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王昭禹《周礼详解》
王昭禹，字光远，北宋徽宗、钦宗时人，生平不详。《宋元学案》卷九八《荆公新学略》将其列为“荆公门人”，可视其为“新学”一系的学者。王昭禹撰有《周礼详解》一书，颇为后人所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评价曰“近世为举子业者多用之”。
王昭禹《周礼详解》一书注解《周礼》，深受王安石新学的影响，被视为北宋新学一派注解《周礼》的代表作。此书完整地流传至今，我们将从内容、体例入手，探讨王昭禹的《周礼》学观点以及《周礼详解》一书的经学特点。
一、王昭禹《周礼详解》的流传情况
王昭禹《周礼详解》，是为数不多完整流传至今的宋代《周礼》学文献，此书在宋代即刊行于世。如《直斋书录解题》卷二载曰：
《周礼详解》四十卷，王昭禹撰，未详何人，近世为举子业者多用之，其学皆宗王氏新说。
《玉海》卷三九载曰：
王昭禹撰《详解》四十卷，宗王氏。
元代，此书仍有流传，卷帙也没有变化，仍是40卷。如《宋史·艺文志一》载曰：
王昭禹《周礼详解》四十卷。
《文献通考》卷一八一载曰：
《周礼详解》四十卷。陈氏曰：王昭禹撰，未详何人，近世为举子业者多用之，其学皆宗王氏新说。
明代的官私书目，如《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秘阁书目》《授经图义例》《菉竹堂书目》等皆著录此书，可知此书在明代也颇有流传。
清代，王昭禹《周礼详解》被收入《四库全书》“经部礼类”和《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经部礼类”中，卷帙皆为40卷。此外，清代还有三种《周礼详解》的抄本传世：一是旧抄本，书上有“武林卢文弨写本”“钱塘抱经堂藏”“汪氏振绮堂藏书”三印，今藏南京图书馆；二是清抄本，有丁丙跋，今藏上海图书馆；三是民国大邑张氏世留堂精抄本，16册，今藏四川省图书馆。其中《四库全书》本《周礼详解》是此书目前较为常见的版本。
二、王昭禹《周礼详解》的内容和体例
我们以《四库全书》本《周礼详解》为例，介绍王昭禹《周礼详解的内容和体例。
（一）内容
王昭禹《周礼详解》共40卷，卷首有王昭禹自序、《周礼互注总括》其中卷一至卷八为《天官冢宰》，卷九至卷一六为《地官司徒》，卷一七至卷二四为《春官宗伯》，卷二五至卷二九为《夏官司马》，卷三〇至卷三四为《秋官司寇》，卷三五至卷四〇为《冬官考工记》。
现陈述此书的分卷内容：
卷一《天官冢宰》，内容包括“大宰”1官；
卷二《天官冢宰》，内容包括“大宰”1官；
卷三《天官冢宰》，内容包括“小宰”1官；
卷四《天官冢宰》，内容包括“宫正”至“亨人”的7官；
卷五《天官冢宰》，内容包括“甸师”至“疾医”的8官；
卷六《天官冢宰》，内容包括“疡医”至“幂人”的11官；
卷七《天官冢宰》，内容包括“宫人”至“职币”的13官；
卷八《天官冢宰》，内容包括“司裘”至“夏采”的21官；
卷九《地官司徒》，内容包括“大司徒”1官；
卷一〇《地官司徒》，内容包括“大司徒”1官；
卷一一《地官司徒》，内容包括“小司徒”至“乡大夫”的3官；
卷一二《地官司徒》，内容包括“州长”至“充人”的11官；
卷一三《地官司徒》，内容包括“载师”至“媒氏”的11官；
卷一四《地官司徒》，内容包括“司市”至“掌节”的13官；
卷一五《地官司徒》，内容包括“遂人”至“委人”的11官；
卷一六《地官司徒》，内容包括“土均”至“%人”的28官；
卷一七《春官宗伯》，内容包括“大宗伯”1官；
卷一八《春官宗伯》，内容包括“小宗伯”至“司尊彝”的6官；
卷一九《春官宗伯》，内容包括“司几筵”至“守祧”的7官；
卷二〇《春官宗伯》，内容包括“世妇”至“乐师”的8官；
卷二一《春官宗伯》，内容包括“大胥”至“鞮鞻氏”的16官；
卷二二《春官宗伯》，内容包括“典庸器”至“大祝”的11官；
卷二三《春官宗伯》，内容包括“小祝”至“保章氏”的11官；
卷二四《春官宗伯》，内容包括“内史”至“神仕”的10官；
卷二五《夏官司马》，内容包括“大司马”至“行司马”的5官；
卷二六《夏官司马》，内容包括“司勋”至“掌畜”17官；
卷二七《夏官司马》，内容包括“司士”至“司兵”的15官；
卷二八《夏官司马》，内容包括“司戈盾”至“校人”的14官；
卷二九《夏官司马》，内容包括“趣马”至“家司马”的19官；
卷三一《秋官司寇》，内容包括“乡士”至“貉隶”的23官；
卷三二《秋官司寇》，内容包括“布宪”至“伊耆氏”的25官；
卷三三《秋官司寇》，内容包括“大行人”至“司仪”的3官；
卷三四《秋官司寇》，内容包括“行夫”至“家士”的12官；
卷三五《冬官考工记》，内容包括“考工记叙”“轮人”；
卷三六《冬官考工记》，内容包括“轮人”至“桃氏”的6官；
卷三七《冬官考工记》，内容包括“凫氏”至“&氏”的12官；
卷三八《冬官考工记》，内容包括“玉人”至“梓人”的8官；
卷三九《冬官考工记》，内容包括“庐人”至“车人”的4官；
卷四〇《冬官考工记》，内容包括“弓人”1官。
（二）体例
王昭禹《周礼详解》一书，就注经体例而言仍遵循汉唐训诂经文的模式，但存在删经文的情况，以下我们就分三方面介绍此书体例。
第一，王昭禹《周礼详解》遵循汉唐训诂经文的模式，采用先列经文，次列注解的方式，其中经文用大字顶格书写，注解则低经文一格，用双行小字记注于经文之下。兹举一例以资说明：
《大宰》“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一句，作为经文，用大字，顶格书写。其下是注解，曰：
直而有常谓之经，小而有所系谓之纪。治典颁之于邦国，治其直而不致其曲，治其常而不致其变，制其经而已，故以经邦国。扬子曰：“大作纲，小作纪，如纲不纲，纪不纪，虽有纪纲，恶得一日而正诸？”盖纪者纲之目，而系乎纲者也，纲大则能持众，纪小则不能通物，纪之而已。万民王所自治，其事致详焉，故治典所以纪万民官府。治之法所自出，故特曰治官府有经则宜有纬，有纪则宜有纲经而纪之者典也，纲而纬之，存乎其人矣。先邦国而后官府，先官府而后万民，小大之序。[1]
注解另起一行，低经文一格，采用双行小字的形式记注于经文之下。
第二，王昭禹《周礼详解》也对经文中的生僻字进行注音，注音采用的是反切的方式，注音不再另起一行，而是采用双行小字的方式直接列在经文后。兹举几例说明：
例1：《大宰》“八曰官计，以弊邦治”一句，是经文，顶格书写，作大字，王昭禹给“弊”注音，曰：
弊，必世反。[2]
此注音不另起一行，而是以双行小字的形式记注于经文之下。
例2：《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泽，以’辜祭四方百物”一句，作为经文，顶格大字书写，王昭禹给“貍”和“疈’”注音，曰：
貍，亡皆反。疈，孚逼反。[3]
注音部分承接经文，采用双行小字的形式，记注于经文之下。
第三，基本删去“叙官”部分经文。
“叙官”位于《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每篇的起始部分，皆以完全相同的五句话开头，即：“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而后以四个格式整齐对称、文字略异的文句，如“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简明扼要地介绍五大官的执掌及其职责。其后，再分述各官编制，这包括五大官所属官员的官名、爵等、人数等。“叙官”之后，每篇才分述各官的所属职事、职权范围等。
王昭禹《周礼详解》基本删去了“叙官”部分的经文，但也有部分保留，以下具体进行说明：《天官》部分保留的“叙官”经文如下：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治官之属：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地官》部分保留的“叙官”经文如下：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教官之属：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乡师，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乡老，二乡则公一人。乡大夫，每乡卿一人。州长每州中大夫一人。党正，每党下大夫一人。族师，每族上士一人。闾胥，每闾中士一人。比长，五家下士一人。
《春官》部分保留的“叙官”经文如下：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
《夏官》部分保留的“叙官”经文如下：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政官之属：大司马，卿一人；小司马，中大夫二人；军司马，下大夫四人；舆司马，上士八人；行司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凡军制，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
《秋官》部分保留的“叙官”经文如下：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
由上可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基本保留了“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开篇几句，《天官《地官》《夏官》部分还保留了部分叙述官员官名、爵等、人数等内容的经文，而《春官》《秋官》则没有这部分内容。对于王昭禹这种随意删去“叙官”经文的行为，清代的四库馆臣颇不以为然，评价曰：“五官皆不载叙官，元末朱申作《句解》，盖从其例，究为一失。”清儒认为王昭禹这种擅删经文的做法，是《周礼详解》一书的失误。
三、从《周礼详解》看王昭禹对《周礼》的认识
王昭禹《周礼详解》卷首有《周礼互注总括》，此部分王昭禹截取《三礼正义》和其他经典、史书中关于《周礼》的记载，我们从中不难发现王昭禹的截取是有选择性的，这种选择应该也能反映王昭禹本人对《周礼》的认识。我们以下就依据《周礼详解序》《周礼互注总括》《周礼详解》来考察王昭禹对《周礼》的认识。
（一）对《周礼》的态度
王昭禹在《周礼详解序》中曰：
道判为万物之成理，理之成具不说之大法，礼者法之大分，道实寓焉。圣人循道之序以制礼，制而用之则存乎法，推而行之则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然后礼之事举矣。
六官，圣人任以致其事者也。噫！六官之建，岂圣人之私智哉实天理之所为也。由此以观，则礼之事虽显于形名度数之粗，而礼之理实隐于道德性命之微。
圣人立礼以为体，行礼以为翼，事为之制，曲为之防，亦神之无不在、无不为之意也。
在王昭禹看来，“圣人循道之序以制礼”，而《周礼》六官之建，不仅是圣人私智的体现，也是天理的自然作为，因为“礼之事虽显于形名度数之粗，而礼之理实隐于道德性命之微”。
王昭禹在《周礼互注总括》中，也采用征引经典记载或史书的方式表达对《周礼》的态度。其曰：
沈峻尤长“三礼”，陆倕、徐勉书荐峻曰：“凡圣贤所讲之书，必以《周官》立义，则《周官》一书实为群经源本。”
《周礼》者，周公致太平之书，先圣极折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叙人伦，其义可以幽赞神明，其文可以经纬邦国，备物致用，其可忽乎？
王昭禹认为，《周礼》乃群经源本，先圣极折中之典，“其义可以幽赞神明，其文可以经纬邦国”，总之是不可轻忽的经典。
此外，从王昭禹对《周礼》的具体注解中，我们也可探知其对《周礼》的态度。如《渔人》：“凡渔征，入于玉府。”王昭禹注曰：
然文王之时，泽梁无禁，而周公之法则渔人有征，何也？盖方商之季，山林川泽宜施以与民，故无禁。成王之时，则民之财用已足苟若无征，则民之弃本者众，故征之所以抑末，周公制法岂与文王异意哉！[4]
再如《泽虞》：“掌国泽之政令，为之厉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财物，以时入之于玉府，颁其余于万民。”王昭禹注曰：
泽虞掌国泽之政令，则禁令掌于川衡矣。厉以限其妄入，禁以止其非法，有厉而无禁，则侵逾之心生焉，乌能使之不入者哉！使其地之人守其财物，则地与人、人与物不患其相失，地之所出，物之所宜，人习而守焉。然文王之治岐，泽梁无禁，何也？盖商之末世，犹凶年也，以荒政拯之而已，成王、周公之时，苟不禁之，则谓之无政矣。[5]
可知，王昭禹认为《周礼》中有周公制法，且周公之法本于文王，体现王道政治。
综上，王昭禹认为《周礼》乃圣人制作，其间有周公之法，“道实寓焉”，故对《周礼》抱持着尊敬的态度。
（二）对《周礼》作者的认识
关于《周礼》作者问题，王昭禹《周礼详解序》和《周礼详解》并未明确说出，我们通过《周礼互注总括》来探知王氏对此问题的见解。王昭禹所引诸经典与《周礼》作者问题相关的有以下几条：
文、武所以纲纪百官，君临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龙凤之瑞。[6]
周公所制，百官品物，备于此矣。[7]
《周礼》《仪礼》并周公所记，所谓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礼经则《周礼》也，威仪则《仪礼》也。[8]
从王昭禹所引，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见解都是主张周公作《周礼》的，据此，我们推知王昭禹在《周礼》作者问题上也坚持传统观点，主张周公作《周礼》。
（三）对《周礼》流传的认识
儒家诸经中，《周礼》最晚出，对于其中的原因，王昭禹的看法是：
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9]
《周礼》遭秦灭学，藏于山岩屋壁，以故不亡。汉武有李氏获之，以上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求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记》补之，遂奏入于秘府。[10]
王昭禹在此问题上，比较赞同汉唐诸儒的成说，即主张逾越法度的战国诸侯害怕《周礼》所载的王道政治对自己不利，所以特意销毁《周礼》，后又遭遇秦焚书，所以潜藏百年，隐匿不出。后有李氏将藏于山岩屋壁的《周礼》献给好古的河间献王，《周礼》才重现于世，但此书当时已经残缺《冬官》部分，河间献王千金购求不得，才取《考工记》补缺。
重现于世的《周礼》并未得到汉儒的重视，倒出现一些诋毁的言论。王昭禹认为当此之际，刘歆和郑玄对于《周礼》的传播，贡献尤其卓著。其曰：
时儒以为非是，不行，至刘歆独识其书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始奏立学官，后郑玄为之注。[11]
然则《周礼》起于成帝、刘歆，成于郑玄。[12]
郑玄以为括囊大典，网罗众家，是以《周礼》盛行。[13]
王昭禹认为，正是因为刘歆的“独识”，《周礼》才得以在西汉末年立于学官，获得了传播的机会，而郑玄的《周礼注》以“括囊大典，网罗众家”之势，获得学界的重视，不仅抬高了《周礼》地位，也促成了《周礼》的盛行。
王昭禹还引用两段文献记载，意图说明隋唐之际的饱学之士、明君圣主对《周礼》一经也颇为青睐。其曰：
子居家，不暂舍《周礼》，门人问子，子曰：“先师以王道，极是也。如有用我，执此以往，通也。”[14]
唐太宗问三代损益何者为当？魏徵对曰：“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礼》周公旦所裁，《诗》《书》，仲尼所述，虽纲纪颓缺，而节制具焉，荀、孟陈之于前，董伸之于后，遗谈余义可举而行。若择前代宪章，发明王道，臣请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悦，翌日又召徵入，上曰：“朕昨夜读《周礼》，真圣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诚哉！深乎！”良久谓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15]
文中子王通“居家，不暂舍《周礼》”，唐太宗赞《周礼》“真圣作也”，认为“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几句“诚哉”“深乎”，还指出欲行周公之道的关键在于“井田”和“封建”，否则不可得。我们认为，王昭禹是想借此表达在《周礼》流传过程中，有识之士对此经是相当欣赏的。
四、从《周礼详解》看王昭禹对郑玄《周礼注》的态度
在《周礼详解》中，王昭禹采纳郑玄《周礼注》之说，并予以肯定但另一方面，受时代学风影响，王昭禹也有不同郑玄《周礼注》之见，并对郑说进行驳斥。
（一）对郑玄《周礼注》的采纳
在《周礼详解》中，王昭禹对郑玄《周礼注》之说多有采纳。我们将王昭禹对郑玄《周礼注》的采纳分为三种情况。
其一，赞成郑玄《周礼注》之说，并进行补充。
《周礼详解》中，王昭禹对征引的郑玄《周礼注》之说，有时表示赞成，并进行补充。如《大宰》：“大丧，赞赠玉、含玉。”王昭禹注曰：
郑氏谓：赠玉，既窆，所以送先王。含玉，死者口实是也。含之礼行于始死之时，赠之礼行于既窆之后。先赠而后含者，赠之事大于含故也。《孟子》曰：“养生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含赠，大丧之大事，故以大宰赞之。[16]
王昭禹对“赠玉”“含玉”的解释采纳了郑玄之说，在郑说的基础上，又对赠、含之礼施行的时间、施行的先后顺序、为何由大宰主理的原因进行了说明，可视为是对郑玄注说的补充。
再如《膳夫》：“凡王之稍事，设荐脯醢。”王昭禹注曰：
谓之稍事，则礼事之略者。郑氏谓：小事而饮酒是也。故膳夫设荐脯醢而已，脯则腊人所共其脯腊是也，醢则醢人所谓凡事共醢是也，脯醢共于腊人、醢人，膳夫则设荐之而已。[17]
王昭禹自注“稍事”为“礼事之略者”，又征引郑玄之说，而后依据郑玄注说，说明因为是小事而饮酒，所以由膳夫设荐脯醢，又说明“脯”“醢的出处，膳夫的具体职事。王昭禹的这段注解也可视为是对郑玄注说的补充。
其二，采纳郑玄《周礼注》之说，并给予肯定。
《周礼详解》中，王昭禹对征引的郑玄《周礼注》之说，有时给予肯定，但并不进行补充。兹举几例说明：
例1：《腊人》：“凡祭祀，共豆脯，荐脯、[、胖，凡腊物。”王昭禹注曰：
脯非豆食，而祭祀共豆脯，郑氏当作羞脯，理宜然也。[18]
例2：《内司服》：“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衣，褕狄，阙狄，鞠衣展衣，缘衣，素沙。”王昭禹注曰：
郑氏谓王祭先王，则后服*衣，祭先公则服褕狄，祭群小祀则服阙狄。以序推之，理宜然也。[19]
例3：《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王昭禹注曰：
郑氏以膏为櫜物，理或然也。櫜物，莲芡之属，有櫜韬生于水故也。[20]
例4：《车人》：“柏车毂长一柯，其围二柯，其辐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轮崇，以其一为之牙围。大车崇三柯，绠寸，牝服二柯有参分柯之二，羊车二柯有参分柯之一，柏车二柯。”王昭禹注曰：
郑氏以柏车为山车，以大车为平地载任之车，以羊车为善车，虽无所据，理亦宜矣。[21]
以上4例中，王昭禹皆征引郑玄《周礼注》说之大意，而后评价“理宜然也”“理或然也”“理亦宜矣”，对郑玄注经之说表示肯定，但并未进行补充说明。
其三，征引郑玄《周礼注》说，不予置评。
《周礼详解》中，王昭禹有时仅征引的郑玄《周礼注》之说，不予评价。兹举几例说明：
例1：《掌荼》“征野疏材之物”一句，王昭禹注曰：
郑氏谓征于山泽，入于委人是也。[22]
例2：《世妇》“世妇掌女宫之宿戒”一句，王昭禹注曰：
女宫，郑氏谓刑女给宫中事者。宿戒于祭前，豫告使齐戒也。[23]
例3：《戎右》“赞牛耳桃茢”一句，王昭禹注曰：
郑氏谓桃，鬼所畏也；茢，苕帚，以扫除不祥是也。[24]
例4：《掌囚》“及刑杀，告刑于王”一句，王昭禹注曰：
郑氏所谓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则曰“某之罪在小辟”是也。[25]
以上4例中，王昭禹皆征引郑玄《周礼注》说之大意，不置评价，接着进行下面的注解。
在《周礼详解》中，王昭禹征引郑玄《周礼注》之说大体分为以上三种情况，需要指出的是，王昭禹征引郑玄注说多取其大意，很少一字不差的征引。
（二）对郑玄《周礼注》的驳斥
在《周礼详解》中，王昭禹也对郑玄《周礼注》之说进行驳斥。据我们考察，王昭禹对郑玄注说的驳斥主要集中于对经文的训诂，如《宫正》“凡邦之事跸宫中庙中，则执烛。”郑玄注曰：
玄谓事，祭事也。邦之祭社稷、七祀于宫中，祭先公、先王于庙中，隶仆掌跸止行者，宫正则执烛以为明。
王昭禹不赞同郑玄对“凡邦之事”的注解，曰：
凡邦之事，郑氏谓祭祀，凡邦之事则孰非事也，何独祭事而已宫中、庙中，郑氏谓祭社稷、五祀于宫中，祭先王、先公于庙中，凡在宫庙中则执烛，何独祭社稷、五祀、先王、先公之时也。[26]
再如《酒正》：“凡有秩酒者，以书契授之。”郑玄注“秩”曰：
玄谓所秩者，谓老臣。《王制》曰：“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王昭禹也不赞同郑玄对“秩”的注解，曰：
凡有秩酒者，有常赐之酒也。郑氏以《王制》“九十日有秩”，而谓有秩酒者老臣也，老臣故宜有秩酒，然有秩酒则非特老臣而已，如宫伯、里宰所谓“行其秩叙”者岂必老臣哉！[27]
以上2例，是王昭禹对郑玄注解经文的具体训诂进行驳斥。
除了对郑玄训诂经文的具体注说进行驳斥，王昭禹也偶尔驳斥郑玄正字读之说。如《司门》“几出入不物者，正其货贿”一句，郑玄正“正之字读，曰：
正读为征，征税也。
王昭禹不赞同郑玄此说，注曰：
郑氏读“正”为“征”，征廛之法自见于《司关》，当从故书为“正”。[28]
此处王昭禹就驳郑玄的正字读之说。
（三）驳斥郑玄《周礼注》的方法
根据王昭禹驳斥郑玄《周礼注》的诸说，我们总结王昭禹驳斥郑玄《周礼注》的方法有三，现分论如下。
第一，运用其他经典的相关记载驳斥郑玄注说。
王昭禹在《周礼详解》中会征引其他经典或《周礼》本经的相关记载，驳斥郑玄的《周礼》注说。如《膳夫》：“王燕食，则奉膳赞祭。”郑玄注“奉膳”曰：
奉膳，奉朝之余膳。所祭者牢肉。
王昭禹不赞同郑玄此说，曰：
郑氏谓奉朝之余膳，非也。《曲礼》曰“馂余不祭”，盖祭所以致敬于鬼神，奉余膳而祭，非所以致敬也。且渔人辨鱼物为鲜薧，以共王膳羞，掌畜掌膳献之鸟，则王举之膳，膳用六牲，而燕食固有鱼鸟之膳矣。奉膳赞祭，其鱼、鸟之祭欤。[29]
王昭禹根据《礼记·曲礼》的记载，认为郑玄训“奉膳”为“奉朝之余膳”不符合“馂余不祭”的原则，且祭祀是致敬鬼神之礼，若奉余膳而祭，非致敬之道。至于用以致祭的祭品，郑玄云“牢肉”，而王昭禹根据《周礼》中《渔人》《掌畜》的记载，认为可能是鱼和鸟。可知，王昭禹此处是根据其他经典或《周礼》本经的记载，驳斥郑注的。
第二，从义理分析的角度驳斥郑玄注说。
宋人注经喜阐发义理，王昭禹也未能免俗，《周礼详解》也重于从义理的角度解释《周礼》，昭禹甚至还从义理的角度驳斥郑玄《周礼注》之说。如《巾车》：“服车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郑玄注“役车”曰：
役车，方箱，可载任器以共役。
王昭禹不赞同郑玄注说，曰：
役车，郑氏谓“方箱，可载任器以共役”，然谓之乘，则非特以载任器而已。夫贵而孤卿，贱而庶人，率皆参稽其德位之隆杀以为之制度，以立之差等，则德不称焉有所不用也，位不称焉有所不用也上不得以逼下，下不得以僭上，虽有桀骜者，不敢干也，虽有觊觎者，不敢越焉，乃所以正名分之大，而杜窃拟之端欤。[30]
在王昭禹看来，郑玄注“役车”之说较狭隘，不能完全阐发经文本义，因为服车五乘中任何一乘不仅仅用以“载任器”，更重要是的彰显“参稽其德位之隆杀”而“立之差等”，如此则“上不得以逼下，下不得以僭上”是正名份的重要手段。可知，王昭禹此处是通过对经文义理的分析，驳斥郑注的。
在《周礼详解》中，也能发现王昭禹从情理的角度驳斥郑玄《周礼注》之说。如《弓人》：“凡昵之类不能方。”郑玄注“昵”曰：
玄谓枳脂膏+败之+，+亦黏也。
王昭禹不赞同郑玄此说，注曰：
郑氏以昵为脂膏+败之+，亦粘也，然则凡脂膏+败者，虽非可用以粘，安能比方六胶之用哉？夫胶以水润，以火镕，+之类非不能粘，特不可以为久也。[31]
在王昭禹看来，郑玄将“昵”解释成“枳脂膏*败之*”，不符合正常的情理。因为制造弓身的六胶需要以水润，以火镕，而*之类不仅不能粘就算一时黏住也不可长久，如何能用以制作弓身呢。可知，此处王昭禹是从情理分析的角度入手，驳斥郑注的。
五、王昭禹《周礼详解》的解经特色
王昭禹生前虽无盛名，但其撰《周礼详解》一书，被视为是继王安石《周官新义》后，新学一派诠释《周礼》的又一力作。此书历经千年，较为完整地流传至今。我们以下就从三方面分析王昭禹《周礼详解》的解经特色。
第一，王昭禹训诂《周礼》经字，既有能订正注疏之误的宝贵见解也有穿凿附会的新奇之说。
如《载师》“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一句，郑玄解释“里布”为二十五家之泉，解释“屋粟”为三夫之粟。王昭禹不赞同郑玄此说，曰：
凡国宅无征，民居宜有征，但无布耳。以其不毛焉，然后使之有里布。《春秋传》曰“有者不宜有也”。然则里布特使出之，故曰有里布者，先王所以惩游惰。季世则人人有之，此孟子所以欲廛无夫里之布也。夫民出耕而在田庐，入居而在里，则其屋有田，故以出粟。今不耕，则就罚矣。夫田计屋而敛之，故谓之屋粟。[32]王昭禹之见虽不同于郑玄，但言之有据，可正注疏之误，四库馆臣亦以之为然，赞其说为先儒所未发之论。
再如《笾人》：“朝事之笾，其实+、蕡、白、黑、形盐、[、鲍鱼,。”王昭禹训“鲍”“,”云：
鲍则鱼之鲜者包以致之也。,者，鱼之干者肃以致之也。[33]
王昭禹对“鲍”“,”的训释本于《字说》，可谓荒诞不经，但这同当时《三经新义》列于学官，新学学术影响大不无关系，故不可深责王昭禹。
又如《凌人》“大丧，共夷槃冰”一句，郑玄训“夷”为“尸”，王昭禹别立新说，训“夷”曰：
夷之言伤也，冰盤曰“夷槃”，移尸于堂曰“夷堂”，床曰“夷床”，衾曰“夷衾”，皆以哀伤为主也。[34]
因“夷、尸音近，得转相训”[35]，加之训“夷”为“尸”同《士丧礼》《丧大记》《左传》的相关记载可以互证，故郑玄之说无误，而孙诒让亦申郑玄《周礼注》说。可知，王昭禹训“夷”为“伤”之说虽新颖，但用来训释经文却不见得符合经文原意，有涉穿凿。
第二，详于论解经文章句，其说多宗王安石《新义》。
全祖望在《题王昭禹周礼详解跋》中曰：
荆公《三经》，当时以之取士，而祖述其说以成书者，耿南仲龚深父之《易》，方性夫、陆农师之《礼》，于今皆无完书。其散见诸书中，皆其醇者也。独王光远《周礼》至今无恙，因得备见荆公以《字说》解经之略。荆公《周礼》存于今者五官，缺地、夏二种，得光远之书，足以补之。尝笑孔颖达于康成依阿过甚，今观此书亦然。
全祖望认为，王昭禹《周礼详解》是祖述王安石《周礼新义》之说而成书的，亦有据《字说》解经的特点。我们将王昭禹《周礼详解》与王安石《周官新义》辑本相比照，可以发现《周礼详解》解经主王安石说而加详且善于论说经文章句。
如《大宰》“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一句，王安石云：
驭群臣曰“柄”，驭万民曰“统”。柄言操此而彼为用，统言举此而彼从焉。[36]
王安石从“柄”与“统”参互对比的角度入手来训释“统”字，王昭禹宗王安石此说而加详，曰：
驭群臣者政也，故曰柄，柄者，操此而彼为用也。驭万民者教也，故曰统，统者举此而彼从焉。《易》曰：“大哉乾元乃统天。盖元气也，天形也，乾以气而统天之形，故其形之运动惟气之从八统之驭万民何以异此！夫主者，民之倡上者，下之仪，彼将听倡而应视仪而动。王躬行于上，而民从之于下，若丝之系物，为所统者充入焉，故八统之法皆王所躬行而可以驭万民。《传》曰：“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此曰万民者，盖合天下而言之，则谓之兆民，分一国而言之，则谓之万民，王之所驭畿内而已，故曰万民。[37]
王昭禹一方面从王安石之说，也强调“柄”“统”之分，并训解“统”为“举此而彼从”；另一方面，他又补充王安石之说，认为统驭群臣者主于政权，故言“柄”，而统驭万民的是教化，故云“统”。而后，王昭禹引《周易》“乾卦彖辞”和《礼记·内则》郑玄注说详解此句经文，并强调王要统驭王畿内的万民，须倡导民之所愿，更须以身作则。《周礼详解》中诸如上例者甚多，兹不赘举。
可见，王昭禹解经确宗王安石之说，并有所补充。但与王安石不同的是，王昭禹解经往往详于经文章句的解释，或引经据典解释经文原委，或结合上下经文分别不同职官职事的异同，或阐发经文所蕴先王精微之义而王安石解经则颇有郑玄遗风，他更重视对经文中晦涩难解之字的训释是通过解字以明经的。
第三，阐发经文所蕴义理。
王昭禹在《周礼详解序》中曰：
礼者，法之大分，道实寓焉。圣人循道之序以制礼，制而用之则存乎法，推而行之则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然后礼之事举矣……天地固有大美矣，四时固有明法矣，虽圣人乌得而违焉。是固因天地之大美，达而为治教；因四时之明法，达而为礼政刑事。然则常无之道，为万物而有天地四时，圣人为天下而有治教礼政刑事。天地四时，道之所任以致其用者也；六官，圣人任以致其事者也。噫！六官之建，岂圣人之私智哉？实天理之所为也。由此以观则礼之事，虽显于形名度数之粗，而礼之理，实隐于道德性命之微。
王昭禹认为，礼中寓有道，任官行法是圣人制礼的一种体现，其中就蕴含圣人制礼的循道之序。而《周礼》所建六官不仅是圣人的私智谋划，也是天理使然，《周礼》中的名物制度记载其实就包蕴了道德性命的精微之理可知，王昭禹重视《周礼》经文中隐含的先王之道，因此，《周礼详解解释《周礼》尤重阐发经文蕴义。
如《马质》：“禁原蚕者。”王昭禹注解曰：
禁原蚕者，盖物有异类，而同乎一气，相为消长，相为盈虚，则其势不能两盛也。以天文考之，午马为丝蚕，则马与[38]蚕其气同属于午也。辰为龙，马为龙之类，蚕为龙之精，则马、蚕又同资气于辰也。一岁之中，苟再蚕焉，则蚕盛而马衰，故原蚕者有禁。原之为言再也，自非深通乎性命之理者，乌能及此哉。[39]
对此句经文的训释，王昭禹在继承郑玄之说的基础上，重点解释“禁原蚕”的原因，从而阐发其中所蕴的性命之理。因异类之物可同气，而气又互为消长，故同气之物不能两盛。马与蚕同属地支午，又同资气于地支辰，可知，马与蚕即属异类同气者，因此，禁止一年两次养蚕就是唯恐蚕气盛而伤马。
王昭禹发明《周礼》经文义理，也有不同于王安石之见者。如《泉府》“以国服为之息”一句，王昭禹解曰：
以国服为之息，则各以其所服国事贾物为息也。若农以粟米，工以器械，皆以其所有也……夫周之衰，不能为民正田制地，税敛无度，又从而贷之，则凶年饥岁无以为偿矣。下无以为偿，而上之人又必责之，则称贷之法，岂特无补于民哉。求以国服为之息，则恐收还其母而不可得也。称贷之法虽存，其实弃矣。[40]王安石主贷民取息之说，而王昭禹认为先王贷民的精义在于救民之患，而非与民谋利，故王昭禹阐发此句经文大义就不同于王安石。借此句经文的训释，王昭禹隐讳地指斥了王安石推行青苗法贷民取息的弊病。
总之，王昭禹《周礼详解》一书主王安石之说而加详，尤重阐发经义，其说有补注疏之误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林之奇《周礼讲义》王与之《周礼订义》和毛应龙《周官集传》多采其说。此外，此书凭己意删去《周礼》经文中的“叙官”部分，有删改经文之讥，实不足取。
注释
[1]（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一，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1册。
[2]（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一。
[3]（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一七。
[4]（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五。
[5]（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一六。
[6][7][8]（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首《周礼互注总括》。
[9][10][11][12][13][14]（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首《周礼互注总括》。
[15]（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首《周礼互注总括》。
[16]（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二。
[17]（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四。
[18]（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五。
[19]（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八。
[20]（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九。
[21]（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三九。
[22]（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一六。
[23]（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二〇。
[24]（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二八。
[25]（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三一。
[26]（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四。
[27]（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六。
[28]（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一四。
[29]（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四。
[30]（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二四。
[31]（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四〇。
[32]（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一三。
[35]（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一〇，北京，中华书局，1987。
[36]（宋）王安石：《周官新义》卷一。
[37]（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一。
[38]四库全书本《周礼详解》卷二六中此字作“于”，四库全书本《周礼订义》卷四九引王昭禹此说，其中此字作“与”，联系上下经文，此字当为“与”，故从《周礼订义》所引改之。
[39]（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二六。
[40]（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一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