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对商鞅的崇拜深入骨髓

王安石有一首题作《商鞅》的诗，表达了他对商鞅的敬仰之情。全诗如下：

自古驱民在信诚，

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

商鞅能令政必行。

商鞅，这位让多少儒士闻之摇头的人物，却是王安石父子的精神偶像。商鞅立木以建信，刑太子之师以立威，此种精神让王安石非常感佩。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也经常称赞商鞅是“豪杰之士”。

在《大秦帝国》《大秦赋》之类的文艺作品流行的今天，崇拜商鞅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在传统观念里，大秦不过是暴秦，始皇不过是暴君，商鞅的形象是刻薄寡恩，最后作茧自缚，身败名裂，为天下笑。在儒学复兴的宋朝，崇拜商鞅的人，毫无疑问是另类。

变法，是商鞅的政治口号。《商君书》的第一篇就是《更法》（更法就是变法），为秦孝公时变法派与保守派大辩论的记录。

秦孝公说：“现今我想变法，但又担心天下人非议我。”

商鞅说：“我听说做大事犹豫不定，就无法成功（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国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顾虑天下人怎么议论（无顾天下之议）。俗话说不可以跟老百姓一起讨论如何开始，却能够同他们一起开欢乐的庆功会（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的法书上说：讲求至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和众人商量（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只要能够强国，能够利民，就不必去沿袭旧法度，不用遵守旧礼制。”

保守派的甘龙表示不是这样，他听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

商鞅说，你说的都是世俗之言，“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保守派的杜挚说，他听说“利不百，不变法”，所以应该“法古”。

商鞅说，前世的治理办法都不一样，你要法哪个古？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到了文王、武王，都是根据当时的时代状况立法制礼，所以说治理天下不是只有一条道，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需要拘泥于古法旧制（“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最后，秦孝公接受了商鞅的建议。

王安石一定是熟读《商君书》，尤其是《更法》这一篇。他很喜欢“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这句话，宋神宗也常引用。“无顾天下之议”，这不就是王安石所宣扬的“人言不足恤”么？商鞅说别人的话都是世俗之言，王安石也说反对他的人都是“流俗之人”，反对他的言论都是“流俗之言”。正因为有商鞅精神护体，王安石才会显得战斗力爆棚。

年轻时候的王安石，被人称为当世孟子；大权在握的王安石，当时人觉得他就是商鞅再生。

王安石特别喜欢说“法先王”，他所说的先王更接近于《商君书》《管子》《韩非子》中所说的先王，即法家的先王。并不是只有儒家才喜欢说“法先王”，商鞅也喜欢引经据典，喜欢把自己的主张说成是先王的智慧。

神宗还是王爷的时候，就喜欢读法家著作，曾经把《韩非子》抄了一本，让手下人校对。他的一位儒学老师说，韩非子的思想阴险浅薄，没什么可看的。赵顼说：“只是抄上一本作为藏书，我不喜好韩非的学说。”

儒家的学说，可说不可做；法家的学说，可做不可说。神宗对此清楚得很。

王安石的《商鞅》一诗在宋代颇受非议，近代以来被奉为伟作。严复酷爱王安石的诗，对《商鞅》一诗更是情有独钟，他将原诗中“商鞅能令政必行”中的“政”写作“法”，曾称颂此诗是“不朽语”。

神宗能够信任王安石，看中的恐怕不是王安石当代孟子的声名，而是王安石思想中闪烁的法家之光。王安石喜欢引用《诗经》，引用《尚书》，最后的解释都和商鞅、韩非所说契合。

王安石拜相之后，神宗称他为“师儒”。私下里二人倒是经常切磋法家学说。有一次王安石曾对宋神宗说：

陛下看商鞅所以精通耕战之法，只看司马迁所记的几行字就足够了。如果法令简而要，那么下面的人容易遵行；烦而不要，那么下面的人既难以遵行，上面的人也难以考察。

苏轼读到《史记》里商鞅和桑弘羊的记载，评论说：

自汉以来，学者以讨论商鞅、桑弘羊为耻，而国君对他们情有独钟且甘之如饴，都是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至有的君主连名与实都以他们为宗（“甚者则名实皆宗之”）。

显然他说的就是神宗和王安石。神宗大多数时候是“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阳儒阴法的分寸把握得很好，有时候一不小心就暴露了，变成了名实皆宗法家。

和商鞅变法一样，王安石变法一开始阻力重重。青苗法是在少数人赞成多数人反对的背景下，依靠皇帝的威权强行推出的。要让政令贯彻下去，王安石就要成为商鞅那样的人。

王安石一直坚定地主张皇帝要运用帝王之术来改变士大夫的风气。他的主张是否可以奏效？我们不妨以青苗法实施中的两场诏狱来一窥究竟。

所谓诏狱，即皇帝下诏差官审理的重大案件。这两场诏狱，发生在熙宁四年前后，都和青苗法有关联，牵连众多，震动一时。其一为亳州青苗案，是因新法推行而直接引发的第一场诏狱；另一为成都府路燕饮案，案件内容与青苗法并不相干，但案件的起因和青苗法关系甚大。

两场诏狱的结果证明，王安石的主张在现实中真的是非常有效的。商鞅确实可以“能令政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