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世象

《北洋画报》于成立之初便提出了“传播时事，提倡艺术，灌输常识”的口号。随着画报定位的日益清晰、编辑思路的日趋成熟，“时事”的传播内容由创办之初的“时政”“时局”逐渐演变为“时之世事”，进而与社会百态融为一体。“画世象”一章撷取的就是《北洋画报》对时人与世事的点滴记录。

《北洋画报》诞生14年前——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1911年12月25日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定为临时宪法，定南京为临时首都。2月12日，清隆裕太后代宣统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中国自此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南京临时政府在其存在的三个多月中，颁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后，政府迁都至北京，北洋政府建立。中华民国于北洋时期遭遇了两次危机：一是袁世凯复辟的洪宪帝制，最终因蔡锷、唐继尧与李烈钧等人发起的“护国战争”被推翻；二是张勋发动的溥仪复辟，最终被段祺瑞击溃，后又因段祺瑞废除《临时约法》，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于广州建立护法政府。这一时期，西方民主及科学思想开始传播，新文化运动于上海、北京兴起，学衡派复兴中华文化的倡议在南京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巴黎和会青岛归属问题引发的五四运动席卷全国。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召开，大会通过了新党章，改组了国民党，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国共两党开始第一次合作。1925年，改组后的国民党建立了国民革命军。此时，《北洋画报》的创办人冯武越于北京独资开办的《图画世界》（附设于《京报》）已经停刊。因直奉战争爆发，这份杂志仅出版三期就宣告结束，但其六字办报宗旨“时事、艺术、科学”却被《北洋画报》延续了下来。

1926年6月6日，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提出“一年统一湖广，三年统一全国”的总目标。7月9日，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北洋画报》于7月7日创刊，首期封面即为张作霖、张宗昌、吴佩孚、张学良等人会晤的照片，题为《张吴两上将军在京会面纪念摄影》，照片记录的是北伐前夕的重要事件：1926年6月28日，张作霖、吴佩孚在北京会晤，商谈联合组建北京政府。直奉军阀合力攻下北京南口后，吴佩孚向南进攻广东，张作霖则向北进攻北方的国民军，双方企图南北夹击共分天下。之后，《北洋画报》又连续两期报道张作霖与吴佩孚会晤的内容，并连续三期以国内外时政人物作为封面。从创刊前几期的内容不难看出，彼时《北洋画报》之“时事”还是“时政”与“时局”的概念，甚至连创刊词都被政治时事的照片“挤”到了版面的一角。

1926年，《北洋画报》迎来了创刊后第一个“双十节”。10月9日第27期的画报上刊发了大幅“十二章徽”国徽图片作为当期封面，中英附文“中华民国万岁万万岁”，同期出版《国庆增刊》。在这个为国庆而发的增刊中，除去冯武越《记西报为中国国庆增刊》一文之外，其余文章丝毫没有“庆”的意味，于其开篇，作者就直抒胸臆，其一：

提起了双十节，我非但眼见这种破碎的河山，发生感慨；就是这两个十字，犹好比钉死耶稣的架子非常凄惨；所以我把国庆的庆字，改了一下：国倾……国轻……国罄……[1]

其二：

自有了中华民国以来，我们小百姓，那一天那一年，不是处在这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军阀们的私斗，把一个五千年来的神州大陆，已弄得没有一片干净地，骨肉流离，哀鸿遍野；在这混乱的国中，还有什么可庆的事呢？[2]

其三：

从前我爱谈时局，这几年没这种兴头了，但是仍不免有人常常拿时势来和我说；并征求我的答案。我和他们说：从正面说，我是没那种精神了。……自入民国，这堆军阀们（合南北而言）这个说什么主义，那个说什么宗旨，其实多一半只是为饭。[3]

其四：

国庆虽叫庆，其实可以不庆。志士们到了双十节，反把新仇旧恨想起；文人们遇着国庆日，也把内患外侮写出，都是为国庆而起，然而有啥好庆？不但不该庆，说句丧气话，吊也可以。[4]

民初连年军阀混战，国家不统一，废除帝制之后的喜悦很快被对政局的失望所取代，与此同时，1920年代亦是批评的空气浓厚，发言较少忌惮的时期。就连《北洋画报》这样“为艺术”“为人生”的刊物也难以置身事外，亦足可见其办刊宗旨——时事、艺术、常识并重所言不虚。然而，对时局的失望、时政的消极，也使《北洋画报》“时事”板块的编辑思路发生了悄然变化。

1927年7月9日，创刊一年后的第102期《北洋画报》于4版开设《时事日记》专栏，分列“国内之部”与“国外之部”两个子栏，内容为五天以来，国内外时局及新闻的单日大事记：

（一）国内之部：七月一日……△上海各团体开会，以工部局对房产捐，增征百分之二，决于三日罢市示威。二日……△自清江浦运往下关火药一千零三十箱，突然炸裂，毁坏民船二十余艘，死伤甚重。三日△张学良在北京政法大学，演讲“现代青年的使命”，男女学生到场者逾千人。……△上海中华书局停业。△陈独秀之子延年，在沪枪决。△上海规定惩戒奸民条例，私定日货者，禁木笼十日，游街五日。四日△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自宁赴沪……

（二）国外之部：七月一日△瑞士日内瓦英美日三国军缩会议，关于潜水艇问题，审议终了。二日△美国支加哥酷热，中暑死亡者，达三十人。……五日△罗马尼亚总理与波兰外长，磋商缔结罗波同盟条约。

由专栏内容设置可以看出，在出版了一百余期之后，《北洋画报》对“时事”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内容有所充实和完善——除了时政时局，国内外的社会新闻也进入了其时事报道的范畴。不过，《时事日记》存在的时间不长，1927年9月7日《北洋画报》发表《本报特别启事》称“现因篇幅太窄，稿件太挤，时事新闻一栏，即行停刊”，《时事日记》专栏自1927年7月到9月连续发刊16期，这寥寥数语即告停了这一专栏。也许是启事中所说的版面原因，抑或画报编辑部对“时事”内容与“传播”方式已经开始有了新的考量。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以此专栏停刊为标志，《北洋画报》的时政报道逐渐调整角度与方式，向后期成熟的消费型杂志风格转变。此后，《北洋画报》才出现了有别于其他报刊的视角与内容，编辑同人提出了这份画报“真正价值之所在”：

北画出世以来，华北日处于热烈战争之中，交通梗塞，我报销路居然得位“大”报之列，日报中望尘不及者，比比皆是。是固主事者两年来惨澹经营之成绩，然北画之受民众欢迎，亦自有故。北话印刷之精，纸张之美，此皮毛事，皆易模仿，可以勿论。惟取材之广与善，实为造成北画真精神之原素。北画取材，包含一切时事，如民众运动，国家大典，国耻事迹，战争实景，各项发明，社会游艺，各种集会等……画报中，亦惟北画独有。[5]

此处“取材之广与善”值得注意，编辑同人已将“时事”范围扩充至“民众运动”“国家大典”“国耻事迹”“战争实景”“各项发明”“社会游艺”“各种集会”等方方面面。进而提出：

报纸为传播消息之利器，以时事真相披露于众，使国人借图画之介绍，了然于各种时事之经过，因推测其发展之趋势，是其所影响于社会之观听，至巨且大也。

至此，《北洋画报》虽然对于国内时局的大事，如国民政府北伐战况、东北战局、中日战事、国际局势等内容仍予以高度关注，但不同的是，其呈现方式已不再是画报创办之初那副严肃而单一的样子。随着出版时间的延续，《北洋画报》的时政新闻逐渐与社会新闻、文娱新闻整合，被《一周国内小事记》《小消息》《如是我闻》以及后期的《曲线新闻》《本埠消息》等专栏分解，并更多地在第2版、3版以图片及文字报道的方式呈现。1929年4月4日第301期《北洋画报》的《卷首例语》中，编辑部更是正式宣布了淡化“政治”，强调“消闲”的办报理念：

原来画报为物，言不及政治，语不设专门，只为遣兴消闲之读物，在政治不堪于利用；而在民众，则远不若窝窝头之为需要……吾报虽有“时事、艺术、常识”之标语，亦不过以示内容之范围，非欲效大言不惭之流，借题欺人也。

1929年起，《北洋画报》的专注焦点逐渐由大政时局转向消费与生活。究其原因在于“大”“小”环境之中。

大，为彼时之中国。《北洋画报》诞生于北洋时代之末，发展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之初。1928年12月29日，据信是《北洋画报》重要资助方代表的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北伐战争用时两年七个月，实现了国民政府三年内统一全国的目标。厌倦了战乱的国人，得到了片刻安宁。新的环境，给予人们新的生活愿景，亦给了《北洋画报》新的格局与使命。1929年之后的中国，趋新与守成并行，变革与守旧角力，新式社会理念与旧式传统礼俗共生。《北洋画报》也开始将“时事、艺术、常识”的范围扩大到社会生活范畴，展现了曾经延续不变的传统生活方式与剧烈变动的近代生活方式共存的画面。

小，则为彼时之天津。此时，北伐已结束，时局的稳定带给天津新的发展空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天津由之前隶属于北京的北洋政府“后花园”，转变为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别市”“院辖市”“直辖市”，这为天津的发展提供了机遇。这时的天津，中西文化交融碰撞，工厂银行林立，商业设施齐全，餐饮娱乐场所纷纷兴建，其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大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的地位已经逐渐确立。一座曾经政治气息浓郁的城市，开始向消费城市转变。与此同时，新闻出版行业迎来了一个相对平靖、宽松的时代，《北洋画报》紧跟这座城市发展的脚步，开始以消费休闲的视角记录当时的天津与中国。

世象，包罗万端。《北洋画报》作为时代的记录者，生动地呈现出了那个时期中西杂糅、新旧同框的世象图景。其中节庆习俗、衣食住行、休闲娱乐、宗教信仰等，都随着社会生活的变革于“画”与“报”中展现出别样风貌。

仅以节庆为例，历法与岁时年节的存废牵扯亿万斯民，也往往被当作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政治符号。1912年1月1日，孙中山正式宣布中华民国采用阳历（太阳历）纪年，但遭到袁世凯反对。1914年1月，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在致袁世凯的呈文中建议改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四节之时，国民均得休息，公务人员也准假一日。袁世凯批准了这个建议，仍以阴历（即太阴历，而非农历——作者注）定节日。其中较大的改变是原来的“元旦”为旧历“正月一日”（首月首日），而改历后的这一天开始叫作“春节”。《北洋画报》每到阳历1月1日都会推出新年专刊，单独设计封面，整合主题稿件，其内容多为与即将到来的旧历新年对应的生肖主题，如《羊年话羊》《马年说马》等组稿。而其时距旧历新年颇有时日，令人一头雾水。而《北洋画报》仍乐此不疲，盖因改历过程中，民众适应节日名称的变化需要时日，但报刊却乐得“偷换”节日概念，以增加阳历新年的喜庆气氛。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进一步推行阳历、废止阴历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为配合这一改革，1930年3月，内政部和教育部向国民政府提出了改革阴历传统节日的建议：阴历废止后，其对照的传统节日也当废止，传统节日应以阳历制定，人们应按新规定休息和娱乐。最终，文官处整合内政部与教育部的建议后呈交的改革方案获国民政府采纳，并于同年4月通令全国执行。改制后的传统节日为：“元旦（1月1日）、上元（1月15日）、楔辰（3月3日）、重五（5月5日）、中元（7月15日）、重九（9月9日）、腊八（12月8日）。”[6]这些传统节日调整后的时间，都是将阴历中的月日直接转换为阳历中的日期。如果说日期的“由阴转阳”民众还勉强可以接受，那么很多传统节日并未入选则令人大感意外。其中，对于《北洋画报》最为重要的7月7日（七夕，亦为《北洋画报》创刊日）被文官处直接删除。国民政府要求于1930年5月5日的“重五节”前废止阴历节日，并由执行部门发布训令。但是全国上下置若罔闻，仍按阴历过节，这项改革基本等于无效。不过，这也解释了《北洋画报》每逢阳历7月7日创刊日即大谈牛郎织女七夕乞巧的缘故。这与朝令夕改的阴阳历节日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广大民众虽然没有执行政府通令，但是政策却摆在那里，《北洋画报》遂将阳历7月7日作为“七夕”了。编辑吴秋尘曾在《北洋画报》两周年纪念号中撰文《七月七日》，文章内容尽是七夕的典故，但其文末语带戏谑的“注”或可佐证前论：

七月七日的故事，都属于夏历，搬来借用，有人或者以为不大得劲。其实不然，我们强制牛女改用阳历，有何不可。以今年论，阳历第一比阴历早一两月，而且没有闰月，可以早见些时；想更为讲爱情如牛女者所欢迎耳。[7]

《北洋画报》对传统节日的专题策划相对多，尤以重阳、端午、中秋等节日为代表，这也符合编辑部同人的审美旨趣，每逢传统佳节都刊发大量专稿专图、诗词、书法、绘画等以飨读者。而对民国时期才出现的新节日，如劳动节、妇女节、孔诞日（教师节）、儿童节等也多做专题报道。

管子曰：“衣食足而知荣辱”，“衣”与“食”的新旧变化与文明更迭，同样是《北洋画报》的关注所在。伴随西方文化的传入，“人民思想为之解放，对于昔日之格式，乃不复顾及，益以交通日便，风气为开，争奇斗艳之新妆，乃集中于津门沪上二地”。[8]《北洋画报》刊行的1920～1930年代，中式服装与西式服装相互碰撞、交融共存。从男士的长衫、中山装、西装、制服的多样风格，到女装的旗袍、洋装、礼服、泳装的时髦款式，画报用大量的版面展现了服装的时代风貌。无论是创刊之初连续刊载的新装样式图解、装束杂谈文章，还是后期的时装表演、欧西服饰推介，以及封面人物中闺媛佳丽、戏剧名伶、电影明星的时尚穿搭，都使《北洋画报》成为衣尚审美的引领者。

饮食方面，1920～1930年代正是国人的饮食趋于多样化的时期，中国传统小吃和地域菜品得到了延续和发展，西式餐饮也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和接纳，并在交汇碰撞中出现了中西合璧的新餐饮产品。《北洋画报》中的文章、图片以及广告都生动地记录下了国人饮食的变迁，其中不仅有当时国人“扬中抑西”的饮食观念，也呈现了像天津这样的中国大都市中西式餐饮的繁华。前者如：

余以为中国人于饮食之事，不但烹调术特别精深，而食法尤为独到。盖吾华人饮食，舌鼻同时兼用，故汤菜均求于热腾腾时入口，是不但食其味，而且嗅其气；味气兼用，此华人食学高深，于以见之。至于西菜，则恒于温和时进用，除火酒点心……等以外，类多不上热食，烹调时之精气，烟消云散，美味减去大半而后食之，此西人之不知讲求饮食之道也。[9]

后者如：

饭店酒楼咖啡馆食堂宴厅之类，竟如春笋，蓬蓬勃勃的产生出来，你拥我挤，简直教人不知所适。[10]

“新旧”“中西”的研磨与杂糅促成了多彩多变的世象生活。一个时代的世象，由社会时事、衣食住行、科技文体、宗教民俗、休闲娱乐等内容组成。《北洋画报》刊行的11年（1926～1937）中展现的节庆、民俗、宗教、戏剧、娱乐、服饰、餐饮、建筑、美术等新旧交替的内容，为人们呈现出那个时代的世象画卷。《北洋画报》所处的时代，西方近现代科技逐渐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推动了人们固有思想观念的变化，那个时代世象的主角，必定是那个时代的人。《北洋画报》于1936年7月7日创刊十周年时载文《十年来的中国人》，以略显荒诞的文字勾勒出了1926～1936年《北洋画报》所见的中国人与中国事，亦道出了彼时国人复杂与矛盾的世象愿景：

十年来的中国人犹如一个实腔的橡皮球。说它不会转，它也会转，只是没有什么气。又仿佛一个老做梦的人，这梦里什么都有：第一样是中菜西吃，其余的是：博士唱戏，跳舞与不准跳舞，吸烟与不准吸烟，儿童年，蝉翼纱，女巡警，过肘的旗袍，不准裸腿，不准放鞭炮，不准烫发……不准说话，不准看书……只准谈苍蝇，于是：“一个苍蝇，嗡，嗡，嗡；两个苍蝇仍是嗡，嗡，嗡。”跟着就是天下太平，海晏河清，花红柳绿，鸟语莺啼……于是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十年是个整数……还有四十年，凑到一起是五十年：这叫做“五十年计划”。民族文学，国防影片，民族团结，民族推销“全球国货”，民族一齐吃饭。于是大家幽之，默之，嘻之，哈之，玩之，乐之……[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