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司马氏与礼法之士的学术背景

2.2.1 “允文允武”司马氏

陈寅恪将魏晋禅代置于东汉末年宦官与士大夫斗争的延长线上，认为“魏、晋兴亡替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59]。史称司马懿“博学洽闻，伏膺儒教”[60]，晋武帝司马炎自称“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61]，似乎也提供了佐证。唐长孺也说：“我们知道建立晋室的司马氏是河内的儒学大族。”[62]台湾学者刘显叔进一步阐释陈寅恪的观点，指出高平陵政变乃汉末以来清流士大夫与儒学大族在意识与行为的歧异与对立使然。可以说，将司马氏家族定位为儒学大族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近年来，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胡志佳认为，司马氏家族走向崇尚礼法与儒学，应该在司马儁到司马防时期，尤其在司马防时代；但在成为政权所有者的过程中，司马氏的儒家色彩逐渐褪去。[63]仇鹿鸣认为，司马氏家族有由武入文的过程，司马朗、司马懿之祖司马儁时开始熏习儒学，东汉末年的司马氏家族崇尚博学兼通、经史并重，与其说是儒学大族，不如说是新兴文化家族。[64]他们都指出司马氏家族有由武入文的过程，开始于司马懿之祖司马儁时。仔细考察司马氏家族的世系后，可以发现司马氏家族确实曾经由武入文，但其武人作风直至司马师这一辈仍未褪去，而且司马氏家族很可能早在司马懿曾祖司马量之时已经开始由武入文，并受到儒学的影响。

史籍中有四种关于司马氏家族世系的记载。

《三国志》注引司马彪《序传》曰：“朗祖父儁，字元异……父防，字建公……有子八人，朗最长，次即晋宣皇帝也。”[65]

《晋书·宣帝纪》记载道：“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历唐、虞、夏、商，世序其职。及周，以夏官为司马。其后程柏休父，周宣王时，以世官克平徐方，锡以官族，因而为氏。楚汉间，司马卬为赵将，与诸侯伐秦。秦亡，立为殷王，都河内。汉以其地为郡，子孙遂家焉。自卬八世，生征西将军钧，字叔平。钧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颍川太守儁，字元异。儁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66]

《通典·礼典》则记载道：“后用魏庙追祭征西将军、[67]章郡府君、钧之子，名景，章郡太守，字公度。章郡上一字，为代宗庙讳除也。颍川府君、雋之子，名防，京兆尹，字建公，生宣帝。京兆府君，景之子，名雋，颍川太守，字元异。与宣帝、景帝、文帝为三昭三穆。”[68]

《元和姓纂》载：“项羽封卬为殷王，汉以其地为河内郡，子孙家焉。孙楷，汉武都太守。孙钧，后汉征西将军。曾孙防，京兆尹，生郎、懿、孚、馗。”[69]

由此则形成四个版本的世系：

（1）儁，字元异——防，字建公——朗、懿等

（2）卬——……——钧，字叔平——量，公度——儁，字元异——防，字建公——朗、懿等

（3）钧（字升平）——景，字公度——雋，字元异——防，字建公——朗、懿等

（4）卬——？——楷——？——钧——……防——朗、懿等

经过比对，“钧，字升平——量，字公度——儁，字元异——防，字建公——朗、懿等”这一世系比较可靠。[70]司马卬为司马懿先祖的记载未必可以采信。[71]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有关司马氏先世谱系的陈述与《晋书·宣帝纪》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72]如今已无法得知《晋书·宣帝纪》该段记载的史源出自何处，有可能来自司马彪《序传》，但显然更可能是司马氏家族在龙兴之后为自己先世脸上贴金而抄用了《史记》的记载。但令人玩味的是，为何司马氏选择司马卬作为自己先世来源，而未选择司马迁一支，或入卫一支？固然由于司马卬是河内建郡以来声名最为显赫的司马氏，但也可能与司马氏脱不开的武人出身有关。

从《宣帝纪》所载世系看，从西汉初年到东汉安帝期间，司马氏家族仅有司马卬、司马钧两位见于史载的先人，并未出现其他政治地位更高或相当的成员。此二人皆是武职出身。司马卬的史迹极少，仅知其曾跟随项羽，为赵别将，后因定河内有功被封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后为汉军所虏。[73]司马钧的事迹散见于《后汉书》，据卷77《西羌传》，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车骑将军邓骘派遣时任从事中郎的司马钧率领各郡国之兵出击西羌，与滇零等数万人战于平襄；元初二年（115年），时任左冯翊的司马钧行征西将军再次率军出击西羌，在此次战役中，司马钧因右扶风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三人不听司马钧节度、私自出兵，怒而不肯救援，因而被议罪下狱，终自杀于狱中。[74]从现存的史料看，司马卬、司马钧二人均与战事脱不开干系，以武事君，未见与文才有何关联，更遑论与儒学有何关联。

司马氏家族家风的转折极可能发生于司马懿的曾祖父司马量之时。司马量之事迹已经不可考，唯一能够了解到的便是他担任过豫章太守。首先，司马量转任文职，与司马卬、司马钧相比，已经是很大的一个转变，至少说明司马氏家族不再以武事君，也能以文谋事，担任地方行政长官，治理一方百姓。其次，其治所为豫章亦值得注意。豫章郡早在东汉前期便已有经师儒士在当地讲学，如豫章南昌人程曾“习《严氏春秋》，积十余年，还家讲授。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著书百余篇，皆《五经》通难，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举孝廉，迁海西令，卒于官”[75]。汉安帝时，又有豫章南昌人唐檀少游太学，“习《京氏易》、《韩诗》、《颜氏春秋》，尤好灾异星占。后还乡里，教授常百余人”[76]。虽然司马量何时任豫章太守于史无载，其在任之时豫章郡是否仍有经师讲学亦不得而知，但是豫章一地长期以来的儒学文化氛围应当对其及其子弟有所影响。

到了司马懿祖父这一辈有了更为明显的转变。司马彪《续汉书·序传》称司马懿祖父司马儁“博学好古”，俨然一副文士风范；又称司马懿之父司马防“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77]，酷爱诵读史书，好文之风更为明显。更为重要的是，司马防颇专意于礼仪。司马彪称其“性质直公方，虽间居宴处，威仪不忒”，即使身处宴游之类的休闲娱乐之时，仍然不忘保持各种待人接物的礼节。当他与儿子们相处之时，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幅亲热、其乐融融的温馨画面，而是父子上下等级森严的肃如场面：“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78]此时司马氏俨然已颇受儒家影响，但从司马防严从礼仪却好读史书这一方面看，司马氏所读之书主要为史书，并非儒家经典，恐怕此时司马氏家族虽然能遵奉儒家礼仪，但未必真正了解儒家思想，更未必奉儒家思想为圭臬并贯彻于言行之中。在此，我们还需要注意司马防曾经担任过武职——骑都尉。[79]

司马氏家族真正深受经学浸染，是在司马朗、司马懿这一辈。他们兄弟三人受儒家学说影响程度各有不同，其中受儒学浸染最深者无疑是长兄司马朗。司马朗年十二即试经为童子郎，显见通晓儒家经典，曾经主张恢复五等之制、井田制，其为政也颇有汉代循吏之特征，史称“其治务宽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又曰“政化大行，百姓称之”。[80]司马孚温厚廉让，博涉经史，在其为数不多的建言中也确实能找到一些儒家学说的蛛丝马迹。黄初二年（221年），孙权向曹丕称臣，许诺送任子及早前的俘虏于禁，但一直未到，曹丕因而生疑，向司马孚询问。司马孚认为“先王设九服之制，诚以要荒难以德怀，不以诸夏礼责也”，因而建议曹丕蓄养人马，静观其变。后来魏明悼后崩卒，朝中议论如何书写铭旌，有人认为应该去姓写上国号魏，有人则认为应该写上姓和国号魏，司马孚议论道“经典正义，皆不应书”，其意见最终也被采纳。[81]司马懿本人确实也曾经熟读儒家经典。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司马懿建议曹操屯田，其援引箕子为例证，说道：“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82]箕子归周之后，曾向周武王提出洪范九畴，其中第三为农用八政，即“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83]。正是以“食”为首，显然司马懿读过《尚书》。

虽然司马朗、司马懿、司马孚兄弟三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并且也读过儒家经典，但考察兄弟三人主要政治活动后，也不难发现司马氏家族武人作风仍存。司马朗也有过军旅生活并最终病死于军中。本传称其“虽在军旅，常粗衣恶食，俭以率下”[84]，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司马朗与夏侯惇、臧霸征吴，军中出现瘟疫，其亲自巡视、送药中染病死于军中。作为将门之后，司马孚也曾带兵出征。嘉平五年（253年），吴将诸葛恪率兵攻打曹魏，围困新城，司马孚驻扎于寿春，仅派毌丘俭、文钦出兵进攻，当诸将劝谏进攻时，他说：“夫攻者，借人之力以为功，且当诈巧，不可力争也。”因此便坚守月余才出兵，此时吴军士卒疲乏，加之瘟疫流行，于是望风而逃。[85]司马懿一生战功彪炳，平孟达、西拒诸葛亮、北平公孙渊，自不待言。建安六年（201年），司马懿为曹操所逼，应辟文学援，进入丞相府，直至嘉平三年（251年）去世，他的人生便与军事结下不解之缘。正是凭借着司马懿足以彪炳青史的赫赫战功，司马氏家族才奠定其在曹魏一代的政治基础。后来西晋代魏，晋武帝司马炎命傅玄作乐词二十二篇述晋以功德代魏，其中《天命篇》即专为颂赞司马懿战绩而作。[86]唐长孺曾经指出：“曹魏末年，司马氏为取代曹魏做准备条件，已经分派子弟占据了曹魏境内几个最重要地区的都督职位，泰始元年继续留任。”[87]终曹魏一代，司马氏家族的武人特征仍然延续着，直至西晋仍未中断，即使司马炎也无法否认家族本为将门。[88]

总而言之，从司马氏先世至司马懿之时，司马氏家族实在很难称得上是儒学世家。虽然其先世经历了由武入文的转变过程，但是武人之风仍然是司马氏家族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将门之下必有将类”在司马氏家族得到充分的印证。

晋武帝司马炎自称“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89]，这段自白也难以表明司马氏家族乃儒学世家。此语之中最可注意者当属诸生这一身份。诸生为汉魏时期一个专有名词，其含义主要为修习儒经者。和熹邓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宁当举博士邪？’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90]。又如黄昌“居近学官，数见诸生修庠序之礼，因好之，遂就经学”[91]。是知诸生所学为儒家经典。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92]。通晓家法章句是诸生举孝廉的要求，但并不是任一诸生必须达到的要求。《三国志·魏书·贾逵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云：“始，逵为诸生，略览大义，取其可用。”[93]诸生读经可以只了解典籍大意，不必通一经。总而言之，出自诸生之家，仅能表明司马炎先世曾为诸生，修习过儒家经典，至于儒学修养深厚与否则难以确知。

司马彪称司马懿之祖司马儁“博学好古”，《晋书·宣帝纪》称司马懿“博学洽闻”，当更能真切地描述司马氏家族的文化性格。在由武入文的转变过程中，司马氏家族所接受的思想学说，并非仅仅儒家学说一家。

至迟从司马懿之父司马防之时起，司马氏家族已经学习了解了刑名法术之学。东汉初平二年（191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自己则留驻洛阳。此时司马懿之父司马防正在治书御史的任上[94]。治书御史即治书侍御史，又称持书侍御史，汉宣帝元凤年间，感念于路温舒尚德缓刑的建言，秋季后请谳，当时宣帝命侍御史二人持书，因而得名。东汉时设治书侍御史二人，六百石，“掌选明法律者为之。凡天下诸谳疑事，掌以法律当其是非”[95]。我们不难看出，治书侍御史之设立与执掌都与刑名法律脱不开干系，担任此职位之人必得精通、熟知法律，能够依照法律判定是非。尽管汉桓帝以降，外戚、宦官相继乱政，政治黑暗、混乱，治书侍御史在东汉一朝已无所平理，苟充其位而已[96]，然而此乃政治环境使然。东汉末年，司马防能坐上治书侍御史的位子，即使未必如张汤般精通法律，但对法律、断案也当了解一二。邢义田曾指出：“东汉以降，豪门世族势力膨胀，政治贵族化，仕宦渐重身份而轻实务。实务所寄之律令，高门世族不屑一为。经与律学遂渐分，儒生与文吏亦成两橛。”[97]由此我们也不难了解司马氏称不上是高门大族，并且在由武入文的过程中司马氏家族之文化传承已经具有了重实务、儒法融合的特征。

另外，司马懿与司马孚都熟读兵书。正始二年（241年），司马懿南拒吴军曰：“《军志》有之：将能而御之，此为縻军；不能而任之，此为覆军。今疆埸骚动，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忧也。”[98]引今已失传的兵书《军志》为证。正始七年（246年），司马懿议留柤中百姓说道：“凡物置之安地则安，危地则危，故兵书曰，成败，形也，安危，势也，形势御众之要，不可不审。”[99]活用了《孙子兵法·兵势第五》的思想。司马孚曾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为功，且当诈巧，不可力争也。”[100]糅合了《孙子兵法·谋功第三》“上兵伐谋”的思想。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司马氏家族在汉末由武入文，他们所接受的文化教育除了儒家学说外，同时还旁及法家、兵家、史册，等等，正符合“博学洽闻”的特征，更有利于他们接受、融合不同思想观念，也决定了其思想杂家化的特征。

2.3.2 礼法之士的学术背景

考察了解诸位礼法之士的学术背景之后，发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种以儒学传家，一种儒法兼综，一种儒道兼修。

第一种，以儒学传家，主要有卢毓、高柔、王肃等。

卢毓父卢植，为东汉末年著名的经学家，著有《尚书章句》《三礼解诂》。史称其“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101]。他喜好精研经典义理而不拘泥于章句，为东汉末年古文经学大师。卢植才兼文武，非一般不识变通的腐儒，其为庐江太守时，“深达政宜，务存清静，弘大体而已”[102]。亦有道家之风骨。作为经学家的子弟，卢毓的儒学素养亦不疏浅。卢毓一生的职务多与刑律、司法相关，但能将儒家经义融入律法之中。建安年间，卢毓以儒家女子未庙见之礼论军士逃亡不应罪及未相见之新婚妻子，曹操因而叹曰：“毓执之是也。又引经典有意，使孤叹息。”[103]其为政所在惠化，选人则先言性行，后言才能，是一位儒家色彩浓郁的司法官员。

高柔出身陈留高氏，其先祖高固因不仕于王莽之世而被害，以烈节垂名于世；其高祖高慎以高义闻名于世，历任二县令、东莱太守；曾祖高式至孝，举孝廉为朗，祖父高弘亦举孝廉。[104]高柔从父高幹为袁绍之甥。[105]汝南袁氏家传《孟氏易》，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从而势倾天下[106]，陈留高氏能与之联姻，其政治、文化地位可以想见非一般小族可比拟。由高柔家世背景，可以推想其家族很可能服膺儒学，以儒家伦理道德持身。高柔的仕宦经历与卢毓相近，历任主要官职皆与刑狱相关，其明于法理、执法允当，亦曾上书主张太学博士“宜随学行优劣，待以不次之位”，从而“敦崇道教，以劝学者”，弘扬教化。[107]可以说高柔也是兼综儒法之人。

王肃与其父王朗皆是三国时期著名的经学家。王朗“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咸传于世”[108]；王肃善贾逵、马融之学，而不好郑玄之学，“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109]。王肃家学渊源为儒家经学自无须多言。值得注意的是，王朗亦受到名法派思想的影响。其曾以综核名实的方法反对恢复肉刑，其言道：“夫五刑之属，著在科律，自有减死一等之法，不死即为减。”[110]王朗重“名”，主张“可倍其居作（劳役）之岁数”[111]，认为如此一来便可实现“内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无以刖易骇耳之声”[112]。此外，王肃曾“从宋忠读《太玄》，而更为之解”[113]。宋忠又作宋衷，为汉晋之际荆州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荆州学派上承两汉古文经学，下启魏晋时代思潮变迁之端绪，其思想主张主要表现为反对烦琐虚伪，追求简约自然和糅合儒道的倾向。[114]师从宋忠的王肃亦有儒道兼综的倾向[115]，其曰：“以清静事君，因事而正之，则君不知，默而发之，所以为不为也。”[116]又言：“政太晓了分察，则民不能安分。”[117]皆是其浸染道家哲学的表现。

王基家世不可考，仅知其亦修习过经学，持郑玄义。史载：“散骑常侍王肃著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改易郑玄旧说，而基据持玄义，常与抗衡。”[118]王基能以郑玄义辩驳王肃的论说，是知王基熟知郑玄经学思想，其儒学素养自不待多言。其“为政清严有威惠，明设防备，敌不敢犯”[119]，又“明制度，整军农，兼修学校”[120]，重视实际政务，惠及百姓。司马师掌权之后，王基告诫道：“天下至广，万机至猥，诚不可不矜矜业业，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则众邪不生，心静则众事不躁，思虑审定则教令不烦，亲用忠良则远近协服。故知和远在身，定众在心。许允、傅嘏、袁侃、崔赞皆一时正士，有直质而无流心，可与同政事者也。”[121]似有兼综儒道的倾向。又王基称赞管宁“玄虚澹泊，与道逍遥；娱心黄老，游志六艺”[122]，是知其并未否定黄老之学。

何曾出自陈郡何氏，其家为高门，与汝南袁氏姻通。[123]其从祖何衡在汉末为尚书，“有直言，由是在党中，诸父兄皆禁锢”[124]。其父何夔为曹魏元老，是建安时期重要的儒士。但如前文所揭，何夔政治思想已经在儒家教化思想中，融入了道家思想。何曾被傅玄称为君子之宗，“以文王之道事其亲者，其颍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称曾、闵，今日荀、何”[125]。其性至孝，闺门整肃，以礼教自持，指斥阮籍为“纵情背礼，败俗之人”[126]。何曾还曾经说道：“臣闻为国者以清静为基，而百姓以良吏为本。”[127]可见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通观这几位礼法之士的先世皆以儒学为宗，同时不同程度受到了其他学派思想的影响，而他们本身的杂家化特征比先辈们更为明显。

第二种，父辈兼综儒法，主要有傅玄、贾充、荀勖、荀、杜预等。

傅玄之父傅幹为建安年间的名法派，曾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与武也；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足以相济，而后王道备矣。”[128]主张根据时势变迁实施文德或武威。傅玄崇儒重道，认为儒学为“王教之首”[129]。著有《傅子》内、外、中篇。王沈阅其内篇后曰：“省足下所著书，言富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130]但其理想的治国之道是所谓“经之以道德，纬之以仁义，织之以礼法，既成而后用之”[131]。即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体，礼法相济为用，体用相结合，二者并行。

贾充之父贾逵年少时就学习兵法，年长后亦以实干闻名。曹操曾经对部下说道：“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贾逵，吾何忧？”[132]贾逵任豫州刺史之时便以公正不阿、善于执法而闻名，魏文帝曹丕更称之为“真刺史”并布告天下，要求天下刺史以之为榜样。此外，贾逵曾为诸生，“略览大义，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传，及为牧守，常自课读之，月常一遍”[133]。是知其曾修习儒学，但非通晓章句的儒生，只是略知大义。贾充受其父务实、尚法影响甚为明显。他本人亦“有刀笔才，能观察上旨”，且“雅长法理，有平反之称”。[134]其在担任尚书郎之时，“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课。辩章节度，事皆施用”[135]。可见贾充不仅有良好的刑律家学素养，而且在实际行政、司法中也有不错的表现。史称其为政“务农节用，并官省职，帝善之”[136]，亦有些道家与民休息的影子。

荀勖、荀二人则出身于不管是儒学还是律法方面皆不落于人后的颍川荀氏。颍川荀氏在东汉时期有著名的经学家荀爽，建安时期则有荀彧、荀攸两大名法派代表。荀爽即为荀勖曾祖、荀从祖，荀彧为荀之父，荀攸为荀从兄。此外，荀勖与荀皆在名法派的教导下成长。荀“幼为姊婿陈群所赏。总角知名，博学洽闻，理思周密”[137]。陈群为名法派重要代表，其不但制定了九品中正制、参与魏律的修订，而且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由此，荀所受儒、法教育可想而知。而荀勖父早亡便依于舅氏，其从外祖钟繇曾夸赞他道：“此儿当及其曾祖。”[138]颍川荀氏与颍川陈氏、颍川钟氏关系密切，陈群、钟繇皆是荀彧所举荐且二姓与荀氏皆有姻亲关系。士族以文化传承为重要特征，荀勖、荀在这种儒学、名法兼修的家族中成长，其儒法修养非一般人所能比拟。

杜预出身京兆杜氏，其先祖可追溯到西汉时期的杜周、杜延年父子[139]。杜周、杜延年父子分别担任汉武帝和汉宣帝时的御史大夫，都有律书传世，被称为大杜律和小杜律。史载霍光持刑罚严，杜延年便辅之以宽。杜畿继承了杜延年的这一特点。杜畿少时以孝闻名，年至二十即以决狱见奇。杜畿担任河东太守时便因善于将儒家教化融于司法活动中闻名，成为后人讨论汉魏之际法律史必提的重要人物。

是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定，少耗减。畿治之，崇宽惠，与民无为。民尝辞讼，有相告者，畿亲见为陈大义，遣令归谛思之，若意有所不尽，更来诣府。乡邑父老自相责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从其教？”自是少有辞讼。班下属县，举孝子、贞妇、顺孙，复其徭役，随时慰勉之。渐课民畜牸牛、草马，下逮鸡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农，家家丰实。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于是冬月修戎讲武，又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140]

从荀彧称杜畿“勇足以当大难，智能应变”[141]，不难看出杜畿亦能应时权变。杜预之父杜恕在政事方面并未表现出突出的礼法才能，其本传称他“务存大体而已，其树惠爱，益得百姓欢心，不及于畿”[142]。但是《杜氏新书》为其所著《体论》释名道：“以为人伦之大纲，莫重于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于言行。安上理民，莫精于政法。胜残去杀，莫善于用兵。夫礼也者，万物之体也，万物皆得其体，无有不善，故谓之《体论》。”[143]可见他主张礼为万物之体、为政之体，极为强调礼的功用。杜预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时人称之为“杜武库”。他继承了先人的律学和儒学素养，是魏晋时期的律学家、经学家。他参与《晋律》的修撰并为之作注，具有上佳的律学才能。其自称有《左传》癖，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及其《释例》，完成了《左氏春秋》到《春秋左氏传》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杜预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中创立了《释例》篇以阐释编撰体例，其言道：“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144]与《晋律》专设《法例》一篇规定各篇章法律条文的凡例十分相近，大抵亦是受到名理学派辨名析理、循名责实的影响。[145]

第三种，儒道兼修，有袁准、庾峻等人。

袁准祖父袁滂在汉灵帝时官至司徒，史称其“纯素寡欲，终不言人之短。当权宠之盛，或以同异致祸，滂独中立于朝，故爱憎不及焉”[146]。其为人处世似依准道家少私寡欲、无为而不争的人生哲学。袁准父袁涣为建安时期重要的儒士，其“清静，举动必以礼”[147]。显然兼综儒道。在建安年间，他曾几次上疏，建议武德相济、文武并用，言道：“今天下大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148]其为政则崇尚教化训导，认为：“常谈曰‘世治则礼详，世乱则礼简’，全在斟酌之间耳。方今虽扰攘，难以礼化，然在吾所以为之。”[149]袁涣长兄袁侃为政“号为清平”；仲兄袁寓“精辩有机理，好道家之言”，其本人“以世事多险，故常恬退而不敢求进”，又“为易、周官、诗传，及论五经滞义”。[150]都有儒道兼修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袁涣曾言：“若夫兼爱天下而反之于正，虽以武平乱而济之以德，诚百王不易之道也。”[151]似乎亦受到墨学影响。

庾峻父祖皆以儒道持身，尤重仁德。苏林曾谓庾峻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让，慈和泛爱，清静寡欲，不营当世，惟修德行而已。”[152]其父庾道“廉退贞固，养志不仕。牛马有踶啮者，恐伤人，不货于市。”[153]其伯父庾嶷中正简素，与赵俨、荀等人递荐胡昭曰：“天真高洁，老而弥笃。玄虚静素，有夷、皓之节。宜蒙征命，以励风俗。”[154]庾嶷还是曹魏《新律》的修订人之一。[155]可见庾嶷是兼综法、道之士。庾峻本人在曹魏时期入太学任博士，师从王肃，修习经学。从庾峻的家族文化看，其所受到的教育很可能兼综儒、道、法三家学说，但庾峻并不赞同过分推崇老庄学说。据史载，魏晋之时士人重《庄》《老》而轻经史，庾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156]。另外庾峻确也明晓法理。魏末长安中有大案，久不能决，庾峻前往审理，审结之后，“朝野称允”[157]。从上述分析看，司马氏与礼法之士的学术背景非常相近，都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再加上他们身处于共同的社会思潮之下，因而他们的思想理念会比较接近，他们的政治诉求也会较为相近，也就更容易集结在一起。这便为魏晋之际司马氏与礼法之士辑和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奠定了思想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司马氏还是各位礼法之士，他们的学术背景都有儒家学说杂糅入其他学派思想的特征，加之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正是以儒学一统地位不振、诸家学说复兴为特征，从而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思想皆有杂家化倾向。可以说，他们的政治思想既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又是他们顺应时代潮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