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深入到历史内部认真观察，会发现，现代文学传统的生成，其过程非常复杂，远比以前许多文学史的描写要曲折而丰富。1917年文学革命和新文学运动建立了新的文学观念，并开始实践探索以白话文为书写形式、以新文化为表达内容的文学。当时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礼教、提倡新道德，在与旧的文化及文学传统决裂的同时渴望建立新的文学传统。那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五四”文学革命建立了新的文学规范和价值，即胡适所谓“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以及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的理想追求。但是很少有人注意，从20年代起，即使在文学革命阵线的内部，关于新文学的理解评介就存在多种角度和理解上的差异。可见新的传统一开始就并非完整的、统一的，因而也并不是可以作一劳永逸的固定解释的。这个现象很能说明新文学传统的复杂性和开放性。

因此在开头第一章，本书就试图打开思路，讨论新传统产生与当时文学史观念的关系，证明传统并非是“本质论”可以把握的。这一章回顾了新文学之初的胡适、梁实秋和周作人，他们都是这个文学运动的前驱者，但对新文学的看法却各有差异。主要是文学史观念及观察问题的层面有所不同，导致各自关注的角度与重点不同。胡适主要推崇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刻意突出新文学之“新”及其适合时代之“变”。梁实秋则看到“五四”文学诸多不足，认为文学无所谓“新旧”，只有品性的高下，他对“新文学”这个提法不感兴趣，宁可叫“现代文学”。而周作人则从历史“循环论”的立场指出“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内在关联，认为新文学虽“新”仍“旧”，文学无论古今，总有某些不变之变，只不过“五四”文学是在新的历史情势下凸现了某一侧面罢了。有意思的是，三种看法背后各有自己的“传统观”。胡适的进化论用线性发展的观点处理传统，梁实秋的“无新旧”说注重传统稳定的“核心部分”，周作人则强调传统“循环往复”的规律。他们在新文学之初就有这样开放的眼光，是很难得的。不过，影响最大的还是胡适的进化论观点，而且这观点本身就逐步成为新的传统：后来许多文学史，都是在进化论观念下编就的，“新”比“旧”好几乎成为一种不辨自明的通识，而“五四”文学也在“发展”“进步”的框架中站稳了脚跟。一直到30年代，评论家们观察与阐释新传统的角度还是多样的、开放的。例如30年代编撰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是第一代作家对于新传统的第一次认真的梳理，也呈现出非常丰富活跃的“多声部变奏”，至今对于我们理解现代文学传统仍然有启示价值。可见对于新文学传统的看法，一开始就同中有异，多种阐释共同为新传统塑形，新传统也在这种开放性的阐释中生长。不过，到40年代，出现了趋同化现象，对于现代文学传统的阐释，基本上就是以“五四”为中心，通过对于新文化运动以及“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解释而建构起来的，其中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关于“五四”性质以及“反帝反封建”的论述，被许多论者机械地当做评判现代文学的唯一标准与出发点。本书用较多篇幅论述了这种本质化现象，以及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新文学传统比较僵化、单一的理解。

第二章主要探讨五六十年代特定的政治化氛围下的新传统阐释。其时几种文学史著作问世，力图对现代文学性质特征作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解释与定位，这些解释定位经由“知识化”传播，对新传统的“打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关于新文学“性质”的话题似乎有特别的魔力，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前赴后继地登场亮相，发表意见，而大多数表演最终都被聚焦为争取无产阶级在新传统中的最大份额。从当今立场看，当时文学史家们讨论的现代文学传统实际上已经超出文学的疆域，而承担着关于民族国家的宏大的历史叙事。但对包括王瑶在内的那一代文学史家努力的成果，我们能宽容和同情地理解，在那个特定的政治化年代里，新传统的阐释有它存在的理由。研究历史应抱着理解的同情态度，不能只当“事后诸葛亮”，也不应当只是抱怨历史上存在的不足和错误。传统的研究自然要有当代性，但历史毕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也不该是用作显示自己理论杀伤力的靶子。说实在的，我们对那种动不动将当代的弊病往新文学传统方面找病根的做法有些反感。讨论现代文学传统，重点不是对这一新传统的价值意义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而是把历史还给历史。这里我们多少运用了“知识考古学”的方式，去考察历来对现代文学传统的体认、想象、选择和发挥的情境，从中显示这种新传统的生长及其遭遇。

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对于新文学传统的政治化的阐释，在一定意义上也已经成为传统的一部分，至今仍然发挥着影响。例如，在中学语文教学中，采用了很多现代文学作品作为课文，这是现代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可是，我们发现中学语文分析课文的基本思路与方法，仍然和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传统阐释的模式相差无几。可见传统的力量！为了做“刨根”的工作，更加深入了解五六十年代对于现代文学传统的理解与接受，本书专门用两章的篇幅来讨论当时的两种文学现象。其一是建国初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第三章集中剖析这次大会如何从主流意识形态立场清理和“打造”现代文学传统，为后来对新传统的统一的阐释定下基调。另一现象是50年代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以及现代作家作品的经典化。第四章以1950—1957年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现代作家选集出版的归纳和梳理，展现50年代在以解放区文学为主体的新中国文学建构中，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选择、改造和组合，以及现代文学传统在50年代生存和发展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