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行记的源流及其在先唐的发展

从远古蛮荒时代进入到文明社会以来，远足旅行一直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重要途径。中国古代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宗法社会，讲求安居乐业，唯其如此，所以在常态居住生活之外，旅行就显得尤为重要。旅行不仅可以开阔视野、储备知识、增加经验，而且也在无形之中改变着社会内部的文化结构。因此，自古至今远足出行都是大事。既然是大事，人们自然会以不同的方式记录这些“大事”，纪行书写由此诞生。纪行的传统由来已久，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他们都频繁地书写着有关行旅的历史体验。在诸多纪行体验记录中，文学家对旅行的记录最为出彩。我们追溯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诗经》和《楚辞》，其中就有很多纪行之作。《诗经》中的《王风·葛藟》《魏风·陟岵》《豳风·东山》《召南·小星》《小雅·采薇》《小雅·小明》《小雅·四牡》《小雅·绵蛮》《小雅·四月》《小雅·何草不黄》等诗就是因不同目的所写的羁旅行役之诗。如果说《诗经》中的纪行之作特点还不明显的话，那么屈原《九章》中的《哀郢》《涉江》等篇章则是典型的纪行之作，如《哀郢》记载的是从郢至陵阳的行程，《涉江》是屈原晚年放逐江南之时从鄂渚入溆浦的一段行程。与《诗经》相比，这两篇作品不仅有了更加明确的行程描写，而且对行旅的体验更加细致入微。汉魏以来的纪行赋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这种传统，刘歆的《遂初赋》、班昭的《东征赋》、班彪的《北征赋》、潘岳的《西征赋》、蔡邕的《述行赋》、王粲的《初征赋》、曹植的《述行赋》、崔琰的《述初赋》、陆机的《行思赋》、张载的《叙行赋》、繁钦的《述行赋》、卢谌《征艰赋》等赋作，都是以纪行为中心展开的。所以，行旅从一开始就成了文学创作者关注的重点。

关于旅行的体验和记录可以以“诗赋”的方式来呈现，也可以以“文”的方式呈现。以“文”的方式所呈现的专门记录旅行的纪实著作或者单篇之文，就是行记。诗赋的渲染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一些纪实之文对行旅的记录也意义深远，其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诗赋的记录。因为纪实之文不仅为将来的旅行者提供了富有价值的资讯，而且也慢慢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大体而言，旅行记录可以以纯文学文体和实用文体两种形式来呈现。与“抒情言志”的纯文学作品相比，行记更加注重切实的生活，“实录”是其内核。远行的重要性是行记产生的直接动力。这种远行，可以是国家层面的，也可以是个人层面的。从中国古代的书写传统来看，最初的旅行记录多是由官方完成的，个人很少长途远足，更无相关的著述。李德辉认为“行记孕育于汉代，滋长于魏晋南北朝，盛行于隋唐两宋。明清时期，记载长途旅行的行记更加发达，奇花异卉，磅礴于文学之林，其流风余韵下及近现代，可谓源远流长”[1]。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我们以为行记之作源于先秦。虽然，先秦古籍亡佚严重，我们已无法找到一种专门记录旅行的著述，未免遗憾。但是，这并不代表先秦没有记录行旅之著述。我们依然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