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硅谷历史

很难想象，现在被称为“硅谷”的这片世界高科技产业的心脏，直到60多年前还是一片果园。这里的历史性巨变，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信息技术革命的前夜。时势造英雄，硅谷正是乘着时代潮流而动，而硅谷也塑造了时代。

“欢心谷”

很长一段时间，现在被称为硅谷的这片土地一直由印第安人居住。19世纪40年代，因为“淘金热”的兴起，很多人来到加州。但能淘到金子的幸运儿毕竟只是少数，当很多“淘金者”正准备失望而归时，他们在淘金地周围发现了另一种“黄金”——拥有肥沃土壤、适合种植农作物的圣塔克拉拉谷，并且定居下来。1850年，圣塔克拉拉开始形成了小村庄。

因为美丽的景色、宜人的气候、无数的果树，这里被人们称为“欢心谷”（Valley of Heart's Delight）。围绕着水果的相关产业开始发展起来。1869年，随着跨太平洋铁路的建成，这里的水果开始被运往美国其他地方。1906年，这里的人口增长到5000人。

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里的水果产业已经相当繁荣：18家罐头厂、13家包装干水果的工厂和12家物流公司把新鲜水果和蔬菜运往全球各地。繁荣的水果产业需要大量工人，而当地劳动力市场无法满足，当时早期的中国和日本移民填补了这个空白。随后，更多的移民来到这里，包括意大利人、东欧人、菲律宾人和墨西哥人等，进一步形成了硅谷的移民文化。

电子工业的早期崛起

很多人将硅谷的起点追溯到惠普公司成立的1939年，或者瓦里安联合公司成立的1948年，并且认为硅谷是从一个农业地区跨越常规发展阶段，一跃成为世界科技工业中心的。这种说法忽略了硅谷早期的工业基础。事实上，硅谷的工业根基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随着电报、无线电通信、电话等技术的成熟，硅谷已经在这些电子工业技术上崭露头角，也为后来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09年，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生西里尔·埃尔维尔（Cyril Elwell ）成立了联邦电报公司（Federal Telegraph Company），成立过程中得到斯坦福大学首任校长大卫·斯塔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的支持。埃尔维尔先是开发了新的无线语音通信技术，并且在距离斯坦福大学不远的斯托克顿（Stockton）及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之间建立了一条实验线路，邀请公众体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时萨克拉门托市长、一些富有的中国商人及当地银行高管都尝试了这项技术。随后，项目获得了外部资金支持，联邦电报公司正式成立。

1912年，联邦电报公司因其远超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很快获得了美国海军的合同，进行舰船之间的远距离通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不仅大量采购了该公司的产品，也不断要求联邦电报公司提升技术参数，以适应越来越复杂的战争需要。

为了进一步提升功率和技术成熟度，联邦电报公司使用了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实验室。作为交换，公司捐给学校无线电通信仪器，教授们则用仪器做物体的绝缘实验，并且根据实验结果发表了论文。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早期硅谷产学互动的实践在联邦电报公司已经开始了。

随着一战结束，海军订单骤然减少，联邦电报公司结束了其黄金时代，被迫开始寻找新的商业合同订单。他们当时还一度想为中国建设跨太平洋的通信系统，并为此跟中国签订了合作协议，不过因为中国政局动荡，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20世纪20年代中期，联邦电报公司被收购。不过，在联邦电报公司短暂独立运营的时间内，它也派生出了好几家初创企业。

除了联邦电报公司之外，20世纪三四十年代，硅谷在短波无线通信、电视、录音机等领域都有所发展，在美国电子工业版图上已经有了一席之地。

“硅谷之父”弗雷德里克·特曼

如果说无线电通信等技术的发展为硅谷奠定了基础，二战后，随着半导体产业的崛起，这里才真正成为高科技产业圣地。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人功不可没，他们就是弗雷德里克·特曼以及威廉·肖克利。

特曼曾经担任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和教务长，到目前为止，斯坦福大学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教职员能够像特曼一样留下如此鲜明的印记。正是在特曼的倡导鼓励下，斯坦福才确定了跟产业界良性互动、支持创新创业的办学定位，使斯坦福成为硅谷创新的不竭源泉。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帮助学生创新创业。

特曼出生于1900年，在他12岁的时候，特曼的父亲成了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研究领域是儿童天赋。于是，特曼跟随父母搬到了斯坦福大学。特曼从小就在斯坦福大学风景如画的校园内长大，他展现了过人的天赋，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化学学士学位和电气工程硕士学位。

1924年，特曼在美国东部的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电气工程博士学位，他的博士生导师是后来对美国政府支持科研活动产生巨大影响的万尼瓦尔·布什。布什后来担任了美国科学研究和发展办公室负责人，在他的倡议下，美国在战后设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麻省理工学院和布什对特曼一生带来了深远影响，让他知道学校教授不应该只是埋头做学问，大学也不应该和产业界脱节，而是要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在特曼获得博士学位的那一年，他患上了肺结核，大部分时间需要卧床休息。1925年，特曼回到他成长的斯坦福大学任教，加州宜人的气候是吸引他回来的重要原因，因为这有利于他养病，回到加州后他的病情确实也得到了缓解。

在斯坦福，特曼教授真空管、电路等实用课程，说服产业界给学校捐献仪器设备，他的研究也聚焦于解决产业界需求的方向，他会组织学生到当地的一些公司进行田野调查。他的学生中，就包括后来创立惠普公司的大卫·帕卡德（David Packard ）和威廉·休利特（William Hewlett）。

帕卡德后来回忆这些田野调查的经历时说道：“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年轻企业家在他们自己建立的公司里研发新设备。一天特曼教授跟我说，我们参观的很多公司以及这个国家大量的公司，都是由没有经过正规教育的人所创办的。如果这些人能够得到正规的工程教育，再配合少量的商业教育，这些公司会更加成功。”

正是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两位学生也萌生了创业的想法。在特曼的辅导下，1939年帕卡德和休利特创办了惠普。惠普的第一款产品是音频振荡器，这个产品方向也来自于特曼的指导。靠着在业界的广泛人脉，特曼还为他的学生列出了25个潜在客户，其中包括最早购买这款产品的迪士尼公司首席音频工程师，这成了美国西岸的旧金山科技产业以及洛杉矶娱乐产业相互促进发展的一个经典案例。

二战期间，特曼被派往哈佛大学领导无线电研究实验室，该实验室开发的技术用于建设干扰发射台，作为对德国雷达的反制措施。在此期间，他也承担对诸如通用电气等军方工业合作伙伴的教学任务，教他们如何生产器件。

这段经历进一步加强了他对工业界的理解。他在写给一位同事的信中说道：“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当你有了一个很好的设备工作原理后，要让它达到可以生产的程度，还有那么多工作要做。比如大量的图纸、一系列详细的设计，需要解决具体的测试、标准化等问题。”

二战后特曼回到斯坦福大学，担任工程学院院长。他在1951年提议设立了斯坦福工业园，这个举措对斯坦福大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斯坦福工业园使得校园周边聚集了一些高科技企业，也吸纳了大量的斯坦福毕业生，产生了良好的产学互动。特曼后来在1955年到1965年间担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使得他可以在全校的平台上推行自己的理念。

特曼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高度概括了他所参与创造和见证的硅谷奇迹。他说：“当我们在硅谷刚刚开始创建一个技术专家组成的社区时，这里几乎一无所有，而世界看起来巨大无比。现在，世界的很大部分就在这里。”

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和“八叛徒”

硅谷历史上，还有一位灵魂人物，他就是威廉·肖克利。肖克利在英国出生，后来移民到了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本科教育，后来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进入贝尔实验室工作。在那里，他和其他人一起发明了晶体管，并且于1956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二战期间，肖克利应美国国防部要求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如果美国对日本本土发动全面进攻，要达到打败日本的目的，预计会造成美方170万～400万人伤亡。这份报告给美军提供了重要参考，促使美军下决心投下原子弹，由此也加速了日本无条件投降。

1955年，肖克利回到家乡帕洛阿尔托，成立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肖克利之所以愿意过来，还因为帕洛阿尔托就是他长大的地方，他母亲也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当时母亲年事已高，肖克利也希望来到离母亲近一点的地方工作。

当肖克利从贝尔实验室出来时，本来想说服几位同事跟他一起出来，但认识他的人都了解他糟糕的脾气，没有人愿意跟他共事，他于是从全国各地物色了很多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加入。

肖克利是慧眼识人的高手，而且在学术和研发方面能力突出，但他的个性和管理风格难以令人忍受。很多人形容他傲慢、专断、听不进去意见，经常威胁员工说要解雇他们。一次，他的秘书在握门把手时把手弄伤了，肖克利固执地认为是有人故意陷害，要求用测谎仪对员工们进行测试。事后证明，这名秘书只是不小心被图钉刺伤了而已。他跟下属之间的间隙越来越不可弥合。

真正让矛盾爆发的，是肖克利在研发方向上与团队成员之间出现了分歧。于是在短短两年后的1957年，他团队中的八个科学家要求当时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的资助者贝克曼更换领导，遭到拒绝后，他们八个愤而集体辞职，成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肖克利为此大发雷霆，斥责这些人是“八叛徒”。

晚年，肖克利还因为坚持人种的“基因优劣论”而备受争议，他认为白人和黑人之间存在智力差异，而处于所谓社会底层的黑人生了更多孩子，这种模式对社会无益。显而易见，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不可能容忍这种言论。1989年，肖克利在众叛亲离中死去，他的儿子也是在报纸上才读到他的死讯。

“黄埔军校”仙童半导体

离开肖克利的这八个人都是在各自领域富有天赋的顶尖人才，他们发明了批量制造硅晶体管的平面处理技术，发明了集成电路技术，从而进一步打开了电子产业的大门。1960年到1965年之间，仙童半导体无论从技术还是市场角度衡量，都是半导体产业的龙头老大。

不过好景不长，到1965年，仙童半导体内部管理也产生了问题，之前给予他们投资的仙童照相和仪器公司买断了仙童半导体的控制权，这让创始人们变得富有，但是也让他们失去了创业的热情。一些创立者相继离开。1961年，包括让·霍尼（Jean Hoerni）在内的四个肖克利半导体的“叛徒”离开仙童半导体创业，之后离开的是查尔斯·斯波克（Charles Sporck），他带领四个同事加入了国家半导体公司，1968年，另外两个重量级人物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也离开了，仙童半导体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事实上，仙童半导体可谓半导体产业界的“黄埔军校”，在其工作过的人衍生出来的公司，后来在硅谷叱咤风云。据统计，在接下来20年时间里，有65家新创立公司可以追溯到仙童半导体的渊源。

比如，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离开仙童半导体创立了英特尔公司；尤金·克莱纳后来和同伴成立了知名投资公司凯鹏华盈；曾经在仙童半导体做过市场推广的唐纳德·瓦伦丁创立了红杉资本。

于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和仙童半导体公司而言，这些人的不断离去是一大损失。但是这却在硅谷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传统，即离职后另起炉灶自主创业。这种叛逆精神和人才的频繁流动也成为硅谷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硅谷”诞生

1971年1月11日，曾经在仙童半导体工作过的记者唐·霍夫勒（Don Hoefler）第一次在媒体上使用“硅谷”这个词。

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一些政府官员在访问这里的国防合同承包商时就使用了“硅谷”这个词。当时霍夫勒是一份名为《电子周报》（Electronic News）的杂志的记者。这份周报在当地很有影响力，每周一上午会投递到电子产业管理者和经理们的办公桌上，他们会阅读完才开始一周的工作。在当地甚至有个说法，如果有什么新闻没有出现在这份报纸上，就相当于它没发生过。

当时霍夫勒已经花了数周时间撰写一篇描述20世纪60年代圣塔克拉拉谷半导体产业繁荣的报道。一天，有位做市场推广的朋友打电话给霍夫勒，邀请他前去旧金山共进午餐。在交谈时，其中一个人提到了“硅谷”这个词。

当时，霍夫勒的眼睛顿时发光，问：“硅谷？这个名字从哪里来的？”这名朋友说：“大家都这么叫。”当时大家只是觉得这个说法很好玩，没有太在意，然后就开始谈论下一个话题了。

回到办公室时，霍夫勒本来已经完成了报道，但他马上打电话给纽约的周报办公室，要求改标题。当他的报道刊出来时，读者们都注意到上面用了一个醒目的标题：美国硅谷。此后，硅谷这个词就开始流行起来了。

从半导体到个人电脑

从仙童半导体离开的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于1968年创办了英特尔公司。1969年，另一家重要的半导体公司超威半导体（AMD）诞生。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半导体产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早期，对半导体产业的最大需求来自军方。20世纪60年代，美国军方采购占半导体产业市场比例的50%，之后该比例开始下降，到了1972年，美国军方采购只占半导体产业的12%。另一方面，消费电器对半导体产品的需求则在不断上升，硅谷的主要服务对象开始从“军”转“民”。

1972年，从仙童半导体离职的尤金·克莱纳和汤姆·帕金森等一起创立了风险投资公司凯鹏华盈，风险投资产业在硅谷开始渐成气候。

与此同时，围绕半导体的制造也衍生出很多其他产业链条，包括仪器和测量设备等。

20世纪70年代的硅谷，创立公司、找到投资、寻找场地、雇用员工、开始运作……这些甚至可以在数周内完成。一种乐观的情绪在硅谷弥漫，人们创业的热情被极大地点燃，工程师们都有这样一个信念：只要你能制造出一个伟大的产品，你的门槛就会被人踏破。这个时代也被乔布斯称为制造“疯狂而伟大的产品”的时代。

之后，半导体产业开始面临来自日本供应商的激烈竞争，日本产品的价格更加低廉，这给硅谷的公司带来了很大压力。1986～1992年，硅谷当地的经济增长只有0.7%。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硅谷的发展重点开始从半导体转向个人电脑制造和电脑软件。最具代表性的是1976年苹果公司诞生。1977年，甲骨文公司诞生。1982年，太阳微系统公司诞生。

1994年，杨致远和斯坦福大学的同学大卫·费罗创办了雅虎，同年马克·安德森和吉姆·克拉克创立了网页浏览器公司网景，他们共同开启了互联网时代。

从疯狂增长到泡沫破灭

自从集成电路发明以来，硅谷就获得了爆发式增长。以就业岗位为例，1959年硅谷大概有1.8万高技术岗位，1971年达到11.7万，1990年达到26.8万。从1992年到1999年，硅谷增加了超过23万个工作岗位。

电子产业、电脑产业和电脑软件业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房价也开始疯涨。2000年，硅谷房价中位数已经是全美大都市区中位数的两倍。

一股狂热的情绪在硅谷蔓延，资本的贪婪和膨胀达到了顶峰。当时，美国知名风险投资家、凯鹏华盈公司合伙人约翰·多尔（John Doerr）有一句名言，他称互联网为“这个星球历史上最大的一波合法财富创造”。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概从1995年开始的短短五年时间内，互联网公司股票市值疯长到远超实际价值，危机也在慢慢酝酿。

2000年，互联网泡沫正式破灭。2005年，硅谷互联网公司的市值只剩下高峰时期的1/3，这也使得硅谷的工作机会大大减少，失业率攀升。硅谷的风险基金也从2000年的1055亿美元，锐减到了2004年的209亿美元。

在此后的2008年金融危机中，被炒高的硅谷住房泡沫也破灭了，硅谷房价中位数下降了30%，有些地方甚至下降了50%。2008年到2009年期间，硅谷的失业率达到了10%。

后来，多尔为自己当时的不当言论道歉，认为这助长了急功近利的心态。

面向21世纪

在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同时，一股新生力量也在悄然崛起。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基础设施的改善，推动世界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而硅谷在这一波潮流中依然发挥着引领作用。

一马当先的是苹果公司，随着乔布斯在1997年回归苹果公司，苹果又获得了活力，依靠其iPhone、iPod、iPad等产品，掀起一波波电子产品消费热潮，“苹果”也成为“创新”的代名词。

1998年，谷歌诞生，开启了搜索引擎的新时代。随后，以移动互联和社交为重点的一批明星公司不断涌现，如2002年成立的领英，2004年成立的脸书，2006年成立的推特，2010年成立的Instagram。与此同时，新能源和智能交通领域的创业也在硅谷兴起，典型代表是2003年成立的特斯拉，以及2009年成立的优步。

现在，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依然持续，硅谷依然处于它的黄金时代。在经历了计算机革命、互联网革命、移动互联网革命后，新一波智能革命正在兴起。我在硅谷的这一年期间，感受到“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硅谷最热门的词汇。利用人工智能改变医疗、教育、交通、金融等产业的案例层出不穷。打着谷歌自动驾驶Waymo标志的汽车不断在硅谷的道路上穿梭，硅谷的未来，依然充满无限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