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学术委员会制度已经在我国高校确立，成为我国高校内部治理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彰显了学术权力，但国内对学术委员会的专项研究却非常有限。以“大学学术委员会”“高校学术委员会”为“篇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2009年至今只有200篇文献（其中硕博士论文16篇），其他大多数研究都散见于学术权力、学术管理、大学内部管理体制、高校内部治理等的研究文献中，并且也只是通过个别章节对学术委员会做了一般性的描述。而且，如果把对学术委员会研究从2009—2018分为两个5年的话，则存在着“前5年相对寂寞，后5年逐步升温”的状态，2009年以前每年研究文献数量为个位数，2014年《高校学术委员会规程》颁布后学术委员会建设才引起了关注。

从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我国关于学术委员会的既有研究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关于学术委员会的研究，二是关于学术委员会规程或章程的研究，三是关于国外高校的介绍性研究和经验借鉴。在此将选择相关代表性的研究分而述之。

（一）关于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的研究

目前关于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的研究，主要是就高校学术委员会的性质、功能定位、与其他治理机构和主体的关系、发展历程、制度设计、现实运行所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优化的策略等问题展开讨论。

1.学术委员会的性质、功能与定位

关于学术委员会的性质，别敦荣教授从学术委员会产生的动力来源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大学学术委员会与欧美大学学术评议会在性质上的不同。他指出：“欧美国家大学学术委员会具有自发性，是根据大学内生的要求自主建立的学术事务管理组织机构”，而在我国，“学术委员会不是我国大学内生的组织机构，而是在国家法律要求下，根据有关法律精神和政策文件规定成立的参与民主管理的组织机构。……我国大学学术委员会具有促发性。”

学术委员会在高校管理中应发挥何种功能、具有何种地位？这是研究学术委员会所必须首先关注的基本性问题，对该问题做出何种回答将直接影响对于学术委员会的其他方面做出何种制度设计。陈恕平指出，“学术委员会制度的本质是教授治学，是学术权力强有力的外在表现形式。”他强调，“学术委员会应与学校职能部门区别开来，一方面，向教职工代表大会靠拢，起到更好的学术监督作用，代表教师的学术要求和学术利益；另一方面，直接向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负责，起决策咨询作用，履行学术决策执行职能，并与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等学术性组织一道，肩负起高校学术评定、审议的职责。”林双泉则将学术委员会的职能概括为“承担着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评议、论证和决策”。

2.学术委员会与其他治理机构、主体的关系

关于学术委员会与其他治理机构、主体的关系，根据我国大学内部当下的政治生态，别敦荣教授强调，“应将学术事务的决策权、有关学术管理的决策权从党委、校长及其办公会的职权范围内分离、转移出来，党委、校长及其办公会对学术委员会的决议或决策进行认可并交由有关行政职能部门予以贯彻落实。”

3.学术委员会的发展历程

1911年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参照自己的留德经验，他主持起草了《大学令》，提出大学必须设置“评议会”、大学各科应设立“教授会”。《大学令》这一规定成为民国时期教授治校的法律基础与依据，同时也是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安排的最初形态。关于我国大学学术委员会的发展历程，既有的研究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即将其划分为1911年—1949年之前、1949年至1978年、1978年至1998年、1998年至今四个阶段。具体而言，1911年至1949年被视为教授会的萌芽期，1949年至1978年被视为学术委员会的断裂期，1978年至1998年被视为学术委员会制度的恢复与重建期，1998年至今为学术委员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期。

4.学术委员会的现实运行所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关于学术委员会在现实运行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概括既有研究的结论，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①学术委员会行政化。“委员会成员资格与担任副处以上干部或副系主任以上职务两者之间高度相关”，同时“学术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多为行政任命。许多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主任由校长兼任，其成员又由校长任命或聘任，这虽然有利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结合，但显然不利于发扬学术民主，不利于学术委员会客观公正地行使职权”。②“学术委员会的运作机制不规范、不科学，委员产生机制不规范，民主基础缺乏。”③学术委员会在运行过程中存在大院系控制或个人操纵现象，具体而言，“一些大院（系），为了替自己的院（系）谋取更大的局部利益，往往单独或者联合起来对委员会施以影响和压力。”④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学术委员会的运行表现出了与学术自由、学术平等、学术公正等原则相悖的情况，“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情本位”意识影响深远，等级制度和身份意识十分强烈，“‘上尊下卑’的等级礼仪规范像指挥棒一样指挥着整个学术委员会的运行。”

关于学术委员会在现实运行过程中出现各类问题的原因，既有的研究归结为以下5个方面：“①学术权力定位失当：一种情况是将广义上的学术权力进行泛化、歪曲，给行政之手染指学术事务以可乘之机；另一种情况是将狭义的学术权力的作用范围缩小、删减，剔除处于核心地位的‘决策’功能；②从国家法律到大学章程再到学术委员会章程都存在着一定的漏洞和缺失；③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促使学术委员会有效运行。”“④在我国特定的教育体制下，行政力量空前强大，学术委员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挤压；⑤在官本位、学而优则仕等社会习俗的影响下以及在尊重学术的文化风气还未形成的情况下，学术委员会的作用被轻视。”

（二）关于学术委员会规程或章程的研究

1.学术委员会的制度设计

关于学术委员会的制度设计的既有研究具体包括两类，一类研究即为对部分案例大学的学术委员会章程进行考察，并分析其所存在的问题；另一类研究即为对《规程》的相关规定进行解读，在阐述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分析其中所存在的问题。

对于前一类研究来讲，既有研究认为：从形式上看，相关案例大学的学术委员会章程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①部分高校学术委员会在有些方面存在无章可循的情况，同时不同高校之间的相关规定差异明显；②不同的学校章程结构不一，有的学校分章、条、款，有的学校直接以条目的形式列出，有的则只有简单的几条。从内容上看，相关案例大学的章程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①“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规则章程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监督力薄弱，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模糊了学术组织运转的透明度，以至于不能发挥很好的功效”；②会议制度不健全，权威性缺乏制度保障、责权界定存在模糊性、人员构成比例不均衡、运行程序操作性不强、约束监督机制不健全。

对后一类研究来讲，既有研究认为：《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的积极意义在于以下两方面：①与《高教法》相比，《规程》在相关方面所做出的规范更为明确具体、更具操作性，《规程》的出台将会推进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的建设工作。但《规程》存在着三个不足：一是依据《规程》的相关规定，学术委员会并不必然能够成为学术利益的守护者；二是《规程》的相关规定可能影响学术委员会的独立性；三是《规程》对于学术委员会职权所作规定中的“应当”表述可能造成落实的困难。②《规程》出台的意义表现为三个推动：“推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博弈，以达成各种权力的协调共治；推动学术精英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以实现全校所有人员‘共同治理’的理念；推动决策民主和程序透明，以增强学术组织的公信力。”

2.学术委员会制度优化的策略

关于学术委员会制度的优化，不同的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建议。例如，于蕾建议“教授执掌学术权力，自上而下健全制度体系，培育和构建公共理性，建立‘以权治权’的监督机制”；朱宁浩建议“坚持学术导向，完善制度保障，重视文化氛围”；陈翔建议“确立校学术委员会的最高学术机构地位，明晰学术委员会的具体职权，正确处理学术委员会与校内各类组织的关系，规范学术委员会运行的制度环境”；陈邓海建议“要制定完备的学术委员会章程，要设立独立的学术委员会办事机构，要保证学术委员会的独立性，要扩大学术委员会的职能，要保证学术委员会的民主性，要形成自己的会期制度，要建立完善的学术权力监督机制”。申国昌认为，《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的出台，为构建以学术为中心的评价机制提供制度保障。但目前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存在认识有待提高、职权划分不明、具体操作失当三个方面的问题，他在分析西方学术评议会运作机制的特点后提出了对我国学术委员会建设的启示和建议。

（三）关于国外高校的介绍性研究

除上所述的对我国大学学术委员会所进行的研究外，部分学者还就国外大学的学术评议会进行了相关介绍性研究。

郭齐在《美国大学评议会制度研究——以斯坦福大学为例》一文中，回顾了美国大学学术评议会的变迁历史，阐述了美国大学学术评议会的地位与法律性质，同时以斯坦福大学为例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其学术评议会的组织结构，最终得出启示：美国大学学术评议会制度是遵循自身特定的逻辑而发展成熟的，理顺大学内部权力关系是建立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的关键，构建完备的组织制度是保证学术评议会有效的保障。于杨，张贵新，苏守波在《美国大学“共治”结构中的教师评议会制度研究——以密歇根大学为例》一文中，将美国大学教师评议会的变迁历史划分为萌芽、初创、发展、成熟四个时期，同时阐述了教师评议会的地位与功能，并以密歇根大学教师评议会为个案具体介绍了它的人员组成、职能、组织结构、运作模式等。

除聚焦于美国大学学术评议会/教师评议会的研究外，还有学者对其他国家的学术评议会制度进行了考查。例如，黄蓉和鲁军二人在《加拿大的大学评议会特征研究》一文中，对加拿大大学评议会的基本情况、特征及形成原因作了介绍和分析；沈波和许为民二人在《学术评议会：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保障与借鉴——以德国大学为例的分析》一文中，对德国大学学术评议会的历史变迁、地位、人员组成、职权等问题作了介绍，同时以柏林工业大学为个案对学校层面的制度设计与现实运行作了具体的介绍。

二、国外研究现状

学术评议会作为美国大学内部“共同治理”结构中成熟的、重要的制度安排，也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对象。考虑到美国大学学术评议会制度的成熟性、现实影响力及美国高等教育的世界地位，在此，仅就美国学界关于学术评议会的相关研究进行简要介绍。根据本研究的需要，将围绕学术评议会的创建、功能、权责、类型、所面临的挑战等五个方面，对相关代表性的、经典性的研究加以阐述。

（一）学术评议会的创建

关于学术评议会的创建问题，克里斯蒂·K·安德森（Christian K.Anderson）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回答了学术评议会由谁建立、如何建立的问题。其研究发现：从创建的角度来讲，“美国研究型大学评议会的创建可被分为两类，即被动的应对式创建和主动的前瞻式创建。被动应对式的评议会是为了对相关事件或状况（这些事件或状况使现状不能继续，或者使受影响的教师群体不能忍受）作出反应而建立的，是为了应对危机而建立的。主动前瞻式的评议会是由校长为了提升大学的地位和作用而创建的。”就影响学术评议会创建的因素来讲，“首先，教师参与学术评议会创建的理由包括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第一，即对大学治理缺乏参与的不满，教师群体规模太大以至于不能有效地在大学共同治理中发挥作用，如：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与诉求的影响、AAUP的影响。第二，不同的校长对于学术评议会往往持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校长对学术评议会的创建持支持、欢迎的态度，而有的校长（特别是那些专制型校长）对学术评议会则更多地持怀疑态度。对学术评议会持同情态度的校长可能曾经也是教师，这些校长在学术评议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专制型校长则是促使教师们团结起来并创建学术评议会的动力。第三，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学生对于学术评议会的创建没有什么影响。但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的反越战抗议、对大学参与国防研究的抗议，以及对相关课程的要求，都对许多大学的治理产生了影响。第四，组织因素也对学术评议会的创建产生着影响，如学生与教师数量的增长催生了建立代表性机构的需要，同时组织因素也影响着教师和校长如何行动。”

（二）学术评议会的功能

关于学术评议会的功能，不同的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概括。例如，詹姆斯·G·阿奇博尔德（James G.Archibald）认为：“教师评议会为讨论教师所关注的所有问题提供了一个平台。”罗伯特·伯恩鲍姆（Robert Birnbaum）在指出“学术评议会通常被认为是教师用以实践其在大学治理中的作用的一种规范性的组织”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学术评议会的功能分为显性功能、隐性功能两大类，具体细分为11种，主要表现如表1-1所示。

（三）学术评议会的权责

关于学术评议会的权责问题，从相关研究来看，有三点是明确的：首先，学术评议会的影响力范围是受限制的，并不涉及各个方面的大学事务；其次，学术评议会的权力是授予的而不是天赋的，其权力往往来自董事会或行政系统的授权，其影响力也依赖于其授权者，其行动只有得到其授权者的批准或认可后才具有合法性，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的。当行政系统与学术评议会就其权力边界达成共识时，学术评议会的运行将更为顺畅；第三，教师在特定事务上的声音正在变得微弱，传统上为教师控制的一些事务从教师手中转移到了学校其他治理主体的手中。

（四）学术评议会的类型

关于学术评议会的类型问题，詹姆斯·T·米勒（James T.Minor）明确地将学术评议会划分为四类：第一类即“功能型评议会”（Functional Senates）。“功能型评议会主要在大学决策中代表教师并维护教师的利益，其结构是相对传统的，其成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同时也包括一些院长或其他管理者，其权限主要涉及教师群体的传统权力领域，如课程、晋升、终身教职、学术标准。”第二类即“影响型评议会”（Influential Senates）。“影响型评议会同样是由教师选举产生并代表教师的，它在制度框架内享有合法的治理权限，其权力来自大学治理文件的正式规定。它由教师组成，教务长或校长依职权参与。与功能型评议会一样，其权限同样涉及课程、晋升、终身教职、学术标准。然而，当它自认为有责任维护组织根本利益时，它将发起相关议程以促进政策变革。它与行政系统之间维持着‘合作’而不是‘对抗’的关系。”第三类即“仪式型评议会”（Ceremonial Senates），“仪式型评议会是仪式性的，相对来讲并不发挥什么实际作用，同时组织化程度较低。本质上，这类评议会仅在名义上存在，发挥相关象征性作用。这类评议会很少定期开会，同时也基本不参与大学治理。当然，教师与行政系统之间也会通过这类评议会就正在考虑的决策进行一定的沟通。”第四类即“破坏型评议会”（Subverted Senates）。“破坏型评议会虽然在课程、终身教职、晋升和教学领域享有相应的权力，但是它在大学治理中的作用往往受到教师群体参与学校治理的其他形式（非正式的和专设的参谋组织）的破坏。同时，这类评议会也常常与行政系统产生冲突。这类评议会在学校中往往具有较低的被认同度，但它仍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

（五）学术评议会面临的挑战

詹姆斯·T·米勒（James T.Minor）通过一项长达三年的研究项目发现，“教师评议会在大学治理中的作用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挑战”，这四个方面的挑战具体包括：①学术评议会没有得到有效的研究；②对“共同治理”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调查发现受访者对“共同治理”的定义包括三种，即充分合作、分层决策、协商。在这种情况下，不难想象，在进行决策时三种定义都在发生作用，甚至还需要调和两个相互矛盾的定义，进而自然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决策；③教师对于学术评议会缺乏兴趣，同时参与率也较低；④治理理念与治理实践的不一致性。

三、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一方面，就国外既有研究来说，与学术评议会设立的历史较长、发展较为成熟、影响力较大（至少在总体上是如此）的事实相对应，美国学界关于学术评议会的研究较多也较为深入。虽然，在所处的环境及自身职能特性方面，国外大学学术评议会与我国大学学术委员会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不同，但作为本质上相同的组织，它们也存在着诸多共同的方面，因而国外关于学术评议会的既有研究成果无疑为本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相应的借鉴与启示。另一方面，就我国既有的研究来讲，它们无疑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揭示了现实层面学术委员会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也针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优化建议，这也为本研究提供了相应的参考。

但正如本研究在“国内研究现状”中所指出的那样，我国关于学术委员会的研究还十分有限，存在着诸多不足。具体而言：

第一，至今专门针对学术委员会的研究相对较少，多数是在探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中对学术委员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提及和论述，研究还显分散，仅有少数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以学术委员会为专门研究对象。

第二，当前研究虽然涵盖了学术委员会建设的各个方面，但还缺乏整体上对学术委员会进行本质分析、性质界定，也缺乏对学术委员会的理念、体制、机制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

第三，既有研究往往只是在对相关案例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制度进行呈现的基础上，依据经验进行简单评述，缺乏深入的实证分析研究，所得结论偏于主观，相对忽视了对实践的反思和评估。

第四，既有的研究也没有对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变迁过程背后的深层历史动因进行详细剖析，缺乏对制度给予足够的关注，更没有把学术委员会制度放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视阈中，通过完善学术委员会的组织构成、运行规则、监督机制等，形成既具有我国特色又不失一般规律的高校学术治理体系。

诚如刘献君所说：“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建设还处于探索时期，在长期形成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决策主要由政治系统和行政系统做出，没有学术委员会的位置。要认真调查研究，将学术委员会机构建设得更加独立、更加健全、更加学术化，从而在学风建设与学术纯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众多研究者呼吁要加强研究，完善学术委员会制度，“《高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怎样才不是一纸空文？”储朝晖指出：“在一所规范的现代大学里，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和权力都应是有限的，都应有明确的边界，都应通过文字规范将这些边界划得分明，明细地列出各个组织的权力清单，并建立规范的程序监督权力运行。在这样的制度平台上，学术委员会才有发挥真实作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