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问题

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和知识、培养有素质有能力人才、提升社会发展创造力的根本途径。从广义上讲，教育与人类相伴相生，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作为有理性、有思维、有智力的高级动物，始终存在着智识、经验等方面的传承，也就自然形成一种原初意义上的教育，这种教育的形式更多地体现为家族传承、师徒传承、私塾传承式的小规模教育。真正近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应该是一种有组织、有规模、有分工的系统教育。近现代教育是西方近代以来启蒙时期开始形成的一种系统教育，在教育组织上形成了一系列规范的初级、中级和高级教育机构，在教育内容上形成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专业化分工，在教育队伍上形成了规模化、专业化、职业化的师资力量。现代教育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应有之义，同时伴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深化，从重视初中级教育普及逐步转向高级教育普及，通俗地说就是体现为在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大力推进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开始“开眼看世界”，先是少量外送一些人员留洋海外，接着废除传统社会的“科举制”，进而也开始在国内办“新学”，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我国的教育也逐步开始了与国际接轨的过程，现代教育逐渐在国内生根发芽，虽历经几番波折，但始终不改其内生于现代性的教育本色。本书所探讨的教育就是指近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简称“现代教育”），“教育获得”指的就是社会成员经过正规化、系统化教育培训而达到的受教育水平状态（下文中“教育获得”可能不加引号，但含义不变，特此说明）。

教育获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具有多元复杂的品性。首先，教育获得具有合法性。在现代社会，一个公正开放的社会应该是能力导向、绩效导向、自致导向的社会，也就是说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必须依靠自身的努力、勤奋和能力才能取得成功，而不是靠父辈、家族及特权的庇护获取地位。从该意义上讲，教育获得就是体现现代社会自致性因素的核心机制，每一个社会成员无论其家庭背景如何，其意欲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都必须接受应有的良好教育；每一个社会成员无论其社会境遇如何，如果他愿意付出辛苦且也有能力获取更高的教育，这个社会就应该为他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并为他创造条件实现良好的地位流动。可以说，教育获得是现代社会自致性因素的本质体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具有天然合法性，这也是世界各国自近现代以来普遍高度重视教育的正当性所在。其次，教育获得具有间接性。教育获得的过程是一个人力资本增值的过程，它并不像物质资本、货币资本等可以直接继承，而是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通过一定的努力付出而获得。也就是说，代与代之间不能直接将上一代的教育获得水平转化为下一代的教育获得水平，代与代之间教育获得的转换并不是资本转换式的直接传递，而是经由每个社会成员自身努力才能获得相应教育水平的间接传递。再次，教育获得具有不确定性。正是基于教育获得的间接性，上一代高水平的教育获得并不意味着下一代也能够获得高水平的教育，上一代低水平的教育获得也并不意味着下一代一定只能够获得低水平的教育，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其接受教育的生命历程中要接受各种各样的竞争、筛选和分流，事先并不知道自己最终能够获取的教育程度，只有靠自身不断努力才能实现理想的教育获得。正是由于教育获得具有不确定性，使得全社会各个群体对于子女的教育获得充满危机感，并且病态式地“从娃娃抓起”子女的各项教育活动，以确保未来子女在教育分流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最后，教育获得具有隐蔽性。教育获得一方面作为现代社会自致性因素的生产机制获得全世界全社会的高度共识，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到这种自致性因素生产机制背后可能遭遇到的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的负面影响。事实上，教育获得不可避免地受到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的影响，因为每一个社会成员作为社会人都是生活在各个的家庭、社区里，不仅受到家庭、社区等硬件环境的影响，也受到家庭、社区生活中的每个人的影响。教育获得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的影响，但超过合理水平的负面影响就必须引起重视和应对。

正是因为教育获得的复杂品性，其作为一种重要的地位获得机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复杂的作用机理，既可能发挥地位循环生产的正向积极作用，也可能产生地位再生产的负向消极作用。教育获得作用机理的正负向在各个国家各个时期此消彼长，也因而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关注研究。国外学者基于西方社会先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社会背景，深入研究了教育机会扩展与教育机会公平、社会地位获得等之间的多元复杂关系，有的定性分析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的深层关系，有的定量分析了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教育获得对经济社会地位获得的作用。可以说，国外的已有研究成果（在下文中将有国内外系统的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对于正处于高速工业化、城市化的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近些年来，国内不少学者也根据现实中国的教育公平变动状况，适时地将研究的关注点转到了这个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更加接近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背景，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也为本书提供了重要启发和研究基础。

教育获得是进一步展开教育流动研究的重要前提，二者又统一于教育不平等问题。笔者认为，教育获得相较于阶层地位、收入地位等变量，具有更加精确测量的研究优势，是考察一个国家或社会教育状况的有效指标。教育流动是指配对父子代际教育获得程度的变动状况，教育流动的测量也因此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和精准性。教育获得与教育流动都是影响社会流动、社会分层的核心变量，教育获得与教育流动研究可以很好地反映出一国教育机会公平状况，二者相互补充，有助于对教育不平等问题展开系统研究。为此，本书尝试将教育获得与教育流动一并考察，以期获得更加系统集成的研究成果。同时，为了更深入地探究父代因素（即家庭背景因素）对于子代教育获得与教育流动的深层影响逻辑，本书引入代际视角展开探索。本书试图深入探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研究代际视角下我国社会成员教育获得的现状及其不平等状况；二是研究我国社会成员代际教育流动的总体状况及其不平等变动情况；三是探讨我国社会成员教育获得与教育流动的影响机制，拟采取多元线性回归、逻辑回归分析、对数线性模型等定量探究父代因素即家庭背景因素对于代际教育获得与教育流动的影响逻辑；四是探讨我国社会成员教育获得与教育流动不平等变动情况，结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和统计数据，宏观分析我国社会成员教育获得与教育流动不平等变动情况。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系统探讨，全面、深入地剖析我国代际教育获得与教育流动的总体情况、不平等变动状况和深层影响逻辑，并尝试与经典的教育不平等研究中的MMI假设、EMI假设、理性选择理论等观点进行对话，进而形成关于我国代际教育获得与教育流动的本土化理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