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既有研究
（一）国内研究概况
国内对奉系与东北铁路的关注始于1920～1930年代。这一时期，国内的收回利权运动和经济建设方兴未艾、中外路权冲突尤其是中日路权纷争不断，引起了不少论者从铁路史研究和日本侵华史研究两种角度关注东北铁路问题。
一方面，许多亲历者注意到这一时期东北铁路的发展成绩，简要介绍和积极评价了奉系主政下的东北铁路建设成果，[11]指出奉系的铁路发展策略具有抗日的性质。[12]另一方面，日本在东北铁路上的不断进逼和中日路权交涉的频繁，激起了人们对东北铁路的深层思考，如王同文等十几人在1928年组织了满蒙铁路研究会，着重研究东北铁路问题。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带来的强烈民族危机感催生了研究东北的热潮，北平、南京等地出现了东北问题研究会、东北学会、黑白学会等研究组织，不少人撰文讨论九一八事变的缘起及其与东北路权问题的关系，出现了一批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为主题的著作。[13]他们敏锐地观察到，东北处在“强邻之日肆压迫与侵略”[14]的环境下，路权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九一八事变前中日关系的核心和焦点。[15]
在史料整理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国民政府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辑并发行的48册《交通史》，其中《交通史路政编》共有18册。
1950～1970年代，对奉系与东北铁路的研究进入更为丰富的阶段，最显著的成果是满铁史研究的兴起以及相关资料的整理和出版。
这一时期，学术界侧重于以侵略与反侵略为主线考察奉系与近代铁路问题，揭示北洋军阀在阶级关系和阶级本质上的反动性，突出它们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阻滞，[16]强调奉系首脑张作霖作为“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军阀”、“反动历史人物”[17]的一面。
史料整理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史资料》编辑组编的《满铁史资料》第2卷《路权篇》（中华书局，1979）、宓汝成编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中华书局，1963）等。前者收录了1906～1945年满铁及日本外务省等机构与东北路权相关的资料，共计100万多字，以揭露日本对东北侵略为主题。对奉系与东北铁路问题，它侧重突出日、奉的勾结和合作，认为奉系经常出让国家利权，以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财源和其他支持，对日、奉在东北铁路上的矛盾与分歧，将其归结为“由于人民群众反帝爱国运动不断高涨，投降派卖国也不得不有所顾忌”。[18]后者全面收录了近代铁路发展的相关档案和报刊、著作等资料，按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三个阶段分三册出版。该丛书的主线一是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铁路、攘夺中国路权；二是清政府的铁路修建及其与列强的勾结；三是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夺回利权。虽然这些资料并未涉及奉系主政时期的东北铁路问题，但编者提出了“铁路的主权掌握在谁的手里，是我国近代铁路史的核心问题”[19]的重要观点。另外，台湾地区整理和出版的《中俄关系史料·中东铁路》收录了1917～1921年中俄有关中东铁路交涉的档案资料，其中包括东北地方政府与一战后中东路处置的相关资料。
1960年代，宓汝成著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20]一书。作者提出，资本—帝国主义势力、中国反动统治集团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三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和矛盾的展开，决定着中国近代铁路发展的总历程。东北路权也是此书探讨的内容之一，作者认为，九一八事变前中日在东北路权上的矛盾是日本发动军事进攻的朕兆。[21]不过，由于篇幅所限，这一部分的讨论多是提纲挈领，未有详尽论述。
这一时期，奉系相关的档案史料也陆续出版，如《奉系军阀密信》《奉系军阀密电》《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等，这些史料虽重点反映奉系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但对奉系在铁路发展方面的活动也偶有涉及。
1980年代以来，对近代铁路的研究更加深化，如铁路个案、铁路管理、铁路与外债、铁路附属地、铁路史资料等方面都有不少成果。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传统的铁路史研究领域有新的进展外，[22]研究者在研究视域上，从交通史拓展到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乃至人类学等领域，探讨铁路与政治、区域经济、社会变迁、城市发展的论著层出不穷，近代铁路的研究进入更为多元化时期。[23]
与此同时，在军阀史研究方面，尽管仍有一些论者延续此前的对奉系的封建性、反动性评价模式，强调奉系在路权上与日本的妥协与合作，[24]但整体上，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奉系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和转型中的活动和影响。
在交通史方面，全面论述1920年代东北铁路建设的代表性著作是王贵忠的《张学良与东北铁路建设——二十世纪初叶东北铁路建设实录》（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本书的最大特点和价值在于运用中日文档案对1910～1930年代初期东北的自建铁路进行了比较完整的梳理，论述了张学良治理东北时期的铁路运营政策及其在东北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不过，由于作者侧重在全面概述东北各铁路的建筑情况，对奉系与东北当局的铁路发展策略、具体路线的决策考量、日方对它的回应、中日在筑路过程中的纠葛等问题的论述相对薄弱。
从中日关系角度考察东北铁路问题的论著以胡玉海和董说平的《近代东北铁路与对外关系》（辽宁大学出版社，2007）和《中日近代东北铁路交涉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11）、车维汉的《奉系对外关系》（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最具有代表性。其中，《近代东北铁路与对外关系》和《中日近代东北铁路交涉研究》在资料的使用和分析框架上大致相同，针对奉系主政期间的路权问题，侧重于中日“满蒙五路”“满蒙新五路”交涉，强调奉系与日本以国家主权换取派系利益的一面。《奉系对外关系》一书则认为1920年代初期以来奉系的自建铁路形成了与满铁的抗衡之势，从而引起奉日之间的路权矛盾以及“满蒙铁路”交涉，肯定了奉系对日本在路权上的要求进行的抵制。此外，还有部分论者对打通铁路等个案引发的中日路权交涉进行了分析。[25]
由于“满蒙铁路”交涉的重要性，从此问题入手考察奉系与日本的路权矛盾的论著最丰富。分析的重点主要有：奉系及主导人物在“满蒙铁路”交涉中的策略和谋略；[26]奉系与日本在路权上矛盾的发展历程及其与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的关系。[27]行文各有侧重，但都将东北路权问题视作事变前日奉矛盾尖锐的表现和九一八事变发生的重要动因。
从日方角度来观察奉系与东北铁路问题的论著最典型的是苏崇民的《满铁史》（中华书局，1990）。作者以满铁侵华史及满铁发展历程为主线，概述了满铁对东北的掠夺与危害，对奉系与满铁在路权上的关系有专门章节分析，揭示了满铁这一主角在东北路权问题中的作为以及东北路权问题的复杂性。
在中东铁路上，越来越多的论者关注到奉系与中东铁路的密切关系。如薛衔天在《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中对吉林和黑龙江当局收回中东路权益的肯定，马蔚云在《从中俄密约到中苏同盟——中东铁路六十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中对《奉俄协定》和中东路事件的讨论。还有系列专文探讨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和南京政府发动中东路事件的原因、中苏交涉过程及中东路事件的后果。[28]
此外，研究者在考察近代东北铁路时，越来越关注它对近代东北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带来的积极效应，有整体的勾勒，[29]也有针对南满铁路、中东铁路的具体分析。[30]在奉系的自建铁路上，研究者肯定了奉系在铁路建设上的成效，分析了它的一些特点，概述了这些铁路在东北交通现代化、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治边等方面的影响。整体上从铁路与近代东北交通现代化、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等与现代化密切相关的视角考察近代东北铁路的成果增多。[31]
史料整理上，路史资料方面，以宓汝成编写的《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1912～1949）》、江沛主编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选辑》（共计104册）、曹宁主编的《民国时期铁路史料汇编》（共计20册）以及殷梦霞等选编的《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共计15册）最有代表性，其中部分内容涉及东北铁路。解学诗整理的20册《满洲交通史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集中了满铁调查部有关近代东北交通的原始资料，大部分内容被此前的《满铁史资料》路权篇以及《满铁档案资料汇编》选译和收录。另外，1990年代以来，奉系和满铁资料大量集中出版，如《满铁调查报告》《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东北边疆档案选辑》《满铁档案资料汇编》等。
（二）国外研究概况
国外学术界对本课题的相关研究，以日本最为突出。不过，二战结束后，日本学术界对本课题的研究存在巨大的立场差异。东亚同文会、“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和“满史会”等机构在对二战史、东北近代史、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中，认为日本是“满洲开发”的功臣，将奉系为代表的东北官民在铁路上的作为定性为排斥日本利益的敌对行动，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辩护。
与此同时，自1970年代以来，更多日本学者将奉系与东北铁路研究置于中国民族主义浪潮和区域政治下进行考察，注重日本满蒙政策与奉系自主化发展之间的冲突及其与中日关系演变的关系。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明对满蒙悬案与张氏父子的研究，尾形洋一对东北交通委员会的研究，芳井研一对满蒙铁路交涉的研究，铃木隆史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东北的研究，西村成雄对张学良和东北区域政治的研究。[32]
英美学术界对本课题的探讨，加文·麦柯马克（Gavan McCormark）的《张作霖在东北》最为出色，作者虽对铁路问题着墨不多，但将东北路权问题置于中国军阀政治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与冲突的大视野中考察，极具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