玺印篆刻析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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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隋唐印

公元581年,杨坚逼北周静帝禅位建立隋朝,至589年灭陈而南北统一,结束了300多年的分裂局面。因隋立国只有37年,十分短暂,故印章存沿北周制度,未及有所发展。

公元618年建唐,大唐绵延了289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封建王朝之一,民富国强,疆域广大,经济文化也快速发展。书法艺术因帝王重臣的亲力亲为、热衷倡导而致社会各阶层的普遍重视,在书家辈出和全民参与的大环境中,楷书书体完成了笔法准则的确立,中国的毛笔书写艺术从此才真正意义上称之为“书法”。唐楷是盛唐文化繁荣的产物,更是唐代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不过,唐代虽然在书法上成就斐然,但其楷书艺术的登峰造极却并不能渗透到以篆书为主流呈示的印章艺术中去。

1.官印

隋唐时期,纸绢已经普遍使用,封泥废止,官印改以朱墨钤抑,朱文印因此而替代白文印。由于纸绢宽阔,印面随之增大,以北周“天元皇太后玺”(4.45cm×4.55cm)、隋“观阳县印”(4.5cm×4.5cm)等为例,比之汉魏几乎大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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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元皇太后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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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陽縣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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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納戍印

唐代官印承隋制,但尺寸更大,在5~7cm见方,采用阳文小篆,印文舒展流动,布局疏朗开阔。

后由于政局动乱,易职仓促,即放弃了传统的铸凿制印方法,而以简易快速的焊接技术,这一改变遂使唐官印成为十分简陋、毫无艺术内涵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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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縣印

“为了及时颁授官印,遂以前所未有的蟠条焊接这种特殊的制印之法,以便‘多快好省’。虽然这一状况并没有贯穿唐代官印历史的始终,但对唐朝印文的篆法有新的影响。焊接法制官印,是先将宽度和厚度各自相等的铜条裁截成段,文字依小篆形式只有主笔(即长笔画线条)与枝笔(短线条,用于主笔之间的穿插、点、画等)之分,由于有主笔枝笔之分,有的文字往往是几个笔画被一根主线所代替,焊接线条时一般不做方折处理,其形状曲折环绕,故谓之蟠曲线,印则称为‘蟠条印’。这是唐代官印所特有的生拙风格。这一形式,从书法上讲,或从造字原则上讲,其多不合‘六书’之旨,故以往多被贬斥。”(韩天衡、陈道义《点击中国篆刻》)

而以历史角度视之,实际上唐代官印终结了古玺秦汉以降正气端庄的传统官印印风,开启了刻板平庸“故作威严”的后代官印之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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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樂縣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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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書省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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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王國司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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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安縣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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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琴州之印

2.私印及其他印章

唐代官印平平,却渐开文人好印之风。私印中除了原有姓名印仍作凭信之用外,又衍生出了很多新的用法。大致有道号印、年号印、斋馆印、藏经印、鉴藏印、图书印、诗词印、书画印等,这些由达官贵人和文人士大夫衍生出来的私印,带有明显的自觉审美意识,当是艺术印章的前驱,亦可以说是元后文人篆刻艺术的肇基。

道号印:明·甘旸《印章集说》“时用道号印,曰‘某道人’‘某居士’‘某逸士’‘某山人’‘某主人’等字,古无此制,唐宋近代始有之”。

年号印:唐太宗年号为贞观,故有“贞”“观”两字联珠印,见于《法帖》。玄宗年号为开元,亦有“开元”印钤抑于书画作品上,年号印其实也具有收藏鉴赏印的性质,实是鉴藏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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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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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

斋馆印:明《印章集说》“堂、馆、斋、阁杂印,古制原无,始于唐宋”。卷五后列“端居室”三字白文印,下注“玉印,鼻钮,唐李泌端居室,斋堂馆阁印始于此”,现能见到此印的印蜕摹本。李泌出身名门,历唐玄、肃、代、德四朝,官至宰相。历来印学史研究者一致认为此印当为斋馆印之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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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居室

藏经印:唐代高僧玄奘等从印度取经回朝后,佛教大兴,各寺庙抄写经卷盛行,并大都在经卷上盖钤藏经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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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恩寺藏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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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沙州大經印

鉴藏印:唐朝国力强盛,文化艺术氛围浓郁,书家、画家辈出,加之太宗皇帝的推崇,书画收藏鉴赏之风盛行,时内府秘藏书画多有题跋和加盖鉴赏印识。如“贞观”“开元”既是纪年印又具鉴藏之意。

图书印:1984年春,在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唐代庐州参军李存墓中出土铜印主印盒一副。铜印方形扁平,印面长宽约4厘米,印文为‘渤海图书’。这是目前所见出土较早的一枚图书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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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圖書

词句印:或称“闲章”,古玺印中亦有之,如“千秋”“敬事”“正行无私”之类。唐代此类闲章存世不多,1974年《考古》杂志第一期载,在长安城是德门遗址门道附近第三层出土有“襟掩春风”“气含秋水”篆书两面石印一枚,系唐时之物,印面2.5cm×2.5cm,高1.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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襟掩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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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含秋水

书画印: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有刘绎“彭城侯书画印”、刘知章“刘氏书印”、钟绍京“书印”,还有“箫公书印” “褚氏书印”等记载。

3.印款

古玺印似未见有印款,现见隋“广纳戍印”,原大5.8cm见方,系隋文帝时官印,其背面凿有印款“开皇十六年七月一日造”,见录于罗振玉《隋唐以来官印集存》,此印旧著曾释为“广纳府印”,当系误读。另有“观阳县印”款文“开皇十六年十月五日造”,“桑乾镇印”款文“大业五年三月”,“崇信府印”款文“大业十一年七月廿造”等隋印见录。隋朝短祚,官印存世稀少,加之历史上印款首见于隋官印,从印学意义上来说,隋官印出现印款是值得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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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納戍印(印款“开皇十六年七月一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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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乾鎮印(印款 “大业五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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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信府印(印款 “大业十一年七月廿造”)

又据罗福颐在《古玺印概论》中说,“宋官印的特点是印背均有年款”。因而也有学者认为“广纳戍印”背款系后人伪錾,最早可信的印款当为北宋“新浦县新铸印”一印,其款曰“太平兴国五年十月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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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浦县新铸印

而沙孟海在《印学史》中说:“印旁刻款,这是晚起的格式。隋代官印,有在印背加刻铸造年月的,世称‘背款’,应当是最早的印款了。”因此,印款究竟首见于隋还是宋,学术界至今是智仁各见的。

而印款之真正繁荣,乃是晚至明清间的事,由文人学士亲自动手参与石印篆刻的制作后,才使印款得到充分的发展,改变了早期“物勒工名”式的简单刻款,使刻署印款在刀法、形式、书体和内容方面都得到了极致的发挥,极大地丰富了篆刻的表现手法和表现内容。至此,小小的印款成为文人学士抒发才情、吟唱咏志的新形式,使印章的边款成为篆刻艺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认为,只有在刻制完成印面,并加署边款后,才是完整的篆刻艺术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