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收入分配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影响

一个和谐的社会就像一个健康的人体一样，它的每个器官都应当处于良好运行的状态。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环节，能否建立合理公正的收入分配秩序显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正面临着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问题，这些差距反映了经济增长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速度差异，同时也与中国的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发育过程中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有关。从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来看，中国由一个世界上分配最为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仅仅用了30年的时间。^[8]毫无疑问，收入差距的扩大反映了经济增长分配的动态变化，收入分配差距格局的不断恶化将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同时也为中国的和谐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危害。我们将在这部分探讨收入分配与和谐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

（一）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和谐社会的一个最核心的要求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必须关心民众的福祉和老百姓的幸福。而经济增长直接关系着人民的福祉和贫困率的降低。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中国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目前的不到1500万。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减贫的任务仍然十分严峻，因为如果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远远不止1500万。^[9]因此，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中国是非常有必要的，它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部分。

许多研究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验证了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负相关，也有一些研究者得出它们之间正相关的结论。理论上，支持收入不平等促进经济增长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由于富人的边际储蓄倾向高于穷人的边际储蓄倾向，投资率和储蓄率正相关，而投资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于是更高的收入不平等有利于储蓄和投资，因而也就有利于经济增长（Li & Zou，1998）。显然，这一理论在解释收入不平等是基于富人的高储蓄倾向以及投资促进经济增长这两个假设基础之上的。第二，由于投资具有不可分性，如果没有一个良好运作的资本市场，那么财富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可能开展更加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活动，比如说私人投资生产、投资教育等，这会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第三，从微观层面来讲，如果产出取决于工作的努力程度，工资的平均分布也许会挫伤工人多做工作的积极性，因而会降低生产系统的效率（Mirrlees，1971）。在实证研究中，Li & Zou（1998），Fobes（2000）和Castello（2004）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或动态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均发现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的作用。

支持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需要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因此，收入不平等扩大会导致更高的税收，而高税收会降低投资积极性，这不利于经济增长（Persson & Tabellini，1994）。第二，收入差距过大容易加剧社会不稳定，而社会不稳定加剧会导致资本外流，降低厂商的投资回报率，进而导致投资下降，这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Alesina & Perotti，1996）。第三，在信贷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而降低了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形成不利的影响（Galor & Zeira，1993）。在实证研究中，Alesina & Rodrik（1994），Persson & Tabellini（1994），Clarke（1995），以及Deininger & Squire（1998）等利用跨国数据，均得出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起负面作用的结论。

笔者曾集中地探讨过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的结论均表明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危害（刘生龙，2007、2009）。通过收集中国1978～2008年各省份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数据，图1-8刻画了收入分配差距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在收入差距越大的地方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越低。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收入差距扩大对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利的，这也就意味着收入差距扩大会给中国的减贫事业带来麻烦。收入分配差距的马太效应会使财富迅速向少数人聚集，广大的低收入人群由于难以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实惠从而有可能陷入贫困的陷阱。从这一点来看，要想构建和谐社会，使得广大人民能够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实惠，缩小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必然的要求。

图1-8 1978～2008年各省份平均城乡收入差距与平均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图1-8初步论证了收入分配差距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为了更清楚地论证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本文还收集了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以此验证收入分配差距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本文的解释变量中，最重要的就是收入不平等了。在跨国面板模型里，大多数文献都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不同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这主要得力于Deininger & Squire（1996）对于收入不平等数据进行的广泛收集。尽管Deininger & Squire（1996）收集了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但是跨国数据面临着很大的指标不一致性问题，而用中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则不存在这种指标不一致的问题。然而，我们很难收集到中国各省份基尼系数的面板数据，因此必须找一些替代性指标。本文分别用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作为各地区收入差距的代理变量。因此，本文的收入不平等变量包含两类，第一类是城乡差距（inequality1），用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实际纯收入之比来表示；第二类是行业差距（inequality2），用金融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与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之比来表示。尽管城乡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只能反映收入差距的某一个方面，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者都是收入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类数据具有可获得性，我们可以从官方的分省统计年鉴中收集到这两类数据。

同现有的大多数增长回归模型一样，本文假定控制变量是线性的，控制变量向量X包括三组变量。第一组是初始的人均实际GDP（用pcgdp表示，在实际回归中进行了对数处理）和资本存量（包括对数人均实物资本存量k和人力资本存量education）。第二组是政府政策变量，包括外贸政策（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进出口总额trade各自占GDP的比重）和政府支出规模（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govern）。第三组是一系列虚拟变量，包括地区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

本文中的数据除了资本存量k和人力资本education之外，其他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分省统计年鉴。我们用各地区的资本存量来表示该地区的实物资本投入，各地区资本存量数据来自Bai等（2006）的计算。^[10]人力资本用各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有关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标，1998年以前的数据来自胡鞍钢等（2001）的计算，1998年以后的数据由笔者根据胡鞍钢（2001）的计算方法计算得出。由于FDI用美元衡量，本文中的FDI按照当年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调整成以人民币衡量的FDI。文中的人均GDP、资本存量和FDI都经过了价格调整，价格调整的初始年份为1978年=100。由于经济学者往往关注的是长期经济增长，本文中的被解释变量是5年期的平均经济增长率。

通过收集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本文验证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1-9给出了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率的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模型（1）、模型（2）中的解释变量仅仅包括人均GDP和收入差；模型（3）、模型（4）在前者的基础上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但没有引入时间虚拟变量；模型（5）、模型（6）在前者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时间虚拟变量。

模型（1）、模型（2）中由于没有引入控制变量，模型的解释力很低，人均GDP前面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在样本区间内中国的区域经济不存在绝对收敛的情形。当我们在模型（3）、模型（4）中引入控制变量之后，模型的解释力迅速提高，说明引入的这些控制变量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而一旦其他控制变量被引进之后，人均GDP前面的系数变得显著为负，说明尽管中国区域经济不存在绝对收敛的情形，但条件收敛还是存在的。当进一步引入时间虚拟变量之后，模型（5）、模型（6）的解释力明显提高。

表1-9 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率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在表1-9所有的回归模型中，收入不平等不论以城乡收入差距来衡量还是以行业收入差距来衡量，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负面的，但是只有在时间虚拟变量和控制变量都存在的模型（5）和模型（6）中，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是显著的，这就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时间虚拟变量有没有必要放在我们的回归模型中？要知道，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如果引入时间虚拟变量就会恶化其解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但是，如果将时间虚拟变量排除在外，其参数估计结果有可能因遗漏的解释变量而导致偏差。本文中，由于大部分时间虚拟变量是高度显著的，其F统计值不可能拒绝其参数联合为0的假设，而且中国的国民经济增长本身就表现出明显的时间趋势和周期性，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保留时间虚拟变量是合适的，也就是说用模型（5）、模型（6）解释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较为合适的。

表1-10进一步列出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广义矩估计（GMM）估计结果，其回归结果基本上令人满意，人均GDP前面的系数为负，再次说明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条件收敛的情形。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贸易开放度（包括FDI和trade）对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些都符合我们的经济学预期。

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对于这一点也不难解释。一方面，当政府支出投入到教育、健康等公共服务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时，它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当政府支出主要发生在行政管理费用上时，它对经济发展的效率不仅不会产生积极作用，有时甚至会由于资源的配置无效从而损害经济效率。政府支出规模过大对经济增长的损害是多方面的，最明显的就是它会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和效率损失（Ahsan Kwan & Sahni，1989；Mitchell，2005）。

表1-10的估计结果再次表明收入差距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说明如果中国要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设，缩小收入差距十分必要。

表1-10 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GMM估计结果

续表

（二）收入分配差距与有效需求

构建和谐社会意味着人们能够通过劳动获得的报酬满足自己正常的生活需求，我们将这种能够满足的需求叫做有效需求。如果一个社会中大部分人的消费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很难说这个社会是和谐社会。因为当大部分人的某些正常需求得不到满足时，这部分人很可能通过其他一些方式来满足他们的需求。于是，社会中一些坑、蒙、拐、骗、贪、贿等行为就出现了，这些行为显然是社会中最不和谐的音符。因此，要想建立和谐社会就必须正视收入分配差距对居民有效需求的影响。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着内需不足的问题，而中国内需不足主要体现在居民消费的不足上。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经济增长的引擎主要是投资、消费和出口。然而中国长期以来保持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状态。当外贸条件较好时，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可以依靠出口来拉动，而一旦外贸条件恶化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则更加依靠投资。由于长期以来有效需求不足，而过度地依靠投资迟早会造成产能的巨大过剩和大量的银行不良贷款，因此，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必须扩大内需，而中国扩大内需的关键则在于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

众所周知，要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一方面要求提高居民的收入，另一方面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防止收入差距过大。提高居民收入就能够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这一点一般都能够理解，这是因为当居民收入提高之后，不论是消费还是储蓄都跟着提高。而消费需求与收入分配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认为收入分配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当收入差距过大时将会对居民的消费需求产生抑制作用。图1-9刻画了1990～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与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

图1-9 1990～2008年收入分配与最终消费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和《中国统计年鉴2009》。

从图1-9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1990～2008年消费率呈缓慢下降的趋势，而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则呈缓慢上升的趋势。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77，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证实了收入分配差距对最终消费率的负面影响。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率的负面影响并不难从经济学上进行解释，当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时，极少数高收入人群由于生理极限的限制，他们的消费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将不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继续增加。比如说，当一个人年收入100万元时消费支出可以达到60万元，而当他年收入达到1000万元时，他的消费支出可以达到300万元，而当他年收入达到1亿元时，他的消费支出还是300万元，也就是说年收入达到1000万元的人与年收入达到1亿元的人的年消费支出是一样的。当收入差距过大时，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低于平均水平，这时即使这部分人有消费欲望，但是由于受到收入水平的硬约束，他们的消费也有限。这也正是中国居民消费不振的原因。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中国内需不足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这些解释包括：①预防性储蓄，即当未来收入或支出不确定时，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降低（臧旭恒等，2004；罗楚亮，2004；孙凤、王玉华，2001）；②财政分权和分税制改革抑制了中国的居民消费水平（孙成浩、耿强，2009）；③医疗、教育、养老成本拖累了中国的消费支出（世界银行，2009）。这些解释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当前影响中国内需不足的最为流行的观点当属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恶化，刘文斌（2000）的研究认为，收入分配不均是造成中国总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朱国林等（2002）的研究认为，中国的消费与收入分配（均匀程度）有密切关系，如果收入分配不均现象严重，社会总消费就会不振。权衡（2002）的计量分析再次验证，基尼系数与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具有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基尼系数逐年上升，边际消费倾向则逐年下降。

本文的研究再次表明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与消费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本文的政策含义十分明显：要想提高中国的消费率，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恶化的状况必须得到有效遏制。要想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最根本的方面还在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占整个社会群体的比重。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最主要还是来自低收入群体的不满情绪，而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则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砝码。

（三）收入分配差距与资产泡沫

和谐社会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成果为所有参与劳动的人所共享，社会秩序良好，物价稳定。当通货膨胀预期很强，资产泡沫化程度很高从而引起人们进行恐慌性购买时，整个社会显然是不和谐的。这就是说，要想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应该超过通货膨胀速度。然而，由于收入分配严重恶化，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严重的资产泡沫问题。

如果问一下当前人们最关心的话题是什么，我相信50%以上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谈到房价。近些年来，中国房价上涨十分迅速，就以北京四环周边的住宅价格为例，2008年均价每平方米1万元，到2009年涨到2万元，一年时间增长近1倍。高速增长的住房价格给整个社会带来十分不和谐的音符。因为许多有刚性需求的人由于害怕手中的货币贬值而陷入恐慌性购买之中，而一些投机者则乘机浑水摸鱼，购买大量住宅后坐地涨价，造成一种越买越涨、越涨越买的现象。由于某些资产尤其是住宅关乎国计民生，如果上涨幅度过快，完全脱离普通人的购买力，这显然是危害社会和谐的。

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显然是与当前中国资产泡沫，尤其是高房价息息相关的。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20%的最富人群一般占有全国80%的财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财富集中度，而中国近年来的财富集中度很有可能要比这个高出很多。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如果你的财富以每年10%的增长速度增加，而每年的通货膨胀率为5%，那么你的实际财富增长速度仅为5%。如果每年房价上涨15%，那么相对于住房成本来说，你的财富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缩水5%。那些善于理财的人当然不会任由手中的财富就这样贬值，他们当然愿意将财富中的一部分拿出来投资于不动产以抵抗通货膨胀的压力。于是中国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对于富有人群来说，他们将大量的资金投向以房地产为主的不动产，这种投入使得市场上流通的住宅存量（尤其是预期上涨的一些地方，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迅速减少，而一旦市场中的住宅存量减少，其价格自然上涨，这对富有人群来说当然是好事了，因为手中的资产升值了，他们变得更富有了；对于另一部分人，或者说绝大部分普通人群来说，尽管他们可能也有意愿将一部分财富拿出来投资，然而由于财富有限，他们无法投资于昂贵的房地产。甚至还有许多人连必需的住房都没购买，更别说去投资了。此时，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手中的货币财富在高速增长的房价面前迅速贬值，这部分人于是相对来说更加贫穷。由于房价高速增长使得住宅需求离普通人的购买力越来越远，资产泡沫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收入分配差距严重恶化导致中国房地产泡沫化严重，而房价高速增长导致中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在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要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普通人“居者有其屋”的愿望理应得到满足，这就意味着要么应将房价控制在与收入相比比较合理的一个范围，要么应建设大量的廉租房以满足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需求。

由于资产泡沫化本质上是劫贫济富，即用穷人的钱来对富人进行补贴，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后果就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进一步加剧。因此，要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必须控制资产的泡沫化程度。具体来说，就是要保持温和的物价上涨和资产价格上涨，让老百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大于资产价格的上涨速度。所以，收入分配差距导致资产泡沫，而资产泡沫进一步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这一恶性因果关系必须得到有效遏制。

正是认识到2009年中国房地产泡沫日益严重，当前中国政府加大了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力度，希望这次调控能够将房地产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否则，当大部分人“居者有其屋”的愿望都难以实现时，和谐社会的建设就更加无从谈起了。

（四）收入分配差距与社会稳定

与“和谐”相对应的词语是“冲突”，一旦社会冲突频发，我们很难说这个社会是和谐的。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处于3000美元左右的社会阶段，既是经济的腾飞期，也是社会矛盾易发期。有些国家由此出发经济再上一个台阶，成为发达国家；而更多的国家则因为没有处理好社会矛盾，导致了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倒退。造成这两种不同结果的原因就是收入差距的不同。如今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3000美元，处于比较敏感的时期，而且中国的收入差距刚好也是非常大的，因此如何调整中国的收入差距使之处于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对促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夹杂着“不患寡、患不均”的情绪，这种情绪使得中国一旦收入出现很大的差距，社会矛盾便会明显增加。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坚持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来搞经济建设，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再次出现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局面。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容易激发社会的不满情绪，而一旦这些情绪无处宣泄，很有可能造成社会冲突。

从理论上来讲，收入分配差距可能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影响社会稳定：

（1）造成整个社会不满情绪滋生

社会心理情绪，通俗来说就是人心，古人常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可见人心对社会稳定是非常重要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影响社会心理稳定的重要根源，而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仅受到政府和学者的关注，也受到了普通百姓的普遍关注。由于中国处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之中，一些人通过非法手段积累了巨额财富，而更多的人则是尽管辛勤劳动，仍然生活困难，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许多人认为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合理、不公平，与此同时也积累了对当权者和富人阶层的不满情绪。当前社会中普遍蔓延的“仇能人、仇富人”的情绪说明社会上存在众多的情绪不满的人，这种情绪极容易对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

（2）影响社会秩序，危害人民公共财产安全

当辛勤劳动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而通过投机和违法行为却能一夜暴富时，整个社会将不再鼓励合法经营与诚实劳动，而是鼓励投机和违法行为。当前中国一些人群暴富并不是通过合法劳动积累的财富，还有更多的人辛勤劳动而收入低下，这种事实上的经济不平等不同程度地广泛存在，因此，滋生犯罪的主、客观原因也现实存在。可以说，近些年来，中国的职务犯罪、贪污受贿罪不仅数量逐年上升，而且涉案金额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各地区的暴力抢劫犯罪率也居高不下，说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容易诱使低收入人群走上暴力犯罪的道路。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影响社会结构，容易造成阶层矛盾

当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时，容易造成社会结构畸形化发展，激发阶层矛盾，严重时甚至会造成社会对立和冲突。社会结构是社会各组成部分及其组成力量之间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一个社会能否保持稳定，社会结构至关重要，总体来说，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是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当一个社会由绝大部分中产阶层和少部分富有及贫困人群组成时，这种社会最稳定，也最有利于经济发展。

收入差距过大最大的危害就在于造成社会结构严重失衡，当一个社会由少部分富有人群和绝大多数低收入人群组成时，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两极分化型社会结构。如果一个社会长期处于这种两极分化的状态，低收入人群会逐渐对政府产生离心力，低收入人群容易产生对富有人群的敌对情绪，严重时甚至会造成社会动荡。

到目前为止，定量分析收入分配差距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关系的文献还相当少，本文收集了1990～2006年衡量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与各种暴力犯罪、抢劫犯罪和违法犯罪之间的关系的数据，参见图1-10、图1-11和图1-12。^[11]

从图1-10、图1-11及图1-12我们可以看到，以10万人口的立案率作为分析对象，中国各类犯罪率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违法犯罪率从1990年的368起上升到2006年的904起；暴力犯罪率从1990年的5.8起上升到2006年的13.7起；抢劫犯罪率从1990年的7.3起上升到2006年的23.6起。违法犯罪率、暴力犯罪率和抢劫犯罪率与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的相关度分别为0.97、0.92和0.93。简单的相关系数表明收入分配差距与各种犯罪率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相关关系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我们不得不重视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恶化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不能够将这些违法犯罪行为的原因完全归结为收入差距扩大引起的社会不满情绪，但是收入差距扩大却有可能激化一些社会矛盾，造成阶层之间、区域之间的对立情绪。

图1-10 1990～2006年收入差距与暴力犯罪率走势

图1-11 1990～2006年收入差距与抢劫犯罪率走势

图1-12 1990～2006年收入差距与违法犯罪率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