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一 研究背景

肇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令美国经济经历了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经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由此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蝴蝶效应”，美欧日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金融跌宕起伏，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受羁于此，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在国外需求减少，人民币不断升值以及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等环境下，中国经济增长乏力，为此，中央政府再次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于基础设施，启动了“4万亿元”投资计划，经济刺激政策作用逐渐显现，中国经济于2009年率先复苏，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依次为9.21%、10.45%和9.30%。然而，伴随着欧美债务危机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复苏充满着不确定性，经济学家林毅夫（2009）主张以“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用来做有效投资。2012年他又提出“新马歇尔计划”，并且倡导创立“全球复苏基金”（Global Recovery Fund）和“全球基础设施计划”（Global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在持续的新常态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将继续乏力，“需要运用全球协调的财政政策投资于基础设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电力、道路、港口等能为未来增长消除‘瓶颈’的高收益项目，才能消化全球闲置的巨大过剩生产能力和创造就业，并为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使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能够恢复正常增长和活力”（林毅夫，2012）。林毅夫开出的“新结构经济学”+“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药方”受到许多质疑，如“新结构经济学的总体感觉是比较优势原理与历史经验的混杂，是在为政府干预产业寻找依据和理由”（付晓东，2014）。也有学者认为林毅夫的见解高屋建瓴，博大精深。其实，基础设施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政府适时恰当地对其进行有效干预，是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这一点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已得到验证。

2013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先后出访东南亚时提出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的倡议。2014年4月10日，李克强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讲道，“单丝难成线，独木不成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融合发展的基本条件，地区各国应携起手来，加快推进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基础设施建设。中方愿与相关国家一起，规划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项目；产业互接互补是融合发展的主要内容，各国应利用相互毗邻的地缘优势，推动上、中、下游全产业链深度合作，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网络和经济体系。2014年7月1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拉美时，与巴西和秘鲁发布联合声明，宣布将开展跨越巴西和秘鲁的“两洋铁路”建设，这一条铁路被誉为“陆上巴拿马”。如果说“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加快“环中国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促进区域产业链融合延伸是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内容，那么，“陆上巴拿马”的启动，或成为中国基础设施“走出去”加码的信号。

对于一个亲历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人来说，笔者见证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回到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读大学时期，最为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寒暑假时往返于家里和学校之间，那时唯一的交通工具是“绿皮”火车，拥挤不堪的车厢里几乎令人窒息的场景至今难忘。如今，蛛网式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缩短了时空距离，仅交通运输的变化就令人惊诧不已，更不用说信息、能源、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上的变化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的福祉。20世纪90年代之前，薄弱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掣肘，且严重影响中国人的生活质量。之后，中国政府持续加大了基础设施投入的力度，如1998年（因东南亚金融危机）为启动内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2000年为协调地区发展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再次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2009年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实施的规划……这一系列政策、规划、战略突出了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目前，中国网络（经济性）基础设施多项指标位居世界前茅，社会性基础设施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尤为突出的是科研基础设施建设成绩骄人，神舟相接彰显了“中国精度”，蛟龙探海镌刻了“中国深度”，“和谐号”风驰提升了“中国速度”……

与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相伴的是中国对外贸易成绩斐然以及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比照2013年中国对外贸易的现实，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4.16万亿美元，扣除汇率因素同比增长7.6%。其中出口2.21万亿美元，增长7.9%；进口1.95万亿美元，增长7.3%；贸易顺差2597.5亿美元，增长12.8%，跃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改革开放使我国的对外贸易驶上“快车道”，成为一百多年来首次坐上世界货物贸易“头把交椅”的发展中国家。在资本技术密集度更高、高增值环节集中的服务贸易方面，服务进出口总额达5396.4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14.7%，稳居世界服务进出口第三位。其中，服务出口总额2105.9亿美元，同比增长10.6%，增速比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高附加值服务出口继续稳步增长，成为服务贸易结构调整的重要推动力；服务进口总额3290.5亿美元，同比增长17.5%，增幅与上年基本持平，高附加值服务中的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电影和音像服务进口增速显著。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2013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4.0%、7.8%和8.3%，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43.9%）。2013年末，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员比例为38.5%，分别超过一产（31.4%）和二产（30.1%）就业比例，已经连续3年在三次产业中就业占比最高，服务业主导初现雏形。

二 问题提出

基础设施是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决定着国民经济发展方向和运行速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像交通、运输、通信、能源等这样的经济性基础产业，就占中国国有资产总量的75%；教育、科研、卫生、环保等社会性基础设施取得新进步。得益于交通、信息、通信等技术及相关基础设施的飞速发展，服务的可贸易性大大增强，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且结构优化趋势初现（程南洋、杨红强、聂影，2006）；货物出口技术含量不断提升，中国的出口结构已经从低技术附加值出口为主转变为以中等技术附加值出口为主（樊纲、关志雄、姚枝仲，2006），出口产品已具有较高的竞争力，而且在不断提高（B Xu，2007）；即或是在某一特定期间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没有显著提高也只是一个暂时现象（姚洋、张晔，2008），特别是“入世”以来的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呈现加速升级态势（殷德生，2011）；Rodrick（2006）甚至认为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要比一般研究结论中认为的高得多。与此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那么，中国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与对外贸易“成绩斐然”以及产业升级“稳步推进”发生在同一时期，三者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呢？这其中的作用机理又是如何？这是本书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此外，在一个“地球村”里，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成为离群索居的“鲁滨逊”，中国概莫能外。1997年爆发东南亚金融危机后，1999年中国GDP增速跌至7.62%，中央政府及时推出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2007年GDP增速创近期新高至14.16%。受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此后的欧美债务危机冲击，2009年GDP增速回落至9.21%，中央再次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于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经济率先复苏，2010年GDP增速为10.45%。由中国经验可知，积极财政政策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投资也为中国未来能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奠定基础。消费、投资和贸易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两次金融危机其对经济增长作用各奔东西。消费对GDP增长拉动微小震荡；贸易对GDP增长拉动作用反向于投资急剧下降，2009年跌至谷底；反观投资对GDP增长拉动，在中央政府两次启动积极财政政策后外部性明显，尤其是第二次作用效果显著（如图1-1所示）。同期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拉动表现为第二产业作用最大，第三产业次之但上升趋势明显。那么，政府干预下的基础设施外部性是否能够促进经济长期增长？这种外部性与贸易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这是本书要解答的第二个问题。

图1-1 1997—2013年“三驾马车”对GDP增长拉动示意图

三 研究价值

对上述问题的考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极强的现实意义。就理论价值而言，一方面，在异质性框架下构建理论模型，考察基础设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服务贸易结构优化，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微观机制和传导途径，丰富和发展国际贸易理论，为新的研究视角提供基于严密证明的理论分析新框架；另一方面，为中国地区基础设施互联共通与提高商贸流通效率，以及跨国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与区域产业链升级延伸提供理论支撑。同时也为构建中国主导的FTAAP（亚太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 of the Asia Pacific，FTAAP）和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可行性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就实际意义而言，笔者首先使用国内省际数据对基础设施、出口贸易与产业升级的现实基础进行统计分析，继而从跨国经验数据和国内省际数据两个层面，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进行计量估计，实证验证基础设施、出口贸易与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果，为我们研究中国出口贸易扩张、出口结构改善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新的思路，这对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长期稳态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