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魏末政治与司马氏、礼法之士之联结
高平陵政变为曹魏末年政治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司马氏与礼法之士相互联结与之亦脱不开干系。高平陵之变中两个政治集团的性质、特征，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前人着意颇多。或从阶层出身入手，认为亲司马党为世家大族，曹氏为庶族[158]，二党之争乃是汉末以来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阶层间的斗争的延续。或从地域出身入手，认为曹爽与司马懿集团的地域分野是以黄河为界，投向司马懿一方的主要是河北士人及其姻亲、故吏，继承了名教传统；曹爽一方是河南士人，受曹操、曹丕影响较大。[159]还有部分学者从意识形态的异同入手，认为司马党与曹爽党分属不同思想流派。[160]从阶级出身、地域或意识形态的异同阐发曹爽、司马氏两党分野，皆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亦都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无论单独从哪一个角度入手讨论党派分野，难免有整齐划一、以偏概全之嫌，如有数个反例，该研究范式便会遭到质疑。此外，该研究范式往往是描述了党派间某一方面的差异，却又将这种差异视为党派形成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学者卢建荣便对这种研究范式提出质疑。卢氏另辟蹊径，通过详细分析，考订了曹爽党与司马党两派人物，指出与司马懿合作的老臣或能吏均因政治恩怨，与出身是否士族无关。又言：“魏晋之际两派的冲突，从胜利者所高标的理由中，会让人觉得双方学术文化背景、价值取向，以及意识形态之歧异。其实骨子里主要在争政治利益（为个人政治前途计）。”[161]在否定了阶级出身的差异、意识形态的不同后，卢氏以个体间的利益冲突解释了两党形成的原因。此说无疑十分发人深省，却有过于强调个体间的利益冲突之嫌。毕竟在风云诡谲的政治斗争中，历史人物的每个政治抉择往往是反复考量、权衡之后的结果，不仅不是单从阶级出身、地域或意识形态可以解释清楚的，同样也不是以个体间的利益冲突可以完全解释的。
基于上述考量，我们将通过具体分析两代礼法之士各个人物以及相关历史事件，进一步探讨魏晋之际司马氏集团的形成。
2.3.1 正始党争与第一代礼法之士
景初三年（239年），魏明帝病重，指定了两位资历悬殊的辅政大臣——曹爽与司马懿。当年二月，曹爽采丁谧之计，尊司马懿为太傅，明升其位，暗夺其权。此后曹爽一党便开始了史称“正始改制”的变法改革。此后十年间，曹魏政权内部围绕着两位辅政大臣展开了一系列的派系斗争，以正始十年（249年）的高平陵之变告终。这一时期，属于曹爽集团的人物，主要有何晏、丁谧、邓飏、李胜、毕轨、夏侯玄等人[162]，以少壮派士人为主；属于亲司马氏的人物，有蒋济、高柔、孙礼、卢毓、王观、王肃、傅嘏、何曾等第一代礼法之士，多数为建安老臣。
亲司马氏成员与曹爽集团之间的矛盾大致为三种不同情形。
第一种，不满曹爽集团的个别成员，并因而结下怨隙。王肃曾与太尉蒋济、司农桓范论及时政，其厉声痛斥何晏等人，言道：“此辈即弘恭、石显之属，复称说邪！”曹爽闻之，告诫何晏等人曰：“当共慎之！公卿已比诸君前世恶人矣。”[163]不久，王肃便坐宗庙事而免官。何晏任吏部尚书后，傅嘏谓曹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铦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何晏等人因而对傅嘏不满，以小事为由免除了傅嘏的官职。[164]
第二种，本与曹爽集团无矛盾、无冲突，但因曹爽一党的举措伤及他们的既得利益或荣誉而产生矛盾。卢毓之子卢钦为曹爽大将军掾，可见卢毓起初与曹爽集团并无太大的矛盾。[165]卢毓本为吏部尚书，曹爽掌权后以何晏代替他为吏部尚书，以卢毓为仆射，不久又改任为廷尉。司隶校尉毕轨又冤枉卢毓，使之免官。[166]《三国志》卷九对此事记载更为详细，其文曰：“晏等与廷尉卢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过，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绶，然后奏闻。”[167]可见，卢毓被免官纯粹是何晏挟嫌报复。因此朝中有很多人为卢毓鸣不平，曹爽只好授以光禄勋的虚职。魏明帝临终时，特意安排孙礼为曹爽大将军长史，加散骑常侍，希望他能以其骨鲠正直为曹爽之良佐。孙礼正直忠诚，曹爽深感不便，但亦未贬斥他，而是升其为扬州刺史，加伏波将军，赐爵关内侯，将其调离自己的身边。后因清河、平原二郡争界一事，曹爽与孙礼间的矛盾才激化。孙礼出任冀州牧后，根据地图将争议之地判属平原郡，但曹爽听信清河郡之词，认为地图不可用。孙礼上疏曰：“今二郡争界八年，一朝决之者，缘有解书图画，可得寻案擿校也。平原在两河，向东上，其间有爵堤，爵堤在高唐西南，所争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余里，可谓长叹息流涕者也。案解与图奏而鄃不受诏，此臣软弱不胜其任，臣亦何颜尸禄素餐。”[168]曹爽看到孙礼的奏章后，十分不满，弹劾孙礼怨望宰辅，判刑五年。孙礼在家待了一年后，曹爽迫于舆论的压力，任命其为城门校尉。卢毓与孙礼二人虽然又有官职在身，但职权都不能与先前的官职相比拟。卢毓、孙礼与何晏等人的矛盾还与另一件事有关。何晏、邓飏等人曾论冀州道：“土产无珍，人生质朴，上古以来，无应仁贤之例，异徐、雍、豫诸州也。”[169]将冀州贬得一无是处。卢毓、孙礼都为涿郡人，司马氏为河内人，建安十八年（213年）恢复《禹贡》九州之后，涿郡与河内皆为冀州之地。何晏、邓飏刻意贬低冀州以打击司马氏与卢毓、孙礼等人[170]，双方的矛盾因之进一步加深。
王观在正始年间任少府，“统三尚方御府内藏玩弄之宝”，掌管宫中珍膳、宝货、御衣等。曹爽命材官张达砍伐修建住宅的木材，并吞用一些专供宫中私用的物品。王观闻知后，都一一登记并没收。曹爽等人奢侈放纵，常常索取御府内物资，害怕王观严守法度，于是便调任王观为主掌皇帝车马的太仆。[171]其职权亦大不如前。
高柔的情形则与司马懿有些相似。高柔自建安九年（204年）入曹操府之后，其历任官职皆与法理相关，曾担任治书侍御史、治书执法等职。黄初四年（223年），高柔升任廷尉，此后在廷尉职上长达二十三年之久，一直未有升迁。正始六年（245年），高柔转为太常，旬日又转为司空，正始九年（248年）又转为司徒。卢建荣认为高柔这几年的官职升迁乃司马懿暗中使力，只为拉拢高柔，因而高柔在高平陵政变中以七十六岁高龄供其驱策，占据曹爽军营。[172]卢氏此见诚为高论，但高柔由廷尉转为太常，也有可能是曹爽集团所为，未必一定是司马懿使力襄助。比较一下廷尉、太常两个官职的职掌，或许能看出一些端倪。廷尉为九卿之一，主掌天下刑狱，职权不可谓不大；太常为九卿之首，主掌祭祀社稷、宗庙和朝会等礼仪，并管理博士等。表面看来，太常在廷尉之上，但曹魏时期礼制并无建树，太学亦成为避役之所，太常实际并无太大实权。高柔明于法理，担任廷尉可谓人尽其才，转任主掌礼仪的太常，似乎是有意架空其司法权。高柔秉性刚直，曾为了魏明帝不肯公开举报人姓名，而公然与之叫板，直言：“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毁法乎？”[173]以高柔性格，若曹爽集团成员枉法乱为，高柔与他们发生冲突亦非不可能。司马岐之事或可为我们提供辅证。司马岐曾担任廷尉正，史载：“是时大将军爽专权，尚书何晏、邓飏等为之辅翼。南阳圭泰尝以言迕指，考系廷尉。飏讯狱，将致泰重刑。岐数飏曰：‘夫枢机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辅化成德，齐美古人，而乃肆其私忿，枉论无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飏于是惭怒而退。岐终恐久获罪，以疾去官。”[174]司马岐当面责备，不能不引起邓飏等人警惕性格刚直的高柔，司马岐惧怕受害而辞官，高柔也可能会有相似遭遇。曹爽“为树其党”，可以将卢毓由吏部尚书调为仆射，为了能时常索取御府物资，可以将严守法度的王观由少府调任太仆，那么为了能够利用刑狱报复异己，将执法严明的骨鲠之臣——高柔由廷尉转为太常亦不足为奇。因此，高柔由廷尉转任太常，虽然史无明文记载，但很可能是曹爽集团为了扫除一个潜在的绊脚石而特意为之。
第三种，不满曹爽一党的改革。根据夏侯玄的《答司马宣王时事议》，可以大致了解曹爽一党的改革措施。[175]正始三年（242年），司马懿问夏侯玄对时事的看法，夏侯玄建议实行改革。[176]其提出的改革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改革九品中正制，缩小中正的权力，提高和扩大吏部的职权；第二，改革地方行政建制，将州郡县三级政府削减为州县两级政府；第三，改革舆服制度，确定各级的服饰级别，防止僭越。[177]司马懿了解了夏侯玄的建议后，言道：“审官择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司马懿似乎很赏识夏侯玄的改革建议，却历数改革之难，然后说道：“恐此三事，当待贤能然后了耳。”[178]说改革这三事只能等待贤能，实际上是反对改革，不同意改革这三项制度。正始八年（247年），蒋济也针对曹爽集团的改革上疏曰：“夫为国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张其纲维以垂于后，岂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179]在蒋济看来，只有命世大才方能实施改革，传于后世。丁谧、邓飏等人显然乃中下之吏，他们所实施的改革自然不能传之后世。蒋济很隐晦地表达了对曹爽一党改革措施的不满。司马懿与蒋济皆反对改革，应该并非反对改革这一政治行为，而是反对改革的内容。
上述诸位与曹爽集团矛盾明朗化，遭到排抑，多在何晏任吏部尚书之后，他们与司马懿捆绑在一起的时间起点也在这一时期。卢毓转为廷尉，当在高柔转官之后，时为正始六年（245年）。由此可知何晏为吏部尚书当在正始五、六年。王肃、傅嘏免官应当也在这一两年间。此时正是曹爽集团开始专权之时。史载：“初，爽以宣王年德并高，恒父事之，不敢专行。及晏等进用，咸共推戴，说爽以权重不宜委之于人。乃以晏、飏、谧为尚书，晏典选举，轨司隶校尉，胜河南尹，诸事希复由宣王。”[180]又：“六年秋八月，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羲，帝（司马懿——引者注）以先帝旧制禁之不可。”[181]可见曹爽集团开始着手独揽大权正在正始六年，实施改制应该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史籍对于正始改制的内容语焉不详，然而对其评价口径却是出奇地统一：
是时，曹爽专政，丁谧、邓飏等轻改法度。会有日蚀变，诏群臣问其得失，济上疏曰……[182]
大将军爽专事，多变易旧章。资叹曰：“吾累世蒙宠，加以豫闻属讬，今纵不能匡弼时事，可以坐受素餐之禄邪？”遂固称疾。[183]
曹爽用何晏、邓飏、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184]
上引材料或可视为史家为司马氏讳饰而刻意丑化正始改制。但无论如何，随着改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谴责曹爽一党确是事实。如因“曹爽专柄，风化凌迟”，王基特作《时要论》以切世事。[185]又如代表着社会舆论好恶的谤书与民谣也把矛头指向了曹爽集团，有谤书称何晏、丁谧、邓飏为“三狗”[186]，又有民谣称“何、邓、丁乱京城”[187]。又如曹爽一党的追随者也有部分站到了反对派中，如任曹爽大将军长史的应璩：“曹爽秉政，多违法度，璩为诗以讽焉。其言虽颇谐合，多切时要，世共传之。”[188]当司马懿发动政变时，辛毗之女辛宪英评价道：“且曹爽与太傅俱受寄托之任，而独专权势，行以骄奢，于王室不忠，于人道不直，此举不过以诛曹爽耳。”[189]司马懿历数曹爽罪状时亦云：“今大将军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专威权。破坏诸营，尽据禁兵，群官要职，皆置所亲。殿中宿卫，历世旧人皆复斥出，欲置新人以树私计。根据槃互，纵恣日甚。”[190]因而，无论王肃、傅嘏、卢毓、孙礼、王观、高柔等人与曹爽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非曲直是否真如史书所载，但他们两者间的矛盾与曹爽集团的改制关系密切却是毋庸置疑的。
卢建荣认为，曹爽集团用新秀代替老臣，引起老臣不满，其改革措施对于老臣以及安于旧制的待起之人不利，因而遭到反对。[191]不可否认，亲司马氏成员对曹爽一党的不满与其个人利益受到损害有关，但也不仅仅限于个人利益受损。孙礼任城门校尉后，恰逢边境有事，改任并州刺史，加振武将军，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孙礼临行前向司马懿辞别，面露愤愤之色而无言。司马懿趁机提到清河、平原争界一事，暗示并州比冀州小。[192]孙礼辩解道：“何明公言之乖细也！礼虽不德，岂以官位往事为意邪？本谓明公齐踪伊、吕，匡辅魏室，上报明帝之托，下建万世之勋。今社稷将危，天下凶凶，此礼之所以不悦也。”[193]当场表态个人得失事小，国家社稷将乱事大，并反劝司马懿应当担负起明帝的临终交托，匡扶国家社稷。孙礼之言或有伪饰的成分，但亦有几分真心。其不满曹爽集团，不仅仅因为个人政治利益受到损害，同时还因为曹爽一党的举措已经危及国家的稳定。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国家朝政出现问题、发生动乱，朝中大臣的利益亦会受到损害。一国之臣的利益其实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此外，两个集团分立，也不仅仅因为个人恩怨而对立。王肃与傅嘏对何晏、邓飏不满，亦不是因个人恩怨而起，而是认为他们将会败坏朝纲、危及国家稳定。可以说，王肃等人与曹爽集团间的矛盾，不仅因个人利益得失而起，更因为双方在实现国家稳定、发展这一目标的方法与途径上有很大的分歧，以至于王肃等人认为曹爽一党将危及国家稳定，为国之罪臣。蒋济对曹爽集团的不满则主要基于反对曹爽集团的改革措施。其于正始三年（242年）由领军将军升任太尉，此后也未受到曹爽一党的打压，在个人利益上与曹爽等人并无冲突。[194]蒋济、卢毓、高柔等人与曹爽集团的矛盾虽然各有差异，但必然要以终结曹爽专权乱政为解决手段。这一共同的政治目标为他们在高平陵之变前后辐辏至司马懿周围奠定了基础。
司马懿本人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司马懿本人与诸人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蒋济、高柔、孙礼、卢毓、王观与司马懿同为建安入仕的曹魏老臣。建安九年（204年），高柔入曹操霸府，后被辟为丞相仓曹属。十年（205年），曹操平幽州，召孙礼为司空军谋掾。十三年（208年），司马懿被辟为文学掾。十四年，蒋济被曹操辟为丞相主簿西曹属。建安十六年（211年），曹丕为五官将，召卢毓署理门下贼曹。后卢毓又被曹操辟为丞相法曹议令史。王观亦在建安年间被曹操召为丞相文学掾。他们早在建安年间便已成为同僚，共同经历了曹操、曹丕、曹睿三世的统治，对原有的政策都有共同的情结，这种情结使得他们更容易辑和在一起。其中，司马懿与蒋济甚为亲密。魏明帝太和年间，蒋济为中护军，有谣言称“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195]。司马懿与之关系融洽，因而偷偷问蒋济，蒋济无法辩解只能开玩笑道：“洛中市买，一钱不足则不行。”[196]司马懿遂与蒋济相对欢笑，并未告发蒋济。王观与傅嘏都是司马懿的故吏。王观虽亦是建安老臣，在文、明二帝时期官运并不亨通。青龙三年（235年），司马懿升任太尉，便请王观出任他的从事中郎。傅嘏则是司马懿任太傅时的从事中郎。王肃与司马懿为姻亲，魏明帝太和五年（231年），王肃之女王元姬嫁给了司马懿次子司马昭。[197]第二，他常能充分利用老臣与曹爽集团的矛盾，趁机加以拉拢或利用他们发动政变。当孙礼出任并州刺史前来辞行时，司马懿便察言观色以言语相激，待到孙礼反过来劝说司马懿应当担负起社稷重任时，司马懿便言道：“且止，忍不可忍！”[198]巧妙地调动了孙礼对曹爽集团的不满情绪，同时又及时安抚、拉拢。“至此，礼入司马懿数中矣。”[199]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立即调任孙礼为司隶校尉。曹爽集团以微事免傅嘏官，后又任其为荥阳太守，傅嘏不肯就职。司马懿趁机请傅嘏为从事中郎，傅嘏欣然应辟，从此与司马氏紧密联系在一起。第三，司马懿与曹爽同为魏明帝临终托孤的辅政大臣，其政治威望非他人所能比拟，且因为有辅政大臣的名分，由其倡导发动政变名正言顺。所以当司马懿发动政变时，这些老臣便能听其驱策，连桓范都曾犹豫是否应司马懿之征、助其发动政变。
共同的政治经历，令卢毓等人在曹爽与司马懿相争之时更易倾向司马懿这一边。可以说，他们辐辏至司马氏周围，或共同发动政变，或支持司马懿辅政掌权，乃是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推翻曹爽集团的统治，恢复原本的统治秩序。[200]但他们并未形成一个稳固的政治集团，而只是基于共同政治目标临时缔结为一个松散联盟。当目标实现之后，这一联盟很可能就此宣告终结。这一点从高平陵之变的过程及其后各人境遇便可看出。
正始八年（247年），“曹爽用何晏、邓扬、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201]。司马懿无法阻止，于是与曹爽有隙，于五月称疾不参与政事。此后以其高超的计谋手段骗过了李胜，麻痹曹爽集团，使之疏于防范。正始十年（249年）正月，少帝曹芳拜谒明帝高平陵，曹爽兄弟皆跟从。司马懿趁机发动政变，上奏郭太后废黜曹爽兄弟。先以郭太后的诏令授予高柔符节，命其行大将军事，据曹爽营。司马懿谓高柔曰：“君为周勃矣。”[202]又命太仆王观行中领军，统摄曹羲营。如此一来便接管了曹爽兄弟手中的武装力量。然后司马懿亲自与蒋济一同屯兵洛水浮桥，切断了曹爽回城的路，命司马孚与司马师屯兵司马门，控制了皇宫。接着上奏曹芳，宣称已得太后诏令废黜曹爽兄弟。奏疏先送到曹爽手中。曹爽不敢送到曹芳手中，惶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连夜派遣侍中许允、尚书陈泰拜访司马懿，探听司马懿的口风。司马懿表示只会免除曹爽兄弟官职，于是陈泰还报曹爽并劝他上奏曹芳。司马懿又派遣曹爽信任的殿中校尉尹大目前去传达自己的意思，并以洛水为誓。同时蒋济亦送书信与曹爽，言“唯免官而已”。曹爽受到迷惑，曰：“司马公正当欲夺吾权耳。吾得以侯还第，不失为富家翁。”[203]于是放弃抵抗，上奏曹芳，向司马懿认罪。不久，与曹爽过从甚密的黄门张当在严刑逼供下供称曹爽与何晏等人计划在三月谋反。于是曹爽、何晏、邓飏、丁谧、毕轨等人被收下狱。而桓范亦以诬告司马懿而下狱，与曹爽等人一同被夷三族。
参加政变的，除了司马氏家族成员，还有蒋济、高柔、王观三人，但他们并未参与策划，而是充当了帮手、打手的角色。政变后，朝中论功行赏，蒋济上疏不接受赏赐，其言道：“臣忝宠上司，而爽敢苞藏祸心，此臣之无任也。太傅奋独断之策，陛下明其忠节，罪人伏诛，社稷之福也。夫封宠庆赏，必加有功。今论谋则臣不先知，语战则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204]在他看来，政变乃是司马懿一个人独自策划，自己不仅并未事先知晓，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仅起辅助作用。可见蒋济并未与司马懿共同策划政变，只是参与者而已。这点晋人已经看得很清楚。元康元年（291年），楚王玮将害汝南王亮，公孙宏劝说道：“昔宣帝废曹爽，引太尉蒋济参乘，以增威重。大王今举非常事，宜得宿望，镇厌众心。司徒王浑宿有威名，为三军所信服，可请同乘，使物情有凭也。”[205]可见在晋人眼中，司马懿引蒋济参加政变，乃是为了减少众人不满之心，增加威严气势，从而提高政变的合法性。高柔、王观二人的作用与蒋济相似，皆是为了对外宣示政变并非司马氏家族与曹爽集团间的利益之争，而是为了满朝文武、举国上下的共同利益，从而表明政变的合法性。此外，司马懿发动政变时还曾打算援引桓范领中领军，因桓范出奔少帝，才改用王观行中领军。[206]王观仅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由此更可见司马懿与其关系并未如人们想象中的密切。总之他们之间并未为了与曹爽集团相争而缔结为政治集团。至于孙礼、傅嘏、王肃、卢毓四人并未直接参与政变，在收系曹爽等人之后，卢毓才奉命行司隶校尉审理曹爽等人。
蒋济、高柔、王观等人在政变前未与司马懿形成集团，司马懿在世时，他们亦未能进入决策中心。蒋济在政变当年便因病去世。他是唯一一位在事变之后明确表态与司马懿并非一党之人。他们二人的矛盾主要在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上并未取得共识。蒋济只打算废黜曹爽兄弟的实权，并未想过杀他们。而对于司马懿而言，斩草除根是必需的选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司马懿以欺骗的方式诱使蒋济共同发动了政变。高柔进封万岁乡侯，此后一直在司徒的闲职上，并未获得实权。孙礼在政变之后被授以司隶校尉之职，共治理过七郡五州，当年四月便转为司空，封大利亭侯，实权顿失，次年便去世。傅嘏、卢毓、王观三人的境遇较好。在收系曹爽等人之后，卢毓奉命行司隶校尉审理曹爽等人，后又恢复吏部尚书的职位；其子卢钦原为曹爽大将军掾，曹爽被诛后，按例免官，不久，便被司马懿请为从事中郎。[207]曹爽被诛后，傅嘏为河南尹，统理帝都与京畿一带。王观事后赐爵关内侯，复为尚书，加驸马都尉。王肃的情形亦相差无几。政变后，王肃官复原职，以太常之职奉召册封司马懿为丞相[208]，后又转任光禄勋。其所任官职皆为礼仪官，虽然暂未进入政治决策核心，但任礼仪官亦与其经学家身份相称。
上述几人境遇各异，与司马懿关系亲疏亦各有不同，可能有诸多因素。第一，高柔、孙礼与司马懿同为建安老臣，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他们自身都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不需要倚靠司马氏确立在朝中的地位。这一点决定了无论是司马懿或者高柔、孙礼本身在政变之后都不会紧密相连、互相依靠。第二，此时司马懿需要的是能尽心为其办事的人，借此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王观为其故吏，傅嘏为其属吏，卢毓为其属吏之父，王肃为其姻亲。故吏与府主之间牢固不可分的联系，亲家之间的骨肉相连，为司马懿与傅嘏等人的联结奠定了基础。这四人当中，卢毓有足够的政治资本获取、维护自身政治利益，并不依附于司马懿；傅嘏、王肃、王观三人则较为倚靠司马懿。第三，司马懿“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亦是重要因素之一。《晋书·景帝纪》载：“宣帝之将诛曹爽，深谋秘策，独与帝潜画，文帝弗之知也。将发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觇之，帝寝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会兵司马门，镇静内外，置阵甚整……初，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209]司马懿仅与司马师商讨、策划政变，即使是司马昭亦未能参与谋划。选择更可信任的利益关系者加以任用，非常符合司马懿猜疑多变的性格。
虽然蒋济、高柔、孙礼、卢毓四人常被视为司马懿集团成员，但实际上此四人为各自独立的政治个体。在高平陵之变前后他们与司马懿之间并未形成一个唇齿相依的利益共同体，只是为了共同政治目的而暂时相互依靠。因为政变中的作用，高柔虽然一直未进入决策中心，但在魏末一直备受优崇。傅嘏、王肃、王观三人与司马懿关系更为紧密，但他们三人都未进入朝政决策层，未能对曹魏政治决策有重要影响，亦未能帮助司马氏取得更大的政治利益。可以说，他们只是司马氏的“马仔”，还不是司马氏倚靠的政治伙伴。从这个角度看，此时礼法之士与司马氏之间尚未形成一个以司马氏为中心的政治集团。他们之间的关系如要发展成紧密相连的集团，则需要进一步经营、运作。这一政治集团是在司马师、司马昭掌权时期形成的。
2.3.2 司马师、司马昭与礼法之士
嘉平三年（251年），平定王凌之乱后，司马懿病重，于当年八月戊寅病逝。[210]司马懿死后，议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于是齐王芳命司马师以抚军大将军辅政。嘉平四年（252年）春正月，司马师迁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继续执掌朝政，直至正元二年（255年）病逝为止。
司马懿为曹魏的元老，在明帝一朝建立了举朝上下都无人可以比拟的功绩，又是明帝临终托孤的顾命大臣。无论是其自身资历、威望，还是其权力来源，都令人对其辅政难以有微词。司马师则不然，除了在高平陵政变中屯兵司马门外，在政治上仍未有所作为，其威望与资历都无法与其父相比拟。此外，其辅政权主要来自家族内部的权力交接，虽然获得魏帝的准允，但并不稳固。因而司马师上台之后，需要从多方面稳固自己的权力，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便是选拔、任用人才。
史载，司马师辅政掌权之后，“命百官举贤才，明少长，恤穷独，理废滞”[211]。选贤任能以及平反任用被废弃不用的人才是司马师掌权伊始的一个重点。或许是为了建立功业以树立威望，嘉平四年（252年）十一月，司马师便急切地派遣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等分三路征吴，结果大败于孙吴大将军诸葛恪，史称“东关之败”。朝议追究战败责任，欲贬黜相关将领，司马师揽下所有责任，言道：“我不听公休，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司马昭时为监军统领诸军，于是便削减司马昭的爵位，其余将领皆宽宥不追究。[212]这一年，雍州刺史陈泰请求与并州合力讨伐西北胡族，司马师同意了。岂料军队尚未集结，雁门、新兴两郡兵民害怕将有远征之役，遂反叛。司马师又在中央官员前谢罪，揽下所有罪责。“于是魏人愧悦，人思其报。”[213]司马师主动承担一切罪责，在遭遇接连军事挫败后，反而赢得人心。可以说，司马师上台后一直尽力安抚人心，尽量争取多方面人士的支持。在其努力下，曹魏形成了如下的权力结构：“诸葛诞、毌丘俭、王昶、陈泰、胡遵都督四方，王基、州泰、邓艾、石苞典州郡，卢毓、李丰掌选举，傅嘏、虞松参计谋，钟会、夏侯玄、王肃、陈本、孟康、赵酆、张缉预朝议，四海倾注，朝野肃然。”[214]从上述人员看，其任用的人员由三类人物组成：一为司马懿的旧部故吏，如王昶、州泰、邓艾、傅嘏等；二为曹魏老臣的后裔，如夏侯玄、李丰、王肃、陈泰、钟会等；三为曹魏功臣，如毌丘俭、卢毓等，基本沿用了司马懿掌权时期的文武官员。可见，司马师首先重用司马懿提拔的人才，将他们纳入权力结构中；之前被废弃不用的人才虽然得到任用，但暂时未能进入权力中心。
前文已指出，司马懿掌权时，司马氏与礼法之士尚未构成一个利益集团，而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虽然如此，但司马懿引用了不少人才，为司马师时期集团的缔结奠定了基础。司马师刚统理朝政，王肃等第一代礼法之士便受到了重用。傅嘏在司马师掌权之后被征为尚书，司马师分兵三路出征东吴前还曾特别咨询了傅嘏的意见。[215]此时傅嘏与司马氏之关系，由傅嘏单方面倚靠司马氏，转变为相互倚靠、互惠互利的关系。王肃起初以光禄勋参与朝议，调任河南尹，为帝都与京畿要地的行政长官。陈寿将王肃转河南尹记于预见东关之败后，其文曰：“时有二鱼长尺，集于武库之屋，有司以为吉祥。肃曰：‘鱼生于渊而亢于屋，介鳞之物失其所也。边将其殆有弃甲之变乎？’其后果有东关之败。徙为河南尹。”[216]可见，王肃由光禄勋徙为河南尹很可能与其预见东关之败有关。可能由于此事，司马师发现王肃这位经学家姻亲并不是一位精于礼学的腐儒，从此开始重用王肃。石苞在魏明帝青龙初年已为司马懿所知，但并未被辟用[217]，直到正始年间才担任司马师中护军司马。后来迁任邺典农中郎将，“时魏世王侯多居邺下，尚书丁谧贵倾一时，并较时利”[218]，但石苞敢上奏他们的所作所为，因而更得称赞。后历任东莱、琅琊太守，徐州刺史，真正是司马氏依靠的“典州郡”之人。王基本为曹爽大将军从事中郎，但在司马懿时期其已被委以重任。曹爽主政之时，王基不满风气教化逐渐败坏，作《时要论》以切时弊。可见王基对曹爽一党的执政亦有不满，政见上与司马氏有可沟通之处。因此，曹爽被诛后，他按例免官，当年便起家为尚书，出为荆州刺史，加扬烈将军，随征南将军王昶伐吴。司马师统政后，王基以书信相警戒，其文曰：“天下至广，万机至猥，诚不可不矜矜业业，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则众邪不生，心静则众事不躁，思虑审定则教令不烦，亲用忠良则远近协服。故知和远在身，定众在心。许允、傅嘏、袁侃、崔赞皆一时正士，有直质而无流心，可与同政事者也。”[219]司马师采纳了他的建议。可见此时王基与司马师关系甚为密切，颇得其信任。
此外，荀
、何曾等曹魏功臣的后裔，与司马氏有通家之谊。他们在司马懿时期支持司马氏，此时自然仍与司马师来往密切，支持司马师的统治。[220]
司马师如若欲进一步稳固统治，便不能仅仅倚靠司马氏家族原有的权力网络和关系网络，而是需要开拓新的关系网。于是在司马师的征辟下，贾充以参大将军军事、武陔和李憙以从事中郎进入司马氏霸府。
从李憙与司马师的一番对话可以看出司马师与司马懿的不同。司马师谓李憙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应，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李憙对曰：“先君以礼见待，憙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憙畏法而至。”[221]司马懿以礼征辟人才，并不强迫；司马师则以律法强制征用人才。司马师为了征辟人才不惜以法相绳，一因其求才之心十分迫切，二因其无司马懿的威望可以震慑、招揽人才，只好以强制手段征用。
在司马师的主导下，一个以司马氏为中心的利益集团逐渐形成。[222]正元元年（254年），司马师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曹髦。权臣废立帝君常被视为心怀不轨之举，王肃等礼法之士不仅未曾反对，还积极参与其中。如王肃与郑袤一起奉法驾，迎高贵乡公于元城；何曾则参与废立之谋；王祥因“与定策功，封关内侯”[223]。司马师另立新君无疑将招致反对势力的反抗。荀勖洞察先机，谓司马师曰：“今上践阼，权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224]建议司马师宣传德教以巩固势力，同时检视朝廷内外的敌我势力，为下一步部署做准备。是岁，白气经天，司马师问王肃何故。王肃答曰：“此蚩尤之旗也，东南其有乱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则天下乐安者归德，唱乱者先亡矣。”[225]他们二人心中的天平无疑已经完全由魏室倾向司马氏。正元二年（255年），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联合发兵讨伐司马师。王肃、傅嘏、王基、贾充等礼法之士为司马氏家族立下汗马功劳。司马师因刚做完割除眼部肿瘤手术，不欲自行前往迎战，欲派叔父司马孚出征。傅嘏与王肃坚持劝谏司马师，并说服其亲自带兵出征。傅嘏言道：“淮、楚兵劲，而俭等负力远斗，其锋未易当也。若诸将战有利钝，大势一失，则公事败矣。”[226]提醒司马师若此战不利，司马氏家族势力必遭挫，司马师权位亦不可保，其效忠司马氏之心已然明了。贾充与傅嘏随司马师出征，随时为之出谋划策。战后，司马师病重返回许昌，留下贾充监督诸军军事，同时命傅嘏暂代朝政。此二人受司马师倚重可见一斑。司马师出兵讨伐毌丘俭前，加授卢毓侍中，委托统管朝政。司马师还先后询问王肃、郑袤克敌制胜之道。王肃对曰：“昔关羽率荆州之众，降于禁于汉滨，遂有北向争天下之志。后孙权袭取其将士家属，羽士众一旦瓦解。今淮南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但急往御卫，使不得前，必有关羽土崩之势矣。”[227]郑袤答曰：“昔与俭俱为台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谋而不达事情，自昔建勋幽州，志望无限。文钦勇而无算。今大军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锐而不能固，深沟高垒以挫其气，此亚夫之长也。”[228]平定毌丘俭、文钦之叛的战事则主要倚仗王基。司马师先在许昌询问王基进军之策，王基分析局势道：“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乱也，俭等诳胁迫惧，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群聚耳。若大兵临偪，必土崩瓦解，俭、钦之首，不终朝而县于军门矣。”[229]于是，司马师以其为前锋进军讨伐，不久命王基停止进军。王基据理力争，反复请战，在未得到司马师同意时便抢先占领南顿，成功迫使毌丘俭退守项县。此后又料到毌丘俭会出兵袭击乐嘉，便进逼项县，导致毌丘俭全线溃败，得以成功平乱。
司马师平定毌丘俭之叛，与司马懿成功平定曹爽一党的情形完全不同。司马懿在政变前早已暗中谋划了全盘计划，虽然援引蒋济、高柔等人参与政变，但全盘计划都在其个人掌控之中。司马师平定毌丘俭之叛，则主要倚靠傅嘏、王肃、王基等礼法之士的策划、攻伐。若无这帮人极力襄助，司马师未必能成功平叛、保住权位。此时，礼法之士与司马氏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从礼法之士的角度看，他们今日的权位、名利皆倚仗司马氏提拔、赏识；从司马氏的角度看，他们的权势能否巩固、能否长保亦需要礼法之士等官僚的支持与相助。礼法之士与司马氏已经构建出一个互相依靠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因共同的政治目标成立，而是基于双方唇齿相依的利益关系，因而这个共同体也较为牢固。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只要共同体内部成员一直利益共享，没有利益冲突，那么这个共同体便能够维系，更不会随着共同体的核心人物死亡而告终。相反，当核心人物去世后，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会重新寻找、推选新的核心人物，继续维持共同体的运作。司马师死后，傅嘏与钟会违抗诏命帮助司马昭顺利完成权力交接[230]，其原因正在于此。
司马昭能够顺利掌控辅政权，主要借助于傅嘏、钟会等集团人物支持[231]，因而他十分清楚构建自己的统治集团的重要性。此外，傅嘏、王肃等人相继去世，卢毓、高柔等人或老或病，司马氏集团确实需要吸纳新鲜血液。因此，司马昭上台后，进一步清理因各种原因而未调用或未受重用之人，吸纳新的才俊进入司马氏霸府，全方位地扩大其关系网。在司马昭运作下，荀勖、杜预、傅玄等礼法之士先后进入司马氏霸府，成为该利益集团的一员。[232]傅玄参司马昭安东、卫军军事，成为司马昭掾属，进入司马氏霸府。[233]荀勖原为曹爽属官，曹爽被诛后，其门生故吏无人敢去奔丧，唯独荀勖主动前往奔丧。可能因为这一原因，他在司马懿、司马师掌权时并未受到重用，直至司马昭掌权，才参大将军军事，进入司马氏霸府。[234]杜预因其父杜恕与司马懿不和，长久未能得到调用。司马昭上台后，先将妹妹高陆公主许配与杜预，以此笼络、抚慰杜预，然后拜其为尚书郎。[235]门生故吏、姻通，再次将司马氏与其他官僚紧紧捆绑在一起。
当礼法之士与司马氏捆绑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后，他们便戮力追求更大的利益：篡魏，建立新的王朝。礼法之士戮力助司马氏扫除篡魏障碍。甘露二年（257年），贾充先以言语试探诸葛诞对司马氏的忠心，然后建议司马昭尽快解决诸葛诞。司马昭接受其建议，征诸葛诞为司空，逼迫诸葛诞反叛。在平叛的战事中，石苞、王昶、王基等人皆有所建树。在平定诸葛诞之叛后，朝中上演了一出闹剧：封司马昭为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晋国置官司，司马昭却前后九让。司马昭篡位之心已是不言自明。甘露五年（260年），不愿坐以待毙的高贵乡公曹髦，亲自率领左右老弱三百余人攻打司马昭。司马昭因获得王沈与王业的报告及时做了准备，曹髦最终被贾充下令弑杀于阵前。至此，司马氏篡魏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扫除。对于司马氏而言，高贵乡公被弑杀意味着篡魏的遮羞布被撕下，篡魏已是势在必行；对贾充、王沈而言，其功劳卓著，必将获得丰厚的政治回报。
为了减轻弑君的道德压力，进一步扫除篡魏的障碍，司马昭于景元四年（263年）命钟会、邓艾领兵伐蜀。在捷报频传之际，司马昭接受了曾经多次推让的“相国、晋公，加九锡”的封赏。第二年，钟会反于蜀，在司马昭与贾充、荀勖等人的周密部署下，钟会迅速败亡。[236]灭蜀之后，司马昭及其集团成员紧锣密鼓地展开各项嬗代准备工作。咸熙元年（264年），司马昭上奏命“司空荀
定礼仪，中护军贾充正法律，尚书仆射裴秀议官制，太保郑冲总而裁焉”[237]。提前制定新王朝的各项制度。同时上奏恢复五等爵制，确保集团内部成员在新王朝的政治地位。贾充等礼法之士对司马氏的鼎力支持开始获得回报，入晋之后亦都获得相应的官爵。
晋国建立后，司马昭曾犹豫立司马炎还是司马攸为世子。[238]司马攸为司马昭次子，才能声望皆超过司马炎，深得司马懿喜爱，特命其过继为司马师之嗣。[239]虽然二人皆为司马昭之子，但立司马攸或司马炎却是关乎司马昭一系的政治利益。若立司马攸为世子，即以司马师一系为嫡系，司马昭一系沦为支系，难以据有皇室大宗的地位。司马昭的犹疑或有考察朝臣的目的。贾充能观察上意，于是向司马昭称赞司马炎“宽仁，且又居长，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240]。何曾等亦坚持诤谏曰：“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241]加上裴秀、山涛等玄学名士的坚持，司马昭终确立司马炎为世子。通过保举司马炎继嗣，贾充等礼法之士与下一任集团核心亦结成利益共同体。
还有一部分礼法之士虽然未与司马氏结成利益共同体，但因其德行而备受尊崇，如王祥、郑冲。王祥为古代“二十四孝”之一，以笃孝著称于世，曹魏尊之为“三老”；郑冲动必巡礼，“以儒雅为德，莅职无干局之誉”[242]。二人在曹魏之时都无功业可言，但都位至三公，入晋后为八公。他们的作用与蒋济在高平陵政变中的作用十分相似，即司马氏需要借用他们的德望增加嬗代的合法性，表明不仅司马氏集团中坚分子支持嬗代，而且朝中德高望重的老臣亦支持嬗代。因而，司马昭晋封相国、晋公时，由位居司空的郑冲率领百官劝进；入晋之后他们二人因年老体衰，多次请求致仕，晋武帝不仅不许且加以褒奖、赞美，益加优崇。
从本质上看，高平陵政变是未进入权力中心的“在野者”与权力中心的掌权者之间争夺核心权力的斗争。在政治权力结构中，在位之掌权者向来都是众矢之的，成为各方势力攻击之目标，魏末执掌权力中心的曹爽集团亦不例外。首先，由于政治理念的不同，导致在朝中产生了改革与反改革的矛盾；其次，曹爽集团的具体施政行为又损害了部分官员利益而导致双方之间有很深矛盾；再加上朝中官员与曹爽集团官员存有私怨，曹爽集团政治行为不够检点等原因，使得蒋济、高柔与司马氏在解除曹爽集团专权一事上呈现一致性。在达到这个政治目标以后，司马氏与礼法之士间只是表现为一个松散的联盟，尚未形成一个以司马氏为中心的政治集团。此后司马懿很快去世，继之掌握权力中心的司马师、司马昭等人无论自身资历、威望，还是权力来源都无法与其相比。稳固其地位成为司马氏不得不进行的举措，在人事关系上具体表现为倚靠司马氏家族原有的权力网络和关系网络，并同时开拓新的关系网，任用政治理念相近的人士，并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逐渐形成之后，在司马氏一族在朝中权力中心地位的稳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与此同时，正是由于司马氏对礼法之士的借重，也使得他们的政治思想可能对司马氏执政产生重要影响，成为魏晋之际的官方指导思想，对魏晋之际官方儒学产生重要影响。
[1] 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2页。
[2] 参看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第280-332页；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第80-84页；吴雁南、秦学颀、李禹阶编《中国经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第92-97、127-138页。
[3] （南朝·梁）刘勰著，黄叔琳注，李祥补注《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4《论说第十八》，杨明照校注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246页。
[4]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54《刑法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第980页。
[5] 《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第24页。
[6] 《三国志》卷24《魏书·高柔传》，第683-684页。
[7] 《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第32页。
[8] 《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第44页。
[9] 《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第49页。
[10] 《三国志》卷21《魏书·刘廙传》注引《廙别传》，第616页。
[11] 《三国志》卷22《魏书·陈群传》，第634页。
[12] 《三国志》卷13《魏书·钟繇传》，第397页。
[13] 参看王晓毅《“因循”与建安—景初之际曹魏官方政治哲学》，《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74-82页。
[14]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第436页。
[15] 详见郭伟川《分裂的局面与礼坏的社会——略论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政治与思想风气》，收入氏著《儒家礼治与中国学术——史学与儒道释三教论集》，香港：容斋出版社，1999，第179-198页。
[16] 参看王晓毅《“因循”与建安—景初之际曹魏官方政治哲学》，《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74-82页；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第49-87页。
[17]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第447-449页。
[18] 《三国志》卷21《魏书·傅嘏传》，第627页。
[19] 《世说新语笺疏》上卷《文学第四》“钟会撰《四本论》”条刘孝标注引《魏志》，第195页。
[20] 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见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第52页。
[21] 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见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第47-54页。
[22] 《三国志》卷11《魏书·袁涣传》，第334页。
[23] 《三国志》卷11《魏书·袁涣传》，第335页。
[24] 《三国志》卷11《魏书·袁涣传》，第335页。
[25] 《三国志》卷12《魏书·何夔传》，第381页。
[26] 田余庆：《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见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160页。
[27] 《三国志》卷11《魏书·袁涣传》，第334页。
[28] 《三国志》卷15《魏书·刘馥传》，第463页。
[29] 《三国志》卷16《魏书·杜畿传》，第496页。
[30] 《三国志》卷23《魏书·杨俊传》，第636页。
[31] 《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注引《魏氏春秋》，第317页。
[32] 《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第43-44页。
[33] 《三国志》卷21《魏书·刘廙传》，第615页。刘廙上疏曰：“圣人不以智轻俗，王者不以人废言。故能成功于千载者，必以近察远，智周于独断者，不耻于下问，亦欲博采必尽于众也。且韦弦非能言之物，而圣贤引以自匡。臣才智暗浅，愿自比于韦弦。昔乐毅能以弱燕破大齐，而不能以轻兵定即墨者，夫自为计者虽弱必固，欲自溃者虽强必败也。自殿下起军以来，三十余年，敌无不破，强无不服。今以海内之兵，百胜之威，而孙权负险于吴，刘备不宾于蜀。夫夷狄之臣，不当冀州之卒，权、备之籍，不比袁绍之业，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暗弱于今而智武于昔也。斯自为计者，与欲自溃者异势耳。故文王伐崇，三驾不下，归而修德，然后服之。秦为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东向称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毙于外，而不恤民于内也。臣恐边寇非六国之敌，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势，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势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势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于今之计，莫若料四方之险，择要害之处而守之，选天下之甲卒，随方面而岁更焉。殿下可高枕于广夏，潜思于治国。广农桑，事从节约，修之旬年，则国富民安矣。”
[34] 《三国志》卷10《魏书·贾诩传》，第331页。
[35] 《三国志》卷10《魏书·贾诩传》，第331页。
[36] 《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第24页。
[37] 参看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第435-446页；刘振东《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第44-49页。
[38] 郝虹认为：“儒士派主张名教为主，名法为辅；而名法派主张名法为重，名教为轻。”（郝虹：《王朗与建安儒士》，《史学月刊》2002年第6期，第35页）此说有一定道理，但应当限定为名法派主张在乱世之时名法重于名教。
[39] 《三国志》卷13《魏书·钟繇传》，第397页。
[40] 《三国志》卷13《魏书·钟繇传》，第398页。
[41] 《三国志》卷13《魏书·钟繇传》，第398页。
[42] 《三国志》卷12《魏书·何夔传》，第380页。
[43] 《三国志》卷15《魏书·贾逵传》注引《魏略》，第487页。
[44] 《三国志》卷21《魏书·刘劭传》，第618页。
[45] 《三国志》卷22《魏书·陈群传》，第635页。
[46] 《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注引《魏略》，第59页。
[47] 《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第78页。
[48] 《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第79页。
[49] 《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第84页。
[50] 《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第84页。
[51] 《三国志》卷3《魏书·明帝纪》，第94页。
[52] 《三国志》卷3《魏书·明帝纪》，第97页。
[53] 《三国志》卷25《魏书·高堂隆传》，第717页。
[54] 《三国志》卷15《魏书·刘馥附子靖传》，第464页。
[55] 《晋书》卷47《傅玄传》，第1317页。
[56] 参看王晓毅《司马懿与曹魏政治》，《文史哲》1998年第6期，第87-95页；郝虹《从曹氏三代人对儒学的态度看魏晋儒学的衰落》，《管子学刊》2005年第4期，第95-98页。
[57] 郝虹、黄少英皆有相似看法，但他们认为王肃开创了礼法之治理论，本书则认为王肃总结多于原创（见第3章第3节），参看郝虹《王肃与魏晋礼法之治》，《东岳论丛》2001年第1期，第44-47页；郝虹《魏晋儒学新论——以王肃和“王学”为讨论中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74-75页。黄少英认为“王肃是魏晋之际礼法之治政治理论的缔造者，力图以法释礼，用‘礼’来融合教化与名法”（黄少英：《魏晋礼法之士的“德行”观》，《东方论坛》2005年第3期，第46页）。他们二人都视王肃为礼法之治理论的开创者。
[58] 郝虹认为礼法之士为名法派与儒士派相互斗争、融合的结果（郝虹：《从曹氏三代人对儒学的态度看魏晋儒学的衰落》，《管子学刊》2005年第4期，第98页注）。本书则认为名法派与儒士之间在政治思想上并无根本矛盾，相反都崇尚儒家学说，因而他们之间融合多、斗争少，礼法之士乃是二者相互融合后形成的新士人，而且其中部分由建安年间的名法派和儒士直接转变而来。
[59] 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始发于《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第47-54页；参看万绳楠整理《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1页。
[60] 《晋书》卷1《宣帝纪》，第1页。
[61] 《晋书》卷20《礼治中》，第614页。
[62] 唐长孺：《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240页。
[63] 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第1-36页。
[64] 仇鹿鸣：《魏晋之际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韩昇，2008，第30-35页。
[65] 《三国志》卷15《魏书·司马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第466页。
[66] 《晋书》卷1《宣帝纪》，第1页。
[67] 名钧，字升平。
[68] （唐）杜佑撰《通典》卷47《礼七·沿革七·吉礼六》“天子宗庙”条，王文锦、王永兴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1306页。
[69] （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2，郁贤皓、陶敏整理，孙望审定，北京：中华书局，1994，第112页。
[70] 第一，“儁”“雋”互通，“雋”字可假借为“儁”字，有时也直接作“儁”字，因而司马懿之祖应该名为“儁”；第二，《晋书·宣帝纪》与《通典·礼典》都明确记载司马懿曾祖父之字为公度，按照古人名和字往往在意义上或相近、相同，或相对的原则，其名应当为“量”，“景”字应该是因形近而造成的错字。
[71] 仇鹿鸣已指出这一问题，其以《元和姓纂》与《晋书·宣帝纪》二者所载世系不合为由，但仍需进一步补证。根据前文所列，《元和姓纂》与《晋书·宣帝纪》二者所载世系确有所龃龉，二者的出入点主要在世代数目上。岑仲勉据《晋书》记载，认为《元和姓纂》所载“孙楷”及“孙钧”之“孙”字均应解做裔孙之孙，“否则自卬至钧才五世耳，以世代核之，必不然也”（《元和姓纂》卷2岑仲勉校记，第112页）。岑先生预设了《晋书》所载世系可靠，并不能解释二者的龃龉；此外岑仲勉在校记中也指出了《元和姓纂》有关司马懿家族这一支司马氏世系的记载有多处与史籍不符，由此可以说《元和姓纂》之记载不足为凭，但不能因《元和姓纂》与《晋书·宣帝纪》所载世系在世代数目上有所不同，而据此推断司马卬非司马懿之先祖。更可靠的证据是，司马卬与司马钧见于历史记载，历经了320年左右，只经历了八世；而司马钧见于历史记载至司马朗出世，并不超过70年，却经历四世，如此不合理的差别，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司马氏先世出自司马卬一说可能只是攀附。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世代数目记载有误的可能。
[72]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3286页。
[73] 参看《史记》卷7《项羽本纪》、卷8《高祖本纪》，第316、321、359、365页。
[74] （南朝·梁）范晔：《后汉书》卷77《西羌传》，（唐）李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第2886、2889页。
[75] 《后汉书》卷79下《儒林列传》，第2581页。
[76] 《后汉书》卷82下《方术列传》，第2729页。
[77] 《三国志》卷15《魏书·司马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第466页。
[78] 《三国志》卷15《魏书·司马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第466页。
[79] 邢义田认为，文武兼备才是汉代官员的典型，官员迁转不必然文武殊途（邢义田：《允文允武——汉代官吏的一种典型》，收入氏著《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224-284页）。司马防或即是一例，但在此我们更想强调司马氏家族的武人特征并未消解。
[80] 《三国志》卷15《魏书·司马朗传》，第468页。
[81] 《晋书》卷37《宗室·安平献王孚传》，第1037页。
[82] 《晋书》卷1《宣帝纪》，第2页。
[83]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12《洪范第六》，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261页。
[84] 《三国志》卷15《魏书·司马朗传》，第468页。
[85] 参看《晋书》卷37《宗室·安平献王孚传》，第1083页。
[86] 《晋书》卷23《乐下》，第711页。
[87] 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134页。
[88] 《晋书》卷31《后妃传上》记载了一段晋武帝与胡贵嫔芳的对话：“帝尝与之摴蒱，争矢，遂伤上指。帝怒曰：‘此固将种也！’芳对曰：‘北伐公孙，西距诸葛，非将种而何？’帝甚有惭色。”（《晋书》卷三十一《后妃传上》，第962页）。胡芳父胡奋、祖父胡遵、从父胡烈皆是武将，确系将门之后。对话中，胡芳不仅自认将种，还列举司马懿北伐公孙渊、西拒诸葛亮的伟业功勋以证明司马炎也是将门之后。此二功勋奠定了司马氏家族在曹魏时期的地位，可司马炎却面有惭色。显然他也认为司马氏是将门，无法加以反驳。
[89] 《晋书》卷20《礼志中》，第614页。
[90] 《后汉书》卷10上《皇后纪上》，418页。
[91] 《后汉书》卷77《酷吏列传》，第2496页。
[92] 《后汉书》卷6《孝顺帝纪》，第259页。
[93] 《三国志》卷15《魏书·贾逵》裴松之注引《魏略》，第481页。
[94] 《三国志》卷15《魏书·司马朗传》，第467页。
[95] （晋）司马彪：《后汉书》志第26《百官三》，（南朝·梁）刘昭注补，北京：中华书局，1965，第3599页。
[96] 《通典》卷24《职官六·中丞》，第666页。
[97] 邢义田：《秦汉的律令学——兼论曹魏律博士的出现》，见黄清连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制度与国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第113页。
[98] 《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注引干宝《晋纪》，第119页。
[99] 《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第122页。
[100] 《晋书》卷37《宗室·安平献王孚传》，第1083页。
[101] 《后汉书》卷64《卢植传》，第2113页。
[102] 《后汉书》卷64《卢植传》，第2116页。
[103] 《三国志》卷22《魏书·卢毓传》，第650页。
[104] 《三国志》卷24《魏书·高柔传》“父靖，为蜀郡都尉”一句，裴松之注引《陈留耆旧传》曰：“靖高祖父固，不仕王莽世，为淮阳太守所害，以烈节垂名。固子慎，字孝甫。敦厚少华，有沈深之量。抚育孤兄子五人，恩义甚笃。琅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英即车骑将军熙之父也。慎历二县令、东莱太守。老病归家，草屋蓬户，瓮缶无储。其妻谓之曰：‘君累经宰守，积有年岁，何能不少为储畜以遗子孙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为之基，以二千石遗之，不亦可乎！’子式，至孝，常尽力供养。永初中，螟蝗为害，独不食式麦，圉令周强以表州郡。太守杨舜举式孝子，让不行。后以孝廉为郎。次子昌，昌弟赐，并为刺史、郡守。式子弘，孝廉。弘生靖。”见第682页。
[105] 《三国志》卷24《魏书·高柔传》曰：“柔从兄幹，袁绍甥也。”裴松之注曰：“谢承《后汉书》曰：‘幹字元才。才志弘邈，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赐，司隶校尉。’案《陈留耆旧传》及谢承书，幹应为柔从父，非从兄也。未知何者为误。”见第682页。今依《陈留耆旧传》及谢承《后汉书》，高幹应为高柔从父，非从兄。
[106] 参看《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第188页；《后汉书》卷50《袁绍列传》，第2375页。
[107] 《三国志》卷24《魏书·高柔传》，第685页。
[108] 《三国志》卷13《魏书·王朗传》，第414页。
[109] 《三国志》卷13《魏书·王朗附子肃传》，第419页。
[110] 《三国志》卷13《魏书·钟繇传》，第397页。
[111] 《三国志》卷13《魏书·钟繇传》，第398页。
[112] 《三国志》卷13《魏书·钟繇传》，第398页。
[113] 《三国志》卷13《魏书·王朗附子肃传》，第414页。
[114] 参看王晓毅《荆州官学与三国思想文化》，《孔子研究》1994年第1期，第44-49页。
[115] 参看那薇《〈孔子家语〉中儒道兼综的倾向》，《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第65-69页；龚杰《简论汉魏的郑学与王学》，《人文杂志》1989年第1期，第44-46页；任怀国《试论王肃的经学贡献》，《管子学刊》2005年第1期，第70-73页；秦跃宇《王肃儒道兼治与玄学发微》，《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10-14、24页；王继训《论郑玄、王肃对汉末儒学的改造与创新》，《济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7卷第1期，第78-82页。
[116] （三国·魏）王肃注《孔子家语》上册《儒行解第五》王肃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第16页。
[117] 《孔子家语》上册《三恕第九》王肃注，第39页。
[118] 《三国志》卷27《魏书·王基传》，第751页。
[119] 《三国志》卷27《魏书·王基传》，第751页。
[120] 《三国志》卷27《魏书·王基传》，第752页。
[121] 《三国志》卷27《魏书·王基传》，第752页。
[122] 《三国志》卷11《魏书·管宁传》，第359页。
[123] 《三国志》卷12《魏书·何夔传》云：“术从兄山阳太守遗母，夔从姑也。”见第378页。
[124] 《三国志》卷12《魏书·何夔传》注引《魏书》，第378页。
[125] 《晋书》卷39《何曾传》，第997页。
[126] 《晋书》卷39《何曾传》，第995页。
[127] 《晋书》卷39《何曾传》，第994页。
[128] 《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第44页。
[129] 《晋书》卷47《傅玄传》，第1319页。
[130] 《晋书》卷47《傅玄传》，第1323页。
[131] （唐）马总：《意林》卷5，北京：中华书局，1991，第119页。今本混入杨泉《物理论》，严可均、叶德辉对此皆有辨正，参看（清）严可均辑《全晋文》卷47《傅子》，北京：商务印书馆，第480页；参看魏明安、赵以武《傅玄评传》，第78-87页。下引诸条诸子《意林》者，皆混入杨泉《物理论》，不复说明。
[132] 《三国志》卷15《魏书·贾逵传》，第481页。
[133] 《三国志》卷15《魏书·贾逵传》注引《魏略》，第481页。
[134] 《晋书》卷40《贾充传》，第1166页。
[135] 《晋书》卷40《贾充传》，第1165页。
[136] 《晋书》卷40《贾充传》，第1167页。
[137] 《晋书》卷39《荀
传》，第1150页。
[138] 《晋书》卷39《荀
传》，第1152页。
[139] 《傅子》曰：“畿，汉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后。”《三国志》卷16《魏书·杜畿传》注引，第493页。
[140] 《三国志》卷16《魏书·杜畿传》，第496页。
[141] 《三国志》卷16《魏书·杜畿传》，第494页。
[142] 《三国志》卷16《魏书·杜畿附子恕传》，第505页。
[143] 《三国志》卷16《魏书·杜畿传附子恕传》注引《杜氏新书》，第494页。
[144] （战国）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1《春秋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28页。
[145] 韩树峰认为，《晋律》设《刑名》《法例》两篇乃是受玄学（包括名理学）影响的结果，变形成了法律体例的玄学化（韩树峰：《魏晋法律体例变化与学术风气之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134-141页）。梁永健认为“韩（韩树峰——引者注）论魏晋法律形式与儒学没有太大关系，似过于武断”（梁永健：《魏晋之际法律文化流变述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90页）。此说失当。《晋书·杜预传》将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志于平吴之后，云：“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是知杜预于太康元年（280年）之后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晋律》颁布于泰始四年（268年），则杜预创《释例》体例至少比《晋律》之《法例篇》的出现晚了十余年。因而《释例》篇的出现仅表明杜预注经时渗入了名理学的思想，可谓经学受到名理学的影响，甚而杜预创《释例》很可能受《晋律》体例的影响，但不能说《晋律》的体例受到杜预创《释例》的影响。
[146] 《三国志》卷11《魏书·袁涣传》注引袁宏《后汉纪》，第333页。
[147] 《三国志》卷11《魏书·袁涣传》，第333页。
[148] 《三国志》卷11《魏书·袁涣传》，第335页。
[149] 《三国志》卷11《魏书·袁涣传》，第334页。
[150] 《三国志》卷11《魏书·袁涣传》注引《袁氏世纪》，第335、336页。
[151] 《三国志》卷11《魏书·袁涣传》，第334页。
[152] 《晋书》卷50《庾峻传》，第1391页。
[153] 《晋书》卷50《庾峻传》，第1391页。
[154] 《三国志》卷11《魏书·管宁附胡昭传》，第362页。
[155] 《三国志》卷21《魏书·刘劭传》称刘劭“与议郎庾嶷、荀诜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论》”。见第618页。
[156] 《晋书》卷50《庾峻传》，第1392页。
[157] 《晋书》卷50《庾峻传》，第1392页。
[158] 参看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第47-54页；参看万绳楠整理《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1、14-22页；王永平《曹爽、司马懿之争真相考论》，《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第52-58页；王永平《世族势力之复兴与曹睿顾命大臣之变易》，《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第58-62页；万绳楠《曹魏政治派别的分野及其升降》，《历史教学》1964年第1期，第2-11页；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第78-82页；朱子彦《曹魏政权内两大政治集团的产生与竞争》，《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9卷第4期，第95-98页；马植杰《论汉末魏普（晋）之际世族地主势力的消长与曹魏政权的兴亡》，《史学月刊》1965年5月号，第20-26页；马植杰《论司马懿杀曹爽事件》，《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8卷第2期，第78-84页；郑欣，杨希珍《论司马懿》，《史学月刊》1981年第6期，第16-23页。
[159] 柳春新：《“正始党争”探赜》，收入氏著《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第151-173页。
[160] 周一良：《曹氏司马氏之斗争》，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26-37页；刘显叔：《论魏末政争中的党派分野》，《史学汇刊》1978年10月总第9期，第17-46页。
[161] 卢建荣：《魏晋之际的变法派及其敌对者》，《食货月刊》第10卷第7期，第271-292页。
[162] 本书认为桓范未必即为曹爽集团成员，因而不将之列入曹爽集团的名单内。理由于如下：第一，其在曹爽阵营中，并非腹心，其主张难为曹爽所用。《魏略》云：“范于沛郡，仕次在曹真后。于时曹爽辅政，以范乡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亲也。”（《三国志》卷9《魏书·曹真附子爽传》注引，第290页）又《三国志·魏书·王朗附子肃传》载：“时大将军曹爽专权，任用何晏、邓飏等。肃与太尉蒋济、司农桓范论及时政，肃正色曰：‘此辈即弘恭、石显之属，复称说邪！’”（《三国志》卷13《魏书·王朗附子肃传》，第418页）此事可为一证。又，高平陵政变中，桓范出城至曹爽营，建议曹爽“使车驾幸许昌，招外兵”（《三国志》卷9《魏书·曹真附子爽传》，第287页）。但曹爽兄弟犹豫不决，未采纳其意见。上述几例皆表明桓范并非曹爽腹心，而且史籍提及曹爽一党往往只言及邓飏、丁谧、李胜、何晏几人，并未提及桓范，可见在魏晋时人眼中桓范并非曹爽集团中人。第二，高平陵政变中，桓范出城所奔并非曹爽，而是魏帝。《魏略》载：“及宣王起兵，闭城门，以范为晓事，乃指召之，欲使领中领军。范欲应召，而其子谏之，以车驾在外，不如南出。范疑有顷，儿又促之。”（《三国志》卷9《魏书·曹真附子爽传》注引，第290-291页）此时司马懿征召桓范，说明对其而言桓范仍是可用或可拉拢之人，显见桓范并非与司马懿敌对者。桓范出城主因乃是魏帝在城外。第三，桓范被杀是因为诬陷司马懿谋反。《魏略》云：“范出城，顾谓蕃曰：‘太傅图逆，卿从我去！’……车驾入宫，有诏范还复位。范诣阙拜章谢，待报。会司蕃诣鸿胪自首，具说范前临出所道。宣王乃忿然曰：‘诬人以反，于法何应？’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三国志》卷9《魏书·曹真附子爽传》注引，第291页）桓范若无诬司马懿谋反，仍可官复原位。仅从上述几个事实看，桓范并非曹爽一党。其思想主张与礼法之士亦有诸多相似之处，从广义上讲，桓范可谓是礼法之士中的一员。
[163] 《三国志》卷13《魏书·王朗附子肃传》，第418页。
[164] 《三国志》卷21《魏书·傅嘏传》，第624页。
[165] 卢建荣认为，卢毓任吏部尚书执行明帝遏抑浮华的政策，邓飏、李胜等遭禁锢这笔账当然算在卢毓头上。即是说，卢毓与邓飏、李胜等人因明帝世罢抑浮华已经结怨。实则不然。魏明帝在太和四年（230年）下诏抑浮华，而卢毓自文帝登基起便外任梁、谯、安平、广平等地太守，直到青龙二年（234年）方入朝为侍中，与此事并无瓜葛。此外，当明帝明言不可以名取士时，卢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三国志》卷22《魏书·卢毓传》，第651页）可见卢毓并不反对以名取士，并不强烈反对浮华交游。另外，从曹爽先调任卢毓为仆射看，卢毓官职并未降低。总之，卢毓与曹爽集团的矛盾并非因为罢抑浮华一事。
[166] 《三国志》卷22《魏书·卢毓传》，第652页。
[167] 《三国志》卷9《魏书·曹真附子爽传》，第284页。
[168] 《三国志》卷24《魏书·孙礼传》，第692页。
[169] （唐）徐坚等：《初学记》卷8《州郡部·河东道第四》，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76页。
[170] 唐长孺认为，何晏、邓飏论冀州时正当曹爽与司马党斗争之际，其有意贬低冀州以打击司马氏（唐长孺：《清议与清谈》，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第289-297页）。柳春新认为：“何晏所打击的不仅是司马氏，还包括其党羽卢毓、孙礼、刘放、孙资等。”（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第160页）笔者同意何晏所打击的不仅是司马氏，还包括卢毓、孙礼等人。但笔者认为，卢毓等人被打击不是因为其为司马氏党羽，而是恰恰因为遭曹爽党的打击以及与何晏等人的矛盾才逐渐成为司马氏的党羽。
[171] 《三国志》卷24《魏书·王观传》，第694页。
[172] 卢建荣：《魏晋之际的变法派及其敌对者》，《食货月刊》第10卷第7期，第281页。
[173] 《三国志》卷24《魏书·高柔传》，第687页。
[174] 《三国志》卷12《魏书·司马芝附子岐传》，第389页。
[175] 刘显叔与王晓毅都认为夏侯玄的《答司马宣王时事议》很可能即为曹爽集团改革的蓝本，参看刘显叔《论魏末政争中的党派分野》，《史学汇刊》1978年10月总第9期，第17-46页；王晓毅《正始党争与高平陵政变》，《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74-83页。
[176] 此采陆侃如之说，参看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第535页。
[177] 夏侯玄：《答司马宣王时事议》，见《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尚附子玄传》，第295-298页。
[178] 《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尚附子玄传》，第298页。夏侯玄批评当时的服制道：“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从大将军以上，皆得服绫锦、罗绮、纨素、金银饰镂之物，自是以下，杂采之服，通于贱人，虽上下等级，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黄之采，已得通于下矣。”（《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尚附子玄传》，第297-298页）是知夏侯玄主张改革的服制并非丧服制度，而是指区分诸侯公卿士大夫尊卑上下的服式，与司马氏和礼法之士着意于五等丧服制度并不相同。
[179] 《三国志》卷14《魏书·蒋济传》，第454页。
[180] 《三国志》卷9《魏书·曹真附子爽传》，第284页。
[181] 《晋书》卷1《宣帝纪》，第15页。
[182] 《三国志》卷14《魏书·蒋济传》，第450页。
[183] 《三国志》卷14《魏书·蒋济传》，第450页。
[184] 《晋书》卷1《宣帝纪》，第16页。
[185] 《三国志》卷27《魏书·王基传》，第751页。
[186] 《三国志》卷9《魏书·曹真附子爽传》，第288页。
[187] 《晋书》卷1《宣帝纪》，第16页。
[188] 《三国志》卷21《魏书·傅嘏传》，第604页。
[189] 《三国志》卷25《魏书·辛毗传》注引《世语》，第700页。
[190] 《三国志》卷9《魏书·曹真附子爽传》，第286页。
[191] 卢建荣：《魏晋之际的变法派及其敌对者》，《食货月刊》第10卷第7期，第276页。
[192] 胡三省云：“冀州大于诸州，并州远接荒外，故意其觖望。懿多权数，以此言擿发礼耳。”（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75《魏纪七》“初，清河、平原争界”条胡三省注，（元）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2373页。
[193] 《三国志》卷24《魏书·孙礼传》，第693页。
[194] 正始三年，蒋济转太尉，之后曹羲接替其掌禁兵，可能蒋济转官与曹爽欲控制禁兵有关。
[195] 《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尚附子玄传》注引《魏略》，第300页。原文曰：“玄既迁，司马景王代为护军。护军总统诸将，任主武官选举，前后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故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
[196] 《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尚附子玄传》注引《魏略》，第300页。
[197] 据《晋书·后妃上·文明王皇后》云：“祖朗甚爱异之……年十二，郎薨……既笄，归于文帝。”（《晋书》卷31《后妃上·文明王皇后传》，第950页）又据《三国志·王朗传》，王朗于太和二年（228年）薨。是知王元姬太和二年年12岁。既笄指满15岁，王元姬满15岁当在太和五年（231年），故其可能于太和五年嫁与司马昭。
[198] 《三国志》卷24《魏书·孙礼传》，第693页。
[199] 《资治通鉴》卷75《魏纪七》“初，清河、平原争界”条胡三省注，第2374页。
[200] 仇鹿鸣云：“曹魏老臣参与、同情高平陵之变的目的在于结束曹爽专权的局面，恢复原有的政治秩序，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并没有支持司马氏改朝换代的意图和打算。”又言：“在‘披猖妄作’的表象背后，高平陵之变是司马懿在曹魏元老功臣集团的支持下，精心策划的一次行动。但这些曹魏元老大多‘心存曹氏’，不可能转化为支持魏晋嬗代的政治力量，有的甚至会走到司马氏的对立面，所以要完成魏晋嬗代，司马氏不得不另辟蹊径。”（仇鹿鸣：《魏晋嬗代史事探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109页）仇氏的第一个说法基本成立，第二个说法则有待商榷。关于司马懿并无篡权夺位之心，可参看王晓毅《司马懿与曹魏政治》，《文史哲》1998年第6期，第87-95页。笔者认为，无论司马氏还是参与、支持高平陵政变的官员，在当时都只打算终结曹爽专权乱政的政治局面，恢复原有的政治秩序，维护自身的利益。
[201] 《晋书》卷1《宣帝纪》，第16页。
[202] 《三国志》卷24《魏书·高柔传》，第690页。
[203] 《晋书》卷1《宣帝纪》，第18页。
[204] 《三国志》卷14《魏书·蒋济传》，第454页。
[205] 《晋书》卷42《王浑传》，第1204页。
[206] 《三国志》卷9《魏书·曹真附子爽传》注引《魏略》曰：“及宣王起兵，闭城门，以范为晓事，乃指召之，欲使领中领军。范欲应召，而其子谏之，以车驾在外，不如南出。范疑有顷，儿又促之。”见第288页。
[207] 《晋书·卢钦传》云：“魏大将军曹爽辟为掾……爽诛，免官。后为侍御史，袭父爵大利亭侯，累迁琅邪太守。宣帝为太傅，辟从事中郎。”（《晋书》卷44《卢钦传》，第1255页）若司马懿景初三年（239年）为太傅时便辟卢钦为其从事中郎，卢钦不当因曹爽诛而免官，故其为司马懿之从事中郎当在高平陵政变之后。
[208] 《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载：“（春正月）丁未，以太傅司马宣王为丞相，固让乃止。”裴松之注引孔衍《汉魏春秋》曰：“诏使太常王肃册命太傅为丞相，增邑万户，群臣奏事不得称名，如汉霍光故事。”（《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第123页）王肃何时复职，于史无载，可能即在高平陵政变之后。
[209] 《晋书》卷2《景帝纪》，第25页。
[210] 《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记此事于七月戊寅，按陈垣《二十史朔闰表》该年七月无戊寅，戊寅在八月，《三国志·魏书·少帝纪》误。
[211] 《晋书》卷2《景帝纪》，第26页。
[212] 《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注引《世语》，第125页。
[213] 《三国志》卷2《魏书·三少帝纪》注引《世语》，第125页。
[214] 《晋书》卷2《景帝纪》，第26页。
[215] 《三国志》卷21《魏书·傅嘏传》，第625页。
[216] 《三国志》卷13《魏书·王朗附子肃传》，第418页。
[217] 《世语》曰：“初，青龙中，石苞鬻铁于长安，得见司马宣王，宣王知焉。”（《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注引，第147页）后来司马师任用石苞，司马懿还因石苞好色薄行而责怪司马师。可见司马懿之前虽然知晓石苞有才干，但并未任用他。
[218] 《晋书》卷33《石苞传》，第1001页。
[219] 《三国志》卷27《魏书·王基传》，第752页。
[220] 何曾父何夔，与司马懿同为建安老臣。史载：“时曹爽专权，宣帝称疾，（何）曾亦谢病。爽诛，乃起视事。”（《晋书》卷33《何曾传》，第995页）何曾此时可能尚在观望中，待司马氏取得胜利后才投靠了司马氏，未必即是与司马懿有默契。如其当时已投向司马懿，并不需要称病，只需继续任职即可。如，傅玄因得罪何晏、邓飏而无人敢与之通婚，杜预族母严宪言道：“晏等骄侈，必当自败，司马太傅兽睡耳，吾恐卵破雪销，行自有在。”于是将女儿嫁与傅玄（《晋书》卷96《列女传》，第2509页）。此事或可为一证。严宪因预见司马懿将成功发动政变方许婚与傅玄。何曾可能因为不能判定何方会胜出，担心一旦有事会伤及自身利益，所以才称病观望。荀
为荀彧第六子。荀彧曾向曹操举荐司马懿，司马懿为太傅后擢升荀
为散骑侍郎。此外，荀
与司马氏为姻通。荀
兄子霬妻，为司马师之妹，司马师、司马昭皆与之亲善（《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注引《晋阳秋》，第319页）。
[221] 《晋书》卷41《李憙传》，第1189页。
[222] 仇鹿鸣认为：“司马师所采取的策略，一方面使原本曹魏政权所依靠的功臣弟子不断地转投司马氏的门下，从而削弱曹魏政权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使新进的才俊归于司马氏私门，使鼎革之势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形成。”（仇鹿鸣：《魏晋嬗代史事探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113页）与本书侧重点不同。赵昆生认为：“从司马懿夺得政权起，司马氏父子的一项重要政治活动就是迫不及待地建立自己的政治集团。”（赵昆生：《魏末政治与司马氏的称帝道路》，《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58页）实际上司马懿对此着力并不多，司马师用力较深。
[223] 《晋书》卷33《王祥传》，第988页。
[224] 《晋书》卷39《荀勖传》，第1150页。
[225] 《三国志》卷13《魏书·王朗附子肃传》，第418页。
[226] 《三国志》卷21《魏书·傅嘏传》注引《汉晋春秋》，第627页。
[227] 《三国志》卷13《魏书·王朗附子肃传》，第419页。
[228] 《晋书》卷44《郑袤传》，第1250页。郑袤为建安老臣，正始年间为广平太守，未参与司马懿与曹爽之争。司马师出兵讨伐毌丘俭时，百官咸来送行，独郑袤因病未到。司马师对王肃曰：“唯不见郑光禄为恨。”王肃告知郑袤，郑袤立刻乘车追上司马师，司马师笑曰：“故知侯生必来也。”从此事可以看出司马师对朝中老臣颇有猜忌之心。这也可以解释高柔等人继续位居三公、被束之高阁的境遇。
[229] 《三国志》卷27《魏书·王基传》，第753页。
[230] 史载：“毌丘俭、文钦之乱，大军东征，帝兼中领军，留镇洛阳。及景帝疾笃，帝自京都省疾，拜卫将军。景帝崩，天子命帝镇许昌，尚书傅嘏帅六军还京师。帝用嘏及钟会策，自帅军而还。至洛阳，进位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辅政，剑履上殿。”（《晋书》卷2《文帝纪》，第33页）
[231] 孙盛认为：“晋宣、景、文王之相魏也，权重相承，王业基矣。岂蕞尔傅嘏所宜间厕？”（《三国志》卷21《魏书·傅嘏传》注引，第627页）但实际上司马昭当时的情况并不容乐观，仇鹿鸣对此已有辨析（仇鹿鸣：《魏晋嬗代史事探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113-114页），本书不再赘述，只想强调司马昭得以上台掌权与傅嘏等人的支持与运作不无关系，由此亦可看出司马氏与礼法之士相互倚靠的关系。
[232] 裴秀亦在此时进入司马氏霸府，史载其“历文帝安东及卫将军司马，军国之政，多见信纳”（《晋书》卷35《裴秀传》，第1038页）。羊祜亦在此时入仕，史载：“文帝为大将军，辟祜，未就，公车征拜中书侍郎，俄迁给事中、黄门郎。”（《晋书》卷34《羊祜传》，第1014页）此二位玄学名士在此时与司马氏相结，为后来制衡礼法之士奠定了基础。
[233] 《晋书》卷47《傅玄传》，第1317页。
[234] 《晋书》卷39《荀勖传》，第1152页。
[235] 《晋书》卷34《杜预传》，第1025页。
[236] 关于贾充、荀勖等人与钟会之败，可参看王晓毅《钟会——名法世家向玄学转化的典型》，《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又见王晓毅《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第163-168页。
[237] 《晋书》卷2《武帝纪》，第44页。
[238] 史载：“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无后，以帝弟攸为嗣，特加爱异，自谓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与焉。’将议立世子，属意于攸。”《晋书》卷3《武帝纪》，第49页。
[239] 《晋书》卷38《文六王·齐王攸传》，第1130页。
[240] 《晋书》卷40《贾充传》，第1166页。
[241] 《晋书》卷3《武帝纪》，第49页。
[242] 《晋书》卷33《郑冲传》，第9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