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当前慈善事业发展的现实背景及国内外的实践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深度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人类社会正在改变以往的分隔状态，有赖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环球同此凉热正日益成为现实。全球经济与技术同步，已然迈进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文明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与此同时，气候变暖、环境破坏、收入分配以及文化冲突等全球公共性问题也日益凸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大力发展社会慈善，不仅能够有效应对或缓解这些公共性问题，更能在塑造人类共同的价值方面有所贡献。就慈善事业本身而言，无论是全球发展的新态势，还是东西方慈善事业发展的经验，都能够为我们引导动员志愿者参与慈善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支撑。在本节中，我们将在考察全球慈善事业发展新态势，以及东西方志愿者参与慈善事业的经验基础上，进一步为引导动员志愿者参与慈善的体制机制创新提供对策思路。
（一）全球慈善事业发展新态势
进入21世纪以来，深度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全球经济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在层出不穷的新技术的推动下，公益慈善事业也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变化。从影响全球慈善事业发展的趋势来看，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慈善事业、慈善组织的运作以及慈善动员等产生重要影响，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经济发展与衰退对于慈善事业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许多西方经济体增长缓慢，国内矛盾加剧，也导致政府大幅削减公共福利供给以及海外援助。与西方世界经济的停滞甚至是衰退相对应的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政府和企业均财力大增，在这些财富聚集的新区域，慈善部门得到发展并日渐成熟。全球经济衰退既给西方公益慈善组织带来挑战，也带来了机遇。公益组织必须比以往更为努力，去筹集资金，引入创新手法吸引更多慈善资源并用更为有效的方式去管理，与资助方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而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不仅使西方的公益组织有了新的合作伙伴，同时还需要就是否继续向这些日渐富庶的地区投放资金做出新的资助决策[67]。这种不同国家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慈善发展的格局。
其次，另一个影响巨大的因素是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传播，个人和机构在全球互联互通已属易事。相比以往，遥远地方的社会议题和发生的灾情已能环球同此凉热。资助者因而有了多种新的捐赠方式。当然，与此同时也产生了相当大的挑战，如何有效地将新的技术手段、既有实践及公益组织自身的支持方结合起来。因可及性的加强，网络上的互联互通带来的高参与性（如评论、转发和“点赞”）被成倍放大。通过移动互联网的使用，个人能够在家、在单位，甚至在移动过程中参与公益组织的活动。社交媒体平台的运用效率日渐提升，使组织、公益活动和已经参与其中的个人之间的对话交流得以加强。信息流动的改善提升了公益的意识和行动能力，使公益组织能够优化调整所提供的服务。社交媒体提供的横向联系也促进了组织与慈善事业之间的（信息）“流动”。同样，“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也使人们能够更为深入地洞悉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分析技术为公益组织提供了新的有力工具，去应对全球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的起伏变化带来的挑战。新技术的发展也为成熟组织带来新的挑战，如果能成功地驾驭“大数据”，可能在未来对公益组织赢得社会支持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正如2016年东西方慈善论坛可持续发展峰会《全球慈善界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人类财富量的迅猛增长与信息化所促成的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在日益加速。当前，人类文明面临着两大基本挑战：第一，如何传承人类各大文明的价值，建立与发达的世界经济水平和日益紧密联系的全球一体化进程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结构，形成具有共同价值的善文明，促成以地球为单元的社会内部的基本和谐；第二，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促进绿色能源、绿色金融和绿色供应链的发展，保护生物多样性，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真正与自然形成基本和谐[68]。而要使人类能够面对挑战解决公共性问题，就必须着力推动慈善事业创新。慈善组织发展以及慈善动员的有效持续，将进一步夯实慈善事业发展的基础，从而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可依靠的能力。
其实，对于慈善事业而言，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增长使全球数百万人脱贫，与此同时，也使极富群体与普通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与过去相比，富人的数量虽然有所增加，但现在世界上近一半的财富被仅占1%的人所占有，因此，全球慈善界在推进以消除极端贫困为核心的千年发展目标议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可持续发展仍然成为一个显著的现实问题。正是在这以背景下，如何顺应经济变动和技术进步的新形势，不断创新改革慈善事业、慈善组织以及相关体制机制，激发公众尤其是志愿者等各类人群参与慈善的积极性，将是能否推动慈善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
（二）西方引导动员志愿者参与慈善的经验借鉴
从西方发达国家志愿服务与慈善发展的脉络与实践来看，志愿者参与是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尤其是如美国、欧美等国家，志愿者参与慈善已经成为社会风尚，志愿服务组织和慈善组织的发育较为充分、运作有效，志愿服务和慈善的相关法律制度较为完善等，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在捐赠数额方面常年处于首位，人均志愿服务时间也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动员民众参与慈善活动具有丰富的经验。2016年美国个人、遗产、基金会和企业的慈善捐款达到3900.5亿美元，个人慈善捐赠尤为强劲，总额达到2820亿美元，较2015年增加3.9%。激励民众参与慈善，首先要激励民众慈善捐赠的热情。美国社会庞大的慈善捐赠数额，与美国数目众多的劝募机构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目前美国有190多万家非营利机构，其中有100多万家为可以向社会公开募款的公共慈善组织。良好的资金筹集必须以合理的行动原则和劝募措施为指导。美国慈善组织“联合之路”为资金筹集总结出三个指导性标准，即立足社区、发动社区资源，培育、维护捐赠客户，以及遵守自愿、守信、公开的原则。除了科学的指导原则之外，美国的慈善组织还形成了一系列组织募款的合理措施，即调查研究——了解掌握捐赠市场的发展趋势;制订计划——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灵活可行的募款目标和计划;针对不同类型的捐款群体，采用不同的募捐方式;回馈与激励——感谢、表扬捐赠者和捐赠单位。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慈善组织特别注意市场调查，并根据市场调查结果制订劝募方案，进而达到增加募款数额的目的。美国慈善募款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基层组织联合起来，深入工作场所进行联合募捐。不论是各种企业、政府部门、学校、医院，还是NGO本身，都成为募集善款的重要场所。美国慈善组织在工作场所开展联合劝募时，会制订完善的劝募计划，并邀请企业员工组成志愿者工作队伍，共同参与劝募活动。除此以外，不同的慈善组织还会把本组织的慈善项目集成到一张认捐卡上，供员工自主选择捐款对象。
激励民众参与慈善，还要激发民众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热情。招募志愿者时，美国慈善组织会准确描述志愿工作的性质、工作要达到的目的和意义，志愿者工作的责任和具体要求等。美国的慈善组织还会为志愿者发放《志愿者手册》《领导技巧》等教材，让志愿者了解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规范志愿者组织活动。这种看似烦琐的志愿者招募程序，保证了志愿活动的专业性。在美国的志愿服务中，志愿者的作用也绝不限于提供志愿服务。在为数众多的慈善组织中，由志愿者组成的理事会都是组织的领导决策机构。通过参与理事会，志愿者可以参加慈善组织的决策制定、人事任命，并可对组织的工作进行监督。这一制度使志愿者真正成为慈善组织的主人，保障了志愿者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也使志愿者对所处的慈善组织产生了更强的归属感[69]。
在其他发达国家，志愿者动员往往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良好的社会声誉，如美国自由队（The USA Freedom Corps）主任德西瑞·塞尔曾表示，志愿精神已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再如新加坡，“做义工奉献社会”已成为公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作为一种荣耀，成为个人价值的体现。同时，志愿服务组织是动员志愿者的主体力量，是推动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依托和支撑。以韩国的志愿服务为例，迄今为止，韩国有1596个社团组织，如韩国红十字会、韩国21世纪志愿者、World Vision等。再如，新加坡每万人拥有非营利组织近20个，大量的志愿者都在这些非营利组织之中，这些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充分合作，成为新加坡政府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的得力抓手。这些志愿服务组织融合了不同的志愿者和志愿团队，他们构筑了帮助和服务各种人群的网络，促进了志愿服务事业的兴旺发达。此外，许多国家不仅在政策方面支持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而且还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保证志愿服务事业能够顺利地开展运行。如加拿大政府2011年颁布了《志愿工作法》，韩国2006年颁布了《提倡志愿服务的基本法律》，德国2008年颁布了《德国青年志愿服务促进法》等。这些法律在规定个人和组织参与志愿服务权利和义务的同时，也强调了对参与志愿服务的个人和组织的激励与保障。
从东西方发达国家在推动志愿者参与慈善和志愿服务过程中所采取的相关举措来看，除了积极培养源自社会普通民众的志愿精神和慈善意识以外，国家在其中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东方国家如韩国、新加坡等，政府在慈善和志愿服务中具有主导地位，在慈善、志愿服务组织发展，慈善与志愿服务立法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些经验对于我国发展慈善和志愿服务，推动志愿者参与慈善服务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三）国内引导动员志愿者参与慈善的经验借鉴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并且两者的相互融合在各地的实践中也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前文已经述及上海在志愿服务方面的经验，以下我们将介绍北京、深圳等城市志愿者动员、参与慈善活动的经验做法，以为今后引导和动员志愿者参与慈善提供借鉴。
作为我国志愿服务发展的前沿城市，北京在近年来着力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不断完善志愿服务工作体系，着力加强志愿服务信息化、规范化、常态化发展，深入推进志愿服务走进百姓生活，尤其是在推动慈善事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志愿者队伍规模不断壮大。截至2017年6月底，全市实名注册志愿者超过700万，占常住人口的17.11%，平均每6位居民中就有1位志愿者，位居全国前列。北京市现有义工与志愿者组织800余家，经常参与社会祝愿慈善公益活动的共有3万余人，曾经参与过此类活动有百万人，涵盖了律师、法官、公安干警、教师、科研人员、公务员、企业员工及在校大学生等各阶层人士。他们积极参与国内外慈善救援，开展安老、抚孤、助残、助医、助学等活动，推动文化、教育、卫生、环保等社会慈善事业领域的发展。在动员志愿者参与慈善活动方面，北京在组织化动员方面经验丰富、基础扎实，在此基础上，北京开始着力探索社会化动员的路径，如从2014年开始，北京市在部分区县试点开展“志愿家庭”行动计划，倡导市民以家庭为单位参加志愿服务，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再如“寻找北京最美慈善义工”等活动，通过寻找北京市内利用个人的时间、资源和财力等参与和从事社会公益活动，自愿无偿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人士及团体，通过他们树立慈善义工榜样，呼吁爱心人士加入慈善义工队伍。此外，北京还进一步推进了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确保志愿者的激励保障机制有效运作，如提出了“四个计划、一个工程”，即志愿服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专业志愿服务提升培训计划、基层志愿服务项目建设培训计划、志愿服务组织管理培训计划和志愿服务培训标准化工程；加大了志愿者保险制度普及推广力度，维护了志愿者合法权益，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激发了市民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此外，北京市有关部门还进一步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对志愿服务组织支持力度，获资助的志愿服务项目和立项金额持续增加。可以说，通过将组织化与社会化动员相互配合，北京在动员志愿者参与慈善活动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同样的，作为我国志愿服务发展的发源地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深圳的志愿者与各类公益性社会组织得到蓬勃发展。2011年底，深圳在全国首先系统性地提出建设“志愿者之城”，推动志愿服务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目前，以志愿组织为代表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已发展壮大为一支重要的第三方力量，深圳义工“参与、互助、奉献、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也已经成为深圳城市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中，深圳逐步推进了全民参与，在依托政府组织化动员的同时，参与群体社会化，社会主要人群均有效覆盖；资金保障社会化，注册成立深圳市志愿服务基金会，除由财政支持500万元启动资金外，面向社会募集原始资金超过900万元，用于资助和实施志愿服务项目；组织运作社会化，市义工联以社团方式运作，由社会人士担任理事会会长，以“直营”的方式推动直属的各志愿服务组发展，以“加盟”的方式吸纳团体会员单位，广泛联系社会各类公益性社会组织。同时，深圳积极探索长效的激励保障机制。在全国首先推出“义工服务市长奖”，并且推出“星级志愿者”“优秀志愿者”评价机制，并率先出台志愿服务积分入户政策，将志愿服务纳入社会诚信体系、市民文明行为档案，探索以志愿服务折抵不文明行为的罚款处罚。此外，在社区推广“爱心银行”，探索建立志愿服务积分通存通兑、延时使用机制。社会关爱方面，为志愿者提供在市内参加慈善服务期间的10万元保险等。从我国志愿服务的发展来看，深圳推进了依托社会力量、不断完善相关动员招募、参与和激励的社会化机制的有效实践，为今后志愿者动员和参与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从前文对上海，以及北京和深圳这些志愿服务较为发达地区的实践来看，这些地区都在动员志愿者参与慈善活动的体制机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也成为今后不断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提升志愿者参与慈善活动有效性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