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与融合（代序）

徐新

郑阳所著《傲慢与偏见——希腊化-罗马时期地中海世界的犹太观念》一书是一部从史学角度探讨古代文明的著作，涵盖的历史时段（公元前4世纪～公元2世纪）与涉及的地域范围（地中海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十分独特。这是第一个不同文明深度碰撞交流的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变局，身处其中的各个文明如何应对已经成为今天重视文明互鉴者关注的历史课题。犹太民族作为地中海世界的一员，作为这一文明碰撞交流过程重要的参与者和塑造者，成为本书的审视主体十分自然，非犹太群体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形成，以及最终形成了何种犹太观念亦应是大家所关注的内容。

阅读这样一部作品，需要从了解希腊化-罗马时期开始，而开创这一时代的传奇英雄亚历山大大帝为我们提供了合适的切入点。亚历山大20岁即位，一生中几乎未尝败绩，仅用10年时间便征服了从欧洲巴尔干到印度河流域的广袤地区，建立了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大的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并开启了“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不仅是马其顿国王、希腊世界的共主，还成为“亚洲之王”。由于他的扩张和征服，已有上千年历史的上古诸文明，如两河文明、埃及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文明、希腊文明等都被纳入同一“屋檐”下。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33岁便猝然离世，然而他所开创的不同文明之间既冲突又融合的新浪潮并未随着他的离世而式微，反而积跬致远，渐成大势，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亚历山大的帝国在其去世后主要分裂为三个部分：在欧洲的马其顿王国，包括希腊及其周边地区；托勒密王国，主要统辖埃及和巴勒斯坦部分地区；塞琉古王国，继承了亚历山大帝国亚洲部分的领土，统治的中心地区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曾先后被托勒密王国和塞琉古王国统治。

马其顿统治者深受希腊文化影响，认定希腊文化是一种超越希腊本土的理想和生活方式。出于自身情感和统治需要，他们在自己的统治区域中推广希腊的语言、思想和文化，希腊式城市纷纷建立，一场所谓“希腊化运动”（Hellenization）在希腊化诸王国所在的地区悄然兴起，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希腊化时期”。

席卷近东地区的希腊化运动在犹太人的家园也声势浩大，影响深远。以色列地出现了近30座设有希腊式祭坛、竞技场和剧院的新兴城镇，凯撒利亚和撒玛利亚是其中的代表。这些表明以色列地孕育出的犹太文明与希腊文明的融合。在犹太散居地，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会堂更是直接采用了巴西利卡的建筑样式，这是典型的希腊-罗马建筑。诞生于亚历山大里亚的《七十士译本》是犹太《托拉》的第一个希腊语译本。这一译本为生活在散居地、讲希腊语的犹太民众研习《托拉》提供了方便，也为希腊人提供了一条了解犹太文明的渠道。生活在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完全可以被视为希腊文化与犹太文化融合的典范。斐洛是一位希腊化的犹太哲学家，是第一位对《托拉》进行哲学诠释并留下丰硕成果的学者。他采用隐喻的叙述方法，将犹太经典寓意转化为一系列抽象的哲学概念，为犹太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能够在希腊化的新形势下延续、发展、壮大。同时，他有意识地将希腊哲学融入犹太传统，致力于阐发犹太神学思想，进而把犹太教中包含的神秘主义成分理论化、系统化。这些现象都清楚地体现出希腊文化对犹太文明的影响，也昭示着犹太人对希腊文化的接纳与融合。

然而，不同寻常的是，犹太文化与希腊文化的融合并不是没有边界的融合，而是一种在坚守中的融合，是在加强自身文明护栏建设中的融合。这样的融合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以抗争的方式抵御，二是以“大众化”的方式重塑犹太教。

如前所述，希腊式生活方式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显然对一部分犹太人，特别是其上层贵族，非常具有吸引力。不过，广大犹太民众因为独特的信仰与传统，对希腊式生活提不起兴趣；而希腊统治者对其生活方式的执意推行，不可避免会导致对犹太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使决意坚守自身文化传统的犹太人最后不得不奋起进行捍卫民族文化传统的斗争。

这种政治文化冲突随着安条克四世强制在耶路撒冷推行希腊化改革而达到高潮。这位塞琉古的统治者不仅劫掠了耶路撒冷的犹太圣殿，在圣殿竖起希腊祭坛，而且宣布犹太教非法，焚烧《托拉》经卷，禁止犹太人守安息日和其他犹太节日，禁止犹太人为新生儿行割礼，强迫犹太人放弃犹太饮食法和食用被犹太传统视为不洁的猪肉，并且对违反这些禁令的犹太人进行严厉的迫害。大量犹太人因此遭到杀身之祸。《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都以大量笔墨记述了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宗教迫害。在这些记述中，许多普通犹太人在面临良心和信仰自由的考验时选择杀身成仁，成为殉道者。这些人甚至成为中世纪的基督徒的榜样，被彼时的教会封为圣徒，并出现在中世纪基督教的艺术作品中。

虽然犹太民族在历史上遭受过多次严重打击，包括国家的丧失，但其宗教活动却从未被禁止过。安条克四世的希腊化改革以空前的方式将犹太人逼迫至“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境地，于是反抗塞琉古统治的犹太起义终于在公元前168年爆发，史称“马加比起义”。

起义在犹地亚地区一个叫作莫迪因的小镇首先打响。起义者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进行战斗，同时，号召所有犹太人加入抵抗并迅速得到广大民众的响应，其中包括主张严格遵守摩西律法的哈西德派。经过一段时间的锤炼，起义者以灵活机动的战术，逐渐赢得了战场主动权。公元前165年犹太历基流斯月——相当于公历12月，起义军终于进军耶路撒冷，收复并洁净了圣殿。为了纪念此事，犹太人将每年的基流斯月25日作为庆祝这一胜利的节日——哈努卡节的首日。

面对马加比起义的节节胜利，塞琉古王国的统治者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宣布放弃先前的政策，允许犹太人按照自己的传统生活，犹太教重新受到了尊重。起义者在最终获得自治权利后建立起了具有半独立性质的哈斯蒙尼王朝（公元前143～公元前63年）。马加比起义遂成为犹太历史上少有的一次反抗异族压迫并取得完全胜利的斗争。

马加比起义最初就不是一场政治运动，也不是为了推翻希腊统治者的民族独立战争，而是一场捍卫信仰和传统的斗争，是一种有意识的抵制异质文化之举，所以这显然是一场文明的冲突。因此，起义胜利的意义便显得更为特别，它不仅体现在犹太人在政治上获得了自治权，更重要的是，它是犹太民族捍卫自身良心自由和信仰传统的胜利。正是这一胜利使犹太文明开创的独一神信仰得以留存。假使马加比起义没有爆发，或是起义归于失败，则犹太一神传统便极可能像许多其他的古代文明那样，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若此，今日我们所熟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建诸这两种宗教基础之上的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便大概率不会出现。因为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其观念基础均来源于犹太教。故此，马加比起义胜利的意义远远超出其直接成果，而起义本身也表明犹太文明在面对希腊文明时的一种坚守，犹太人在接受希腊统治融入“主流社会”的同时，从未放弃自己的犹太性，这个民族把自己创造的文化视为生命一般的珍贵之物，需要用鲜血加以捍卫。这恐怕也是犹太文明能够迥异于众多消失的古文明，延续至今的原因之一。

哈斯蒙尼王朝是犹太民族史上的辉煌时期。亚历山大·雅尼斯为王时，哈斯蒙尼王朝的疆域达到最大，超越了大卫、所罗门时期的王国版图。同时，该王朝也极大地推动了其统辖区域犹太化的程度，他们甚至通过强制割礼的方式使以土买人全部皈依。这些强制皈依的做法已经偏离了犹太传统，更加倾向希腊化行为模式的旨趣。事实上，哈斯蒙尼王朝在坚守犹太性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并采用希腊方式建构认同、巩固统治。王朝末期，哈斯蒙尼王室内部出现了分裂，兄弟阋墙争夺王位，最终导致罗马人介入，终结了独立的犹太国家，犹太人开始生活在罗马的统治之下。

虽然罗马统治者在大部分时间里允许犹太人保持内部的自治，但文明之间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冲突加之统治者的暴政，还是引发了犹太人与罗马人的武装冲突。犹太人曾数度拿起武器反抗罗马，其中对以色列地犹太人影响最大的冲突，是公元66～70年的第一次犹太-罗马战争以及公元132～135年的第二次犹太-罗马战争。犹太人在这两场战争中均以失败告终，并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前者使得犹太第二圣殿被毁；后者使犹太人彻底丧失了独立地位，罗马当局还完全禁止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居住，在将犹太人赶出犹地亚省的同时，将该省的名称改为巴勒斯坦。犹太历史从此进入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大流散时期”，时间长达1800余年。

毫无疑问，这两场残酷的战争对犹太文明的生存延续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从历史经验看，几乎没有任何族群能在失去政权和地域联系的散亡状态下将自身的文化延续下去。阿摩利人、亚述人、米坦尼人、加喜特人、赫梯人、迦勒底人，这些曾经在古代东方叱咤风云的族群，在国灭之后都消散无闻，成为退出文明舞台的历史过客。此时，犹太文化的命运也因遭遇类似的局面而岌岌可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然而，犹太民族和犹太文化不仅奇迹般地得到留存和延续，而且在随后的年代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一“奇迹”何以发生？原因之一正是本书作者在文中分析指出的以“大众化”的方式对犹太教进行重塑，进一步使犹太教的礼仪、要求、做法成为民众生活习俗的一部分，成为生活之道。原来只是要求在圣殿侍奉上帝的祭司阶层的律法诫命扩大到适用于犹太民众，成为大众的“义务”。这样一个由万千民众组成的护栏就树立了起来。以“大众化”对抗“希腊化”。本书囿于所探讨的时段，主要分析了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文明大众化的情况，对公元2世纪之后的情况着墨不多，这里对圣殿被毁后犹太文明“宗教大众化”的内容加以补充，以期更为全面地呈现出这一变化。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后，犹太“宗教大众化”的进程与一个名为“贾布奈”（Yabneh）的犹太经学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起义失败后在那里聚集、终日研读的一群犹太知识分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在那里发生的一系列具有变革意义的思辨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当时发生在贾布奈的一切都是在学院内悄悄进行的，没有任何人制造任何声势，也无外邦人给予任何关注，但在贾布奈出现的变革不仅奇迹般地保存了犹太民族，保存了犹太精神，还使犹太文化的核心——犹太教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从“经典犹太教时期”步入了后人所说的“拉比犹太教时期”。犹太民族的主导权开始完全掌握在犹太拉比群体的手中，犹太民族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审视，发生在贾布奈的变革应该被视为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一场彻底改变犹太人命运、改变犹太文化发展方向的革命，是犹太历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

聚集在贾布奈的犹太拉比以其特有的预见性，对犹太民族在圣殿被毁之后所面临的一系列危险进行梳理和思考，将犹太民族面临的危险归纳为四个方面：其一，亡国沦为奴隶的犹太人经过世界奴隶市场而消亡的危险；其二，犹太人因散居而互不联系，忘记自己文化（特别是语言和传统）的危险；其三，犹太人在散居地被其他民族文化彻底同化的危险；其四，犹太人的传统信仰被其他宗教取代的危险。为了应对这些危险，贾布奈的犹太拉比以阐释《托拉》律法的方式塑造权威，竭力确立起统一的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倡导全民教育，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营建建构起犹太人与圣地和圣殿永久的精神联系，以此锻造犹太的民族意识。具体的措施大致包括以下五点。

第一，确立犹太生活的群体主义意识。如何设法保持分散犹太人之间的沟通和团结，不为所在社会同化。贾布奈犹太拉比为此创造性地提出了“法定人数”（minyan）的概念，以律法的形式规定组成会众进行正式宗教仪式的最低人数，即犹太人若要进行集体祈祷或举行割礼、婚礼、葬礼等人生仪式至少得有10名年满13岁并行过成年礼的犹太男子在场。倘若达不到该法定人数，集体祈祷等活动就不能进行，前来集会的人只能以个人身份祈祷。

由于犹太文化的核心是宗教，宗教生活是犹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这一独特的观念使得犹太意义上的生活不再可能是个体式的生活，单个的犹太人是无法过犹太式生活的，宗教文化意义上的犹太人只能以群体形式存在。这一概念一旦得到犹太人的认可，散居的犹太人便不再受到地域的限制，圣殿成为一件“便携式”的物品，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达到该法定人数，犹太人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建筑物中进行集体祷告。历史表明，“法定人数”这一概念在沟通散居犹太人联系和团结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犹太人不再以个体存在，必须相互信赖和依靠。而这种生活上的相互依存自然而然培养出了犹太民族的群体主义意识。

不仅如此，这一法定人数的概念同时确认：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10名年龄在13岁以上的犹太男子生活在能够相互联系的范围内，便可以（实际上更有义务）自行组成一个犹太人会集（设立犹太会堂），进行集体宗教活动。这样，分散的犹太人便有了一个定期聚集的场所。此外，倘若一个地区的犹太人数达到120人，便有权组成自己的社区。而根据犹太人的传统，犹太社区有权处理涉及本社区的一切事务，规范社区内犹太人的生活，同时还具有民事司法权，可以处理包括宗教、民事纠纷在内的案件。此外，每一个社区都有权（也应该）征收一部分国家税以外的税额。这部分税金被用来保证犹太人在经济上的自立，使生活在该社区的犹太人在任何时候都无需向非犹太人政府和机构寻求财政上的帮助，而是从犹太人自己的社团得到救助。

这种最初由法定人数的概念形成的带有强烈自治色彩的社区机制随后成为千百年来散居在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基本组织形态，从而在组织上确保犹太民族的散而不亡，在没有政治权力的情况下，在没有共同地域生活的情况下，有一个可以信赖的权威机构。

第二，倡导全民教育。尽管犹太人素有热爱学习的传统，贾布奈的犹太拉比还是从文化层面上发出了倡导实现全民教育的号召：每一个犹太社区都应建有自行管理、能向所有适龄犹太儿童提供受教育机会的教育体系。讲授和研习犹太教经典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学校的规模和教师的人数依据社区适龄儿童的人数多寡而定。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教育对于孤儿和穷人的孩子必须是免费的，以确保每一个适龄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犹太民族的全民义务教育制度早在贾布奈时代就已建立并付诸实践。贾布奈时代确立的教育思想使得读书学习成为犹太人的终生义务。这一倡导实行全民义务教育的做法在确保犹太精神代代相传的同时，还使得犹太人成为一个崇尚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民族，在随后的年代，由知识分子为本民族的前途掌舵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三，确立希伯来语作为犹太民族“圣语”的地位。为确保犹太民族自己的母语，撰写《圣经》的语言——希伯来语在犹太民族的大流散中不致消亡，贾布奈的犹太拉比把希伯来语解释为“上帝的语言”，在与上帝交流（即举行祈祷活动时）必须使用。这样希伯来语便名正言顺地成为犹太会堂的唯一用语。在随后的年代，在犹太会堂中，不论是祈祷，还是诵读，或者是布道，犹太人均使用希伯来语。希伯来语作为“圣语”的地位就这样得到了确定。为了防止希伯来语在散居地分裂成不同的方言，犹太学者还着手编写了第一部希伯来辞典和语法书。

事实证明，这一解释和做法意义非凡，在长达1800余年中，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基本以希伯来语为纽带保持相互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宗教文化上的，也有经济生活上的。此外，在世界各地生活的犹太人基本同时使用两种语言：一种是希伯来语，另一种是当地的语言。这不仅逐渐培养了犹太人的语言天赋，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散居地犹太人的文化生活。贾布奈知识分子此举使得犹太民族的古老语言——希伯来语“死”而不“亡”。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希伯来语已经不再是犹太人的日常用语，但其仍然作为一种书面用语而延续。如果没有这一措施，日常生活中已经停止使用的希伯来语在19世纪末于犹太人的民族复兴运动中在巴勒斯坦“复活”，重新成为犹太人的日常用语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根本做不到的。

第四，确定《希伯来圣经》文本的最终内容。在贾布奈的犹太拉比经过一系列讨论，终于在公元90年对哪些书卷应当入选，哪些书卷不该收入做出了最终裁决，从而完成了《圣经》的正典化过程。这是继公元前440年《托拉》正典以来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举措，永久性地锁定了犹太教经典应包含的内容。

《圣经》的正典化对于犹太教而言意义极为重大。犹太人若不能为其传统信念找出一种永存的形式，使其具有权威性，犹太教的正统信念无疑要面临巨大危机。因为当时犹太文化被希腊化的压力越来越大，希腊文化对犹太教，特别是生活在希腊化地区犹太人的影响越来越大。从当时流行、日后被收入《次经》和《伪经》的一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一影响程度之烈。

贾布奈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一形势下，讨论并最终确定正典内容，从而将《希伯来圣经》的全部内容建立在传统信仰的基础之上，维护了犹太教的纯洁性，确保了犹太教的独特性和对全体犹太人的权威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圣经》的正典实际上给了犹太民族一个新的定义：犹太民族是一个以摩西律法为核心的共同体。犹太教是一个以律法为中心的宗教。

在《圣经》正典化后的近两千年时间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正是以这部《圣经》建立起与犹太历史和耶路撒冷圣殿的联系，它成为维系犹太人作为一个统一民族的核心纽带。此外，《圣经》的正典还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一场伟大的文化建设活动，在通过对一本书的权威确立的过程中，知识的力量和犹太拉比的作用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此后，围绕《圣经》而进行的文化活动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持久和波澜壮阔的智识活动之一。

第五，规范和统一了犹太教祈祷仪式的基本内容和框架。当时另一个极有可能导致犹太民族分裂的棘手问题是：在失去圣殿的情况下该如何祈祷？贾布奈犹太拉比确定了祈祷的基本内容，对于什么样的祈祷词可以代替圣殿的献祭、哪些新的祈祷词和祈祷仪式可以使用以及祈祷顺序等，做出了统一的规范，从而避免了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可能出现的混乱，使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犹太会堂举行宗教礼仪时有了统一的标准。

今天，犹太人在祈祷时所使用的祈祷词内容基本上是贾布奈时代确立的框架。同时，确立的祈祷仪式还使得传统犹太会堂祈祷仪式中的每周《托拉》诵读活动不再是一小部分专门人士的专利，会众中的任何一员，只要仪表得体，均可以上台诵读。这使《托拉》的诵读活动成为全民活动，使研习犹太经典的活动深入人心。

此外，为了设法保留犹太民族对圣殿和历史的回忆并永志不忘，将其与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在精神上联系起来，贾布奈的犹太拉比创造出一种象征，代表着对失去故乡的怀念。例如，他们将罗马人攻陷圣城耶路撒冷和焚毁圣殿的日子（根据犹太历，这一日为阿布月初九）定为犹太人的哀悼日，以纪念耶路撒冷被毁事件。在这以后的每一年，犹太人都要在这一日禁食24小时并诵读《耶利米哀歌》以示悼念。这一日子的确定保持了犹太民族对圣殿的永恒回忆。

在这一系列措施提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作为知识分子的拉比不同于犹太历史上的先知。先知尽管谴责一切形式的不公正，却不相信人能够为进步和历史立下法规，他们对犹太民族的唯一要求是用忍受和服从上帝的方式等待救赎。而拉比则号召人们“打开律法书，寻求上帝的指导”。打开书本意味着学习和讨论，意味着思考和提出新的看法，意味着对知识和律法的尊重，对有知识的人的尊重和对知识分子领导的服从。难怪人们把这一时期看成犹太民族历史上“从圣殿崇拜向书本崇拜”的过渡期，是犹太教完全大众化的过程。面对不幸灾难时做出的临时对策，成为坚守传统的卓有成效的方式，成为确保犹太人成为一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在传统习俗上“一以贯之”的民族。

贾布奈变革在为犹太教的特性重新定型的同时，还用一种崭新的、重文化的形式重塑了犹太民族。这种重塑使得犹太民族的同一性不再取决于共同的地域或任何特定的政治结构，而是共同拥有的文化传统，在远离家乡和经历漫长的时间后，犹太人仍能永久保持自己的特征。

当然，事物都有两面。犹太人通过“大众化”坚守自身传统，梳理族际藩篱，必然引发周边民族的猜疑、不满甚至敌视。正如郑阳在一系列论证的基础上指出：由于不同文明之间的习俗、世界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加之现实生活中各种政治、宗教和社会方面的利益考量，埃及、希腊、罗马等多神教文明越来越多地关注现实生活中犹太习俗与自身传统的矛盾之处，反感犹太人“不合群的生活方式”，以不同的眼光审视犹太人和犹太教后，各种以排斥、厌恶、憎恶甚至仇视为特征的反犹观念开始出现，并且散布于地中海世界主要的多神教文明之中。

事实上，犹太人单是不承认其他民族的神祇、不对偶像（即众神）献祭、不向邻人的神庙送去自己的供品，就足以引起周围各族对犹太人的不满和憎恶了。关于这一点，经典历史学家海涅曼曾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在当时，除了犹太民族外，没有任何其他民族拒绝承认相邻民族的神祇；除了犹太人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民族的人拒绝举行向众神献祭活动；除了犹太人以外，也没有任何民族的人拒绝向相邻人的寺庙送去自己的供品。”生活在l世纪的罗马史学家阿庇安也在他的书中记录了对犹太人的不满：“如果他们（指犹太人）是罗马公民，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和我们敬拜同样的神祇？”犹太人只崇拜自己的神，拒绝崇拜其他民族的神祇，因为这点而对犹太人不满和憎恨一事还反映在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身上。例如，公元1世纪，罗马皇帝卡利古拉因获悉犹太人是罗马帝国众多臣民中唯一一个拒绝在圣殿中安放其塑像的民族而对犹太人十分反感。后来，一个犹太人代表团专程去罗马晋见卡利古拉，并试图就此事做出解释，卡利古拉嘲讽并斥责了代表团。当犹太代表团向他说明犹太人已经以他的名义在耶路撒冷圣殿献祭了三次时，卡利古拉十分恼火地说：“是啊，你们替我献了祭，却从来不向我献祭！”

现在的问题是，犹太人不仅不敬不拜邻人的神祇和以神明自居的罗马皇帝，还要大力宣扬自己的“独一神”思想，声称除了他们所说的神以外，异教社会所信仰的神祇都是虚假偶像。毫无疑问，这样的态度必然会引起非犹太人的愤怒和敌视，因为当时除了犹太人及其派生出的基督教，没有哪一个民族，没有哪一种宗教敢于做出如此狂妄的断言。

更有甚者，犹太律法要求犹太人做到的远非对独一神的信仰，犹太律法涵盖了日常事务的各个方面，确保犹太人在生活中保持犹太民族的独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而任何一个群体试图保持自身独特生活方式和自身价值观念的做法常常会引起周围其他群体的不满和反感。例如，犹太饮食法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犹太人无法与非犹太人同桌共餐。因为犹太饮食法不仅规定了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食品不可以吃，特别是对肉类食品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而且对那些可以食用的动物的宰杀方法做出了特别的规定，犹太教中的礼定屠宰法就是针对这一规定制定出来的。根据礼定屠宰法，人们在屠宰动物时必须使用无缺口的屠刀，力求把被宰动物遭受的痛苦降到最低，然后还必须放尽所有的血。因此，凡是不按此方法屠宰的动物的肉即使是犹太饮食法中认定可食用的也将被视为“不洁”，而不能食用。犹太律法中有关守安息日的律法是另一项使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分隔的重要内容。在犹太传统中，安息日是圣日，犹太人在这天不劳作、不旅行、不烧煮、不娱乐、不做生意、不购物，能够做的是休息、祈祷、学习和交谈。这些诫命使得犹太人在这一日几乎很难与非犹太邻人接触。

倘若犹太人只生活在自己的社会、天地中，不与其他民族的人交往或生活在一起，上述有关安息日和饮食法的种种规定也许不会引起人们太大的不安和反感，如同那些离群索居，或者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一样，无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多么独特，也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响。然而事实上，希腊化时代以降，特别是自圣殿被毁后，犹太人就基本上生活在外邦文明的社会之中，并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主流社会中的少数族群。在这样的社会中，再坚持自己的独特生活方式和道德准则，便会使他们在非犹太人眼中成为一个“古怪”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群体，招致人们的反感和猜疑。

此外，这一时期的罗马精英由于第一次直接面对犹太文化，对于犹太人及其习俗和传统多有误读误判，进而对之抨击指责，形成了希腊化-罗马时期独特的犹太观念。这导致罗马知识界对犹太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将犹太人视为东方诸多普通民族中的一员，而是继承希腊人的许多反犹观念，以著书立说的方式或者把犹太人说成下等人，或是把他们斥为遭神和人共同痛恨的民族。学者阿庇安就曾在他的著作中把犹太人形容为一群道德败坏的下等人，是被埃及人赶出来的麻风病患者，并以此告诫大众不要与犹太人接触、交往。著名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在偏见的基础上，将犹太人说成一个厌恶、排斥其他民族的人群。而他说这番话的出发点竟是犹太人“不与人们一道吃饭”，“拒绝与外乡女子发生性关系”。

本书中讨论的反犹观念大致可以归为亨廷顿所说的“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基本上可以被视为反犹的先声，是反犹思想的最初表现，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希腊化-罗马时期犹太人的生存状态是：他们必须臣服于异族统治，在离散式生活中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宗主国异族各类不同形式的反犹嘲讽、歧视乃至迫害。这一种特殊的困境迫使他们要想延续自身和保存自己的文化传统，就必须自强坚守，不惧特立独行，必须表现出超越他人的品质和才干，使独特的自己对于宗主国而言变得不可或缺。事实上，正是这一状态确保了犹太文明在希腊化的浪潮中没有被彻底融合，或者说同化，成为地中海世界唯一发端于上古时期、以一贯之势留存至今的文明。

《傲慢与偏见——希腊化-罗马时期地中海世界的犹太观念》以翔实的史料、力透纸背的分析，创造性地揭示了主题：希腊化-罗马时期地中海世界的犹太观念。在目前的中文语境下，这是人们了解古代反犹产生背景以及内涵实质的最佳读本。对于任何想从史学角度了解延绵数千年的反犹主义最初是如何产生的读者，起码是在中文语境下，该书都是绕不开、非读不可的重要参考著作。其意义和价值也就无须赘言。

是为序。

2024年1月31日于金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