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宋、西夏、金代陕北吐谷浑、党项、女真等族及其汉化

北宋建立后，原居于陕北地区的吐谷浑族，自五代后不见于史籍。考其原因，乃系其与党项杂居既久，大部分党项化，被统称为“蕃部”。如府州党项折继闵曾娶吐谷浑慕容氏，宋朝“赠魏郡太夫人”；继闵长女适“侍禁慕容令问”，三女适“皇城使知戌州慕容令仪”。此两慕容氏皆为吐谷浑族。在宋代陕北还保留有“吐浑河”“吐浑川”“杜胡川”之名，此河即今秃尾河。吐浑、杜胡、秃尾皆同音异译。此川原为吐谷浑部众所居，故有此名。另有陕北南部的吐谷浑因多与汉族杂居而汉化了。

宋代陕北的党项是人口最多、势力最强的民族，按照宋人的说法，党项、吐蕃部落都有生户和熟户的分别。“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或如宋代曾任过延州节度使判官的宋琪所说：“大约党项、吐蕃，风俗相类，其帐族有生、熟户。接连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僻远，横遏寇略者，谓之生户。”所谓“熟户”，即已渐汉化的党项部众。

北宋时，五代以来日益壮大、割据夏州的党项李氏夏州李氏又归附北宋，常贡马及进攻河东的北汉，宋朝待之甚厚。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夏州节度使李继捧因继立遭族人反对，故率族入朝，愿留京师，并献夏、绥、银、宥四州之地，宋改授其为彰德军节度使。从此，党项李氏割据的四州为宋朝直接管辖。然而，在宋朝遣使到夏州接管时，在银州的继捧族弟李继迁诈言乳母死，出葬郊外，遂与数十人逃于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继迁积极联络党项诸部，以联姻的形式连娶野利等部女，建立反宋联盟，并以恢复“故土”为号召，得到了党项各部的响应和支持，声势日益壮大。雍熙二年（985），袭据银州，又破会州（治今甘肃靖远）而去，自称定难军留后。

雍熙三年（986），继迁采取联辽（契丹）抗宋的策略，向辽称臣，辽主封之为定难军节度使，并将义成公主许嫁，三年后完婚，后又封之为夏国王。这样，继迁势力大增，成为宋朝北边的心腹大患。淳化初（990），继迁攻围夏州，宋遣援军至，继迁奉表归降。宋朝封继迁为银州观察使，赐名赵保吉。淳化五年（994），继迁又攻赵保忠（继捧），迫其逃回夏州城，宋军押保忠返京师。宋廷还下令毁废夏州城，迁其民于绥、银等州。

此后，继迁对宋是时叛时服，并乘机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至道二年（996），继迁劫宋运至灵州刍粟四十万石，并围灵州。宋分五路大军进攻夏州，无功而返。三年（997），宋真宗即位，继迁求和，宋朝便任命他为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于是，已归宋直接统治十余年的夏、绥、银、宥四州，又重新落入党项李氏的掌握中。咸平五年（1002）继迁攻占灵州，六年又攻麟州，不克，转而向西攻占河西重镇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在回军途中，继迁为陇右吐蕃首领潘罗支所袭，中流矢而卒。其子德明继位。继迁虽死，但党项李氏的势力已十分强大，为其后来建立西夏政权奠定了基础。

德明继立后，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战果，并希冀从宋朝那里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奉表于宋，愿归顺；宋朝即授其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宋天圣九年（1031）德明卒，其子元昊立。元昊则一反其父对宋的政策，外倚契丹，竭力摆脱对宋朝的依附地位，独立称霸于北方；进行一系列改革，攻占河西走廊，势力大增。至宋宝元元年（1038），元昊正式称帝，定国号曰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并遣使上表告于宋。史家一般以此年为西夏建国之始。

从宋康定元年（1040）起，西夏与北宋重点在陕北横山一线（包括宋鄜延路、河东路的麟、府二州及环庆路）展开长达数十年的战争。西夏先胜后负，宋朝从战争多次失败中，总结出来的进筑堡寨、浅攻近取的战略方针，自康定元年三川口战役之后，由种世衡、范仲淹、张亢等积极推广和施行。此后，宋朝历任边州将官皆对进筑堡寨十分重视。到绍圣、元丰时，宋朝以进筑堡寨的办法最终夺取了西夏的生命线——横山地区。

宋夏争战的结果之一，即陕北的蕃汉人民在共同抵御西夏进攻的过程中，相互配合，共同战斗，而更加接近；加之宋朝统治阶级采取“蕃汉为一”的政策，这一切大大有利于陕北蕃汉人民之间的交往和融合。

陕北宋夏边境有众多的蕃部（主要是党项羌），有生、熟户之分，他们是宋夏双方争夺的对象之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宋朝所采用的进筑堡寨、浅攻近取的方针，如果没有当地蕃汉人民的支持和驻守，也是毫无效果可言。宋朝君臣上下及沿边将士也是从多年血的教训中才较为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此后，宋廷上下更加重视从蕃部选择蕃兵。蕃兵，即“具籍塞下内属诸部落，团结以为蕃篱之兵也”。宋朝对蕃兵首领规定有职称、俸禄及田土。“自治平四年（1067）以后，蕃部族帐益多，而抚御团结之制益密。”内鄜延路有“军、城、保、砦十，蕃兵一万四千五百九十五，官马二千三百八十二，强人六千五百四十八，壮马八百十”。宋宰相王安石更有用汉法治蕃兵之议：“今宜令蕃兵稍与汉同，与蕃贼异，必先录用其豪杰，渐以化之。此用夏变夷之术也。”又说：“蕃部既得为汉，而其俗又贱土贵货，汉人得以货与蕃部易田，蕃人得货，两得所欲，而田畴垦，货殖通，蕃汉为一，其势易以调御。”其后，宋朝还于陕西等地立团结蕃部法，并议以蕃将统蕃兵，蕃官位均应在汉官之下等。

宋朝采取争取属羌、加强蕃兵等一系列措施，尽管目的是为了利用他们来抵抗西夏进攻，而且其中也含有民族歧视的因素；但是，却大大有利于陕北党项羌等蕃族与汉族的融合。到明代之后，陕北的党项羌部见于记载的就很少，说明他们大部分已逐渐融合到汉族之中，这就是今天陕北汉族的前身。

特别是一支始终支持北宋抗击西夏的府州党项折氏及党项部众的汉化，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北宋时，府州折氏既要抵御来自原夏州李继迁的不断进攻，又要防止北边契丹（辽）的侵扰。由于他在麟、府等州蕃汉人民中有较高的威望，英勇善战，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奋力战斗，故不仅能保卫麟、府两州，而且多为宋军侧翼，或担任运送粮草任务，为宋朝立了不少战功。经过五代至宋初数代之后，府州党项折氏一族已经基本汉化。折氏各代多娶汉家女子，如折德扆娶路氏，御卿妻有苏、杨、王、梁氏，惟忠则娶刘、李氏（开封人）等。因此，从血统来讲，折氏已早非纯党项血统，历代折氏臣属于内地王朝，接受汉族传统文化之熏陶，其文化习俗、心理素质与汉族无异。史载，折御卿四世孙，已“不类胡种，虽为云中北州大族，风貌庞厚，揖让和雅，其子弟亦粗知书理”。

在西夏统治下的夏、银、宥等州的党项诸羌，则随着西夏为蒙古所灭，而后与西夏诸党项羌一起逐渐汉化。

到北宋靖康二年（1127）兴起于东北的女真族所建的金国，灭辽国后，又灭北宋，与在南京重建宋朝（史称“南宋”）对峙。金太宗天会六年（1128），金大将娄室先后攻占今陕西关中等地。次年二月，原北宋麟府路安抚使折可求以麟、府、丰三州降金；娄室又攻晋宁军（今佳县），宋将徐徽言被擒，不屈，死；后又攻取鄜、坊二州，与西夏相邻。从此，金朝统治陕北地区约百年之久，最后金朝为蒙古所灭。其与西夏的疆界，基本上沿过去北宋与夏之界线。

在金朝统治陕北期间，由于金人逐渐采用和推行宋朝政治制度和大力吸收汉族文化，故也逐渐汉化。如金熙宗和其后即位的海陵王完颜亮，都是大力推行汉化政策的君主。到第五代皇帝金世宗完颜雍时，女真上层贵族汉化程度已深，致使金世宗本人发出这样的感慨：“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真人浸忘旧风……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到金章宗时（1190—1208），汉文化、习尚在女真上层中更为流行，他们着汉服，唱汉曲，习汉语，改汉姓，普遍汉化。在《金史》附《金国语解》的姓氏部分，记有女真三十一姓改为汉姓之例。如“完颜，汉姓曰王。乌古论曰商。纥石烈曰高”等。这种情况，在陕西各府州的女真上层中自然也不会例外。因此，原居于陕北地的党项等族的汉化进程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

不仅如此，金朝在皇统二年（1140）省并陕西六路为四：京兆、庆原、熙秦、鄜延。内鄜延即在陕北，在此路实行女真旧制——猛安谋克制。有学者根据猛安谋克在各路所设置的情况推测，陕西的京兆府路、鄜延路、凤翔路，每路不低于两个谋克，每个谋克按三千户计，至少也有万余户。在陕北鄜延路的猛安谋克的女真等族皆筑垒于村落间，计口授田或屯田，成为金朝世袭的军户，有战则出征，无战则耕种。他们与汉人杂居，与汉人通婚者日众，大大加速了女真人汉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