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宋元印

（一）宋朝

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改元自立为宋，到1279年，8岁的宋怀宗赵昺及皇族八百余人崖山跳海，宋朝灭亡，两宋有近320年的历史。

宋前五代十国封建割据，战争频繁，故其时印制也较混乱。及宋乾德三年（965）太祖重建印制秩序，《宋史》载：“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先是，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袭缪篆，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屈曲缠绕以模印章’者也。思言随僖宗入蜀，子孙遂为蜀人。自是，台、省、寺、监及开封府、兴元尹印悉令温柔重改铸也。”

北宋时期，文人学士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程朱理学形成，文学艺术，尤其是诗词、文人画及行书书法艺术均取得很大成就。加之金石学的兴起，三代秦汉古器文字引发文人提出以古为雅的美学观点，宫廷权贵和文人学士在雅兴于诗词书画的同时，把这一审美观同时运用于印章，并考究起印面设计、印文书写和印章的使用，这对实用印章向篆刻艺术的衍化发展，起到了“质变”的推动作用。

1.官印

宋初官印承袭隋唐，以大印面来显示朝廷的威严。由于宋官印面积较大，所以后来出现了以增加笔画的盘旋折叠来充实布满印面的现象。印文笔画屈曲绵密牵连交织，形成了所谓的“九叠篆”印文。自此，宋官印相对于唐官印的风格则越行越远了。其实“九”只是个约数，表示多折而已。“这一格式，宋代已大发展，一直沿用到元、明，愈加呆板，看上去好像编织物，也像门窗花格，整齐划一，绝少天趣，没有多大艺术意义。”（沙孟海《印学史》）

另外，宋代官印为了与大印气势相匹配，开始逐渐增加印边宽度，以加重印面的“分量”，故宽边九叠文大印可以说是两宋官印的特征。

宋官印背面基本均有年号凿款。

这种宽边大官印印式到明、清直至民国时期，变本加厉，发展到了极致。

2.私印

宋代皇帝治国无能，艺术造诣却可彪炳史册，书法绘画都有独创，鉴赏力也高，故对御玺的艺术化提出了更高要求。他们不满足印工毫无生气、例行公事的印作，而授命一大批书家大臣为御玺篆写印文，“虽然宋以前的帝后用印也由专人设计制作和管理，但参与者，尤其篆写印文的人绝没有宋代这么多，这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据史书记载，有宋一代，已知为御玺（包括为皇后、太子等）篆过印文的大臣或书家有：王曾、陈尧佐、薛奎、晏殊、陈执中、庞籍、刘沆、欧阳修等人，这么多的人受命为御玺篆文，说明宋代皇帝们非常重视御玺的艺术性，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宋代印章艺术的发展。而作为臣下，有幸为帝王效力，肯定兴趣盎然，且能发挥到最佳水平。这样，为御玺篆文的人私下再为自己或他人篆写印文，是可想而知的了”。（韩天衡、陈道义《点击中国篆刻》）

宋四家之一的米芾精书画和鉴定，徽宗授以“书画学博士”。他就对印章十分讲究，在著作《书史》《画史》中屡及对印章的见解，主张鉴藏印要用细文细圈，“王诜见余家印记与唐印相似，始尽换了作细圈，仍皆求余作篆”。

在现存的古代书画碑帖上能见到很多宋代私印，包括帝王徽宗的“大观”“宣和”“御书”，高宗的“绍兴”等。还有文人学士欧阳修的“六一居士”，苏轼的“赵郡苏氏”“眉阳苏轼”，米芾的“米姓之印” “米芾” “祝融之后”，贾似道的“似道” “秋壑珍玩”等，及其他私家的鉴藏印。

宋代文人书画盛行，催生了文人治印的念头，这对篆刻艺术的形成，其意义是不容小觑的。

总之，宋代私印在印式、风格和内容上都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既有旧的汉印遗韵，又有后来的圆朱文先风，还出现了楷书和花押等杂印印式。

虽说宋代官印彻底离析了秦汉古风，由于在大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却开创了实用印章向篆刻艺术嬗变的先河。宋代印章所出现的这些“进步”在印学上的历史地位是不可忽视的。

3.印学理论的初始

“今天论印学的形成，可以溯源到米芾。”

米芾（1051—1107），字元章，自称襄阳人，擅书法。沙孟海《印学史》言：“他对印学已经相当讲究了，《书史》《画史》中有他好几条治印、用印之法。他主张鉴藏印要用细文细圈（即细边）” 的论述，至今仍为鉴赏界推崇；另外“我们所见他的墨迹和经藏书画上用的印，或一颗，或两颗、三颗，甚至连用七颗。如故宫所藏《兰亭》褚摹本米芾跋，一处连用‘米黻之印’‘米姓之印’‘米芾之印’‘米芾’‘祝融之后’之印，这种款式，以往所无，后世也少有。……过去论印学名家都从赵（孟）、吾（丘衍）谈起，而不上推米芾，我们认为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今存于上海博物馆的米芾墨迹《参政帖》，其内容就是米芾亲笔记录宋初收藏家苏易简收藏的书画上所钤用几方印章的札记：“苏太简参政家物，多著‘邳公之后’‘四代相印’或用‘翰林学士院印’。芾记”可见，米芾对用印多有关注用心。

因此，米芾的印学认识和印章实践，当是元明清代印学真正形成的发轫。

4.印谱

早在唐玄宗时期，曾有“玺谱”问世，但其本意在集录古代的印制和古器，并非专门的印谱。而宋代对印学史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真正“印谱”的产生，有元符《宝样》、杨克一《集古印格》、黄伯思《博古图说》、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颜叔夏《古印谱》、姜夔《姜氏集古印谱》等。虽然这些印谱现今已经佚失，但集古印谱的问世刊印和广泛流行，为刻印者提供了仿制学习古玺印的范本，对褒扬古玺印之美、促进印章美学观和艺术观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篆刻艺术的催生和最后形成更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知识链接：宋徽宗

宋徽宗赵佶生于北宋元丰五年（1082），为宋神宗第十一子，在位25年，治国无能，饱受诟病，国亡被俘，受折磨而死，终年54岁。宋徽宗生前沉湎艺术，是杰出的书画艺术家。历代帝王，论艺术造诣，无人能出其右。赵佶在艺术上主张形神并举，提倡诗、书、画、印结合，这也成为元、明后中国绘画的传统特征。他绘画得吴元瑜传授，继承崔白风格，重视写生，体物入微，以精工逼真著称，花鸟、山水、人物、楼阁绘画成就卓然。创瘦金书体，正草书堪与宋四家齐名。

（二）元朝

蒙古族忽必烈灭金、灭西夏，再灭南宋，于公元1271年定都大都（北京）建元。元世祖虽然为治国之需尊重儒学，施行“汉法”，但民族矛盾尖锐，人民抗虐不断，加之宫廷奢靡内斗，元朝经不起折腾，只维持了98年，到1368年就灭亡了。

元代疆域广大，国际交往频繁，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成就卓著，医学上就出现了著名的金元四大医家。而文学艺术，尤其是书法绘画和印章艺术亦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得以发展。当时文人士大夫不满现实，纷纷闲云野鹤，寄情书画，而元朝庭对文化艺术却持相对宽容的态废，使“赵孟在艺术上的‘复古’思想就有了广阔的平台，故元代的书画印都有新的发展。就印学园地而言，文人篆刻露出了晨曦，印学理论也在此时萌发。可以说，元代是印章从实用真正走向艺术的大转折期”。（韩天衡、陈道义《点击中国篆刻》）

1.官印

元代官印初遵宋式，并将少数民族文字融入印中，铸造出有八思巴文、篆书等文字的元官印，且印框益宽，笔画多叠平庸。据传世的元官印分析，似高品级官职官印印文用八思巴文，而一般官职官印印文则用汉文篆书。印背都凿有汉文纪年及制印机构。

2.私印

传统私印：元代文人士大夫对印章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赵孟是“印宗汉魏”表述的第一人，他批评“近世士大夫图书印章，一是以新奇相矜，鼎彝壶爵之制，迁就对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鸟之象，盖不遗余巧也。其异于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无二三焉”（《印史》序），提出印章创作应以“汉魏而下典型质朴之意”为准绳的美学观。同时，他又以秦李斯小篆笔意，参以隋唐官印圆转体势，创制出圆转流美，典雅遒劲的“圆朱文印”，在印章史上形成继古玺、汉印之后又一崭新的印式。

圆朱文印清新典雅又不失古风，强力校正了当时“新奇相矜”“不遗余巧”的低俗流行印风，以致当时及以后的鲜于枢、柯九思、吴镇、吴睿、王冕等文人竞相追随，形成元代文人群体的时尚印风。

3.元押印

押记早在汉、三国两晋时期就有使用，南北朝称为“画敕”，而至唐宋时期则间有楷书入印，如宋代吉州窑出土的陶器上能见到制作者的楷书押记，而普遍引楷入印则盛于元而为押印。《宋史·高宗纪》就有“必先书押而后报行”的记载，宋·周密《癸辛杂识·别录》以“古人押字，谓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来描述当时押印的形式。

元代是由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处于社会上层的大多为赳赳武夫，少通汉字，所以他们大都以简单的押印作为凭信之用。元末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言：“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非特赐不敢用。”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王礼》载，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十月诏：“右丞相、平章枢密知院、御史大夫，得赐玉押印。”可见押印在元代是一种官方行为。外族不识篆文，楷书便成了元押印所用的主流书体。经朝廷提倡，其发展更快，流行更广，押印便成为民间通用的凭信印章。

元押看似简单，其内涵却是很丰富的。造型以长方形为主，有方有圆，还有各种图形等，形式活泼，式样众多。元押所用汉字以魏楷和民俗书体为主，也有用行草书的，兼有八思巴文等少数民族字体。押印是元代印章迥别于其他时代的重要标志。

其实押印是一种值得开掘深究的印式，可惜后世对其关注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