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金融宰相还是聚敛权臣？

在20世纪中国，王安石变法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自严、梁以后，对王安石的颂扬一潮高过一潮，形成了百年崇拜的历史巨浪。除了称赞王安石青苗法具有银行金融的现代特征外，王安石“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的主张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比如有人说王安石的改革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有人称赞王安石是人民改革家，代表着劳苦大众的利益；有的说王安石是小地主阶级解放运动的先锋战士，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的、保守顽固的司马光集团之间展开激烈斗争。

在20世纪70年代儒法斗争的浪潮之中，王安石与韩非子、秦始皇、汉武帝等一道被划作法家阵营，司马光、苏轼被划入儒家阵营。按照当时的标准，法家是进步的，儒家是反动的。800年前王安石因异端之学而被踢出孔庙，800年后王安石却以法家代表而享受至高的荣耀。

当然也有不一样的声音。比如著名的文人学者林语堂就很不喜欢王安石，他在英文的《苏东坡传》中讽刺了王安石及其新法。四川大学的历史学家蒙文通教授坚守传统儒学的立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对王安石变法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这些观点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否定王安石变法的观点真正形成一种学术新潮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曾瑜先生在中国人文社科领域最权威的刊物《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王安石变法简论》一文。他提出要从实践的效果来评判王安石变法，认为王安石变法富国有术，强兵无方，而其理财新法无非加重了贫民下户的负担。文中以斩钉截铁的笔调写道：

王安石实行免役法和青苗法，说穿了，无非是新增两笔赋税，一笔叫役钱，另一笔叫青苗钱。

青苗法是新增赋税，这个简洁有力的论断刷新了人们的认知。“赋税”一说并不注重青苗法的借贷形式而强调其实质，将其国家强制性特征与赋税等量齐观。

这在当时热捧王安石的思想氛围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观点，对很多人的思想形成了巨大冲击，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引发了激烈争议。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风云激荡的岁月里，“尊王抑马”还是“尊马抑王”，成为当时历史学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其激烈程度恰如900年前的王马之争。有人不禁感叹：历史正在重演！但实际上，人们所争论的问题指向了当下与未来——中国向何处去？正是因为这种与现实的密切联系，使得王安石变法成了中国史学头等重要的课题之一，而青苗法问题又成了王安石变法研究之头等重要的课题。

自严复以来，人们对青苗法的主流看法有了历史性的转变，但是论争并未终结，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在现实影响和学术研究的交错中延续着北宋变革时代的争议。围绕着青苗法的性质问题，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低利贷说、高利贷说和赋税说。低利贷是王安石自己的说法，高利贷或者赋税其实是王安石的反对者早已提出的说法。

持低利贷说者多采信倾向于王安石等北宋新法派的史料，更多地肯定青苗法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其社会意义：一是对贫民具有融资与救济之功，二是对豪强地主的高利贷有抑制或打击之效。

持高利贷说或者赋税说者多采信倾向于司马光等新法反对者的史料，强调青苗法的高利率和强制性特征。赋税和官方高利贷这两种界说都对青苗法持否定态度，批评新法的聚敛倾向。

20世纪关于青苗法的看法，虽然研究方法非常多元，有进行阶级分析的，有进行市场分析的，但其最为根本的论述逻辑仍然没有脱离宋朝人关于青苗法争论的整体范围，一定程度上可以说20世纪的青苗法论争是北宋时代青苗法论争的新形式的再现。就此而言，今人的认识并不比古人高明。言说者似乎都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但除了道理之外，立场的选择似乎有着更大的影响。

当然古今之间也有非常明显的形式差别，那就是近代以来在青苗法的讨论中有了银行、金融这样的摩登表达。严、梁之后此说在民国时期甚为流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再度风行，乃至今日，承继此说者仍绵延不绝。

一些经济学家即便不采用“银行/金融”这种表达方式，也会按照金融学的方法来研究青苗法。有人称王安石为“古代金融第一人”“金融大才”，说他是“农业发展银行之鼻祖”。在金融领域还有非常盛大的“金融科技·介甫奖”之类的评选活动。

但是，即便在王安石被戴上了“理财能臣”“金融宰相”的桂冠之后，也始终面临着“聚敛民财”的质疑之声，这种声音尽管时而微弱，时而高亢，但一直执拗地存在着。新旧之争，或者说王马之争，跨越千年，不绝如缕。

金融行业“介甫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