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主题报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国金融
第一章 金融宏观调控
2016年，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在国际方面，虽然世界经济保持复苏态势，但经济政治社会领域“黑天鹅”事件频现，民粹主义、逆全球化、贸易及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构成了较大的挑战。在国内方面，经过新一届政府的长期努力，虽然中国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但结构性矛盾仍较突出，部分地区资产泡沫问题凸显。
在重重困难面前，中央政府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经济脉络，并适时合理地进行金融宏观调控。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共同推动下，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消费贡献率继续提高，投资缓中趋稳，贸易顺差收窄，工业生产平稳增长，企业效益好转，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灵活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既通过调整资金供给结构来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从适度扩大需求角度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为经济增长和“三去一降一补”任务的完成营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一、2016年金融宏观调控的总体评价
2016年是中央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后的开局之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将是贯穿“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主线。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金融宏观调控必须不断深化货币政策的结构性改革。因此，结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央行通过强化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深化货币调控机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利率调控和传导机制，创新金融工具并有针对性地展开期限结构调整等手段，深化货币政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增长和“三去一降一补”任务的完成营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强化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有效防控经济金融运行中的流动性风险。主要表现有三：其一，通过净投放基础货币，增强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2016年，通过运用逆回购、央行票据、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和国库现金管理等工具，央行累计向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投放了2万多亿元的基础货币，在关键时点有效缓解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紧张状况。例如，2016年12月15日，在美联储加息、海外债市抛售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债市受到严重冲击，5年期、10年期国债的期货合约盘中均触及跌停（为国债期货上市后的第一次）。鉴此，央行积极应对，开展了1400亿元7天期、450亿元14天期和600亿元28天期的逆回购交易[2]，有效抑制了债市恐慌态势，维护了市场平稳运行。其二，建立了公开市场每日操作的常态化机制。央行通过以7天期逆回购为主的操作机制，提高了流动性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有力地引导和稳定了市场的短期利率。其三，进一步丰富了逆回购操作工具的期限品种。在以7天期逆回购为主要操作品种的基础上，央行分别在8月和9月增加了14天期和28天期的逆回购工具，既推进了货币市场交易期限结构的优化，又能防范由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引发的流动性风险。
其次，深化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的改革。主要表现有二：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从2016年起，央行正式将2011年引入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上升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在以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框架下将关注的指标扩展为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情况、定价行为、资产质量、外债风险情况和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等7个方面的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同时，将外汇流动性和跨境资金流动等也纳入了宏观审慎管理范畴。其中包括对远期售汇征收风险准备金；扩大本外币一体化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对境外金融机构在境内金融机构存放执行正常存款准备金率。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了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在前些年多次改革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基础上，2016年7月，央行进一步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的缴存基数由一般存款余额在旬末的时点数调整为旬内的算术平均值，即将计提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分母由时点考核改为平均数考核，使得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考核更加科学和严格。
再次，央行进一步完善利率调控和传导机制。2016年以来，一方面央行继续注重稳定短期利率，持续在7天回购利率上进行操作，释放政策信号，探索构建利率走廊机制，发挥常备借贷便利（SLF）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作用。另一方面央行也注意在一定区间内保持利率弹性，与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变化相匹配，发挥价格调节和引导作用。为增强利率传导效果，央行在通过中期借贷便利（MLF）常态化提供流动性的同时，注意发挥其作为中期政策利率工具的功能。
最后，创新金融工具，有针对性地展开期限结构调整。2016年，一方面央行在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和抵押补充贷款等金融工具的基础上，将中期借贷便利的期限结构扩展到了3个月、6个月和1年期，以满足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不同期限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央行有针对性地将抵押补充贷款投放于棚改、重大水利工程和“人民币走出去”等重点项目，以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这些项目的长期资金。通过这些操作，央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从2015年年底的314186.47亿元增加到了2016年年底的315878.20亿元，净增额达到1691.73亿元[3]，使得央行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调控能力明显增强。[4]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结构性矛盾和发展方式的问题，因此，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货币政策总体须保持审慎和稳健。长期以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基调都是“稳健”，只是在不同时期，“稳健”呈现出了不同的内涵。此前，通常被认为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房地产行业和汽车行业都渐显颓势：房地产销售已显著降温，房价环比大幅下滑；汽车经销商信心指数也有所回落。从需求端角度而言，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基建投资，经济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受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金融市场出现较大波动等多种原因的影响，部分时段的货币政策在实施上可能是稳健略偏宽松的。
但是自2016年三季度以来，资产泡沫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国内经济在地产、基建等拉动下企稳改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预期也推动了PPI的回升；同时，房地产价格上升速度过快，金融体系加杠杆和久期错配的风险不断积聚。在此背景下，2016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抑制资产泡沫”和“防范金融风险”。央行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虽然维持“稳健”[5]的基调，但实质已逐渐偏紧。例如，2016年8月下旬和9月中旬，央行综合考虑经济运行、流动性形势以及市场“以短搏长”现象较为普遍等情况，通过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先后增加14天期和28天期逆回购品种，适当延长资金投放期限，引导金融机构提高负债稳定性，并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传导优化货币市场交易期限结构，对于防范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用。实际上，货币政策由此前的稳健偏宽松转向稳健中性，期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2016年三季度起，央行延长融出资金期限；二是2016年11月至年末，减少公开市场资金投放量；三是2017年春节前至今，公开市场回笼资金并全面上调操作利率。[6]从现实需要的角度考虑，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货币政策提供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一方面，中国经济需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因此，在基础条件出现较大变化时货币政策需要适时适度调整，防止经济出现惯性下滑；另一方面，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以及杠杆率已经较高的情况下，也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当前资产价格泡沫、杠杆率、金融体系潜在风险仍然较高的背景下，未来防范金融风险仍然是政策主旋律。
另外，央行发布的《2016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多次强调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政策框架。这暗示了政策调控框架的转变，即在传统货币数量、价格调控的基础上，同时配合宏观审慎政策。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已成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金融调控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7]
总的来说，201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深化货币政策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保持了货币政策的审慎和稳健，并且较好地平衡了稳增长、调结构、抑泡沫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使得金融宏观调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经济增长缓中趋稳，稳中向好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我国经济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坚定推进改革，妥善应对风险挑战，引导形成良好社会预期，国民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初步核算，2016年全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74412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7%；分季度看，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和四季度分别同比增长6.7%、6.7%、6.7%和6.8%[8]（参见图1-1-1）。中国经济增长速度6.7%，处于合理运行区间，也处在6.5%到7%的预期区间，在国际上看属于中高速增长。其中，第四季度增长率为6.8%，经济增速重新回到全球第一，充分展示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同时，名义GDP增速出现强劲反弹，并呈现出逐季加速上扬的态势。全年名义GDP增长8.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一至四季度名义GDP增速分别为7.15%、7.32%、7.81%和9.9%，一路回升。[9]
从2010年10.6%的经济增速，持续调整到2015年的6.9%，再到2016年的6.7%，呈L形走势，表明中国经济增速换挡从快速下滑期步入缓慢探底期，并在缓慢回落中逐步趋稳。6.7%、6.7%、6.7%和6.8%，2016年的四个季度，中国经济画出了一条平稳增长、略微上扬的增长曲线，绘就了2016年中国经济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图景。前三季度增速稳定在6.7%并在第四季度有所反弹，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总体态势已经初步建立。
图1-1-1 2016年中国GDP同比增长（季度）
资料来源：WIND资讯。
2.经济结构总体趋向更加合理
从需求结构来看，我国经济对投资和外需的依赖度不断下降。2016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1%，增速比1至11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比上年减少2个百分点，投资增速整体下行，且下半年以来初步稳定在8%的水平，投资缓中趋稳的格局初步建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4.6%；出口降幅比上年有所收窄。就消费增长而言，总体上看，网上消费和小汽车消费是2016年消费领域的两大亮点。2016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6.2%，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0.4%高出15.8个百分点。受居民消费升级需求以及小排量汽车购置税优惠等因素影响，2016年我国乘用车销量增长了15.9%，是2013年以来增速之最。
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三产业的拉动作用增强，经济结构转型效果逐渐显现。2016年，第一产业增加值63671亿元，比上年增长3.3%；第二产业增加值296236亿元，比上年增长6.1%；第三产业增加值384221亿元，比上年增长7.8%。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6%，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高出11.8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2016年第三产业拉动经济增长3.9个百分点，与上年度持平，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4%，比上年度上升4.7个百分点，贡献率为历年最高。相比之下，第二产业拉动经济增长2.5个百分点，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2%，比上年下降4.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第二产业高出21.2个百分点（参见图1-1-2）。从季度增速走势来看，2016年二季度到四季度，第三产业增速分别为7.5%、7.6%和8.3%，呈逐渐上升趋势，第三产业增长提速是四季度GDP上升的重要原因。而第二产业全年增长6.1%，连续两个季度增速都为6.1%，增势平稳。就产业投资增速而言，在投资增速总体趋缓的形势下，2016年第三产业投资保持10.9%的增长速度，比第二产业投资增速高出7.4个百分点。当前，我国正迈入工业化后期，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工业化进入高度发展阶段以后，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将转向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从2016年我国经济发展情况来看，这一迹象已明显呈现：2016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8%，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6%还高出4.8个百分点。需要指出的是，2016年，不少产业成为我国经济的新增长点。2016年，其他服务业增加值增长9.3%，达到15.3万亿元，成为九大一级细分行业中规模仅次于工业的第二大行业，尤其是第四季度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增速达到10.6%。第四季度，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同比增长也达到9.9%。此外，2016年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8.0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5%，增速提高0.6个百分点。这是四季度第三产业增长提速的具体原因。[10]
图1-1-2 2012—2016年中国三大产业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WIND资讯。
从区域经济结构来看，区域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地区经济活力依然较强，但也出现了小部分地区经济增长滞缓甚至断崖式下跌的情况。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逐步趋稳，特别是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不断提升，为保持我国经济稳中有进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稳中有升，保持了中部崛起的良好势头。西部地区在四大板块中一直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速，继续领先其他三大板块。东北是全国经济增速最慢的板块，尤其是辽宁甚至出现了经济负增长，经济出现了断崖式下跌，与其他板块拉开了差距。需要注意的是，仅分析各地区的经济增速，2016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突出表现为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速普遍高于全国，这从各地区工业增加值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参见图1-1-3）。
图1-1-3 2012—2016年中国各地区工业增加值变化
资料来源：WIND资讯。
注：东北地区统计数据暂时缺失。
3.物价稳定回升
2016年，CPI同比上涨2.0%，涨幅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其中各季度涨幅分别为2.1%、2.1%、1.7%和2.2%（参见图1-1-4）。从食品和非食品分类看，食品价格上涨4.6%，涨幅比上年提高2.3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1.4%，涨幅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从消费品和服务分类看，消费品价格上涨1.9%，涨幅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服务性消费活跃，带动服务价格上涨，全年服务价格上涨2.2%，涨幅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0.81个百分点。GDP平减指数涨幅扩大（相应季度数据参见图1-1-5和图1-1-6）。2016年GDP平减指数（按当年价格计算的GDP与按固定价格计算的GDP的比率）同比上涨1.2%，比上年高1.1个百分点。[11]
图1-1-4 2013—2016年中国月度CPI与PPI同比变动
资料来源：WIND资讯。
图1-1-5 2013—2016年影响中国CPI的主要构成的同比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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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2013—2016年影响中国CPI的翘尾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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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CPI回升的主要原因是年初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工业领域产品价格加速上涨，并逐渐传导到消费端，带动除食品、能源以外的核心CPI持续上涨。从核心CPI运行来看，物价仍处缓慢上行周期。由于宏观经济缓中趋稳，且宏观调控部门更加重视结构性改革，不存在过度刺激的情况，充足的物价上涨支撑力是推动2016年全年CPI进入“2时代”的重要因素。
2016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涨幅由负转正，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快速上升是全年物价变化的特点。PPI同比下降1.4%，降幅比上年缩小3.8个百分点，其中各季度涨幅分别为—4.8%、-2.9%、-0.8%和3.3%。PPI自2016年9月份开始结束了连续54个月同比下降的态势，转为上升，且涨幅逐月扩大，12月份PPI同比涨幅为5.5%。其中，生活资料价格涨幅相对稳定，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快速上升。12月份生活资料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同比涨幅分别为0.8%和7.2%，比9月份分别上升0.8个和7.1个百分点。自2016年10月以来，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涨幅由负转正，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燃料动力类价格指数上涨较快。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总体上涨影响，进口价格涨幅由负转正。2016年各季度，洲际交易所布伦特原油期货当季平均价格分别环比上涨—21.2%、33.6%、-0.1%和8.7%，累计上涨14.3%；伦敦金属交易所铜累计上涨7.9%，铝累计上涨14.5%。2016年，进口价格同比下降3.0%，降幅比上年缩小8.5个百分点，其中各季度分别上涨-11.4%、4.0%、-0.9%和4.4%；出口价格同比下降2.2%，降幅比上年扩大1.4个百分点，其中各季度分别下降3.6%、2.7%、2.0%和0.4%。
2016年，在价格回暖的同时，宏观调控部门继续稳步推进价格改革，构建更加合理的价格变动机制，更好地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推进电力价格改革。输配电价改革基本实现全覆盖，实施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完善基本电价执行方式，推动电力双边直接交易。二是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建立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新机制，明确储气设施相关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全面放开化肥用气价格，在福建开展天然气门站价格市场化改革试点。三是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印发《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意见》，明确医疗服务价格分类管理，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非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四是推进交通运输价格改革。将高铁动车组票价、普通旅客列车软座软卧票价交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放开800公里以下航线及800公里以上高铁动车组列车平行航线民航旅客票价。
4.就业形势稳定
2016年处于“互联网+”时代与行业转型的过程中，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但总体趋稳。2016年城镇新增就业1314万人，与上年基本持平，超额完成全年目标。2016年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2%，比三季度末低0.02个百分点。[12]
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98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进行的统计分析显示，第四季度劳动力市场需求略大于供给，求人倍率为1.13，比2015年同期和上季度均上升0.03。与2015年同期和上季度相比，市场供求人数均呈下降态势。与2015年同期相比，金融业、农林牧渔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等行业的用人需求有所增长；与上季度相比，金融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行业用人需求略有增长。市场对具有技术等级和专业技术职称劳动者的需求均大于供给。与2015年同期相比，对高级技师、高级技能的用人需求有所增长，对其他各类技术等级和专业技术职务的用人需求有所减少。
5.国际收支总体平衡
2016年，我国国际收支继续呈现“一顺一逆”的格局，即经常账户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不含储备资产）逆差，国际收支总体平衡。其主要表现为经常账户保持顺差，而对外金融资产增加、各类来华投资均呈现净流入，储备资产减少。初步统计，2016年经常项目顺差2104亿美元，与同期GDP之比为1.9%，仍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范围之内。其中，货物贸易顺差4852亿美元，虽较2015年历史高位有所下降，但仍显著高于2014年度及以前各年度水平，显示我国对外贸易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服务贸易逆差2423亿美元，增长33%，主要是旅行项下逆差增长。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470亿美元[13]（参见图1-1-7）。截至2016年年末，外汇储备余额3.01万亿美元。外债总规模小幅扩大，偿债风险可控。截至2016年9月末，全口径外债余额为14320亿美元，较6月末上涨3.1%。其中，短期外债余额为8944亿美元，较6月末上涨3.1%，占外债余额的62%。[14]
图1-1-7 2013—2016年中国资本项目与金融项目差额
资料来源：WIND资讯。
1.货币供应量平稳较快增长
2016年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55.01万亿元，同比增长11.3%，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1个和2个百分点，低于全年13%左右的预期目标（参见图1-1-8至图1-1-13）。自2016年3月降准后，货币乘数由2016年2月末的4.90上升至3月末的5.10，不过12月末回落至5.02，相比2015年年末还有所下降，这也是2016年基础货币虽有所扩张，但M2增速却低于2015年的原因。狭义货币（M1）余额48.66万亿元，同比增长21.4%，增速比上月末低1.3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6.2个百分点，与M2增速之差为10.1个百分点，较2016年7月的历史最高点15.2个百分点有所收窄，但仍处于高位。流通中货币（M0）余额6.83万亿元，同比增长8.1%。全年净投放现金5087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5%，比年初增加12.65万亿元，同比多增9257亿元，再创历史最高水平。
图1-1-8 2013—2016年中国M1、M2、CPI同比增长率
资料来源：WIND资讯。
图1-1-9 2013—2016年中国货币供应M1-M2同比增速剪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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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0 2013—2016年中国货币供应M1概况
资料来源：WIND资讯。
图1-1-11 2013—2016年中国货币供应M1构成
资料来源：WIND资讯。
图1-1-12 2013—2016年中国货币供应M2概况
资料来源：WIND资讯。
图1-1-13 2013—2016年中国基础货币余额与货币乘数变化
资料来源：WIND资讯。
2.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稳中小幅下行
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小幅下行（参见图1-1-14）。2016年12月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27%，与上年12月持平。其中，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44%，比上年12月下降0.20个百分点；票据融资加权平均利率为3.90%，比上年12月上升0.58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稳步下行后于四季度趋于平稳，12月加权平均利率为4.52%，比上年12月下降0.18个百分点。[15]
图1-1-14 2013—2016年中国金融机构主要利率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WIND资讯。
从利率浮动情况看，执行下浮、基准利率的贷款占比上升，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下降（参见图1-1-15）。2016年12月，一般贷款中执行下浮利率的贷款占比为28.22%，比上年12月上升6.77个百分点；执行基准利率的贷款占比为19.05%，比上年12月上升0.46个百分点；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为52.73%，比上年12月下降7.23个百分点。
图1-1-15 2013—2016年中国1年期实际利率变化
资料来源：WIND资讯。
受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波动、境内外币资金供求变化等因素影响，外币存贷款利率总体小幅上升。2016年12月，活期和3个月以内大额美元存款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0.14%和0.88%，分别比上年12月下降0.02个和上升0.32个百分点；3个月以内和3—6个月美元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1.89%和2.26%，分别比上年12月上升0.24个和0.46个百分点。
3.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明显增加
2016年，美元整体走强，主要货币对美元多数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也有所贬值。2016年2月，人民银行明确了“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增强了汇率形成机制的规则性、透明度和市场化水平，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双向浮动的特征更加显著，汇率预期总体平稳。2016年年末，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为94.83，全年下行6.05%。参考BIS货币篮子和SDR货币篮子的人民币汇率指数分别为96.24和95.50，全年分别下行5.38%和3.38%。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计算，2016年，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贬值5.85%，实际有效汇率贬值5.69%；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至2016年12月，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37.34%，实际有效汇率升值47.14%。2016年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9370元，比2015年年末贬值4434个基点，贬值幅度为6.39%。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至2016年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19.31%。
2016年以来，内外部经济金融形势错综复杂，虽然中国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但基础并不牢固，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通胀预期有所上升。中国金融宏观调控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保持政策灵活适度，注重稳定市场预期，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2016年，受美联储加息、外汇占款下降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波动有所加大，同时部分市场机构加杠杆、地方政府债集中发行、金融业“营改增”和交易所可转（交）换债券发行冻结资金也加剧了流动性供求变化的不确定性。结合流动性供求的长期性变化和季节性特点，中国人民银行以7天期逆回购为主搭配其他品种和工具灵活开展操作，同时进一步完善公开市场操作机制，丰富逆回购期限品种，“削峰填谷”熨平内外多种因素对流动性的扰动，推动完善金融业“营改增”相关政策，促进了银行体系流动性基本稳定和货币市场利率总体平稳运行。
2016年年初，为进一步提高央行流动性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和操作主动性，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公开市场每日操作机制，将操作频率由每周两次提高到每日一次。2016年8月下旬和9月中旬，综合考虑经济运行、流动性形势以及市场“以短搏长”现象较为普遍等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先后增加了14天期和28天期逆回购品种，适当延长央行资金投放期限，引导金融机构提高负债稳定性，并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传导优化货币市场交易期限结构，对于防范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6年，公开市场逆回购中标利率基本保持稳定。2017年2月3日，由央行招标、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参与投标的7天期、14天期和28天期逆回购中标利率均上行10个基点分别至2.35%、2.50%和2.65%。此次中标利率上行是市场化招投标的结果，反映了2016年9月份以来货币市场利率中枢上行的走势，是在资金供求影响下随行就市的表现。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公开市场操作也有相应的量、价目标，目标的调整和侧重点的变化服务于宏观调控的需要，这也意味着公开市场操作的招标规模和中标利率都是可变的。市场已经适应了公开市场操作招标规模的变化，也在逐步适应中标利率的变化，这无疑有利于未来更好地发挥市场供求的决定性作用。
2016年，公开市场累计开展逆回购操作24.8万亿元，其中7天期操作17.9万亿元，14天期操作3.9万亿元，28天期操作3万亿元；开展SLO操作累计投放流动性2050亿元。年末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余额为13150亿元，SLO余额为0。[16]
2.开展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和临时性流动便利操作
增加常备借贷便利期限品种，保持常备借贷便利利率稳定。2016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增加常备借贷便利1个月期限品种，满足金融机构春节期间流动性需求，要求分支机构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按需提供流动性，促进货币市场平稳运行。探索常备借贷便利利率发挥利率走廊上限的作用，保持常备借贷便利利率稳定，对符合宏观审慎要求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隔夜、7天和1个月的利率分别为2.75%、3.25%和3.60%。在春节期间和月末、季末等货币市场利率易发生波动的时点，及时运用常备借贷便利满足中小金融机构临时性和流动性需求。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累计开展常备借贷便利操作7122亿元，其中第四季度开展常备借贷便利操作1649亿元，期末常备借贷便利余额为1290亿元。2017年2月3日，为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市场平稳运行，中国人民银行将隔夜、7天和1个月常备借贷便利利率调整为3.10%、3.35%和3.70%。
开展中期借贷便利常态化操作并丰富期限品种，建立中期流动性常态化操作机制，每月适时开展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稳定市场预期。2016年，累计开展中期借贷便利操作55235亿元，期末余额为34573亿元，比年初增加27915亿元。中期借贷便利及时填补中期流动性缺口，成为央行基础货币供给的重要渠道。为满足金融机构不同期限的流动性需求，丰富中期借贷便利的期限品种，操作期限由6个月扩展为3个月、6个月和1年期。同时，根据货币政策调控需要，2016年年初两次下调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发挥中期政策利率作用，引导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和社会融资成本。2017年1月末，适度上调中期借贷便利利率，6个月和1年期利率分别为2.95%和3.10%。
及时提供流动性支持。2017年1月，为保障春节前由现金投放形成的集中性需求，促进银行体系流动性和货币市场平稳运行，中国人民银行通过临时流动性便利（TLF）操作为现金投放量较大的几家大型商业银行提供了临时流动性支持，通过市场化机制更有效地满足了临时性流动性需求。
3.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工具，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
2016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普遍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以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自2016年7月起，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改革存款准备金考核制度，对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的交存基数实施平均考核。这是继2015年9月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考核由每日达标改为维持期内日均达标后，对存款准备金平均法考核的进一步完善，由此实现了存款准备金交存基数计算和维持期考核的“双平均”。实施“双平均”考核存款准备金，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增强货币市场运行的稳健性，也有利于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创造条件。
4.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MPA）。MPA从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情况、定价行为、资产质量情况、跨境业务风险情况和信贷政策执行情况七大方面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多维度引导。从2016年宏观审慎评估情况看，货币信贷基本保持平稳增长态势，银行业金融机构总体上经营稳健，以资本约束为核心的稳健经营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自我约束和自律管理的能力及意识有所提高，市场利率定价秩序得到有效维护，符合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的预期。中国人民银行正在不断完善宏观审慎评估工作，研究将更多资产类型纳入评估框架，进一步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沟通，引导其加强自律管理，保持审慎经营。
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框架。一是将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推广至全国，并逐步完善。自2016年5月3日起，对金融机构和企业，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不再实行外债事前审批，而是由金融机构和企业在与其资本或净资产挂钩的跨境融资上限内，自主开展本外币跨境融资，充分体现了“简政放权”的改革理念和国务院“放管服”的总体要求。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对实施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估，于2017年年初进一步完善了政策框架，适当扩大了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空间，有利于境内机构充分利用境外低成本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二是根据宏观调控需要和宏观审慎评估的结果设置并调节相关参数，对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跨境融资进行逆周期调节，使跨境融资水平与宏观经济热度、整体偿债能力和国际收支状况相适应，控制杠杆率和货币错配风险，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三是自2016年1月起，对境外金融机构在境内金融机构存放执行正常存款准备金率政策，以防范宏观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机构稳健经营。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按照“因城施策”的原则对房地产市场实施调控，强化住房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指导分支行配合地方政府开展房地产调控，在引导个人住房贷款合理增长的同时，支持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资金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17]
5.支持金融机构扩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信贷投放
一是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合理增加支农和支小再贷款额度，增大运用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资金发放及其贷款利率的加点幅度弹性；适当扩大支小再贷款对象，将民营银行纳入支小再贷款发放对象范围，2016年年末，全国支农和支小再贷款余额分别为2089亿元和537亿元，再贴现余额1165亿元。
二是完善抵押补充贷款制度建设，扩大抵押补充贷款适用范围。明确抵押补充贷款管理办法和监测评估操作规程，要求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按照“特定用途，专款专用，保本微利，确保安全”的原则发放抵押补充贷款。经国务院批准，从2016年2月起，将抵押补充贷款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国家开发银行用于发放地下管廊贷款。根据三家银行上述贷款的发放进度，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向三家银行提供抵押补充贷款共9714亿元，期末抵押补充贷款余额为20526亿元。
三是创设扶贫再贷款，为脱贫攻坚提供有力金融支持。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战略部署，2016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开办扶贫再贷款业务，优先和主要支持带动贫困人口就业发展的企业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积极推动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和贫困人口创业就业，促进贫困人口脱贫致富。2016年年末，全国扶贫再贷款余额为1127亿元。
四是稳步推进信贷资产质押和央行内部评级试点。建立信贷资产央行内部评级操作规程，进一步完善试点各项制度。试点地区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辖区内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符合条件的贷款企业开展央行内部评级，将评级符合标准的信贷资产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发放再贷款可接受的合格抵押品范围，2016年以信贷资产质押方式向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累计发放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共207亿元。
6.充分发挥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的信号和结构引导作用，探索货币政策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五大任务，更好地用好增量、盘活存量，合理使用央行提供的资金支持，探索创新组织架构、抵押品、产品和服务模式，将更多信贷资金配置到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
一是鼓励和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支持制造强国建设，继续做好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和棚改、地下管廊、船舶、铁路、流通、能源等重点领域改革发展的金融服务，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产业转型，引导金融机构创新组织、产品和服务方式，加大养老、健康等新消费重点领域支持力度。二是扎实做好涉农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慎重稳妥推进“两权”抵押贷款试点，鼓励中小企业通过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发行金融专项债券用于小微企业贷款。[18]三是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好金融支持钢铁、煤炭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各项政策，建立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四是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金融支持工作，不断提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金融服务水平。五是继续完善扶贫、就业、助学、少数民族、农民工、大学生村官、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民生金融服务。促进金融支持“双创”，积极推动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深入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加强易地扶贫搬迁信贷资金筹集、投放和管理工作，完善金融精准扶贫信息系统，改进金融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制度，着力支持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此外，进一步完善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工作机制，进一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以改革创新盘活存量资金，引导金融机构将盘活的信贷资源重点用于支持棚改、水利、中西部铁路等领域的建设。
7.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加快建设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一是继续培育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着力培育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国债收益率曲线和贷款基础利率（LPR）为代表的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为金融产品定价提供重要参考。扎实推进Shibor、LPR应用，促进其使用范围逐步扩大。自2016年6月15日起，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发布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推动市场主体提高对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关注和使用程度，进一步夯实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基准性。二是不断健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进一步拓宽自律机制成员范围，目前自律机制成员已扩大至1556家，包括12家核心成员、873家基础成员和671家观察成员。同时，进一步完善省级自律机制。三是有序推进金融产品创新。逐步扩大存单发行主体范围，推进同业存单、大额存单发行交易。2016年6月6日进一步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的起点金额由30万元调整至20万元。四是完善中央银行利率调控体系，积极疏通利率传导渠道，增强央行引导和调节市场利率的有效性。
总体来看，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并取得重要进展。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有所提升，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逐步完善，中央银行利率调控能力显著增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不断完善。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对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8.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
继续按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2016年2月份，中国人民银行明确了“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这一机制比较好地兼顾了市场供求指向、保持对一篮子货币基本稳定和稳定市场预期三者之间的关系，增强了汇率形成机制的规则性、透明度和市场化水平，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双向浮动的特征更加显著，汇率预期总体平稳。[19]
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最高为6.4565元，最低为6.9508元，244个交易日中114个交易日升值、130个交易日贬值，最大单日升值幅度为0.57%（365点），最大单日贬值幅度为0.90%（599点）。
人民币对欧元、日元等其他国际主要货币汇率有升有贬。2016年年末，人民币对欧元、日元汇率中间价分别为1欧元兑7.3068元人民币、100日元兑5.9591元人民币，分别较2015年年末贬值2.90%和贬值9.59%。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至2016年年末，人民币对欧元汇率累计升值37.05%，对日元汇率累计升值22.60%。
为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中国人民银行继续采取措施推动人民币直接交易市场发展，2016年，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推出人民币对韩元、南非兰特、阿联酋迪拉姆、沙特利亚尔、加拿大元、匈牙利福林、波兰兹罗提、丹麦克朗、瑞典克朗、挪威克朗、土耳其里拉和墨西哥比索直接交易。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直接交易成交活跃，流动性明显提升，降低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汇兑成本。
2016年年末，在中国人民银行与境外货币当局签署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为221.49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动用外币余额折合11.18亿美元，这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
9.深入推进金融机构改革
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加快推进。2016年11月24日、11月30日，国务院批准同意《国家开发银行章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章程》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章程》。三家银行章程对其各自的功能定位、经营范围和业务、资金来源、治理结构、风险管控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12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印发通知，要求三家银行遵照实行三家银行章程，建立促进三家银行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安排，确保有效履行职责，充分发挥开发性、政策性金融作用。
推动邮储银行H股发行上市和东方、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转型发展。2016年9月28日，邮储银行H股成功挂牌上市，股份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2016年8月30日和11月25日，东方和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顺利召开；2016年10月16日和12月11日，东方和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顺利召开，东方和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转型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果。
着力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功能。《存款保险条例》实施各项工作稳步推进。金融机构存款平稳增长，大、中、小银行存款格局保持稳定。金融机构50万元限额内的客户覆盖率为99.6%，保持稳定。在保持费率水平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初步实施基于风险的差别费率，对投保机构的风险约束和正向激励作用正在逐步显现。积极开展存款保险宣传和业务培训，扎实、规范做好保费归集和基金管理工作。
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重要成果，农村信用社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明显提升，产权制度改革稳步推进。按贷款五级分类口径统计，2016年年末，全国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比例为3.8%，比上年末下降0.5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2.1%，比上年末提高0.5个百分点；2016年全年实现利润2341亿元。各项存贷款余额分别为21.4万亿元和13.4万亿元，占同期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的比例分别为14.2%和12.6%，各项贷款比例比上年末提高0.5个百分点。全国农村信用社涉农贷款余额和农户贷款余额分别为8.2万亿元和4.0万亿元，比上年末分别增长5.5%和7.4%。截至2016年年末，全国共组建以县（市）为单位的统一法人农村信用社1054家，农村商业银行1114家，农村合作银行40家。[20]
进一步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一是推进行政审批改革和法规清理。取消1项行政审批，宣布废止失效70余件外汇管理规范性文件，提高外汇管理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二是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范围扩大到天津等12个城市后，做好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配套措施。三是促进货物贸易便利化。允许A类企业贸易外汇收入直接进入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允许银行为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电子单证审核，促进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此外，继续实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管理改革。进一步提高对RQFII和QFII外汇管理的一致性，推动境内资本市场开放。
在现有政策框架下强化外汇管理和执行。一是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真实性审核。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和外汇局四部委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按有关规定对一些企业对外投资项目进行核实，促进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健康发展。二是严厉打击外汇违规违法行为，2016年共查处违规案件近2000起，破获“地下钱庄”等非法买卖外汇案件80余起。三是创新事中事后管理方式。搭建外汇业务银行自律平台，组织14家核心成员银行签署《银行外汇业务展业公约》，完成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省级层面建设，完善外汇管理政策传导机制。四是加强跨部门联合监管。国家税务总局与国家外汇管理局签署《关于推进信息共享实施联合监管合作备忘录》，加强出口退税、跨境税源、外汇收付管理等方面的监管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在对待和运用宏观调控上形成了不少新思路和新特点，其中包括：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宏观调控从“点调控”转变为“合理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更加重视预期管理和引导，把稳定预期放在突出位置上；树立“国际化、全球化”视野，积极参与并主导一些国际经济规则的设置；更加注重供给管理，通过结构调整、制度变革与完善，解决中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解决短期经济波动问题。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我国称之为“宏观调控”）一般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以及政策制定者或决策者的信念或社会哲学。这两个因素分别回答宏观调控“要做什么”和“能做什么”。其中，政策制定者或决策者的信念指的是根源于对现行经济制度和（或）经济体制性质、特征及优势的认识、看法或思维方式，这些认识、看法或思维方式往往是被固化的或深信不疑的，并对所出台的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正如凯恩斯所言：“从长远来看，真正危险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思想指导具体实践，并对具体实践产生深刻影响。一旦失去正确的理念，宏观经济政策就会陷入无知、短视与利益的纠结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发展也进入关键时期，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在宏观调控上形成了不少新思路和新特点。
1.坚持“市场决定”取向
市场与政府是资源配置两种基本方式，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明确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谁占主导地位的问题。[21]随着经济新常态的确立与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说明中央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也是如此，强化了市场化改革的取向。宏观调控作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手段，在经济新常态下更要树立市场决定思维，把“市场决定论”作为基本出发点，改变把行政管理与宏观调控混合一起的弊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按市场规律办事，推进市场化改革，夯实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完善政策传导机制，更多地依靠市场化手段调控经济。凡是市场能做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主要是制定规则、维护市场公平，要改变“错位”，退出“越位”，补上“缺位”，既要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
2.提出“区间、定向调控”概念
在前几轮宏观调控目标选择上，我国一直选择一个明确的经济增长速度（如“保八”）作为调控目标，这在以往的发展阶段有其合理性。但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基于新的发展理念和决心，中央于2013年提出“区间调控”的新思路，所谓“区间调控”，指的是并不简单地确定一个经济增速目标绝对数（如8%），而是在有一定约束的区间内可以适当调整。这个约束就是“上限”“下限”和“底线”。也就是说，区间调控就是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胀的“上限”，决不突破民生就业与金融风险的“底线”。“底线”思维也是宏观调控主体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思想，它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底线；二是经济增长底线；三是金融风险底线。要防止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更不能爆发金融危机。宏观调控从“点调控”转变为“合理区间调控”，可以使得调控较为从容，不会因宏观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而频繁“出击”。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可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不搞“大水漫灌”、大幅增发货币，也没有盲目投资和显著扩大赤字，不进行大的政策调整，给市场主体稳定的预期和信心，同时还能更多地关注结构调整和改革。[22]
此外，为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区域、城乡和产业之间结构失衡问题，2014年，我国政府在“区间调控”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定向调控”。与以往相比，在定向调控力度上，不搞强刺激，而是实施“喷灌”“滴灌”，注重补短板、强基础及增后劲。在定向调控对象上，改变以往调控对象偏窄和手段单一的缺点，将调控对象与实体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密切挂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绿色发展”“一带一路”等均成为定向支持的目标领域。手段也更加丰富，包括实体经济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社保政策、金融政策等都出现了为定向调控“加力增效”的迹象。这些变化反映出定向调控的内涵大大丰富了，不再是狭隘的、行政命令式的要定向“做什么”，而更像是为了今后少做或不做什么而采取的纠偏措施。
3.更加重视预期管理和引导
预期是微观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重要参数，进而构成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变量，由于在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因素增多，特别是网络信息十分发达的环境中，市场预期不稳定会影响到宏观政策实施效果，因而受到各国决策层高度重视。不同于西方主要集中在货币政策领域的做法，我国的“预期管理”覆盖领域更加宽泛，强调“信息、政策、信念和交流”的现代方法逐步增加。尤其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还不稳，市场主体对经济复苏的信号还略显谨慎，如何进一步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引导市场行为向政策方向发展已经成为稳定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加强通胀预期管理也是“去产能”的重要举措之一。在宏观经济增速持续放慢，经济总体呈现L形走势时，2016年以来的大宗商品、能源资源价格暴涨，无论是钢铁还是煤炭、成品油等，都创新高。部分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地价，甚至创下历史最高。需求疲弱而产品价格上涨，给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坚定不移去产能的同时，通胀预期管理就成为重中之重。
为此，我国政府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法来进行预期管理：一是把稳定预期放在突出位置上，不断明确表明对经济稳定增长，“不让增长滑出下限”的态度、信心、判断和立场，以提振整个市场的信心；二是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要求完善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增加对社会密切关注的宏观经济等重要信息发布频次，并要求政府与公众互动，不仅科学解读新政策法规，让公众更好地知晓、理解政府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和改革举措，还要回应热点问题，注意把公众期盼融入政府决策之中；三是及时公布权威性、重点性、及时性、无偿性、透明性和可信性的政府信息或政策，并在第一时间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科学解读，以促使政府政策规则、政策制定、政策目标和政策导向保持稳定性、透明性、可预知性和可学习性。
4.树立“国际化、全球化”视野
经济一体化将全球经济日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当前我国经济规模超10万亿美元，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贸易国和全球资本输出大国，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在一起。正是基于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实际，我国政府新一轮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已超出一国范围，明显带有“国际化、全球化”视野，对全球经济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外溢”效应。其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一是大力促进商品出口，鼓励优势产业和资本输出，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在世界范围内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长远的战略布局；二是不再拘泥于现有发达国家设立的国际经济活动平台，而是按照我国的需要开始作为主要发起人发起和设立国际经济机构，并在各种国际场合提出自己的议题，积极参与并主导一些国际经济规则的设置，打通我国金融资本走向世界的“国际通道”；三是积极推进经济自由化，国内建立上海、广东、福建和天津自由贸易区，在国际上，大力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发展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太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打造经济发展的“命运共同体”，促进经济交往中的多赢、双赢局面，强化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
5.更加注重供给管理
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是宏观调控中通常使用的两种方式。针对导致宏观经济失衡的因素，合理搭配使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对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有重要作用。[23]但从近年来我国宏观调控实践看，由于长期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在促进经济增长问题上，我国对调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需求管理较为偏重，其主要落点都在需求侧。在此偏好的引领下，尽管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也使“两高一低”（高耗能、高排放、低附加值）产业长期主导经济发展，不仅使大规模资源不断耗损、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也导致了产能过剩、投资回报递减、发展失衡、分配扭曲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基于需求管理的缺陷，以及经济新常态下投资、消费、出口等传统“三驾马车”增速下滑的现实，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2016年1月2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第十二次会议，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种种举动寓意着今后我国宏观调控思路将做出以下新的调整：从过去突出强调需求侧转变到更加重视供给侧，宏观调控的长期视野将集中体现在供给管理上，即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创新，发挥企业和创业者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通过结构调整、制度变革与完善，解决中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解决短期经济波动问题。当然，“更加注重供给管理”并不意味着忽视需求，而是需要在重视供给侧的同时，更应注重需求侧的创新升级，以实现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合理分工、协调配合，统筹施策，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6.逐步推动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
央行获得主动供给和调节流动性的地位后，需要在以流动性的“量”还是“价”为目标上进行选择。2016年以来，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央行利率调控和传导机制，一方面继续注重稳定短期利率，持续在7天回购利率上进行操作，释放政策信号，探索构建利率走廊机制，发挥SLF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注意在一定区间内保持利率弹性，与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变化相匹配，发挥价格调节和引导作用。从国际上看，受金融创新和金融复杂化等因素影响，绝大多数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都以价格型调控为主。我国存款利率上限已经放开，目前仅保留存贷款基准利率，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点正在从“放得开”向“形得成”尤其是“调得了”转变。因此，为增强利率传导效果，央行在通过中期借贷便利（MLF）常态化提供流动性的同时，注意发挥其作为中期政策利率的功能。强化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报价质量考核，改进发布时间，更好地反映市场利率变化情况。进一步扩大贷款基础利率（LPR）报价行范围，推动拓展LPR应用范围。最新的实证检验显示，央行7天回购利率和MLF利率这两个主要的操作利率品种对国债利率和贷款利率的传导效应总体趋于上升。
7.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防范系统性风险
作为反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教训的主要成果，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都在着力构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宏观政策框架，以更好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宏观审慎政策已成为货币政策调控的重要支持，反过来适度的货币条件也有利于宏观审慎政策更好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两者可以实现互补和促进。中国人民银行早在2009年中便开始研究丰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并在2011年开始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对信贷投放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在总结前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针对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央行于2016年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将更多金融活动和资产扩张行为纳入宏观审慎管理，从资本和杠杆、资产负债、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跨境业务风险和信贷政策执行七大方面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多维度引导。2016年的MPA更具有稳增长特色，MPA体系将信贷的关注点由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的狭义贷款扩展到了广义信贷，将银行体系的原本的一些微观审慎监管措施融入了新的MPA体系中。从货币银行运行规律看，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资产扩张（如发放贷款、开展同业业务及证券投资等）创造存款货币，若将更多资产扩张活动（即广义信贷）纳入宏观审慎管理，必然有助于更全面地对全社会融资活动进行逆周期调节，促进银行体系稳健运行。此外，央行还加强了针对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通过引入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提高个别银行人民币购售平盘交易手续费率等方式对外汇流动性进行逆周期动态调节，平抑市场顺周期行为。以上海自贸区模式为基础，构建本外币一体化管理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并在部分地区试点基础上扩展至全国。
8.继续探索货币政策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方面的作用
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在保持货币信贷总量稳定的同时，对一些市场力量不愿参与但从国家战略上亟待发展的领域，货币政策可以探索发挥边际上的、辅助性的作用，通过适度的“精准滴灌”，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2016年以来，央行通过定期考核定向降准的达标情况，注重发挥好信贷政策对再贷款、再贴现的定向支持作用，将民营银行纳入支小再贷款的支持范围。创设扶贫再贷款助力脱贫攻坚战略，扶贫再贷款实行比支农再贷款更为优惠的利率。在11个省（市）试点推广信贷资产质押和央行内部评级，构建中央银行抵押品管理框架。这些措施对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棚户区改造、扶贫、重大水利工程、地下管廊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发挥了积极作用。
9.更加注重发挥汇率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我国经济金融已高度融入全球化，开放宏观格局下外部宏观政策的溢出影响和系统性风险都可能向内部传导。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流动性十分充裕，加之全球化条件下信息传播更快，预期更加多变，导致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频率都不断扩大。因此也有学者提出传统的“三元悖论”可能正在向“二元悖论”转化[24]，需要更加注重防范大的货币错配和资本大规模流动冲击实体经济，同时加强国际间的政策协调，减少负面溢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央行一直着力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同时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着力引导预期。2016年以来，“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有序运行，汇率政策的规则性、透明度和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在美元大幅走强的环境下，保持了市场预期总体稳定，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基本稳定，对美元双边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2016年12月30日，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为94.83，接近5个月高点。2016年全年，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的年化波动率为2.8%，低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3.6%的年化波动率。[25]
总的来看，2016年金融宏观调控和改革并重，操作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大大增强，取得了积极效果。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较为适度，货币信贷平稳增长，贷款结构持续改善，对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加大，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了较为适度的总需求环境。
10.完善区块链金融体系
2016年9月举办的G20峰会上，区块链技术与普惠金融被列为G20重要议题，并提到区块链应用在中国将大有发展。从2014年央行成立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小组，到2015年完成法定数字货币原型的两轮验证，再到2016年首次公开发行数字法币的目标。2017年1月25日，央行推动的基于区块链的数字票据交易平台已测试成功，由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已在该平台试运行，央行旗下的数字货币研究所也将正式挂牌。这意味着中国央行将成为世界范围内首个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并率先探索区块链技术实际应用的中央银行。
2016年12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的通知》，该文件是“十三五”国家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中首次提及区块链，并将其认定为重点加强的战略性前沿技术，并且提出：“到2020年，‘数字中国’取得建设显著成效。”从比特币到区块链再到数字化货币，将成为2017年的重点发展领域。
区块链技术之所以备受推崇，是因其具有去中心化、信息高度透明、不易被恶意篡改、数据可追溯等特点，而这些方面恰恰是金融领域多年来容易出问题，或者需要高成本投入解决的问题。区块链技术是互联网金融领域内的重大技术创新，通过程序化记录、储存、传递、核实、分析信息数据，区块链可省去大量人力成本和中介成本，所记录的信用信息更为完整，难以造假，并将会给金融服务业带来最具颠覆性的改变。[26]
目前央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票据交易平台主要设计思路为：构建平权联盟链，设立身份管理机构，承载数字票据完整生命周期，实现票据交易的事中管理。利用区块链和智能合约技术可以解决票据业务传统的效率低、易造假和违规交易的三大问题，可以提高票据交易的效率，保证票据的真实性，在降低监管成本的同时避免票据违规交易。[27]
二、2016年金融宏观调控的问题分析
2016年，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其主要表现在投资需求疲软和消费需求疲软。
1.投资需求疲软
（1）产业结构非均衡性特征
2016年，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非均衡性特征较为突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仍然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产业结构仍不够合理，第一产业劳动力过剩，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发展仍显不足。二是产业内部结构升级比较缓慢、传统产业比重过大，技术改造进展不大，高技术产业发展对工业结构升级及带动作用较小。三是地区产业结构不平衡，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比较明显。另外，在产业结构动力升级不足的情况下，去产能任务依然严重，加大了产业结构的非均衡性特征。
（2）服务业创新发展存在较大的机制障碍
服务业不仅是经济调整期就业的“蓄水池”，而且也是新常态下产业升级，提高制造业和整体经济竞争力的重要途径。2016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尽管比GDP和工业的增速快，但相对前两年有所回落。主要原因是服务业发展还面临较多的体制性或政策性障碍，潜力远没有发挥出来。
传统落后产能在市场尚未出清的条件下恢复增长的阻力还比较大，短期内新兴产业替代和弥补传统产业带来的增长损失尚需时日。同时，政府把过多的公共资源投向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将过多的资本资源投向传统制造业和中低端产业，后续产业成长资本、技术和人才的积累严重不足，导致我国需要发展的中高端产业上不来，这种局面短期内难以改观。
（3）投资结构扭曲
我国投资的结构扭曲，深层次的原因是价格扭曲。[28]价格是投资的标杆，其扭曲主要源于金融市场制度的缺陷和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国有投资增长比较快，增长20%左右，民间投资低迷。二是房地产投资增长比较快，制造业尚未走出底部调整。三是海外投资暴增，国内投资增长缓慢。
2.消费需求疲软、内需严重不足
2016年以来，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一直在10.0%—10.6%之间波动，总体增速与2015年大致相等，但与2015年以前相比明显下降。社会消费品销售总体已经进入相对疲软状态，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下降。如果2017年收入分配改革不能有所突破，消费升级无明显成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预计难以实质性提升。
2012年以来，我国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逐年下滑的态势，2013年，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23.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2.7%），到了2014年，增速就下滑至18.1%，2015年更是下滑至10.1%，特别是2014年第三季度以来，民间投资增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2016年上半年更是下滑加速，全年民间投资增速未超过5%[29]，成为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
2016年全年我国出口金额20974亿美元，全年累计出口增速—7.7%，增速比2015年进一步降低4.8%，连续两年出口增速负增长。从2011年起算，我国出口已经连续6年增速下滑，尤其是2016年。相比于2015年，2016年我国出口表现显著弱于全球平均水平。根据WTO的数据，2015年全球出口增速—13.1%，中国出口增速—2.9%，明显好于全球水平。而2016年第三季度全球出口增速回升至—4.8%[30]，中国出口增速进一步下探至—8.2%，且2016年主要经济体出口增速大多都有明显改善，而中国出口相对表现较不理想。
一方面，虽然2016年全国居民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增速已经开始明显回落，特别是去产能影响了相关从业人员工资收入，部分农产品价格下降使部分地区农业增收困难。当居民就业、收入增长承压不断加大时，消费保持较快增长的困难明显增多。并且，在我国消费品市场上，十分缺乏的是处于生命周期导入期或成长期、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符合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方向的新产品、新供给。另一方面，耐用品消费内生动力不强，主要表现为耐用品消费与行业政策的相关性明显增强，一旦政策效应减弱，消费的内生增长动力不够强劲，耐用品消费就会由热转冷。
经济发展离不开对能源的合理利用，经济发展越快，对能源的使用也会相应增长。推行节能减排，势必要对一些高能耗、高排放企业产生冲击，影响到企业员工就业，同时影响一些重工业密集型省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以投资拉动经济粗放式增长的动能较强，中西部地区结构重化特征延续，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可能会加剧的背景下，节能减排势必会给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造成较大压力。对微观个体而言，我国存在大量的中小型制造类企业，这类企业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节能减排会大大加重这类企业的生产成本，甚至会使企业的生产难以为继，许多企业员工可能会面临失业的窘境。
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12月13日发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11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9095万平方米，比上月末减少427万平方米，全国房地产库存量已连续9个月减少。[31]尽管如此，但这一库存量仍然不低，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有效消化。令人不安的是，受“去库存”推动，一、二线热点城市房价2015年下半年以来出现快速上涨。2016年1月深圳房价同比上涨50%，创下了国家统计局有关房价统计的最高纪录。短期化的去库存政策引发2016年上半年一、二线城市房地产泡沫再次膨胀，全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一、二线城市泡沫扩张与三、四线城市库存高企并存的局面。这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2016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金融风险有所积聚”，并把防控金融体系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放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2016年我国经济呈现了杠杆率高位运行、债务压力加剧、不良资产风险上升等态势。2016年年底政府债务总额占GDP比重为52.4%，总体上仍处于相对安全区间，但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较大。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6年前10个月，全国财政债务付息支出合计4107亿元[32]，创下历史新高。2016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4939亿元，较上季末增加566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76%，比上季末上升0.01个百分点，这使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自2012年第一季度以来连续20个月持续上升。此外，高达3.5万亿元的关注类贷款余额，以及近年来大量续贷所可能掩盖的潜在坏账损失，也是商业银行不可忽视的风险压力。[33]
英国脱欧及美国大选引发金融动荡。英国开启退欧进程，尽管退欧过程仍很漫长，但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显示出投资者对于英国退欧的担忧。美国总统大选也引发了全球金融动荡。特朗普当选后，美元强势上涨，美元指数突破100大关，而欧元、日元、人民币等主要货币短期内都出现了大幅贬值。金融市场的运行和预期的反差反映了当前各种政策的不确定性，事件前后金融市场的巨幅波动也体现出当前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另外，2016年12月14日美国加息更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动风险增加。在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过程中，全球经济持续的低增长、低贸易、低通胀和低利率的“四低”特征仍旧延续，外需难以有明显改善。
三、进一步完善金融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协力支持经济健康稳定发展。财政政策要有所作为，继续保持宽松基调，推进减税降费和税制改革，重点加大对重大基础设施、脱贫攻坚、新产业新动能培育等“补短板”领域的投资力度，加强在风险承担方面的投入，优化“双创”政策环境。货币政策要稳，保持中性适度，防止流动性过剩和资产泡沫，为“稳增长、促改革”创造稳定融资环境。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适时调整阶段性任务，提高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
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重塑实体经济竞争优势。抓住“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进一步化解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通过支持企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等方式，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从重要领域、关键环节、突出问题着手，补软短板、硬短板和制度短板。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产品供给质量和水平。[34]
在生产资料价格回升、企业效益改善的情况下，不能放松结构调整的重任。特别是要在“三去一降一补”上尽快取得重大进展。我国经济结构问题主要集中反映在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杠杆偏高、成本高企、补板约束等方面，这是结构性调整的着力点所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最有利的一个因素就是就业稳定，就业容量不断扩大，结构调整，特别是淘汰落后产能对经济发展的冲击较小，应借此有利条件，加大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力度，同时继续降低制度性成本，补各种发展短板。根据对我国新常态下就业的现状和趋势分析，去产能力度加大不会导致社会整体失业率的大幅上升，但要高度重视善后工作，特别是对职工的利益补偿方面要更加注重公平，更多体现人文关怀。
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实现新旧动力的有效接续。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对新动能加大扶持力度。新动能既包括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绿色低碳、高端装备与材料、数字创意等支柱产业，也包括培育发展空天海洋、信息网络、生命科学、核技术等战略性产业。要注意在空间上用区域联动理念培育经济增长极和增长带。比如，以“两横三纵”空间布局为依托重点打造几个增长极和增长带。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时，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发挥好投资稳增长、补短板、调结构、培育经济新动能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要启动一批重点投资，用于专项和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另一方面，要全面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全面放松管制，简政放权，放开服务行业准入限制，尽快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同时，要着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地方性中小银行和民营银行发展，发展多业态的普惠金融组织体系。支持民营企业依托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扩大中小企业各类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及集合债、私募债发行。支持并规范移动互联支付、小额贷款等创新性、专业性金融业态发展。
一是延长加工贸易价值链，鼓励具有实力的加工贸易企业向周边国家和地区延伸产业链，根据全球价值链配置趋势，将核心环节留在国内，同时利用国际分工扩张海外配套组件生产线。二是培育货物贸易新的增长点，适应国际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快速发展的潮流，选择智能家电、智能手机等产品作为未来我国货物贸易出口的重点产品，通过政策引导、财税支持、创新补贴等措施进行大力扶植。三是培育外贸新兴业态，加快发展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跨境电商、海外仓、市场采购模式等新型贸易业态，提高传统贸易效率。四是培育外贸自主品牌，坚持实施国际自主品牌发展战略，支持企业开展国际并购，强化本土品牌创新与“走出去”，拓展品牌国际营销渠道。五是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带动相关商品和服务出口，支持高铁、核电等重点领域重大工程项目合作，带动相关装备制造等商品出口。
首先，适度增加政府支出，特别是增加生产性的政府支出。在现阶段，所谓的生产性支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有效益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支出，利用一定的政府支出引导社会资本的投入，然后一起分享这些交通基础设施的未来收益。二是生产性扶贫，即不是简单地给予贫困家庭补贴，而是帮助他们通过生产来摆脱贫困。既可以刺激现在的需求，又可以增加未来的有效供给，达到一举两得的目的。
其次，适度降低政府税率，特别是降低企业的税率。对于减税的政策，凯恩斯学派理解为需求侧的政策措施，供给学派理解为供给侧的政策措施，实际上它在需求和供给两侧都发挥作用。从需求一侧来看，降低企业税率可以促进企业增加投资支出；从供给一侧来看，降低企业税率可以激发企业经营的积极性。
最后，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历史经验证明，我国央行2009年大规模投放货币和2010年大规模收缩货币对我国经济都产生了不利影响。人民银行应该在保持货币供给相对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适度增加货币供给量。
因此，面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情况，在短期内应该实行适度的需求管理[35]，保持经济相对稳定；而在中长期则应该努力推进供给侧的改革，以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政府需要强化对绿色金融的政策激励与引导，鼓励商业银行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产品与创新。同时，考虑到环境保护项目具有公益性、外部性的特点，以及投资周期长、效益低等特点，注定了绿色金融业务风险性相对较高的特征。这就有赖于政府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支持金融机构扩大对绿色产业和低碳能源等薄弱环节的信贷投放，推进绿色金融相关财税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整合，建立完善的绿色金融政策支撑体系。绿色金融的发展既要依赖于以绿色信贷为典型代表的间接融资市场，还要发挥好间接金融市场的功效。[36]
MPA监管体系不仅涉及对宏观周期和金融资产价格的判断，又涉及审慎监管的实务操作，期间可能还牵扯到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完善宏观审慎体系是一项系统化工程。因为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可能会存在一定难度，特别是在判断金融资产价格方面。宏观审慎监管面临的重要挑战是资产泡沫难以被发现。一方面，商业周期的规律难以把握，很难确定资产价格是否已经长期偏离其基础价值；另一方面，宏观调控当局很难预测到经济的拐点，也很难确定泡沫从何时开始，以至于经济中的“预警”系统常常无法发挥作用。
对监管机构而言，宏观审慎监管涉及宏观调控和审慎监管权限重新划分的问题，故而在原有的宏观归央行、微观归监管部门的体系下，信息、数据、人员的共享和重新排列存在一定的时间差。由于宏观审慎监管会减轻货币政策的负担，而央行需要货币传导机制发挥调控作用，因此央行有动力采取行动。但是在决策做出之后，如何将该部门对经济形势做出的判断传递给相关的监管人员，并最终将其转化为监管决定，则亟需落实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安排。
抑制房地产泡沫化，建立房地产健康发展长期机制。一是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房价增长预期。在房地产调控上，一些地方政府存在“顺周期”倾向，要加强信息引导和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合理引导预期。二是要持续坚定地抑制住房投机性需求，加强对房地产信贷总闸门的控制。三是加快房地产税改革，建立房地产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在抑制资产泡沫的同时，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
加强防范风险隐患，推动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我国应进一步强化风险监测和预警，防控债务违约风险，防范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大幅波动，防范资本外流和外资企业撤资风险，防止市场风险“交叉感染”；对地方政府债务、国有企业债务进行杠杆风险红线管理；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房地产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
如果金融去杠杆持续，银行同业融资增长趋缓，房贷利率上升压缩房贷需求，那么以银行总负债为代表的广义货币增速大概率将高位回落，而房地产泡沫很有可能会破灭。并且，《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对房价压力大的城市，要加大住宅供地”。这说明未来政策取向应是“保汇率、缓房价”。同时，从稳定汇率的角度来看，必须要降低广义货币增速，提高货币利率，而这将使得依赖于货币超发的房价受到严重冲击。然而，由于持续的货币超发，房价上涨，2014年中国的房产总市值超过美国，但中国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37]，从而带来极大的汇率贬值压力。因此，去杠杆、严控货币发行不仅有利于稳定房价，也有助于稳定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