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4年，中央正式提出“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从2014年到2018年，几乎所有中央级与省级媒体都形成了全媒体产品矩阵。2018年，媒体融合进一步下沉到县级媒体，走向更加广阔的领域。这些媒体融合进展与成果令人惊叹。但是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仍然留下一些尚未破解的课题。未来，传统媒体[1]不仅要继续融合升级技术与业务链，还要探索与解决媒体融合带来的组织转型问题，包括创新与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相适应的组织设计、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内容生产模式、创新有竞争力的战略模式等。

本书的意义在于通过对2014—2018年传统媒体一线融合转型的调查，最真实地记录与呈现传统媒体在国家融合战略下的大胆革新以及改革过程中遭遇的冲突与阻力。2014年是中国媒体融合的元年，也是中国媒体面向互联网社会开展组织转型与体制改革的起点。因此，2014—2018年媒体融合转型实践及其效果不仅对中国媒体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会为深化媒体融合转型积累经验，为媒体体制的道路选择提供启示。为了深刻理解这一场自上而下的传统媒体融合改革实践，我们课题组选取了江苏省广电集团和新华报业传媒集团作为双案例，在2014—2018年进行了长期参与式观察与跟踪访谈，在江苏省广电集团和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分别进行了42场与11场深度访谈，覆盖了不同部门、不同工种的中高层管理者与普通员工。每次访谈时间在2小时左右，获取了大量宝贵的一手资料，整理出本次研究成果。

在内容安排上，本书首先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媒体曲折发展脉络，揭示了媒体融合战略所处的历史阶段与承载的使命任务。其次，分别在产业与组织的视角下贴近式观察了2014—2018年的媒体融合实践，通过对媒体融合真实问题的梳理，揭示媒体融合的转型进展和真正瓶颈。具体来讲，第二章概括地介绍了2014—2018年传统媒体融合实践的动力与维度，揭示了在媒体融合战略之下的市场逻辑与政治逻辑。这两大逻辑既是媒体融合的重要动力，也是媒体融合实践过程中的主要博弈方。第二章还基于媒体融合战略的目标与任务设计，提出了生产融合、经营融合与管理融合的三重维度。第三章介绍了在生产领域传统媒体如何迅速落实国家战略要求，实现内容融合、渠道融合与平台融合发展。第四章聚焦传统媒体的组织经营层面，探讨作为组织的传统媒体如何协调业务链重构与组织深层变革的关系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课题组作为媒体融合的观察者，在第五章为媒体融合的进阶之路提供了一个“国家—产业—集团”三层联动的发展建议。笔者认为，媒体融合的未来，要在进一步推动“经营与内容两分开”以及促进“事业单位，企业经营”过渡性体制进一步明晰的基础上，先后完成组织融合、产业融合与政务融合等重要步骤，实现媒体管理制度现代化、传播体系现代化与参与国家公共治理现代化的三阶质变。

感谢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大力资助，也感谢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委托项目“江苏省传媒整合与媒介融合战略研究”（14WTA006）对前期调查的资助以及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与热情付出，还要感谢在课题进展过程中，《中国出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和《视听界》等核心期刊的认可。自课题组成立以来，在蒋旭峰老师的主持之下，朱江丽与张静老师搭档配合，带领2015级硕士研究生黄馨、姜怡、侯宇轩和徐源培等开始了围绕“媒体融合”这一中心主题的持续研究。五年有余，课题组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素材。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侯宇轩和徐源培分别提供了第三章第二节和第三节的初稿内容，黄馨和姜怡共同提供了第四章第二节和第三节的初稿内容。此外，著作的完成还获得了很多良师益友的帮助。在此特别感谢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郑欣教授和巢乃鹏教授的关心，他们对课题的开展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与建议；感谢卜宇院长以及江苏省广电集团、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各位领导对课题组的大力支持，他们为课题组进入媒体开展长期田野观察与深度访谈提供了宝贵的机会。最后，感谢每一位参与和帮助课题访谈的媒体友人，是他们的支持与坦诚促成了所有资料的顺利收集以及课题的圆满完成。

在蒋旭峰老师的鼓励下，笔者于2019年夏将课题内容全部整理完毕，谨希望将这几年对媒体融合一线的观察与思考付印成书。由于水平有限、时间仓促，难免存在各种不尽如人意之处。请各位师友与读者批评指正。

朱江丽

写于南大和园

二〇一九年盛夏

[1]传统媒体在本书中特指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机构性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