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微媒介与“萌”的泛滥

“萌”文化的传播主要是通过网络实现的。通过问卷发现,大部分受调查者认为“萌”的传播媒介主要是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微媒介”,可以说,“萌文化”是一种“微时代”的美学建构。例如,在2013年8月,热闹一时的网络事件、所谓“唐玄宗手书‘朕略萌’”[6]的信息,就是名为“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微博首发的。

那么,微媒介与“萌”美学的成型,究竟是何种关系呢？可以发现,“萌”具有瞬间美、缩小美、零散性、直观性等审美特征,这与微媒介短时性、碎片化的传播特征相一致：

1.“萌”具有瞬间美、即时美、缩小美的特征。在问卷中,对于“‘萌’和‘可爱’有区别吗？”与“‘萌’和‘美丽’有区别吗？”两个问题的回答显示,“萌”与“美丽”和“可爱”等词的词义相近,但又存在着微妙的不同：相较于“美丽”与“可爱”,“萌”是一种更为浅度的、反理性的,甚至是“无脑”的审美,它具有偶发性、短时性和碎片化的特征。

这种特殊的审美体验方式,与“萌”的来源——日本文化中的审美意识有关[7]。然而在微媒介时代,微博、微信等工具的传播特点,才是决定了“萌”之流行的关键性因素。微媒介的迅捷性、短叙事,更利于瞬时美、“快人快语”的传播——使用者“刷屏”的速度,决定了“美”只能以瞬间闪现的方式呈现,并以快速浏览的方式捕捉；同时,手机屏幕和微媒体的“微型空间”,营造了“缩小美”的氛围——一般来说,小猫小狗的“萌眼”极易在方寸大小的图像中被辨识清楚,简洁的语句也能让读者轻易地把握其要旨,但是,复杂的、神圣的、处于宏大叙事背景下的大型事物,则很难被完整呈现,因而也很少被称为“萌物”,例如天安门阅兵式、毛泽东雕像等,而一篇洋洋洒洒达上万言的宏文也经常让读者头晕,绝难称之为“萌语”。

2.“萌”的审美具有零散性。“萌”的生成随意而偶然,很难形成体系。甚至可以说,“萌”有一种“反美学”的倾向,它反对构建某种本质化的美学体系。通过观察“萌”一词的实际运用情况可以发现,什么事物可以称得上是“萌”的,几乎没有任何统一的标准。例如,地产界名人潘石屹在一次央视采访中,因为说话有些结巴,也被网友认为“很萌”。而在问卷中也可以发现,“萌”有时是“可爱”或“美丽”的同义语,有时又表达了笨拙、滑稽、可笑等义,既有喜羊羊与灰太狼之“萌”,又有“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依偎在湖边”之“萌”,使用者对该词的理解千差万别,难以确定。

将“萌”与传统美学中的“隐秀”“妙悟”“兴象”等相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审美概念,往往有一套较为完备的、多层次的解释体系,尽管这些概念也未必有其“确切”的含义,但在具体使用中却远不如“萌”那样随意。例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句所营造的审美意象,可以用“情在景中,景在情中”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予以鉴赏,但如果将该诗分解为独立的“黄鹂”和“翠柳”两个语象,我们就很难说这其中有什么“情景交融”或“诗画一体”之美了。然而,对于“萌”来说,似乎并不存在这样的使用障碍。我们既可以说“两个黄鹂鸣翠柳”很“萌”,也可以将独立存在的“两个黄鹂”或“翠柳”视为“萌物”。

3.“萌”是一种直观美的体验。在被认为是“卖萌”的微博中,以图片示“萌”的情况占到了多数,相应地,“萌”的评价也多针对图片而发,例如博友们对某位新妈妈在微博中晒出其婴儿照的评价,或某个网络表情。而即便是那些非直观的“萌言萌语”,也多带有一定的形象性或图画感,如“妹纸”“帅锅”“童鞋”等。

不过,如果单纯地将“萌”之美视作微媒介建构的结果,未免太简单化了。实际上,“萌文化”的出现与微媒介的兴起,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微媒介的兴起为“萌”美学的传播提供了渠道,使萌图、萌语能够快速扩散；另一方面,“萌文化”的流行,反过来创造着微媒介的使用价值,将微博、微信塑造为欣赏萌图、收发萌语的阵地。这种“萌”对微媒介进行再塑造的现象,体现了青年文化活跃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