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史学的变迁

梁启超先生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我国史名，肇自黄帝，黄帝立史官，命仓额为左史，沮诵为右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名目，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逮及春秋，各国皆有史官，鲁有太史，齐有南史，楚有左史，晋有太史及左史，卫有太史。可见我国有意记录之史，实始于王室的史官。而史官的建置沿革，虽不敢确言始自黄帝，然从现存的金文、甲文诸遗迹去考证，则最迟至殷代已有史官，实可深信无疑了。惟古代的史名，至不一定，有谓史为“坟”，为“典”，为“书”者。西周以后，又名“春秋”，如墨子引燕的《春秋》、宋的《春秋》、齐的《春秋》、周的《春秋》（见《明鬼篇》下），又说吾见百国春秋（《史通·六家篇》引墨子佚文）；申叔时亦说教太子箴以春秋（《国语·楚语》）；司马侯亦说叔向习于春秋（《国语·晋语》）。是晋的《乘》，楚的《梼杌》，鲁的《春秋》，及孔子所见的百二十国宝书，虽无史名，实则皆属史书。盖我国史学，原为官名而渐假借为“历史”的“史”啊。迨到汉魏以降，史官的制度虽间有改革，而史官的华贵不替，所谓“文学侍从之臣”历代皆精选人才以充其职。每当易姓之后，修前代的史，则更网罗一时学者，不遗余力，因此三千年史籍，常以此等史官的著述为中心，虽不无流弊，然以专才供职，卒致史学形式上的完备，为世界各国冠。梁启超先生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至孔子的删定《尚书》，说者谓其所据，即三代史官所记的遗稿，这书勒成，至迟当在纪元前五世纪末（周景王、敬王间），比较希腊第一历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作《波斯战役史》约在纪元前四四四年，殆早百年有奇。似此世界最早有史的中国，而史籍又如是的繁多，欲加以详细叙述，自非分朝来考察不可。

第一节 春秋战国的史学

太古史官所作之史，系文句极简的编年体，晋代从汲冢所得的《竹书纪年》，经学家考定为战国时魏史官所记者，即其代表。惜今原书已经散佚，不能窥其全豹。惟孔子所修《春秋》，踵《尚书》之后，创编年之体，吾人得借此以窥见所谓“古代正史”者。此外若《左传》所称“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庄子所称“金版六弢”，孟子所云“于传有之”，其书虽皆不传，然可悬想其中所纪，皆前言往行的史料。汲冢所得古书，有琐语、杂书、《穆天子传》等，其杂书中，有《周食田法》及《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凡此皆属正史以外的纪录，而为后世“别史”“杂史”的滥觞。实际严格来说，我国史学界最初有组织的名著，当推春秋战国间，左丘明的《国语》，与不知撰人的《世本》。左氏所著的《国语》，其特色在于不以一国为中心点，而通论当时各主要国家文化，常涉及全社会的各方面，不限于政治的叙述，实可称是商周以来史界的革命家呢！《世本》一书，宋时己佚，然其书为《史记》的蓝本，司马迁尝自说过：其内容有帝系、世家、传、谱、氏姓篇、居篇、作篇等类；帝系、世家及氏姓篇，叙王侯及各贵族的系牒；传则记名人事状；谱则为年表之属，史注所谓旁行斜上的周谱便是；居篇则汇纪王侯国邑的宅都；作篇则纪各事物的起源。我们只观其篇目，便可知其书与前史的异点，在开此后分析与综合研究的端绪，将史料纵切横断，分别部居，俾读者得所比较以资推论。且对于社会事项，特别注重，详及氏姓、居、作等事，已颇具有今日文化史的性质。惟惜著述者不得其名，原书又为灰烬，使我人无福读此史籍巨著！

第二节 两汉及三国时代的史学

我国史学界，在汉前的《春秋》《国语》《世本》等书，固可认出进步的形迹，却犹不足称为大成，直到汉朝司马迁的《史记》出世，始开空前所未有的伟观！当秦灭先王的典籍，遗制莫存。至汉武帝时，始置太史公，命司马谈掌其职，谈乃据《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以后事，成一家言，未成而卒。及宣帝改太史公职为令，于是知史务者，常由别职了。惟方史官遽变的时候，太史公司马迁（纪元前一四五—八六年）崛起，乃绍其父遗志，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取其事迹，纂而记成，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名曰《史记》。本纪取则于《春秋》，以叙帝王事迹；世家纪诸侯沿革，既宗雅记，亦杂琐语，为《国语》的遗规；如列传述英雄豪杰、伟人志士的经历；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求所以使史实一目了然；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凡关于礼乐、刑政、天文、食货诸事实，悉详叙无遗。诸体虽非尽出于迁的创作，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创开通史体例，为后代正史所准则，故我们不能不承认其在史学上有极伟大的功绩，而西人所推迁为东方的希罗多德呢。惟其史实颇多粗漏，这是不免有所非难的地方；至其文辞雄健，才华纵横，确非后世史家所能企及。自迁以后，史职骤低，史业渐离官学，浸假成为私著。后汉班彪为惜自武帝太初以后，史籍记载缺如，乃补缀遗事，摭拾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其子班固继父志，更加入自汉高祖至王莽的史实，仿《史记》作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凡百篇，名曰《汉书》，是为断代史的滥觞，后世乃以固此书与《史记》并称曰“史汉”。然以《汉书》比起《史记》来，虽则史实精确，而文辞已大劣了。惟班固并没有及书大成，即已狱死，其八表及天文志，乃由其妹班昭（曹大家）踵成之者。至史官制度，在前汉以后，王莽有柱下史，东汉有兰台令史，后又移图籍于东观，遂为史臣所萃聚。三国时代，魏有著作郎，蜀有东观秘书郎，吴亦曾置左、右国史。而言其史职，则汉宣以后，皆不及周代的完备和尊严了。

第三节 两晋及南北朝时代的史学

自司马迁《史记》出世后，因其文章优美，引起学者研究兴味，社会靡然从风，往往追慕迁作史之意，集材摹著，以冀“藏之名山，传诸后人”，寄慨于千百年之后；同时世史官制，至汉已革，私人亦可作史。故自汉以下，每一代告终，新朝必有私撰的前史，降及于隋（自东汉初至隋亡，约五百余年），厥风未替，史部著录数目，骤增至四十倍。故最近梁任公有云：“晋代为吾国史学最发达之时代！”然就其著名者而论，则有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汉后书》，袁宏的《后汉纪》，孙盛的《魏春秋》，王隐的《蜀记》，张勃的《吴录》，习凿齿的《汉晋春秋》等，但大半都已亡失不传。其尚传于今而被称为正史者，则晋陈寿的《三国志》（魏有四纪、二十六列传，蜀有十五列传，吴二十列传），宋范晔的《后汉书》（十纪，八志，八十列传），梁沈约的《宋书》（十本纪，三十志，六十列传），萧子显的《南齐书》（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北齐魏收的《后魏书》（十二纪，十志，九十二列传）。此中最有名者，为陈寿《三国志》及范哗《后汉书》，兹就二书试为略述。陈寿原仕蜀汉，后仕晋为著作郎，编魏、蜀、吴的历史六十五篇，名曰《三国志》。其书叙事简明而不漫，文章纯洁而不浮靡，深能辨别得失，是其长处，因被与《史记》《汉书》同称“良史”。迨南朝时，宋裴松之周览群书，为之作补注，这便是有名的“裴注”。范晔仕宋文帝为秘丞，后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遂召集学徒，参考群籍，编述自后汉光武帝起至献帝止的事迹，而作十纪、八志、八十列传；然书未成而晔被诛。至梁世刘昭，取司马彪《续汉书》的志类补成之，名曰《后汉书》。更至唐世，章怀太子命当时学者张太安、刘讷言、革希等数人为之注，便成传于今日的《后汉书》。此外梁朝刘勰所作《文心雕龙》一书，其《史传》一篇，实是创开史评的先导。

第四节 唐宋两代的史学

唐代史学，虽没有特殊进步的形迹，然太宗曾命群臣编纂前代的历史，故正史的撰述甚多。如姚思廉撰《梁书》五十八卷及《陈书》三十六卷，李百药撰《北齐书》五十卷，令狐德棻与岑文本、崔仁师、陈叔达等共撰《周书》五十卷，魏徵等撰《隋书》八十五卷，房乔等撰《晋书》百三十卷，皆为正史。就中颜师古的《隋书》，孔颖达的《纪传》，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棻等的诸志，均甚完备；而《晋书》则被讥为“略实行而奖浮华，忽正典而取小说”。又李延寿忧宋、齐、梁、陈诸史与魏、齐、周、隋诸史的烦芜，爰自撰《南史》八十卷及《北史》百卷。而颜师古传说是精通《汉书》而作注解，然其所具史家的识见，则殊不如刘知几。知几禀卓轶的清质，历仕中、玄二宗，所著《史通》二十卷，论史家体例，述史的源流及古人得失甚详，其中崭新之说与卓创之见甚为不少，吾国论史之作，斯为第一。其后杜佑考历代的典章，著成《通典》二百卷，为史志体的肇始。此外又有历代天子的实录，如韩愈撰《顺宗实录》便是。迨至宋朝，史学大形发达，为体不限于纪体，所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都已出现了。至论其研究史学的人，如欧阳修、司马光等，于史学上颇具功绩。在先石晋时，刘昫等撰《唐书》二百卷，因繁略不均，又多失实，宋朝乃命曾公亮为监修官，令宋祁、欧阳修改、删之。宋祁撰列传，欧阳修撰纪志，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志三，表四，凡二百二十五卷，名曰《新唐书》，又修以薛居正所撰的《五代史》，繁猥失实，重加修定七十五卷，名曰《新五代史》。其后司马光奉英宗敕，与刘邠、刘恕、范祖禹等，共费十六年的岁月，成《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起于周威王二十三年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其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详记其治乱兴亡之迹，虽旨在帝王的“资治”，要为淹贯的编年巨著。后来袁枢依循是书，以事为纲，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凡四十二卷，是为纪事本末体的创始。此外郑樵撰《通志》，王应麟撰《玉海》，均博引广证，裨益史学不少；尤其郑氏批评断代史的流弊，尤深契史学的新旨。又在这时代的史学上，有一必须说明的，就是唐代以前的史，皆系私撰而成于一人之手，即如沈约、萧子显等，虽身为史宫，奉敕编述，然其书以十九独力所成。自唐太宗以后，此风大变，如太宗命史臣别修《晋书》，和敕撰梁、陈、齐、周、隋五书，均大开史局，置员颇多，而以贵官领其事。自兹以往，习为成例，编史之业等于奉公，撰述的人，名实乖迕。例如房乔、魏徵、宋濂等，名为某史撰述人，实则与其书毫无关系。故刘知几的《史通·忤时》说，“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史官记注，取禀监修。”“一国三公，适从何在！”此种官修合撰的史，常使著者的个性湮灭，失却该书的特殊精神，因此后来所出的隋、唐、宋、元、明诸史，大抵成为绝无生命的粉本，不胜芜累之至！惟就其利的劣面来说，则在由公家照例主持办理，民族伟业得以继续保存。

第五节 元明两代的史学

史学传到元、明二代，可说是走入颓运的时期，虽其间亦有不少史籍出现，而多失诸疏略芜蔓了。惟我人是要在叙述历代史学的变迁，故不问其优劣所在，皆必原原本本说出，俾可为今后改进的张本。当元顺帝时，命脱脱（Tukhta）等撰修宋、辽、金三史，不及三年，便告完成。这固因有三史旧本为蓝本，而粗率疏芜的地方，自可不言而知了。至论其内容，则《宋史》有本纪四十七卷，志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总共四百九十六卷。此书编纂大旨，在于表彰道学，其余则皆姑以备数罢了。《辽史》有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内又附《国语解》一卷，总合百十六卷。此书仅就耶律俨、陈大任二家所记者加以编纂，其疏漏处甚多。《金史》有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总合百三十五卷。此书系依据刘祁的《归潜志》及元好问的《圭辰杂编》所纂修，体例很为严整，故《廿二史札记》说：“《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其他若马端临所著的《文献通考》三百余卷，后人合《通典》《通志》号为“三通”。迨至明朝，在太祖洪武初年，得元十三朝的实录，乃诏命李善长、宋濂等编纂《元史》，然其书仅六个月告成，故甚失之草略，且缺顺帝元统以后的历史。因于明年复命儒士欧阳祜等往北平采辑遗事，又诏宋濂、王袆再总其事而续修之，凡成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传九十七卷，共二百十卷，然仍不免脱误甚多及人名不一致之讥。其次，胡粹中以《元史》详记世祖以前攻战之迹，而略于成宗以后治平之事，乃撰《元史续编》十六卷以补之。又柯维骐撰《宋史新编》二百卷，评者谓为精简得宜。至陈经撰《通鉴续编》二十四卷，薛应旗撰《宋元通鉴》百五十七卷，以续《资治通鉴》，惜均芜杂纷乱，殊非良史。此外有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二十六卷，及《元史纪事本末》四卷，取舍尚称得宜，足以续《通鉴纪事本末》。

第六节 清朝一代的史学

清初以种族的禁忌，学者莫由抒志于史，故虽为一切学术复兴的时代，独于史界的著作，最为寂寥，兴后人文考散佚之叹！顾清儒的学者，有造助于史学者，仍甚伟卓。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及《陔余丛考》四十三卷，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一百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一百卷，均能即考证以立断，条分缕析，深得蒐校的功绩。而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以类排比，尤足为循《春秋》治史者的借镜。至于地理图表方面，则有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百二十卷，及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百三十卷，明地理的沿革，揭史事的背景，开历史的地理学的新体。至清季杨守敬益广采史乘，绘成《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更树近世历史地图的基础，有使读史者不忽于地的功效。又如高宗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百十六卷（附《明唐桂二王本末》三卷），《续通典》六百五十卷，《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二卷，《续通志》百四十四卷，《皇朝通典》一百卷，《皇朝文献通考》二百六十卷，《皇朝通志》二百卷，《大清一统志》等敕撰的书，亦俱有益史学的著作。此外马骕的《绎史》百六十卷，将自上古以至秦末的事迹，博据古籍，仿纪事本末体，蒐录于各题目之下；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使人一见可以捉着古书的异同、伪作、依托、附会和辑佚诸事，在史料上，实为最有价值的书。至黄梨洲的《明儒学案》，全祖望续成的《宋元学案》，为开学术史的肇端。又在道、咸以后，阮元、吴式棻、潘祖荫、吴大徵、严可均、翁方纲辈，对于金石的旁证与发掘，多所努力，是亦清代史学界的进步现象。而清代史界最呈特色之点，则在章学诚、崔述二氏史学、史法的新论。章学诚（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承黄梨洲、万斯同之后，为浙史学（先是黄梨洲治史，浙东史学称盛，其徒万斯同光大其学，以独力成《明史稿》，为张廷玉修《明史》的蓝本。《明史》本纪十六、二十四卷，志十五、七十五卷，表五、十三卷，列传百八十、二百二十卷，目录四卷，总计三百三十六卷，有事实正确之称。惜今存的《明史》，割裂剪裁，已失原稿之旧，深为可惜！）的后劲，所著《文史通义》，自谓开千古榛芜，论史旨、史料与作史方法，皆有卓见。崔述（一七四〇—一八一六）崛起幽燕，发愤典籍，“六经”以外，在在致疑。所著《考信录》一书，钧稽较析，务寻本真，今人称之为“科学的史家”，盖非溢誉！总之，前清一代，史籍著作固较唐宋为逊色，而史学、史法的研究和考证，顿发新彩，甚有裨益于治史的功绩。这是我人不能不承认的。自清世康熙、乾隆间编纂《明史》后，于是中国历代的正史，遂共成为二十四种。所谓“正史”者，乃纪传体的历史即平常的历史之义。而纪传体的历史，必历代沿作以为例，初非如其他的编年体历史及杂史别史之类，或作或不作之比，故此谓之“正史”。考其“正”字，乃“正闰”之“正”，而非“正伪”之“正”。这正史之名，始于《隋书·经籍志》列举《史记》以下至《陈书》《周书》六十七部，谓：“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至宋世，乃定正史为《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十七史；明朝又加《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是为二十一史；迨清高宗时，《明史》编纂完成，乃诏加《明史》及《旧唐书》为二十三史，施又加入《旧五代史》，遂成二十四史。另有称“二十二史”者，则于二十一史加入《明史》的。兹揭二十四史一览表于下，以代说明而资参考。

二十四史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