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元明时期陕北汉、蒙古等族的关系及回族的形成

（一）元明时期陕北的蒙古及蒙、汉关系

公元13世纪初，漠北兴起了一个强大的民族——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铁木真）统一漠北各部，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正式建立蒙古国家。蒙古族的直系祖先，应是同古代鲜卑、契丹同属一个语族（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室韦各部落。特别是唐代文献中所称的“蒙兀室韦”，这是最早见于著录的“蒙古”（蒙兀）名称。唐代以后，经过室韦诸部的发展及与漠北其他民族部落的融合，至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后，蒙古族才正式形成。从此，蒙古国家开始东征西讨，进行掠夺各族的战争，精锐的蒙古铁骑取得了一系列征服战争的胜利。蒙古南边的西夏（蒙古称其为“唐兀”或“唐古特”Tangut）和金，就先后为其所灭亡。其间，在南宋绍定四年（1231）蒙古军就从金人手中夺占了陕西全境。

到蒙古至元八年（1271），蒙古大汗忽必烈建国号“大元”，迁都大都（今北京），设陕西行省管辖今陕西地区。元代今陕北地区，主要是原金朝统治下的汉族、一部分正在汉化的党项羌族以及少数正在汉化的女真族；在共同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他们融合更为迅速。到元代后期，陕北的党项、女真族基本融入汉族之中。

除此之外，在元朝正式建立前后，还有大批的蒙古人因各种原因定居于陕西（包括陕北）地区。如陕西行中书省下的都镇抚司统辖万户府、千户府，也分驻陕西各地，其中有蒙古人，也有色目人和其他民族。以上这些蒙古军人皆以“军户”著籍，以营为家，以后就落户于驻地。他们与有较高文化的汉族杂居错处之后，也同金朝时的女真人一样，开始了“被征服的本地人所同化”的历史进程。其后，居陕西的蒙古人也与汉族通婚，特别是上层贵族更为普遍，有的改姓汉姓，生活习俗、伦理道德及心理素质也渐与汉人接近。特别是到了元朝灭亡，明朝建立后，蒙古人与汉人几乎达到“相忘相比，而亦不易以别”的程度。明朝统治阶级还继承了先秦以来“以夏变夷”的民族思想，执行了一些强迫同化的政策。如《明律》中规定：“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指汉族）人家结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这一措施无疑加速了内迁蒙古人与汉族的融合。

明朝建立后，以元顺帝为首的蒙古贵族退回漠北，史称“北元”。明洪武二年（1369），明将徐达先后攻取西安、延安；次年四月，明太祖朱元璋封皇子樉为秦王，坐镇陕西；明年（1370），明军又攻下兴元（治今汉中）。至此，今陕西全境为明朝所统治。

此后，经明太祖、明成祖数十年间，与漠北蒙古做了长期斗争，如明成祖就曾五次亲征漠北。北元势力也因内部的分裂、内讧而逐渐衰弱。大约在明永乐初年（1403）左右，北元帝权的衰落，漠北蒙古分裂为三个主要部分：一是元室后裔鬼力赤废元帝号，改称“鞑靼”，是为东蒙古；二是原元朝大臣猛可帖木儿所据之地，在鞑靼西，称“瓦剌”，是为西蒙古；三是鞑靼东边的“兀良哈”部。三部蒙古中，与陕西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鞑靼。

明太祖和明成祖时，与北元及后之鞑靼、瓦剌等蒙古的斗争，总的说来是处于主动进攻的有利地位。明朝一方面是多次派遣军队主动出击，并在陕北北河套沿边地区设置东胜诸卫，拱卫河套以南山、陕等地的作用。但到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与明军大战，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一役，明军覆没，英宗被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从此，明朝对鞑靼、瓦剌处于全面防御的阶段。明朝加强了“九边”（陕北延绥为其中之一）防御，修筑长城、边墙，东胜诸卫内移，建延绥镇。都督王祯始筑榆林堡（今榆林）。可是，至英宗天顺二年（1458）后，鞑靼各部即不断寇扰河套及陕北地区。成化（1465—1487）中，明始于榆林置卫。其间，在成化七年至十年（1471—1474）延绥巡抚余子俊移镇榆林，并在沿边筑墙置堡，“东起清水营（今府谷东南），西抵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凿崖筑墙。掘堑其下，连比不绝”。“役军四万人，不三月而成”。从此，鞑靼诸部入寇受阻，河套地区享20多年的太平时期。然而，修边墙置堡也产生了一定的恶果，即边墙、长城均在榆林等三边一线，河套基本上在边墙之外。到弘治（1488—1505）年间，鞑靼小王子（达延汗）、俺答等相继据居河套。从此，河套之地变为蒙古诸部游牧之地。其中，只有河套东南包括今陕北一小部分地区，即是说，到明弘治以后，今陕北地区有一小部分地区成了蒙古族游牧之地。而从弘治九年至隆庆五年70多年间，居河套的小王子、俺答等部仅对陕北边镇的寇掠，见于记载的就达15次。于是，有了明嘉靖二十四年曾铣、夏言等力主收复河套之议，但终为宦官严嵩所害，此后廷臣再不敢言收复河套之事了。

图八 榆林明长城瞭望台——镇北台遗址，建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

直到隆庆五年（1571），俺答入贡后，战事基本停止，明于沿边（包括陕西三边）设立互市，封赏俺答及其下首领，使“东起延（安）、永（永宁，今山西离石），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此后，虽有河套蒙古别部寇掠陕西诸边，通贡互市亦时断时续，然总的来说，鞑靼河套蒙古与明双方还是和好相处，经济交往频繁。这一切大大有利于包括陕北在内的北边汉族与蒙古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民族的融合。

清朝统一后，河套蒙古与陕北均处于清朝统治之下，蒙汉人民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

图九 榆林明镇北台北边款贡城遗址

（二）元明时陕北的回回及回族的形成

元代陕西地区，除上述各族之外，还有一批称之为“回回”的族类。“回回”一词，最早出现于北宋时，如曾在陕北任职的沈括在其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说，他曾按边兵得胜所唱之“凯歌”作词，内有：“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内所称“回回”，显然是指唐以来的回纥。此所谓的“回回”是指今甘肃河西及青海一带的回鹘（回纥）。

“回回”一词，到元代时，其含义有所扩大和变化。元代所说的“回回”，一般是指来自中亚、阿拉伯和波斯等地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公元13世纪初，蒙古成吉思汗及其后裔汗曾率部西征，先后征服了帕米尔以西、黑海以东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民族。随着每次战争的胜利，一批批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各族人民被迁徙到东方，进入中国内地定居。其中有军士（如“回回炮手”等）、工匠、被俘的妇孺、贵族及大批的商人等。这些人在元代官方文书中称为“回回”，列入色目人这一等级之中。

蒙古在占领陕西的过程中，有大批蒙古、色目人军队驻守陕西（包括陕北）。蒙哥大汗于壬子年（1252）曾括户定籍，中统四年又进行了补充抄籍，主要按职业（包括宗教职业）和民族将被统治的人民分成各类，合称为“诸色户计”或“诸色人户”。内中就包括“回回”或“木速儿蛮”（即信仰伊斯兰教者）。木速，即伊斯兰的异译。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陕西京兆、延安、凤翔三路诸色人户，约六万户内，签军六千”。说明陕西诸色人户（其中包括回回）还是相当多的。蒙古统治者甚至多次下令“签诸道回回军”。最能反映元代回回在陕西分布的是关于元朝陕北屯田的情况。据《元史·兵志》载，陕西屯田有“陕西屯田总管府”，系军民合屯，如陕西行省在“贵赤延安总管府”的民屯，地点即延安路探马赤草地，有户2027户。

上述各种渠道定居于陕北的回回，在元代对陕北地区的农业、商业等的发展及文化交流方面，是有贡献的。他们与入居陕西的蒙古人一样，亦开始汉化，与汉人通婚，改汉姓，学习汉族传统文化。然而，他们并没有融入汉族之中，而是到了明初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

在明代的文献中，出现了一些关于陕西“回夷”的记载。如明代瞿九思所撰《万历武功录》卷一陕西部分有《回夷列传》，开首即说：“回夷，西（安）、延（安）、庆（阳）、平（凉）、凤（翔）、汉（中）间夷也，郡县编入版籍，名曰回夷。”则此将明万历时陕西回族的分布说得较为明确，内除庆、平现属甘肃省外，其余均在今陕西境内，包括陕北的延安地区。其分布地与元代色目人军屯（民屯）之地基本相符。

当时陕西的“回夷”已基本编入郡县户籍之中，与汉族一样直接由明地方郡县管理。但在万历之前，明朝对陕西回夷的控制较为松弛；回夷中有一部分则经营小商，流动性较大。明末，由于明朝统治阶级的腐败，土地高度集中，辽饷的加征，以及自然灾害等各种原因，终于在陕北首先引发了规模巨大的明末农民大起义。陕北的回族与汉族一起投身到这场伟大的农民运动之中，涌现出一批回族农民起义领袖。其中最为知名者，如陕北的“老回回”马光玉（大老回回）、马守应（小老回回）等。他们所率领的义军时称“回回营”，内有回、汉民族成分。马守应，陕西绥德回族，边兵出身，崇祯元年（1628）起义于陕北，与罗汝才、高迎祥等被推为首领。此后，马守应转战在山西、陕西、河南等省，与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等并肩作战。崇祯八年（1635），农民军13家72营在荥阳大会，老回回马守应为13家首领之一。他主张北进山西，与张献忠意见不合，发生争执。经闯王李自成劝解，马守应担任策应。次年，马守应等进入陕西洛南，后又转战于河南及湖广等，与李自成联合，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马守应病死于荆州（今湖北江陵）。马守应是明末起义军中的重要领袖之一，他们率领的“回回营”与闯王李自成、八大王张献忠等义军相互联合，并肩作战，在推翻腐朽的明王朝的伟大农民革命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