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几个关键词的理解和研究边界

一 异质性约束的理解和研究边界

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是传统贸易理论研究的主要范畴，产业规模与企业规模均未进入传统贸易理论的研究领域。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出现，弥补了产业规模的空白，并得出各国应按其资源禀赋从事贸易活动。随着跨国公司业务的大范围扩散，以企业规模为研究中心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回答了公司内贸易现象，令人遗憾的是并未将企业生产效率、组织形式、产品质量等异质性企业因素纳入研究范畴。然而，理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已经证明，仅有少数企业能够从事出口业务（Bernard & Jensen, 1995; Bernard et al., 2006），且从事出口业务的企业，其生产组织方式、产品定价方式、应对汇率风险能力等均存在较大差异。是故，学者们开始从异质性企业视角来研究国际贸易，即新—新贸易理论（Baldwin & Robert-Nicoud, 2004）。

异质性企业主要体现在：一是出口企业数量相对稀缺（Bernard & Jensen, 1995; Bernard et al., 2006）。二是出口企业相对于非出口企业规模更大（Bernard & Wagner, 1996）、生产率更高（Clerides, Lach & Tybout, 1998）、使用更熟练的技术工人以及更具备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特征（Aw等，2000）。从企业生产效率层面研究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如Melitz（2003）在Krugman（1980）竞争模型和Hopenhyan（1992）动态均衡产业模型基础上，加入生产效率因素，得出了异质性企业模型，并提出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进入出口领域。Bernard与Eaton、Jensen和Kortum（2003）也建立了一个异质性企业模型，与Melitz模型不同的是，他们更关注生产率与出口之间的关系。继而，经济理论界不断地拓展Melitz模型，如Bernard、Redding和Schott（2007），Melitz和Ottaviano（2008），Manova（2008）及Chaney（2008）等诸多学者，着重以出口固定成本与边际成本为切入点，探究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关系；再继而，企业层面的劳动者素质、投入品质量、出口目的市场与研发投入（Harrigan et al., 2011; Grossman, 2013; Banri et al., 2013; Bostos et al., 2014），以及宏观层面的双边贸易政策、集聚溢酬、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市场规模（Melitz et al., 2008; Egger et al., 2009; Békés et al., 2013; Chaney et al., 2013; Bernard et al., 2014）对出口的影响逐一被纳入分析框架。

笔者研究基础设施、出口贸易与产业升级就是置于异质性约束条件下的。由于各个经济体的社会、经济、制度、文化、自然等禀赋差异，本书异质性约束条件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企业异质性，对异质性企业出口是置于Melitz（2003、2008）的框架下进行研究的，主要考察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出口产品技术结构高度。二是国别异质性，考虑到服务贸易和产业结构微观数据难以获得，笔者将服务贸易结构、服务贸易结构优化置于国别异质性下考察。三是区域异质性，笔者将产业升级置于地区差异下来研究。

二 基础设施的理解和研究边界

基础设施是一个统摄性概念，不同时期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赋予基础设施的内涵与范畴不尽相同。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在1943年的《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工业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第一个使用“社会先行资本”（即基础设施）概念，包括诸如电力、运输、通信之类所有的基础工业，且这些基础设施资本具有供给不可分性。基础工业必须先于收益来得更快的直接生产性投资，它构成了社会经济的基础设施结构和作为一个总体的国民经济的分摊成本。德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 1958）在其《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将资本划分为直接生产资本和社会间接资本，其中社会间接资本即基础设施，并指出广义基础设施包括法律、秩序、教育、公共卫生、运输、通信、能源、动力、供水等公共服务，而狭义基础设施包括港口、公路、水力发电等。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 1961）和贝克（Becker, 1964）将基础设施分为核心基础设施和人文基础设施，前者主要指能增加物质资本和土地生产力的交通和电力基础设施，而后者主要指能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卫生保健、教育等基础设施。世界银行（World Bank, 1994）清晰界定基础设施是指永久的、成套的工程构筑、设备、设施和它们所提供的为所有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共同需要的服务，包括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两大类。交通运输、邮电通信、能源供给等直接满足经济活动的基础设施称为经济性基础设施；用于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基础设施，如学校教育设施、卫生保健设施、社会福利设施等称为社会基础设施。Biehl（1991）将基础设施分为网络（Network）基础设施和中心（Nucleus）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网络、能源网络和信息网络；中心基础设施包括学校、医院和博物馆。不同种类的基础设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程度不同。

在本书的研究中，笔者将基础设施的研究边界框定为，一是网络基础设施，如交通网络、能源网络和信息网络（即经济性基础设施，下同），它们是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物质资本，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益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Demetriades & Mamuneas, 2000; Moreno et al., 2003）、改善企业技术效率（李平、王春晖和于国才，2011），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Agénor & Neanidis, 2006），促进分工演进和经济增长（骆永民，2008）。二是社会性基础设施，它们是向社会提供无形产品或服务的部门，对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起间接的推动作用，如科研、教育、卫生、法律和行政管理等基础设施。本书中对网络基础设施的研究边界为交通网络、能源网络和信息网络三大类基础设施；对社会性基础设施的研究边界为教育、科研、医疗和环保四类基础设施。

三 出口贸易的理解和研究边界

出口贸易又称输出贸易（Export Trade），是指本国生产或加工的商品输往国外市场销售。出口贸易包括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本书考察的出口贸易仅限于货物出口之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技术结构高度，以及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

（一）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技术结构高度的理解

考察出口产品所含技术可追溯到出口复杂度（Export Sophistication）概念。Michaely（1984）提出的贸易专业化指标（Trade Specialization Indicator, TSI）可谓出口复杂度的雏形。TSI是基于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817）的比较优势理论，假设一种出口产品所含技术与该产品出口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关。TSI是所有出口这种产品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加权平均，权重是各出口国该产品的出口量与世界该产品出口总量之比。TSI的逻辑思想是，一种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可以用生产该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来衡量。由比较优势理论可知，在国际贸易中，一个国家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是由生产相对成本决定的，不同的国家在生产任何一种产品时具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高生产率的国家有着较高工资水平，凭借着技术优势生产技术复杂度较高的产品；低生产率的国家以低成本生产技术复杂度较低的产品。因此，就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某种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与生产这种产品的国家的工资水平相关，技术复杂度较高的产品由高收入国家生产的可能性较大。所以，可以将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用各个国家出口这种产品的世界份额乘以工资水平的加权平均计算得出。Hausmann等（2005）在TSI基础上对权重进行了改进，将TSI中的绝对比重改进为相对比重，即设为某种商品在一国出口中的份额与世界总水平的比例，并将其定义为出口复杂度。出口复杂度被认为能够用来衡量出口产品、产业或出口国总出口的技术含量，出口复杂度越高，说明出口技术水平越高。出口复杂度最大的优势在于无须具体的产品和亚产业层面的R & 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投入数据，而可以利用产品出口国的收入水平来度量具体到产品层面的出口复杂度。虽然这一指标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然而，出口复杂度的基本假设推理中存在逻辑漏洞，因为某生产活动是否在富裕国家进行不仅仅取决于该生产活动所包含的技术水平，它还受交通成本、自然资源利用、市场需求、基础设施水平以及产业分工程度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出口复杂度受上述诸多因素共同约束，而非单纯的技术度量指标（Lall et al., 2005）。

杜修立、王维国（2007）在Lall et al.（2005）以及Hausmann和Rodrik（2003、2007）基础上提出了出口产品技术含量（Export Technology Content）概念。高收入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较高，如果其产品没有较高的技术含量，产品附加值与边际价值增量很少，就无法弥补高劳动成本，这种产品在高人力成本的国家就没有优势，其生产最终就会被转移至低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会利用其优质的人力资本与技术生产高技术水平的产品。因此，某种产品由高收入的国家生产（而不是出口）较多，其技术含量越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不能仅根据由哪个国家出口来判断，而是应看由哪个国家生产。在此条件下，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指标仍是对各国人均收入求加权平均，而权重由一国某种产品的出口占世界该种产品出口的份额变为一国某种产品的生产份额与世界该种产品生产份额的比重。

产品技术含量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相对概念，某种产品在某一时期可能是相对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但在另一时期可能就是相对中等甚至是低技术含量的产品，随着世界范围的技术进步，有些产品的技术含量得到了提高，有些产品的技术含量可能会出现不变或者提升较小的情况。产品的技术含量是高是低，不仅取决于产品本身，还取决于同时期其他产品的技术含量高低。关志雄（2002）以世界市场中各出口国占该产品的份额作为权数，乘以出口国人均GDP得到的值为出口产品技术含量（附加值）来计算一国出口产品技术结构高度（Height of Export Technology Structure）及其偏差值，后经樊纲、关志雄、姚枝仲（2006）进一步完善了这种方法。杜修立、王维国（2007）根据每种产品的出口份额求出某经济体出口篮子技术结构高度，这种计算方法排除了世界共同的技术提升影响，衡量了某经济体相对其他经济体的技术升级。如果随着时间推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含量指标出现上升而技术结构高度指标没有明显提升或出现下降，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并没有出现有效的产品技术提升，产业没有向高端的方向发展。

综上，本书在考量货物贸易出口技术含量时，借鉴杜修立、王维国（2007）的研究来界定和测算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出口产品技术结构高度，力求准确刻画一国或地区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升级状况。

（二）服务贸易结构优化的理解

“服务贸易”（trade in service）一词最早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在1971年提出的。囿于服务贸易涵盖内容比较宽泛，因此，学界关于服务贸易的概念界定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 GATS）的定义，即“服务贸易是指服务提供者通过商业或自然人的商业现场跨越国界跟另一国服务消费者进行服务交易，收取外汇报酬的商业活动”。服务贸易主要有过境交付（cross-border supply）、境外消费（consumption abroad）、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和自然人流动（movement of personnel）四种模式。

服务贸易结构是指一国的服务贸易出口商品结构，即一国（或地区）一定时期内某类服务出口额占其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或所处地位。一般来说，一国或地区服务贸易结构的状况综合反映了该国或地区的服务经济技术水平、服务业内部结构状况、服务商品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地位等。为了后续研究中统计口径一致，笔者参照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对服务贸易的分类标准（BOP），将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之和作为传统服务贸易结构，其余服务贸易项目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作为现代服务贸易结构来处理。

一般而言，服务贸易结构优化是指一国的服务贸易结构逐步向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的动态演变过程。一国或地区服务贸易结构优化与该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的经济贸易政策、产业结构、贸易结构、资源禀赋等有关。政府应根据本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现状、服务贸易结构现状，以及资源禀赋适时调整有关贸易政策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积极影响国内或地区内不同服务贸易部门比较优势变化，推动资源要素在部门间流动，实现优化配置，进而在长期内实现服务贸易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服务贸易结构优化一般表现为，一国或地区服务产品整体质量提高，服务产品的附加值率随之上升。换句话说，就是服务贸易“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具体到服务部门，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建筑服务等传统服务部门产品进出口占比逐步下降，而金融服务、保险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文化教育服务等现代服务贸易部门产品进出口快速增长且占比攀升。

由此，笔者对服务贸易结构优化直接表现为运输和旅游等传统服务贸易在总服务贸易额中的占比下降，而现代服务贸易占比上升或是表现为现代服务贸易与传统服务贸易的相对比例上升。

特别强调的是本书对出口贸易的研究边界框定为一国或地区货物出口技术含量提升和服务贸易结构优化。

四 产业升级的理解和研究边界

学界研究产业升级存在“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调整，下同）和“产业链升级”两条思路。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物质生产部门（包括部门内的分部门）之间的组合与构成的情况，以及它们在社会生产总体中所占的比重，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间的比例关系及其变化趋势。我国按照三次产业分类法将产业划分为：第一产业，主要包括农、林、牧、副、渔业等；第二产业，主要包括工业和建筑业，其中工业涵括了制造业、采掘业等；第三产业就是除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外的产业，主要是指服务业。产业结构调整是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或就业比重发生动态变化的一个过程。学术界普遍认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首先，第一产业在一国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农业产值和就业比重都远远大于其他产业；其次，在工业化发展阶段，第二产业开始逐渐超过第一产业而成为主导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也开始逐步上升；最后，第三产业占据了主导地位，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比重最小。

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表现为区域产业结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是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一般原理在一定的宏观环境背景中与具体的区域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表现为产业内部结构高级化，这种高级化就是由低梯度产业向高梯度产业升级，即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本书对产业升级的研究边界限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地区差异下产值结构比重和就业结构比重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表征，即从区域产业结构合理性和产业内部结构高级化方面对产业升级予以考察。

产业链升级思路下的产业升级是一个企业或经济体迈向更具获利能力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的过程，其路径遵循从OEM到ODM再到OBM逐步演进的轨迹（Gerrifi, 1999）。Humphrey和Schmitz（2002）明确提出了一种以企业为中心，由低级到高级的四层次升级分类方法，即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从价值角度来讲，产业链升级就是从低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向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攀升，也可表述为由现在的非核心价值元向核心价值元升级，即价值链升级与价值元升级。

基于数据难以获得等约束条件，产业链升级思路下的产业升级暂不纳入研究框架，笔者只在第六章中作为待研究内容简要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