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两晋（265～420）一百五十余年间，虽然有过五十多年的短暂统一，但是分裂动荡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状况。两晋时期，儒家思想衰颓而玄佛思想转盛，传统的诗赋文及书法、绘画、音乐等文艺形式蓬勃发展、相互融通，不经意间达到很高的思想和艺术水平。笔者以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很难避而不谈文学之外的其他文艺样式，或者说，如果不谈文学以外的其他文艺样式，就不大容易谈好魏晋南北朝文学。在宗白华先生看来，晋人热爱艺术、兼善数艺，此乃历史之原貌，后继学人理应尊重之、承续之。两晋处在我国“文艺至上的时代”，是我国古代文艺史上一段别有意味的文艺历程。尽管魏晋文学开始“自觉”，但文学依然长时期以“杂文学”或“大文学”的面貌存在，这是我国古代文学的鲜明特征。众所周知，自唐宋以迄近代，我国古代的文学、书法、绘画、音乐、雕塑等艺术往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综合向前发展成为主流趋势。本书认为，我国古代各种文艺融通发展向前的特点实际上肇端于唐宋之前的两晋时期。

关于两晋文艺，学术界过去多用力于两晋文学、文艺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综观这些研究，隐约可归结到文艺的精神层面，惜乎少有以“精神”明确揭示且言之者。古今学人将两晋之前的建安、正始文艺从精神的层面做了经典总结，“建安风骨”和“正始之音”因之广受后人推崇、效仿，且终成文艺史上批评不良文风的两面大旗。相比之下，颇有自身特色也着实蕴涵相当深刻的文艺精神的两晋文艺却一直扮演默默无闻的角色，唐以后对两晋文艺的看法一直以“形式主义”为主流，所以并不认为两晋文艺精神能与建安、正始相颉颃，其过度用力于文艺形式层面的缺陷被不恰当地放大，两晋文艺在形式技巧上的探索及其整体上熔铸的精神似乎并未得到客观、充分的认识。有鉴于此，本书多方考察两晋文艺及其精神，目的就是质疑唐以后以两晋文艺为“狭隘”的主流认识，重新揭橥两晋文艺的独特精神。其中一些主要而基本的看法有：首先，不宜总是将两晋文艺及其精神与刚健明朗、悲凉慷慨的建安文艺及其精神相提，也不宜总是将两晋文艺及其精神与深沉孤独、富于批判的正始文艺及其精神并论，这样就不会因为建安“风骨”、正始“批判”精神大放异彩而漠视两晋文艺及其精神，因为它们所处的历史情境以及显现的面貌特征本来就不相同；其次，两晋文艺与建安、正始文艺一样同处“文艺至上时代”，同处文艺观念从历史、哲学、政治中逐渐分离出来而日趋独立的时期，因此，两晋文艺不可能没有支撑其走向独立的精神。可是，两晋文艺的精神由于与政治、哲学关联太深，往往不易被发现，也不易被人们认可。在文艺“法”式还没有完备的时代，从哲学、历史等角度审视文艺是为士人接受的看待、鉴赏文艺的最主要的方式。“文艺至上时代”中熔铸的文艺精神催促着两晋文艺脱离政治、历史、哲学的步伐，在我国文艺史上首次超前地从文艺审美的角度审视文艺，实际彰显了鲜明的文艺超越精神。在文艺之“法”式日渐完备成熟的时代，这种从文艺自身特征出发审视文艺的精神因文艺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的功能日益突出而不得不再次潜隐，成为我国文艺的“隐传统”。这颇似成人回顾自己摆脱稚嫩走向成熟的过程，童稚时代的许多想法、行为的确偏激且充满危险，当儿童被社会浸染洗礼成人后，回顾过去，觉得童年时期的想法、行为太过荒诞，但这个时候也就是人之为人的本真失落的时候。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批判甚而否定两晋士人用力追求文艺形式美的超越自身、时代的伟大探索，其中实际上体现了两晋士人那崇高的仰望星空的情怀。

本书既研究两晋文艺的具体创作、思想，也研究两晋文艺在我国古代文艺中的地位、价值和意义，但始终将目光聚焦于两晋文艺长期未被充分揭示出的文艺精神上。纵观唐前文艺发展史，两晋文艺精神包含诸多宛如人之童年时代的基因，然而，这种基因在进入文艺“法”式日趋完备的唐代之后就慢慢消失，这就是两晋文艺精神弥足珍贵之所在。本书有志于感悟、述说处于“文艺至上时代”中的两晋文艺精神。本书所谓“两晋文艺精神”是指“两晋”这一特定政治、思想和文化时期中文学、书法、绘画、音乐等文艺形式熔铸成的具有普遍性的一些主要“精神”，它是两晋士人生活观、人生观、自然观等在文艺创作、鉴赏中的凝结，它一旦形成，既成为两晋士人操守、人格、审美情趣、文艺创作观念的寄寓之所，也继续发挥对士人操守、人格、审美情趣、文艺创作或隐或显的影响，进而显现为具有鲜明士人特色、时代特色的文艺美学风格。具体来说，一方面，由于西晋、东晋的政治制度、社会思潮、自然环境、士人操守和情趣等大不相同，因此各自熔铸的文艺精神自然不同；另一方面，西晋、东晋在政治和社会思想上仍然有着种种的内在联系，因此两晋文艺精神之间又有着一定的相似相关、相承相接的关系。首先，西晋、东晋政治为豪门士族掌控，寒门庶族失势，文艺创作及其主流审美趣味主要由豪门士族引领，两晋文艺流淌着贵族血液，因此颇具超越精神。其次，两晋儒家思想式微而玄佛思想兴起。西晋士人为满足一己之功名、物质欲望，奉行“名教即自然”的玄学人生观，走的是虚诞浮华的文艺道路，文艺因之充溢世俗精神。东晋士人吸收佛学思想，回归原始儒学精神，以实际的政治理想、人生情趣和人格理想真正践行“名教即自然”的玄学人生观，由此养成的高蹈人格最终促成文艺的超越精神。二者表面上大相径庭，实际上，没有西晋士人的虚无放诞，也就不会有东晋士人的恬淡幽雅，西晋“名教即自然”的理想终由吸收融合佛学思想之东晋玄学完成。由此可见，两晋文艺精神前后相承。本文重点讨论西晋、东晋的文艺精神，然后探讨两晋文艺精神的美学显现，最后指出同为“晋人”创造的文艺精神在我国古代文艺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两晋文学、文学思想和文艺思想的研究总体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主要包括：两晋政治、哲学等外部研究越来越细、越来越深，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如两晋诗歌断层论、张华在诗史上的里程碑意义、佛教诗、两晋文艺思想的“庄学”源头、两晋文艺思想和精神作为六朝“隐传统”之一部分，等等。同时，两晋文学、文学思想、文艺思想等的研究也存在许多不足，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主要有两个重大不足。首先，开拓的新领域、提出的新课题仍需进一步论证，否则会由于论据不足而给人主观臆断之嫌，如两晋诗风存在“缘情”“尚意”两派的问题，衡之于两晋文学实际，“缘情”没什么问题，“尚意”是否成为一个诗歌流派还需进一步论证。再比如张华在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假如这个论断成立，那么以前文学史关于张华以及西晋文学史部分就会面临重写。两晋诗歌断层论、佛教诗、两晋玄学与文学之关系等问题也需要深入论证，否则很难经受时间的检验。其次，两晋文学、文艺研究的思维有待突破。两晋时期，文学上有陆机、书法上有“二王”、绘画上有顾恺之、雕塑上有戴逵，文学、文艺十分繁盛。学术界其实做过综合研究的尝试，如宗白华先生的研究，之后虽然不断有人循此研究方法，但毕竟未成主流。这其中既有两晋文学、文艺原始材料散佚过多的影响，有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痕迹，也有研究思维缺乏创新的拘束。刘师培、鲁迅、宗白华诸位先生筚路蓝缕，开启两晋文学、文艺研究的新格局，罗宗强先生首次进行士人心态研究，这些都是研究思维转变的典型例子。本书认为，“文艺精神”是两晋文学、文艺研究能够取得突破的众多角度中的一个，从“文艺精神”的角度出发，既可以尽量呈现两晋文艺综合存在的历史原貌，又能揭示两晋文艺发展演进之因，还能纵向探寻两晋文艺精神的思想之源及其显现的颇有特色的美学风格。

两晋文艺及其精神的研究空间仍然很大，其研究关涉怎样转变研究思维，怎样更加切实认识两晋文艺发展的历史、特征及其蕴含的独特精神，从而重新衡量两晋文艺在我国古代文艺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下面，先交代本书的研究重点和角度。首先，综合考察两晋文学、书法、绘画、音乐等文艺样式，以它们为研究基础，初步探究总结两晋文艺熔铸的具有普遍性的精神及其显现的美学风格。其次，研究两晋文艺精神形成的政治、哲学原因及其美学显现。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宏观论述多而微观考察少，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两晋文艺精神的深入研究。本书在总的论述两晋政治、哲学与两晋文艺精神成因的关系后，专门详细地考察西晋分封制、东晋门阀政治对两晋文艺精神形成的影响。考察两晋儒学、玄学、佛学对两晋文艺精神形成的影响。总结西晋文艺、东晋文艺具有鲜明特色的美学显现。再次，探讨西晋、东晋文艺精神在我国古代文艺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最后，两晋文艺及其精神处在我国文艺发展史的早期，一些专门的文艺问题深契文艺自身的本质特征，对认识我国古代文艺走向自觉、成熟的过程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本书选择能够体现两晋文艺精神的几个典型个案专门深入展开研究，目的是再次印证笔者提出的西晋、东晋的美学风格及其文艺精神。

本书的总体思路是：分别研究西晋、东晋文艺精神，还原两晋士人兼善数艺的历史实际，综合研究两晋文学、书法、绘画、音乐等文艺形式体现出的具有普遍性的文艺精神，从政治、哲学两个方面探析西晋、东晋文艺精神的形成原因，归纳西晋、东晋文艺精神显现的美学风格，研究彰显两晋文艺精神的几个个案。最后，集中探讨两晋文艺精神在我国文艺史上的重要意义。本书力求主要运用第一手材料，斟酌使用较有价值的第二手材料。第一手材料主要是与两晋政治、历史、哲学、文艺密切相关的一些古代典籍，如《文选》《文心雕龙》《诗品》《世说新语》《晋书》《全晋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第二手材料主要是近代以来的思想性、学术性专著，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余敦康《魏晋玄学史》、徐公持《魏晋文学史》、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等。本书主要采用综合研究和文史互证的方法。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本书各章的主要内容。第一章，“文艺至上时代”中的两晋文艺精神及其时代象征。首先，指出两晋文艺处在我国古代“文艺至上时代”这一历史事实，文艺自身的审美特质日益受到重视，这为唐代文艺的全面繁盛积累了宝贵经验。其次，指出陆机、王羲之、顾恺之分别堪为两晋文学精神、书法精神、绘画精神的象征。最后，初论两晋文艺精神，为全书最后“两晋文艺精神总论”张本，目的是让二者前后呼应，增强对两晋文艺精神的深入理解。

第二章，西晋文艺的世俗精神。先初略概括西晋文艺的基本状况，接着从西晋文艺堕入卑俗、回归凡俗两个方面深入论述西晋文艺体现的世俗精神，最后从西晋政权一开始的“非正义性”、前治后乱的政局、分封制、西晋儒学、西晋玄学等五个方面分析西晋文艺之所以凝聚世俗精神的原因。

第三章，西晋文艺世俗精神的美学显现：华美。首先，根据历史材料归纳出西晋确实存在尚丽之世风。其次，集中从文学审美的的角度尽力细致分析西晋文艺的华美风格，包括华丽的辞藻、细密的对偶、铿锵的音韵和繁复的描写等。

第四章，东晋文艺的超越精神。首先，对东晋文艺的基本状况做简要概述。其次，着力从超越形式、超越尘俗、超越功利三个层面逐一呈现东晋文艺蕴涵的超越精神。最后，从东晋特有的门阀政治、东晋儒学、东晋玄学、东晋佛学等四个方面深入分析东晋文艺之所以熔铸成超越精神的原因。

第五章，东晋文艺精神的美学显现：“清”“淡”“雅”之美。本章通过细致考察东晋诗文、书法、绘画、音乐中的“清”“淡”“雅”之美学风尚，指出东晋玄学、佛学渗透至文学、书法、绘画、音乐等文艺中，逐渐形成东晋士人崇尚“清”“淡”“雅”之文艺审美趣味。本书认为，《兰亭诗》、山水画、“二王”书法以及琴、笛、筝等流溢“清”之美，东晋士人以此寄寓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不期然而然地熔铸成文艺的超越精神且显现为“清”之美。东晋士人的“淡”之美文艺趣尚其实是他们人格和精神追求的生动写照，“淡”之美成为他们孜孜矻矻追求的文艺超越精神的重要美学显现。东晋诗赋、书法、音乐浓郁的“雅”之美趣尚不仅籍蕴含“高雅”情趣的题材得以表现，“高雅”题材还是淡然恬静人生情趣和高蹈独立人格的寄寓之所，第一次让具有“雅”之美因子的景物、事物得以定型，这体现文艺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超越精神，“雅”美也是东晋文艺超越精神的重要显现之一。

顺便说一下本书对东晋文艺精神中突出显现之“清”“淡”“雅”之美详加论述的理由。其一，从综合的“文艺”角度看，西晋文艺的世俗精神主要凝聚在文学中，显现的华美风格的主要载体也是西晋诗文。与西晋文艺世俗精神及其显现的华美风格相比，东晋文艺的超越精神却广泛地通过文学、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得以熔铸，其显现之美学风格更加丰富复杂，主要显现为清、淡、雅三种美学风格。其二，从我国古代文艺史的角度看，东晋文艺超越精神显现的“清”“淡”“雅”之美是盛唐以后文艺的主要美学风格，东晋文艺超越精神显现的清、淡、雅美风格极其深远地影响了我国古代文艺主要审美风格在唐代之后的稳定和成熟。因此，本书将东晋文艺超越精神显现的三个美学风格作为论述的重点，给予更多的笔墨。

第六章，两晋文艺精神个案考察。本章选取能够体现西晋文艺世俗精神和东晋文艺超越精神的典型个案进行专门研究，一则为前文所论再次提出更多更充分的例证，二则意欲说明西晋文艺的世俗精神和东晋文艺的超越精神的的确确比较广泛地存在两晋文艺之中。这些个案是：（1）陶渊明对东晋文艺精神的平衡；（2）从西晋“金谷园”的世俗到东晋“兰亭”的超越；（3）两晋音乐赋的新变与两晋文艺精神；（4）诗书画结合的初步成型与东晋文艺精神；（5）两晋文论的文艺精神。通过对以上个案的研究，本书认为：陶渊明“无关乎名利的文艺精神”对东晋文艺精神客观上起着平衡的作用；西晋金谷雅聚、东晋兰亭雅聚分别是西晋、东晋文艺的缩影，也是西晋文艺世俗精神向东晋文艺超越精神转变的重要标志；两晋写“琴”的音乐赋蕴含源自“嵇阮”情结的简远之趣，这亦是两晋文艺精神由世俗转向超越的标志；东晋是我国古代文艺史上诗书画结合的初步成型期；两晋文论广泛体现了实用、审美和超越的精神。

第七章，两晋文艺精神的文艺史意义。我国古代文艺史自先秦以来，人品与文品的失衡以西晋为最，这是文艺史上人品决定文品主流传统的歧出，它启示着人们肯定坚持我国古代文艺史人品决定文品的优秀主流传统。在多元思想的环境下，西晋文艺将触角伸向平凡、个体的世界，让后人时刻警惕政教、伦理对文艺的阻遏、压制。西晋文艺的华美文风因为人们对文艺创作技巧的重视在文艺史上首次超越文艺的内容而表现得特别突出，这是文艺自觉的重要标志之一，增强了文艺的审美意识，促进了文艺创作技巧的提高，它潜隐在我国古代文艺“六朝派”传统中。东晋文艺超越精神中超越文艺形式促使人们思考诗歌与哲理的关系，它在文艺局部理趣的探索为后世哲理诗整体体现理趣的成熟风格开辟了道路。在我国古代文艺史上，自然山水审美意识第一次在东晋觉醒，我国“山水文艺”滥觞于东晋。东晋士人在文艺创作、鉴赏中由“政治的实用性”转向“艺术的欣赏性”，这是非政教传统方式存在的“隐传统”的少数正式登场显现的时期。东晋是我国文艺史上“清”“淡”“雅”美趣尚、风格的肇端期，这为“清”“淡”“雅”美趣尚、风格在唐宋的发展成熟且成为我国古代文艺史上的重要美学风格开辟了道路。

下面，对本书的篇章安排做一个简要的交代，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先说本书的具体安排，本书有关“东晋文艺超越精神”及其美学显现部分最详细，原因在前面略有说明：第一，东晋文艺超越精神是由更多元的文艺形式参与熔铸而成的；第二，东晋文艺超越精神显现的“清”“淡”“雅”三种美学风格是我国唐宋及其以后文艺史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美学风格。在这里，再从我国古代文艺史的角度简略谈一下本书为什么对东晋文艺超越精神及其美学显现讨论得更详细，谈谈本书篇章详略安排的基本考虑。首先，尽管东晋士人仍然存有政治、人生的种种焦虑，但其实已大不同于西晋士人的躁竞、纵诞，东晋士人更普遍地归于平淡、闲远，他们的物质欲望、功名欲望不再那么强烈，他们的思想因为对儒、玄、佛思想的多元吸收融通而变得更加通脱。西晋士人儒、玄思想中的世俗色彩被东晋士人逐渐抹去，东晋士人渐显超脱、飘逸之气，最终在包括文学在内的更多的文艺形式中熔铸成文艺的超越精神，我国古代文艺在东晋首次显现文艺的终极关怀特质。因为东晋文艺的超越精神及其美学显现在我国古代文艺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太重要了，所以本书用了相对多的篇幅对之进行论述。其次，西晋文艺虽然在书法理论总结、音乐脱离单一“雅”乐等方面表现突出，但文艺创作的主要领域仍然为诗辞歌赋。由于西晋政权的非正义性、前治后乱的政局和并不成功的分封制，西晋士人普遍形成浮华、奢靡、躁竞的生活情趣和卑俗的人格，这极大地遏制了西晋文艺的进一步开拓、提升，西晋文艺因此充满浓郁的世俗精神。既然西晋文艺在文艺的品格、境界上都远逊东晋，那么论述相对简略是理所当然的。最后，本书选取了五个特别能反映西晋文艺世俗精神、东晋文艺超越精神的个案，目的是以更加丰富的例子再次回溯印证前文所提出的各种看法。本书末尾设“两晋文艺精神的文艺史意义”一章，目的是从我国古代文艺史的角度宏观把握两晋文艺精神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本书最后附录两篇与本书内容紧密相关的文章，它们是笔者过去公开发表过的文章，分别是《西晋文学三题——兼与曹旭、王灃华二位先生商榷》与《魏晋文学“失眠”场景的原因及文学史意义》。相信它们对理解两晋文艺的精神、美学风格和文艺史意义会起到较好的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