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社会资本：经济中内在的、独立的社会关系

在经济发展中，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在对经济发展和政策进行研究时，学者们常常忽略了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比如，那些旨在加强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方案都关注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发展。事实上，在社会资本较为匮乏的社会中，欺骗、渎职、犯罪、腐败、拥挤等现象比比皆是。那些有助于促进信任、合作和提高社会福利的集体行动的机会，常常被人们滥用，进而导致任何尝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都会遭遇失败。特别是在解释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落后的问题上，“社会资本”的引入是非常吸引人和有说服力的。于是，便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对社会资本进行经济视角下的诠释？

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末，学者们就开始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阐述，但是最丰富和最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出现在80、90年代后期，主要来自新经济社会学领域的两个方面：微观层面上对少数族裔的企业的研究，和宏观层面上对政府和社会关系的比较制度的研究。只有将以上研究相结合，才能得到一个关于社会资本的完美框架。社会资本应该是一个广泛的、动态的概念，包含不同的种类、层面和维度，而不同的种类、层面和维度及其不同的组合，可以带来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结果。因此，对社会资本进行经济学诠释，应该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弥补理论上的不足并能够解决实证研究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从政策角度上看，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经济从不信任的坏均衡状态过渡到信任的好均衡状态？如何更加有效地利用社会中现有的知识、技术、资源？等等。

社会资本是一种内在的、独立的社会关系。在Woolcock（1998）看来，内在性（embeddedness）和独立性（autonomy）是社会资本的两种不同的重要特征，且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内在性可以理解为嵌入性，意味着从本质上看，所有的经济行为都嵌入在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中，且经济发展带来的是嵌入方式，而不是嵌入程度的变化。比如，经济发展可以看作是一个与陈旧的规则和礼俗逐渐脱离的过程；公司间的差异在于，存在于公司内部和公司之间的个人关系和社会网络不同。一个公司的经营管理是有秩序还是无秩序，管理者是诚实还是渎职，都与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公司的组织形式密切相关。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很多关于经济发展的微观和宏观研究中，都提到了嵌入理论。这些研究认为：第一，所有形式的交易都嵌入在社会关系中。从小商品市场、股票交易到国有企业等，所有的交易都是既包含经济层面，也包含社会层面，基本上没有任何一项交易是纯经济的，或是纯社会的。第二，嵌入性本身存在多种不同的形式，例如社会纽带、行为规范、文化习俗和政治环境等。所有的这些形式都会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第三，在既定的社会网络中，嵌入性的收益都伴随着相应的成本，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嵌入性的收益和成本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比如在乡村，市场交易网络的规模较小且相对简单，社会关系的密度较高，且封闭性较强。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该网络中较为成功的人士的发展。这些成功人士有意愿从这个相对较小、不正式的社会交易网络，进入到更加专业、具有正式法律制度安排的较大规模的网络，但这一过程是存在一定成本和障碍的。尽管这两种网络中的交易都嵌入在社会关系中，但是一方面，既有的交易网络会强加给其成员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这些成功人士需要获取足够的信息来了解如何加入新的网络，且一旦加入，如何建立和维持新的行为准则和制度安排，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为了识别嵌入性的成本和收益，以及为了克服经济发展中的集体行动困境，社会资本的独立性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微观层面上，独立性意味着群体内部成员与群体外部成员之间的联系程度；在宏观层面上，独立性意味着政策制定者不仅应该与企业领导者之间建立联系，而且他们自己也应该遵守职业准则，努力达成一致以实现共同的目标。

嵌入性和独立性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的含义是不同的。Woolcock（1998）认为，嵌入性在微观层面上主要指社区内部纽带（intraGcommunity ties），即融合性（integration），在宏观层面上指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stateGsociety relaGtions），即协同性（synergy）；独立性在微观层面上指社区外部网络之间的关系（extraGcommunity networks），即连接性（linkage），在宏观层面上指制度的效力和信誉（institutional capacity and credibility），即组织机构的健全性（organizaG tional integrity）（见表2-1）。特别地，社会资本的嵌入性和独立性分别具有多种形式，且这两者应该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对于农业合作社、中小型企业、工厂和跨国企业等各类组织来说，嵌入性是实现经济长期协调发展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而独立性的社会关系有助于在抵消嵌入性的成本的同时，实现嵌入性的收益。

融合性、协同性、连接型和组织机构的健全性，可以看作是社会资本的四个重要性质。事实上，这四个性质的提出有其背后的历史渊源。融合性来自Durkheim（1893）的简单的内部团结思想，并在Wilson（1987）关于城市内部贫困、Klitgaard and Fedderke（1995）关于经济增长的差异的研究中被具体地阐述。连接性是来自Simmel（1908）的观点，他认为较贫困的群体为了实现长期的发展目标，需要加强与群体外部的联系。虽然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存在着一定的障碍。组织机构的健全性来自Weber（1902）对经济发展的认识。他认为，经济发展与正式的行政、法律制度的出现是密不可分的，行政、法律制度能够为个人能力和利益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发挥和实现提供安全的保障。那么，为什么有的制度或政府比较僵化且效率低下？有的制度或政府比较激进且具有破坏性？有的比较软弱且无能？有的比较积极且反应敏锐？比较制度学派认为，这主要源于组织结构上的两点差异：即内部结构和外部纽带。其中，内部结构有助于建立和保持该制度或政府的效力和信誉，而外部纽带是指政府和其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这便是协同性。协同性的社会纽带不仅可以将普遍公民与政府官员相联系，还可以将不同的正式机构和组织相联系。

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融合性和连接性、完整性和协同性之间的不同结合可以带来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比如，当以上四个性质都缺失时，经济发展表现为混乱的个人主义（anarchic individualism）；当以上四个性质都具备时，经济发展表现为实现互惠的自治状态（beneficent autonomy）。事实上，通过对以上四个性质进行不同的结合，可以实现经济发展的任一状态。下面，将分别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具体分析社会资本的不同性质及其组合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2.4.1 微观层面：自下而上的发展状况

自下而上的发展是指经济发展来自基层或微观层面，比如个人、家庭、小型群体和社区等，而不是正式的政府机构。从这层意义上来看，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融合性。基层组织或个人通过邻里关系、种族、宗教或家庭等社会纽带连接起来，他们能够共享服务和资源，比如彼此推荐工作、共享交通和照看孩子等。一个群体内部的社会联系越广泛，信任水平就越高，该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水平也就越高。具体地，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微观层面，融合性和连接性的不同结合可以带来下面四种情况（见表2-2）。

第一种情况是无视道德的纯家族主义（amoral familism）。这种情况意味着在社会关系中，存在较强的融合性，但没有连接性。在无视道德的纯家族主义下，人们之间的联系是建立在对家族或种族的狂热忠诚的基础之上的，以至于人们没有动力去主动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更不愿意加入其他的外部群体，甚至无法与外部群体和平地处理争端。在社会上，存在大量的纯家族主义的小群体，每个小群体都有自己既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但是整个社会不存在被广泛认同和接受的行为准则和规范。这种纯家族主义带来的后果是，极大地增加了交易成本，并降低了交易的有效性。而且，社会财富很有可能被具有权势或剥削手段的群体或个人所占有。于是，这就带来经济发展的一个困境，即社会资本并不是越多越好。当信任仅存在于家庭成员或拥有血缘、宗族关系的群体内部时，较高的社会资本就可能不利于经济发展。

第二种情况是无视道德的个人主义（amoral individualism）。这种情况意味着在微观层面上融合性和连接性的共同缺失，或者说既不存在家族主义，也不存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普遍信任。人们游离于各种形式的社会网络之外。在所有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中，都广泛地充斥着狭隘的个人利益，这可能是环境使然，也可能是遭受歧视。这种无视道德的个人主义带来的后果是，人们的生活是贫困和残酷的，没有理想和信仰。偷盗、欺骗和弃婴等现象较为常见。比如，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就属于这种情况，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没有家庭或社区资源可以依赖，只好沿街乞讨。

第三种情况是社会杂乱（anomie）。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是城市化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必然产物，这种情况意味着在社会关系中，存在连接性，但不存在融合性。人们有足够的自由和机会参与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中，但是却不存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可以依赖的群体为他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人们没有归属感，缺乏群体内部的身份和价值认同，容易对自己产生认知失调，甚至还容易产生抱怨、暴力，甚至自杀的倾向。比如，在美国，对于那些处于创业期的少数族裔企业家来说，例如在圣地亚哥的墨西哥人和在迈阿密的海地人，尽管他们能够自由地加入到当地较大规模的该族裔的社会群体中，但是却很难找到一个有力的群体为他们提供最初的资金、劳动力等帮助，所以这些小企业很容易遭遇失败或破产。这种社会杂乱的后果是，人们将逐渐减少身份认同和对社会的归属感，不愿意履行在社会中应尽的义务，最终导致经济发展的落后。当然，那些发展良好的地区和政府，不仅有能力规范和培育良好的社会群体，还能够有效地阻止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杂乱的状态。

第四种情况是社会机遇（social opportunity）。这种情况意味着融合性和连接性的有机结合，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是非常有益的。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是美国的第一代移民群体，例如洛杉矶的韩国人群体和旧金山的华人群体。由于很难加入到正式的金融和政府机构，这些新移民就倾向于加入到当地的该种族群体中，例如“韩国城”“中国城”等，这些群体和相关的组织机构可以为新移民提供最初的资金、信用和安全等基本保障，以便他们进行创业。很显然，群体内部的社会关系将有助于成员之间的经济交易变得更加快捷和有效。然而，这些社会关系在对群体外部人士造成一定限制的同时，也限制了群体内部成员的发展，因为随着新移民的发展和逐渐获得成功，他们对该群体的需求将相应地发生变化：一方面，他们担心自己的利益被新来者所侵犯；另一方面，他们又迫切地希望超越既有的群体。只有那些能够与外部更广泛的市场或群体建立有效联系的人们，才能够享受更大程度的成功。然而，最初对该群体的承诺和义务，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成员的发展。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矛盾的问题：那些能够更好地为成员提供金融和其他资源，服务、帮助其获得成功的群体，将更有可能很快地不适应其成员的新需求，导致成员对该群体的依赖性明显降低，这便是少数族裔企业家自下而上发展的困境。

所以，随着经济交易的发展和复杂化，人们之间的社会纽带也应该相应地发生变化，从最初的群体内部纽带，即融合性，向更为广泛的群体外部联系，即连接性，发生转变。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群体内部成员既有利益的侵犯，有利于群体内部较成功人士进入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网络，接触到更为高级、专业的产品和要素市场，这对于相对落后的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重要。

当然，内部纽带或外部联系，这两者在任一时期的过度发展或发展不足都不利于经济发展。一般来看，在经济发展较成功的国家或地区，融合性和连接性是相互补充的，其中，融合性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连接性社会资本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易规模的扩大，逐渐缓慢地发展起来的。对融合性和连接性进行研究，对理解中长期经济发展和政府监管有着重要的作用。

2.4.2 宏观层面：自上而下的发展状况

在经济发展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一般来看，社会群体的自身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制度背景等因素密切关联的，这些因素能够强化或者削弱该群体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同时，这些群体的行为也能够对政府绩效和政策制定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理解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于社会群体的发展和繁荣，对于政府绩效和政策制定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有效性，依赖于双方的利益、需求和资源等方面的有机结合。与微观层面的研究类似，制度的效力与信誉，即组织机构的健全性，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即协同性，之间的不同结合，可以带来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见表2-3）。这意味着经济发展结果取决于政府的组织能力，以及对公民事务的参与和反应能力。

一个极端的状态是无政府状态，或称为崩溃的政府（collapsed states）。在这种情况下，既不存在组织机构的健全性，也不存在协同性。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和秩序是失去作用的，人们的生活非常贫困、悲惨，大量的难民死于疾病和饥饿，外国人常常遭到排斥甚至被驱逐出境。

无政府状态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无赖的政府（rogue states），或者说掠夺的、腐败的政府。虽然政府与社会之间存在一定的协同性，但政府组织本身是不健全且不具有连续性的，政府的行政能力很差。政府和军队的领导者唯利是图、肆意挥霍、排斥异己且凌驾于普通公众之上，他们常常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势和社会关系为自己牟取私利，从而导致腐败、侵犯人权，以及任意侵占和损坏私人财产等现象时常发生。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难以实现经济发展，而且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降低。

软弱的政府（weak states）也被称为无力的、低效的政府，是指虽然具有比较健全的组织，但是缺少与社会公众的联系的政府。尽管这类政府组织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和完整性，但是在与公民协调方面表现得很差。当然，这种情况也不利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当代国家中，印度政府是一个较为接近的例子。尽管在印度存在一个具有较高声誉和道德，以及文化水平的公民服务机构，但是该机构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特殊性，而且与不同社会群体进行沟通和协调的能力较差，与大型公司领导者的联系也非常有限。尽管政府承诺严格执行法律，禁止对公共财富进行掠夺，但是却又常常挪用公共资源，对弱势群体无动于衷，不能及时解决公民的诉求，也不能帮助公司获取竞争优势，等等。

很显然，无政府状态、无赖的政府和软弱的政府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在这三种情况下，政府机构本身都是存在一定问题和需要改进的。而在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s）中，政府的组织机构健全且完整，并能够及时反映社会公民的需求，政府和公民之间是一种长期、和谐、稳定的关系。在当代国家中，新加坡政府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Woolcock（1998）将这种情况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描述为“嵌入性独立”（embedded autonomy）。在嵌入性独立下，多种不同的社会纽带将政府和社会有机地联系起来，为双方的长期谈判和沟通协调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有助于经济目标和社会政策的实现，因此，经济发展是连贯的、持续的。同时，从政府发展的角度来看，通过对腐败和渎职行为进行惩罚，对胜任者进行奖励，政府机构的行政能力和效率将得到提升。因此，政府应该在保证其信誉、效率和组织机构完整性的同时，加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联系。

2.4.3 经济发展的障碍和机遇

为了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嵌入性和独立性、协同性和组织机构的健全性需要进行完美的结合，或者说，微观层面的自下而上的发展和宏观层面的自上而下的发展应该彼此协调。这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能过分夸大或弱化任一方面的影响。同时，微观和宏观层面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为了促进、保持和内化自下而上的发展，政府应该进行自上而下的努力。

那么，在什么条件下社会资本的不同性质能够实现最优的结合？而且，如何实现这种最优的结合呢？将社会资本的不同性质进行不同的结合，可以带来不同的发展结果（见表2-4）。在所有性质都缺失的情况下，经济将走向“混乱的个人主义”这一极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都追求狭隘的个人利益，社会生活是混乱的、无序的，同时政府也是崩溃的、无效的。在所有性质都完美存在的情况下，经济将实现“互惠的自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型政府有能力去培养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的发展，且能够帮助加强这些群体内部和不同群体之间的有效连接。当然，社会资本的不同性质之间的不同结合，可以实现经济发展在“混乱的个人主义”和“互惠的自由状态”之间的各种可能。

以上分析不仅指出了经济发展可能遇到的障碍，而且也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积极的建议。对于较贫困的国家来说，政府和公民都应该意识到，解决当前困境的一个有效办法是，发现和弥补所缺失的社会资本的性质，比如，在长期上建立起公民接触和进入更广泛的社会网络和群体的有效渠道。另外，各类型的政府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当地的非营利组织等，都应该认识到组织机构完整性和协同性的重要性，从而保证所掌握的资源和所具备的优势能够长期持续下去，因为那些失去信誉和对公众需求漠不关心的政府，其出台的政策，或是不切实际的，或是无效的，将难以获得公众的信任和认可。

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保持良好、稳定的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能够创造出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来实现长期经济发展？有的国家却不能？在较贫困的地区，为什么人们容易对外来者产生不信任？为什么人们不能通过合作来解决问题？如果把社会资本看作是一个群体所拥有的一切社会关系的话，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些社会关系的类型和性质？Woolcock（1998）认为，下面这些因素将导致一个群体或地区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阶级、性别和种族歧视等现象在社会中广泛存在，且不断恶化。（2）贫困是与生俱来的。即使拥有多种就业机会和稳定的社会安全网，也很难摆脱贫困。（3）法律制度是薄弱的、不规范的，且常常被行政人员肆意滥用。（4）缺乏自由、公正的政治选举制度。（5）权势群体和附属群体没有共同利益。（6）战争、饥荒、疾病、失业和通货膨胀等现象频繁，且导致秩序混乱。（7）少数族裔被歧视。不难看出，以上这些因素主要来自历史上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容易对一个群体或地区的社会资本造成严重的侵蚀，导致融合性、连接性、协同性和组织机构的完整性的缺失。

特别地，将社会资本的不同性质进行有机结合的一个成功例子是基于群体的微观金融机构（groupGbased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GBMFIs），这是一个既包含微观层面也包含宏观层面的金融机构。以孟加拉乡村银行为例，超过两百万的当地贫困人口通过这种途径获得了小额贷款，而且这些小额贷款的还款率高达97％。尽管GBMFIs中也存在失败的案例，但是从整体上看，它为全球大约40亿人口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金融服务，对他们脱离贫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本质上看，GBMFIs与轮转储蓄与借贷协会（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G ciations，RoSCAs）非常类似。RoSCAs在我国也被称为“合会”“标会”或者“印会”，是协会内部成员的一种共同储蓄和轮流提供信贷的活动。这种民间借贷的突出特点是成员之间的资金互助，同时也涉及储蓄和信贷服务。然而，GBMFIs与RoSCAs的最大不同在于，RoSCAs是由成员自下而上发起和形成的，因为他们很难通过正式渠道获取正规的金融服务，而GBMFIs往往是自上而下发起和形成的，发起人一般来自非政府机构，且在GBMFIs服务的群体之外。这些发起人不仅需要得到GBMFIs所服务的群体的成员的信任，还需要帮助他们，尤其是那些信任和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熟悉储蓄和借贷事务，同时随着借款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交易的频繁，还需要帮助他们超越既有的社会内部纽带，与更大范围内的银行和市场直接建立联系。因此，对于这些非政府机构的发起人来说这是一种挑战，既要保证与成员之间的协同性，也要不断地适应成员的新需求，使融合性和连接性实现很好地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