新之间的日耳曼学”这一主题展开交流研讨提供了平台。

跨文化交际学会等团体的成立以及以跨文化交际研究为主题的全国性及国际性研讨会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学者搭建了交流与对话的平台，这无疑为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

另一方面，跨文化研究类学术期刊的创办也为跨文化研究者提供了思想交流与碰撞的平台。令人振奋的是，随着“中国跨文化日耳曼学研究会”的成立，由其主办的《中德跨文化教育论坛》辑刊诞生，第一辑和第二辑分别于2008年、2011年在德国出版。中国的跨文化研究者拥有一份相互交流的期刊平台，这在中国尚属首例。此前，中国关于跨文化（交际）研究方面的论文只能散见于各种学报以及外语类、文化类或者传播学、心理学、教育学方面的学刊。现在，中德跨文化研究者终于拥有了更广阔的交流平台。只是该期刊目前主要刊登以德文撰写的跨文化研究领域的论文，无法在非德语读者中流通，其交流面受到一定限制。

2009年6月，由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心主办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学刊出版第一辑，其中收录了中外学者在跨文化交际领域的优秀研究成果，既有以英文撰写的文章，也有用汉语写就的论文，所以该学刊的交流面非常广。该学刊的出版必将为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提供强大的助推力，也为世界各国研究者了解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成果提供了窗口。

创刊于1986年的《德国研究》杂志是一份综合性、全方位研究德国的国别研究学术期刊，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所主办。该期刊开设的栏目涉及德国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社会、文化等领域，为研究德国的学者提供了广阔的发表平台。尤其是自2009年该刊被列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以来，吸引了更多来自德国研究各领域的高质量论文。

2013年6月，由《德语学习》改版而来的专业学术期刊《德语人文研究》正式出版。该期刊以人文学科前沿研究为基本导向，收录德语语言文学及相关人文学科的原创论文。《德语人文研究》每年出版2期，语言以中文为主，适当刊登德文论文。其开设的栏目包括：文学思索、语言研究、教学探讨、文化阐释、人文纵横、书评等。《德语人文研究》的出版证明了中国德语界在日耳曼语言文学学术领域内的成长和发展。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尤其是近些年的拓展，德语语言文学学科的科研成果发表平台除上述几份刊物之外，还有由张玉书、魏育青、冯亚琳等主编的《文学之路》（2000年出版第1期）、陈洪捷主编的《北大德国研究》（2005年出版第1期）、殷桐生主编的《德意志文化研究》（2006年出版第1期）、张玉书、魏育青等主编的《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2007年出版第1期）、印芝虹等主编的《中德文化对话》（2008年出版第1期）、梁锡江等主编的《中德研究杂志》（2015年出版第1期）等。

上述学术机构的设立、学术研讨会的定期召开以及学术期（辑）刊的出版，反映了近些年中德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发展成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跨文化交流与合作逐渐趋向定期化和机构化。[27]

三 跨文化交际学专业发展

在跨文化交际学科发展过程中，尤其在设立专业及开设课程方面，美国的大学仍然是领头羊。“到70年代中期，在美国已经有二百多所大学开设跨文化交际学的课程。有的大学甚至授予跨文化交际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8] 根据美国两位学者的调查，“美国大学中的17.8%至少开设一门跨文化交际学课程[……]目前大约有275所大学在开设此课[……]这一势头还将继续，因为18.1%的学校表示他们不久将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29]。

德国目前也有不少高校开设此专业或与之相关的课程，如萨尔州立大学（Universität des Saarlandes）、乌尔姆大学（Universität Ulm）、杜伊斯堡-埃森大学（Universität Duisburg-Essen）、耶拿大学（Universität Jena）、开姆尼茨工业大学（TU Chemnitz）、拜罗伊特大学（Universität Bayreuth）、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希尔德斯海姆大学（Universität Hildesheim）、哥廷根大学（Universität Göttingen）等。

在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陆续有几所大学的英语专业“开始设立跨文化交际学课程，这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云南大学等”[30]。1998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在《关于外语专业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强调了要重视“能力培养”（[德]Kompetenzbildung），其中包括：与异文化的合作伙伴的交际能力，不同文化间的合作能力，适应职业活动的能力，独立提出问题和讨论问题的能力，人际交往、组织和应变能力。[31] 从字里行间可以读出，外语教育的重要任务在于传授和培养跨文化对话能力（[德]interkulturelle Dialogfähigkeit）。大家逐渐认识到，传统的外语教学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外语教学与科研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德语专业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各大学的德语专业陆续开设了与跨文化交际相关的课程，而学生对含有跨文化内容的课程的兴趣激增。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设了“外国人看中国文化”的课程[32]，目的在于通过对中国比较了解的西方人的外部视角培养学生对自己文化的敏感性。同济大学德语系自1997年以来就致力于将“跨文化交际”纳入硕士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于1997年开设硕士研究生专业“跨文化经济交际”[33]，该专业的主要目的是在经济日益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一种在国际框架中进行经济活动的跨文化能力（[英]cross-cultural competence，[德]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在此基础之上，该校钱敏汝教授和贾文键教授分别于2002年、2007年开始招收跨文化研究方向和跨文化交流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而青岛大学的跨文化德语专业将培养学生在国际合作中的跨文化行为能力和职业行为能力作为由中德双方联合确定的专业教学大纲的培训目标。该专业的中心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一种跨文化交际的基本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不仅仅通过学习语言知识，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获取包括与来自其他文化的人的交往意愿的文化知识，在自我与陌异的张力场（[德]Spannungsfeld）中培养一种跨文化能力。学习的最高目标是对各具文化特色的视角、思维方式及知觉模式（[德]Wahrnehmungsmuster）进行反思（[德]Reflexion）。国外实习已经成为该专业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所追求的交际能力与跨文化能力仅仅在教科书、教室及课堂上是无法真正获取到的，而是需要对异域语言、经济和文化具有实际经验。因此，青岛大学跨文化德语专业大纲中也规定了必须进行几个月的实习，其中部分学生在中德双方的合作框架中于第五学期或者第六学期到德国的拜罗伊特大学及德国公司进行实习。[34] 而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与德国哥廷根大学三校联合培养跨文化日耳曼学硕士研究生项目则将跨文化学习践行得更加彻底，参与该项目的这三所大学的学生共同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一年，然后再到中国的南京大学或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一年，最后一年回到各自学校完成毕业论文。这种两国三地的学习以及项目组中不同国籍的教师和同学，使得学生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活动本身始终处于一种跨文化状态中。目前，中国已有很多高校的德语专业通过校际交流、合作办学等方式将学生送到国外实习和学习，以此来践行跨文化学习，以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其对本文化、异文化的敏感性。

综观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发展历史与现状，笔者发现其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跨文化交际研究形成并发展于美国，因而美国在该领域中的理论及实践研究明显多于中德等其他国家，中德两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初始阶段以介绍和验证美国学界的理论与方法为多，致力于本土化的独创性研究相对较少，目前，这一情况已逐步得到改观。

（2）美国学界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主要基于相对狭义的跨文化交际，因而对交际过程本身的探讨居多；而德国与中国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基于对跨文化交际的广义理解，尤其是中国德语界目前的研究成果以文化比较分析居多。

（3）从该领域的研究整体而言跨学科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但是在中国，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相对比较单一，主要集中于外语界，其他学科则主要从本学科的跨文化对比、跨文化对话和交流的角度出发，这实际是学术的跨文化交际（这也是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必然趋势），是一种广义的跨文化交际，即所谓的跨文化研究。目前，这一情况也逐步得到改观，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开始将目光投向跨文化交际研究。

（4）胡文仲在20世纪90年代曾认为，中国当时的“研究总的来说还比较零碎，第一手材料数量不大，且缺乏系统性”[35]，这一状况迄今已经有了很大改观，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正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而具体到中国德语界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尽管起步比英语等专业晚，但在近20年的发展可谓成果累累。除散见于各类期刊的论文外，成规模的论文集（包括年刊、年鉴等连续出版物）已有几十部出版，除此以外，近几年中德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已有十余篇博士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綦甲福的博士学位论文《人际距离的跨文化研究》于2011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资助。另外，以中德跨文化交际为研究内容的多部专著问世。上述博士学位论文和专著均立足于实证研究，作者都是在收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构建其理论框架，使得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之初“第一手材料数量不大”的状况有了显著改观。尽管如此，中国中德跨文化交际研究仍然没有形成规模和体系，无论是从跨文化交际作为一门学科而言，还是从以此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队伍而言，中国德语跨文化研究界仍须继续努力，争取更多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