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沿边开放的深入推进，云南、新疆、黑龙江、广西、内蒙古等与周边国家接壤、地理位置重要的边疆省份在中国对外开放中的桥头堡作用越来越强。2006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新疆时指出，“要统筹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努力把新疆打造成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和枢纽”；2009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时提出，“要充分发挥地处东北亚腹地中心的区位优势，推动对俄经贸合作，使黑龙江真正成为我国沿边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和枢纽站”。2009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云南时指出，“要充分发挥云南作为我国通往东南亚、南亚重要陆上通道的优势，深化同东南亚、南亚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提升沿边开放质量和水平，使云南成为我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把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建成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枢纽，把新疆建成向西开放的重要基地，把广西建成与东盟合作的新高地，把云南建成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不断提升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水平”。[2]

虽然胡锦涛对云南、新疆和黑龙江的桥头堡定位的表述各不相同，但总书记在新时期对边疆省份在我国对外开放中的桥头堡、枢纽站的战略定位，以及我国外交方针的调整，都反映出边疆在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13年9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期间，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演讲时提出与东盟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使云南、新疆等边疆省份在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要“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发展多式联运，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国家相关部门和云南、新疆、黑龙江加快了开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规划和实践探索工作的步伐。为此，中国积极倡导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工作。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政部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宗旨是通过发展援助帮助亚太地区发展中成员消除贫困，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将为中国加强与亚洲内陆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创造良好的融资条件。

2011年5月，国务院发布实施《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明确将云南省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目标定位为：“我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门户，我国沿边开放的试验区和西部地区‘走出去’的先行区，西部地区重要的外向型特色优势产业基地，我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宝库和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可以看出，中国沿边开放中的边疆桥头堡经济是一种发挥内引外联功能的开放型经济。这种内涵在随后的一系列国家战略中体现得越来越明显：2012年7月国务院批准《云南瑞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2012年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总体规划（2012～2020）》；2013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多部委印发《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昆明—瑞丽对外开放经济带、中老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等还将通过国家发布而上升到国家战略。

桥头堡具有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对外交流的功能。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桥头堡的经济功能更显重要。周边国家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周边国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落差，决定了桥头堡在未来沿边开放中不仅要发挥对内的聚集功能，加快边疆地区经济发展，而且要发挥对外辐射功能，带动周边国家经济发展，为我国“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方针做出贡献。[3]

虽然国家确立了云南省在面向西南开放中的重要桥头堡地位，总书记也指出了新疆、黑龙江在沿边开放中的桥头堡和枢纽站地位，但桥头堡经济理论尚未建立，研究文献还比较少，桥头堡经济建设尚缺乏理论支撑。本研究旨在引起学界的关注和探讨，加强边疆桥头堡经济研究，为边疆经济发展和沿边开放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