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俄罗斯地缘政治战略取向
苏联解体是战后国际关系演变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两极体系中一极的“坍塌”使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新的世界地缘政治结构中，俄罗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思想发生了哪些变化，俄罗斯地缘战略的走向如何，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状况
苏联解体造成了自莫斯科公国对外扩张以来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逆向地缘政治变动，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俄罗斯自身遭受严重削弱，其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在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经济上，从苏联解体到1999年，俄罗斯的GDP已下降一半以上，工业生产下降70%—80%。债务负担沉重，目前俄外债总额达1800亿美元，内债则超过1600亿美元。与此同时，资金外逃严重，1993—1998年，外流的资金高达1360亿美元。[1]军事力量已大大削弱，“苏联解体后留给俄罗斯的武装力量，已不能适应保障国家安全的任务和要求”。[2]科技潜力大大下降，人才外流每年给俄造成大约600亿—700亿美元的损失。在社会领域，自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将近1.2亿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了66%—80%，俄罗斯社会中有20%—30%的居民处于贫困线的边缘。政治形势持续动荡，绝对反对现有政治制度的公民人数高达40%，大大超过10%—20%的国际警戒线，令人对现存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
俄罗斯面临的地缘政治困境使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布热津斯基直言不讳地说：“俄罗斯已从一个超级大国变成一个第三世界的仍具有重大核潜力的地区大国。莫斯科仍同华盛顿分享着超级大国地位的说法只是一种幻想，美国不会同俄罗斯分享全球的权力。”[3]
其次，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大幅缩小。自16世纪以来，欧亚大陆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化莫过于俄罗斯的崛起与扩张。然而，苏联的解体使俄国300多年扩张所获得的地缘政治成果几乎化为乌有。“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边界退回到了19世纪；在中亚则是退回到了19世纪中叶。更有戏剧性和令人痛苦的是在西部，俄的边界退回到了1600年左右。高加索的丢失重新唤起了对土耳其影响卷土重来的担心。失去中亚，使人感到丢掉了这一地区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也对潜在的伊斯兰挑战忧心忡忡。乌克兰的独立则动摇了俄国是泛斯拉夫共同特性的天授旗手这一说法的根本。”[4]
在地缘战略空间大幅压缩的同时，俄罗斯的出海通道也受到钳制。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使俄在波罗的海只剩下了圣彼得堡、维堡（部分为芬兰使用）和加里宁格勒三个主要港口。在黑海，俄罗斯只剩下诺沃罗西斯克和图阿普谢两个主要港口。
再次，由于统一的联盟国家分裂，俄罗斯周边出现了一系列独立国家，历史矛盾、领土争议、民族纠纷和宗教冲突使俄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俄的陆上疆界为1.4万公里，其中60%与原加盟共和国接壤，而在这些边界中，合法划定的还不到20%，这就意味着“俄70%的疆界处于无保障状态”。[5]同时，新独立国家内部或它们之间的领土纠纷与武装冲突也对俄安全构成挑战。俄罗斯军事专家曾经在1995年作出预测，后苏联地区可能发生80—85起武装冲突，阵亡将士将达50万，将有800多万平民成为战争的受害者。[6]
最后，地缘空间的压缩使俄罗斯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第一，华约解散、苏联解体、俄罗斯从东欧撤军使俄罗斯在西部丧失了上千公里的战略防御纵深。北约东扩更使俄罗斯的安全环境恶化，波兰、匈牙利、捷克加盟使北约的前沿阵地向东推进了600多公里，俄罗斯因此失去了48万多平方公里的缓冲地带，北约的军事力量已逼近俄罗斯的大门口。第二，“土耳其对俄怀有地缘政治企图”，它不仅想兼并车臣，还想通过扩充军力和组建“伊斯兰北约”限制俄在黑海地区的影响。第三，俄罗斯面临着与两个潜在的地缘战略轴心对抗的危险。第一个是由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在俄罗斯南部建立的战略轴心。第二个是由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乌克兰在俄西部建立的“波罗的海—黑海轴心”。它们会削弱俄罗斯在这些地区的传统影响。第四，外部势力正在向外高加索渗透，北高加索实际上也在脱离俄的控制，车臣已经成为那里反俄的前沿阵地。[7]
总之，昔日曾称雄世界的俄罗斯帝国“现在却成了一个麻烦甚多的民族国家，在地理上没有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便捷通道，在东、西、南三面都面临着与邻国爆发冲突的潜在危险。似乎只有北部无人居住和难以通行的、几乎永久冰冻的地区，才是其地缘政治安全带”。[8]
二 俄罗斯主要的地缘政治思潮
由于“地缘政治统一性的丧失引起的伤痛使广大公众难以承受，人们纷纷在虚幻的甚至异想天开的地缘政治模式中寻找出路”[9]，所以，地缘政治取向问题不仅成为俄对外政策制定中的一个关注焦点，也成为当代俄罗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种地缘政治思潮中，大西洋主义、民族主义和新欧亚主义对俄罗斯地缘政治战略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大西洋主义。大西洋主义可以说是传统的西欧派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演变和发展。俄罗斯19世纪的哲学家、西欧派的代表人物恰达耶夫就认为，俄罗斯尽管处于欧洲的东方，但它“从来不曾属于东方，东方的历史与我们的历史毫无共同之处”，他甚至坦言“俄罗斯会因与西方相像而感到幸福，会因西方迁就地将我们纳入其行列而感到骄傲”。[10]
苏联解体后，与西方融为一体的浪漫幻想曾经一度弥漫于俄罗斯外交决策层，以外长科济列夫为代表的大西洋主义者认为，民主的俄罗斯无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国家利益上与西方都是一致的，俄外交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西方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来建立一个“民主、繁荣的俄罗斯”，并作为一个伙伴全面加入西方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科济列夫曾表示：“俄罗斯应当步入最积极发展的民主国家行列，以便在这些国家中占有历史以及地理给我们确定的应有位置。我们的邻国有美国、日本、西欧各国。我们同这类国家不存在不能克服的分歧和利益冲突，却存在着建立友好关系、将来建立联盟关系的各种可能性。”[11]俄罗斯前总理盖达尔也认为俄罗斯“对西方的恐惧是没有道理的，美国和欧洲基本上不会给我们带来军事危险。没有任何理由将北约力量的加强视作对俄罗斯利益的威胁。相反，俄罗斯完全有必要同北约建立紧密的联盟关系”。[12]
大西洋主义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上持一种天真的浪漫情调，它“本能地厌恶与西方发生冲突。不仅准备与西方进行平等合作，而且准备接受被动的小伙伴的角色”，由于大西洋主义者的“国家利益感非常低”，因此大西洋主义“没有民族的根，而这正是它天生的致命弱点”。[13]也正是因为如此，它逐渐在俄失去市场。随着科济列夫被解除外交部长的职务，大西洋主义的地缘政治思潮在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失去了统治地位。
（二）民族主义思潮。民族主义的地缘政治思潮在一定意义上是俄历史上斯拉夫派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传统的斯拉夫派思想的核心内容：一是以斯拉夫民族主义为基础，建立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斯拉夫民族共同体”；二是以东正教为基础，视俄罗斯为“第三罗马”和新世界的中心。斯拉夫派在国内主张保存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反对盲目追随和模仿西方。对外主张俄罗斯应控制所有斯拉夫人，并在一定条件下发挥拯救世界的使命。[14]
苏联解体后，随着对西方浪漫幻想的破灭，俄罗斯社会中民族主义的情绪急剧升温，各种政治力量纷纷扛起民族主义的大旗。在各种民族主义的思潮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爱国主义。
（1）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表是日里诺夫斯基及其领导的自由民主党。日里诺夫斯基认为，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看，俄罗斯不是西方国家，有着自己的价值观。俄罗斯自古就负有一项历史使命，“当一个解决别国无法解决的任务的国家”；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俄一向有军事实力，它是靠武装力量生存下来的。对俄罗斯来说，强有力的武装力量必不可少；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俄罗斯只有边界靠海时，才能生存下去。正是靠了波罗的海和黑海，俄罗斯在200年内变成了一个强国。苏联解体后，俄的北冰洋沿岸平安无事，在太平洋沿岸不会与日本和中国发生太多冲突。而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俄罗斯正受到西方的挤压，它必须维护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要开辟另一条海岸线——南下印度洋。[15]
基于上述认识，极端民族主义主张，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坚决制止外部势力对俄指手画脚或以武力相威胁”[16]；俄罗斯外交的重要任务是“恢复俄的战略边界和历史形成的地缘政治空间，在其自然疆界内恢复俄罗斯国家，首先要收复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其次要收复通向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以及同西欧接壤的边界，恢复俄同其地缘政治使命相符合的世界超级大国的作用”[17]；俄罗斯有着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必须与大国划分“势力范围”，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应成为俄的势力范围。
极端民族主义是“俄罗斯独特感在民族主义中极度膨胀”的结果。在极端民族主义者那里，“国家利益从俄罗斯的利益缩小到了俄罗斯人的利益，他们主张通过损害其他国家的愿望来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由于容易从民族独特性的感觉发展成为领土要求，所以极端民族主义会成为地区和全世界的消极因素和不稳定因素”。[18]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目前极端民族主义还没有在外交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它对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都不同程度地产生着影响，无疑也影响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战略走向。
（2）民族爱国主义。俄共是民族爱国主义思潮的集中体现者。民族爱国主义认为，俄罗斯与西方有着不同的民族特性，俄的国家体制从来都不是在欧洲的影响下形成的。“帝国是历史和地缘政治所决定的俄罗斯国家发展的形式……俄罗斯不应放弃许多世纪的大国自我意识。”[19]在世界新秩序尚未建立的今天，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是“恢复自己几个世纪以来独特的‘地缘政治平衡器’的传统作用，充当世界地缘政治力量平衡的保障人。成为另一个具体体现公正和民主政治的强有力的世界中心”。在地缘政治方面，俄罗斯要成为地区势力中心，拥有自己的地缘政治责任区，并发挥“平衡世界”的保障作用。而发挥这种保障作用的关键在于“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政治上重新联合起来，构成强国的轴心”。[20]
在对原苏联国家的政策上，民族爱国主义强调要“保持俄罗斯的国家完整，重建更新了的苏联人民的联盟，确保俄罗斯的民族统一”，其实质就是要恢复苏联。在与西方的关系上，民族爱国主义一方面表示不寻求同西方对抗、愿意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同西方在各个方面的合作；但另一方面又认为西方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损害俄罗斯的根本利益”，威胁俄罗斯的独立与安全，认为俄罗斯应采取实际行动，消除对俄罗斯国家利益“日益增长的威胁”。
民族爱国主义思潮体现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对昔日超级大国地位无限怀念和对俄罗斯实力不逮无可奈何的矛盾心态。这一矛盾心态导致了其政策的内在冲突，正如俄罗斯观察家所说：“久加诺夫想把水火不相容的两种东西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同西方拉开距离，同时又想积极吸收外资。这正是其对外政策的基本矛盾。久加诺夫与西方合作的言论不会缓和西方对俄罗斯的警惕，恢复苏联的设想不会使新的共和国欢欣鼓舞。”[21]民族爱国主义通过“用斯拉夫各人民的统一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使红旗与安德烈旗相结合”的办法来实现泛斯拉夫主义模式的“地缘政治野心”仅次于日里诺夫斯基的“新帝国主义”，[22]其自相矛盾的政策设想给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走向增添了不确定因素。
（三）新欧亚主义。欧亚主义的思想根源是20年代第一次俄罗斯移民浪潮的思想。苏联解体后，新欧亚主义在关于新地缘政治走向的争论中发展起来。新欧亚主义认为，“俄的地缘政治状况是由地跨两大洲的独特地理位置决定的，俄罗斯既属于欧洲，又属于亚洲”。[23]俄代表着维系欧亚共同体的欧亚文明，“欧亚文明以开放的原则，把东西方各种文化的自然因素融合在一起”，“具有把斯拉夫人和突厥人联成一个统一体的特殊的民族宗教均势，是基督徒、穆斯林和佛教徒在一块土地上和平共处的唯一方式”，“是未来保障文化与文明平衡、保留民族与文明多样性的全球文明新秩序的基础”。[24]新欧亚主义强调，“在计算机信息全球化的今天，俄不可能再简单扮演欧洲与亚洲文明之间的桥梁作用，而应该发挥一种特殊作用：创造一种具有凝聚力的俄罗斯超级文明，与世界各种文明同舟共济，为确定21世纪不同文明间规则作出决定性贡献”。[25]
新欧亚主义认为，苏联解体后，“在地缘政治上俄罗斯利益几乎遍及整个世界”的说法不符合实际，俄罗斯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使俄罗斯摆脱危机的出路是回归欧亚主义思想，利用地跨两洲的地缘优势，在后苏联地区建立“欧亚联盟”。
1994年6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向独联体国家元首提出建立欧亚联盟的倡议。纳氏认为独联体国家“暂时既没有加入东方，也没有加入西方，从潜在的资源角度看来还是相当完整的集团，不仅会影响欧亚大陆的平衡，还会对国际地缘政治平衡产生影响。俄罗斯的现实选择只有努力把这一地区的国家召集在特殊的集团里，建立欧亚大陆安全体系”。他认为“欧亚联盟是主权国家在后苏联空间加强稳定、安全与社会经济现代化而实行一体化的形式，是平等独立国家的联盟，其使命是体现各参加国的民族国家利益与现有的综合一体化的实力”。[26]他同时强调：“欧亚联盟的方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使原苏联复苏，一体化绝不意味着回到旧帝国。”[27]
纳扎尔巴耶夫的倡议在俄罗斯得到了响应。以前副总理沙赫赖为首的俄罗斯统一和谐党提出建立欧亚国家邦联，强调这是“独联体国家要求加强一体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其“主要目的是促进独联体范围内更有效地实施所达成的协议，进一步发展独联体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和防务等方面的一体化进程”。[28]
在强调建立欧亚联盟的同时，新欧亚主义还强调要保持俄罗斯的国家观念和“强国论”思想。新欧亚主义强调，“国家观念是俄领土完整和内部稳定的保证。只有国家观念，才能确保实现伟大俄罗斯的纲领；只有借助强大的国家，俄才能实现彻底变革和摆脱危机。俄只有保持用实力加以巩固的独立自主地位，才能在世界大家庭中发挥新的地缘政治作用”。[29]
新欧亚主义的真正含义在于通过建立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联盟，使俄罗斯“在21世纪把欧亚两洲联系起来，恢复自己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30]目前，新欧亚主义正成为影响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流地缘政治思潮。
三 俄罗斯地缘政治战略走向
通过对新地缘政治环境的分析，伴随着各种地缘政治思潮的相互交锋，历经冷战后近十年的对外政策变迁，以强国思想和现实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俄罗斯地缘政治战略逐渐形成。
俄罗斯学者认为，要制定合乎现实的地缘政治战略，必须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第一，由地理和历史因素组成的“地缘政治常项”是制定地缘政治战略的出发点。俄罗斯“地缘政治常项”的主要特征是拥有三大洋出海口、横跨欧亚两洲的地理位置和疆域内的民族多样性。第二，要明确具体的地缘政治利益区域。第一个区域是原苏联境内各共和国，这些国家一方面与俄拥有统一的经济空间、共同的边界、紧密的社会文化联系，另一方面最有可能被其他势力利用来反对俄罗斯。俄的安全利益要求保持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存在。第二个区域是东欧。在今后一定历史时期内，东欧仍将处于地缘政治的边缘，俄将努力使其起到“地缘政治缓冲器”的作用。第三个区域包括原苏东集团外的其他国家。第三，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战略要划分层次。第一层次要确定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取向与国家体制，“一个能够与东西方发达国家并存，强大、稳定和民主的俄罗斯能够对形成一种比较平衡的世界结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31]；第二层次是要对俄罗斯当代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地缘政治利益进行深入、现实的分析；第三层次是制定具体的地缘政治政策，包括对外政策、经济政策、国防战略以及民族文化政策等。第四，明确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竞争者和与竞争区域：美国—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近东；德国—乌克兰、南斯拉夫、加里宁格勒；土耳其—外高加索、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沿岸地区；英国—外高加索、印度；中国—远东；伊朗—阿塞拜疆、土库曼、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罗马尼亚—摩尔多瓦；日本—千岛群岛。第五，俄罗斯地缘政治战略的可能选择：一是重新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二是成为执行亲西方政策的地区性大国；三是成为后苏联空间范围内的地区性大国，执行“地缘政治不结盟”政策，维持“地缘政治均势”，同地缘政治各极保持等距离，不偏重任何一方。[32]
综合俄罗斯的官方文件和学者的意见，可以认定第三种方案正成为俄罗斯地缘政治战略的优选方案。我们可以用“一个核心目标、三个战略方向”来勾画这一战略的基本轮廓。
俄罗斯地缘政治战略的核心目标是“保障边界不受侵犯和领土完整，防止国家宪法体制受他国侵害，巩固俄作为一个大国和正在形成的多极世界中有影响的中心之一的地位”。[33]
三个战略方向包括西部、南部和东部。在西部，俄罗斯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北约东扩。俄罗斯认为，“北约东扩及其向欧洲军事政治主导力量的演变造成重新划分欧洲大陆的危险”，“北约东扩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是俄所不能接受的”。[34]但在无法与北约对抗的情况下，俄罗斯将采取灵活的政策把这一威胁到最低程度：第一，要谋求在欧洲建立“第二代”多边集体安全体系，提高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作用，力争使俄和其他前苏联共和国同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纳入欧安组织的框架之内；[35]第二，要保持对西欧国家的影响力，避免回到与欧洲军事对抗的时代；第三，要保留在中东欧的缓冲地带，力争在该地区特别是巴尔干半岛通过集体维和行动和平解决地区冲突，确保俄罗斯的固有利益；第四，俄在西部的长期目标是要同美国及欧洲国家建立起稳定而现实的伙伴关系，俄不仅不能与西方发生不必要的冲突，还要通过协调彼此利益同西方国家紧密合作。[36]
在南部，俄罗斯面临着地缘政治上“迫在眉睫”的挑战：宗教极端主义泛滥，外高加索、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冲突持续不断，外部势力对独联体南部地区国家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激烈角逐。这些挑战是“直接威胁俄罗斯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根源”。[37]俄在南部地区的主要任务包括：第一，阻止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损害俄罗斯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的企图。第二，遏制宗教极端主义在北高加索地区的泛滥，防止该地区的武装冲突和分立主义危及俄罗斯的联邦体制。第三，以俄罗斯利益为重，积极调解地区冲突。尽快找到缓和阿布哈兹局势的办法，避免军事紧张局势再次升级，更为关键的是要加强俄在该地区的地位；尽快找到一种能对纳卡冲突各方产生影响的手段，要么冲突各方在俄罗斯积极的斡旋下找到相互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要么俄罗斯出于自己的战略利益考虑而不得不靠向冲突的一方；阿富汗内战是对俄罗斯利益的“致命威胁”，它已成为该地区大国（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和西方某些大国对该地区进行“地缘政治改造”的工具。对此，俄罗斯一方面要积极调解阿富汗冲突，另一方面要防止阿富汗战火向中亚国家蔓延，更为重要的是加强对独联体国家外部边界的保卫。第四，重视里海及其周边的外高加索三国的作用，防止西方国家利用里海能源开发问题在该地区占据地缘政治优势。[38]
在东部，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没有直接威胁，但却面临着丧失亚洲大国地位的危险。为此，俄罗斯要采取多种手段积极参与亚洲事务：首先，发挥俄罗斯远东的经济潜力和地缘经济优势，作为平等成员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进程。其次，积极推动建立亚太地区安全体系。这一体系的政治基础是各国利益一致和互相依赖，形式上应具有灵活的体制、有一系列彼此相关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会谈机制。更重要的是，这一体系的牢固性不应由军事力量平衡来保障，而应靠广泛、平等和互利的合作来保障。[39]最后，正确处理与亚太大国之间的关系。继续发展同中国的友好紧密关系，“俄罗斯希望借助中国稳定并加强自己的亚洲‘软肋’”；“活跃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合作，应使俄美中三角关系的重心向俄罗斯倾斜，即使俄美关系和俄中关系比美中关系更加信任，更加紧密”[40]；缓和与日本的关系，争取日本对俄罗斯的投资，“在带有军事及其他条件的前提下分阶段解决与日本的领土问题”。[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