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叶嘉莹士人精神的文化渊源

叶嘉莹心中潜藏的士人精神一旦被激发，她受过的传统教育和家族文化等影响都彰显出来，形成了她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士人精神。孔子代表“士”的原型(51)，是她所有思想的源头，这不仅体现在她生平著作和言谈中对《论语》的时常引用，还体现在她一生的行动与性情中。孔子归鲁，为的是培育国家的后人。叶嘉莹归国，也是为了培养祖国的后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沈立岩教授曾说：“叶先生之人生，其颠沛流离、饱经忧患，颇有类孔子者，其所为者亦非文化而何？”(52)叶嘉莹90多岁时还往返于加拿大和中国讲学，乐此不疲，体现了孔子“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执着精神。孔子曾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叶嘉莹在精神上也是如此，甚至称自己是“不知老之已至”(53)，她真正地从教育和文化传承事业中得到乐趣，兴趣盎然，由此忘记了年华已老。同时，她也继承了孔子淡泊物质的精神，经常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重视对道的追求和对精神品格的持守。

叶嘉莹的士人精神也受到老师顾随的影响。顾随（1897—1960），字羡季，别号苦水，出生于清末，成长于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亲历“五四运动”，曾与冯至等浅草社、沉钟社同人共同致力于新文学，热衷于小说、散文、翻译等新文学创作，同时也进行诗、词、剧曲等旧体文学创作，自20世纪30年代就在平津文化界享有“苦水词人”的美誉。顾随曾在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任教，是叶嘉莹大二时“诗选课”的老师。顾随十分欣赏叶嘉莹的才华，称赞她初次交上来的习作：“作诗是诗，填词是词，谱曲是曲，青年有清才如此，当善自护持。”(54)叶嘉莹大四时曾写作一组七言律诗《晚秋杂诗》，顾先生在激赏之余，还与其进行了唱和。关于顾随对叶嘉莹的引导以及与叶嘉莹的诗词唱和将在第二章第二节中进行详细介绍。顾随是鲁迅精神的承继者，以战斗精神坚强入世，执着追求，担荷苦难。概括而言，顾随的士人情怀与精神表现为：

一是崇敬文章事业，以文学为安身立命之本，顾随在创作各种文体时都怀有非常严肃乃至神圣的态度，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精心结构，表现出对传统士人“立功、立德、立言”观念的认同。

二是关注社会现实，具有高度的爱国精神和坚贞的民族气节。叶嘉莹曾说：“顾先生一生经历了北伐、抗战、沦陷、胜利以及解放，他对国事的悲慨以及对祖国的热爱，常常流露于笔墨之中。”(55)爱国精神在顾随各体裁的创作中都有所体现。1928年发生济南惨案，顾随曾作词哀悼。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曾作词讽刺。1937年南京沦陷后，他作词寄托悲慨。北平沦陷后，他留在沦陷区，不仅生活艰辛，还遭受精神上的痛苦折磨，明明还生活在北平的土地上，抬眼即可见旧时宫殿的绿瓦红墙，但失去了国民的自由与尊严。这种物是人非之感给他带来沉重的精神压力和心灵痛苦，他所有的诗词剧曲、小说作品乃至诗词评论，以及课堂上讲课，都表现出同一个核心主旨：怀念故国，坚持抗战，期待光复。

三是重视精神修养、淡泊物质，具有浩然的风骨和高远的精神境界。中国的优秀士人重视精神修养，淡泊物质享受。孔子曾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也曾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言论对历代士人有着人格上的砥砺作用。余英时曾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入世而重精神修养是一个极显著的文化特色。”(56)北平沦陷期间，顾随不顾生计困难，只在教会学校教书，辅仁大学素有“抗日大本营”之称，汇聚了一批有骨气的知识人。

顾随持“自觉，觉人；自度，度人”的精神，不是只求自我圆满，而是以自己的学识和精神境界引导更多青年学生突破平庸，追求卓越，实现自我。在教学中，他是一个散发着追求理想热力的人，总是给学生指出向上的道路，鼓励学生积极乐观地追求理想，克服软弱和惰性，认真努力地生活。如他在课堂中说：“理想可使人眼光、精神向前向上。”工作，没有它，没有生活；理想，没有它，生活就没有意义。(57)“支撑国家和社会的青年，是中坚，是柱石，不可心浮气粗，要心思周密，而心胸要开阔。”(58)教导青年认清自己在社会中的重要位置，克服心浮气粗的毛病，培养周密的心思和开阔的心胸。“因为生命短促，故须赶快努力。”(59)反复叮嘱青年人珍惜宝贵的时光，努力追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顾随还指引学生正确认识自我，挖掘自身潜能，开发自身天赋，使自己成长、成才。如他说：“人各有其长，各有其短，应努力发现自己长处而发展之。”(60)“每个人心灵上都蕴藏有天才，不过没开发而已……自己天才的开发是自己的事。”(61)“天之生‘才’不易，一个天才应自己成全自己。”(62)“凡多多少少、大大小小有一点儿才气在身，不见得即天才，而如肯用功的话，在事业上会有所成就。”(63)鼓励学生在正确认识自己才能的基础上，坚定而努力地追求理想，完成自我。这些思想即使置于现在的课堂也并不过时，对当时的青年学子而言该是多么新颖和具有启发性。顾随还具有鲜明的创新精神，他在1946年写给叶嘉莹的信中说：“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64)顾随的思想对大学时代的叶嘉莹有着直接影响，在叶嘉莹以后的人生和学术道路上也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可见士人精神在两代学人之间的传承。

叶嘉莹的士人精神在长期的诗词吟咏与教学中逐渐形成，受到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等古代优秀诗人、作家的影响。她非常敬佩屈原，对屈原有志于培养后辈人才的理想十分认同，曾在词作《水龙吟·题屈原图像》中说：“半生想像灵均……待重滋九畹，再开百亩，植芳菲遍。”(65)她更是敬重杜甫，与其忠爱缠绵的爱国情怀有着强烈的共鸣，曾有“天涯常感少陵诗，北斗京华有梦思”等诗句。古代诗人是她精神上的知音，在对历代优秀诗词的研读中她不断受到士人精神的浸润、感染，吸收其中的智慧和力量，形成与他们相通的士人品格。如她所说：“我国古代那些伟大的诗人，他们的理想、志意、持守、道德时常感动着我。”“从陶渊明、李杜、苏辛的诗词中看到他们有那样光明俊伟的人格与修养，你就不会丧失你的理想和希望。”(66)

同时，她也从诗词中体会到古代诗人生命的遗憾与理想落空的悲哀，以此反思自己的人生。她欣赏陶渊明“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的执着，但她认为“陶渊明的自我完善是消极的、内向的，真正是只完成了自我”，他没有能够带领大家一起飞，她认为这是陶渊明的缺点，而她所要做的是“我既然能飞上去，那么我也要带领大家都飞上去”(67)，此种思想与儒家“兼济天下”的情怀相一致。她也深刻体会到李白一生都生活在寂寞中，寂寞地腾越，寂寞地挣扎，寂寞地摧伤，而终于寂寞地陨落。她也体验到李商隐诗中所经常表现的一种心态，往往是热切地追寻和悲哀地失落，充满了迷惘。她自己在不断反思中醒悟，如何突破千百年来诗人们落空的宿命。反思的结果就是完全放弃小我，将自我的全部投入追求的理想当中，融入诗词文化的生命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