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为名医 何为“神医”

古往今来，人们对医者总是敬仰的、尊敬的。这是因为这个职业特殊，“人命千金”，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美国思想家爱默生用朴素的语言道出了医学的本质，他说，“只要生命还可珍贵，医生这个职业就永远备受崇拜”。就像在前几年抗击新冠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奋战在最前沿的就是医生，人们称之为“白衣战士”“再世华佗”，对他们心怀敬仰和感佩。其中，中医立下了特殊的赫赫战功。

中国在世界医学史上独树一帜，是原创的生命科学。说到中医，我们不得不提及华佗，他是中医文化、中医智慧和中医精神的杰出代表；写到华佗，我们不能不思考中医、感悟中医，因为在华佗身上我们可看到中医的神奇与魅力。

说起中医，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医的特色及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

中医是科学，既不是“玄学”，也不是“神学”，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朝医学家刘完素说：“夫医教者，源自伏羲，流于神农，注于黄帝，行于万世，合于无穷，本乎大道，法乎自然之理。”在他眼里，中医源远流长，合乎大道，中医学也是哲学、人学。

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医学不断吸收和融合各个时期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不断创新发展，理论体系日趋完善，技术方法更加丰富，形成了鲜明的特点。

中医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人体内部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重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健康与疾病的影响，认为精神与形体密不可分，强调生理和心理的协同关系，重视生理与心理在健康与疾病中的相互影响。

中医强调和谐对健康具有重要作用，认为人的健康源于各脏腑功能的协调，情志表达的适度中和，对不同环境的顺应，根本上源于阴阳的动态平衡。疾病的发生，其根本是在内、外因素作用下，人的整体功能失去动态平衡。维护健康就是维护人的整体功能动态平衡，治疗疾病就是使失去动态平衡的整体功能恢复到和谐状态。

中医诊疗强调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体现为“辨证论治”。“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采集的症状、体征等个体信息，通过分析、综合，判断为某种证候。“论治”，就是根据辨证结果确定相应治疗方法。中医诊疗着眼于“病的人”，而不仅是“人的病”，着眼于调整致病因子作用于人体后整体功能失调的状态。

中医突出“治未病”。“治未病”核心体现为“预防为主”，重在“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中医强调生活方式和健康有着密切关系，主张以养生为要务，认为可通过情志调摄、劳逸适度、膳食合理、起居有常等保持健康，也可根据不同体质或状态给予适当干预，以养神健体，培育正气，提高抗邪能力，从而达到保健和防病效果。

中医使用的治疗方法也较简便。诊断主要由医生通过望、闻、问、切等方法收集患者资料，不依赖于各种复杂的仪器设备。中医的干预方式既有药物治疗，也有针灸、推拿、拔罐、刮痧等非药物疗法。许多非药物疗法不需要复杂器具，其所需器具（如小夹板、刮痧板、火罐等）往往可以就地取材，易于推广使用。

与西医相比，中医的人文属性很突出，它的发展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其有效性为两千多年的中医学实践所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医事业的发展，中医外科进入了一个历史发展新阶段。

1950年卫生部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应会议领导之请求，接见了卫生部与各大行政区卫生部部分领导，正是在这次接见中，主席询问：你们西医有多少？中医有多少？他向卫生部门领导强调中西医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同时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会议在毛主席的指引下，总结革命时期卫生工作经验，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三大方针。

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汇报工作时，给予中医高度评价：“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

施今墨被毛泽东称为“南北驰名的名医”，他曾多次为周总理看病，深得周总理的赞赏。1953年4月，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施今墨。周总理说：“施老先生，我想请你当老师，谈谈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问题，这是当务之急啊！”

施老向周总理倾吐了埋藏在心中很久的愿望——希望成立中医研究院、中医医院、中医学院……

总理听完后说：“在新中国，中医一定会有新的发展、新的变化。我们不但要让中医在国内占有重要的地位，还要把它介绍到国外去，让西方懂得，中医是人类医学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施今墨每次为总理诊治疾病，总理总要亲切地询问施老的身体和工作情况，并与他商谈发展中医中药之事。

1954年，国家首先在北京成立了中医研究院，之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成立了中医药研究院（所）。

中医学在千百年里，没有半途而废，而且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在西方医学尚未流入我国之前，中医本不叫中医，而是有丰富的称谓，其四大别称为岐黄、青囊、杏林和悬壶。

岐黄，这个名字来源于《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是黄帝与岐伯讨论医学的专著，医学称为岐黄之术，岐黄自然成了中医的别名。

青囊，来源于名医华佗的历史典故。有史料记载，华佗被杀前，为报一狱吏酒肉侍奉之恩，曾将所用医书装满一青囊送与他。华佗死后，狱吏亦行医，使华佗的部分医术流传下来。后人由此称中医为青囊。

杏林，源自名医董奉治病救人的故事。史料上说，三国时吴国有位名医叫董奉，一度隐居江西庐山。附近百姓闻名求医，董奉从不收取钱财，只求轻症治愈者种一棵杏树，大病重病治愈者种五棵杏树。几年一过，庐山南麓一带的杏树多达十万株之多。杏子成熟后，董奉又将杏子变卖成粮食，用来救济当地贫苦百姓和南来北往逃荒的饥民，一年之中施舍的粮食就达数十万斗。董奉行医济世的高尚品德，赢得了百姓的普遍敬仰，从而孕育了杏林文化。

悬壶，与古代修道求仙的一个传说有关。一天，东汉名医费长房，看到一位竹杖上挂了葫芦的老人在集市上卖药，天黑散街后，那位壶翁跳入葫芦中，当时只有费长房一人看到，费长房颇感奇怪。为了弄清壶翁的来历，费长房以酒款待。壶翁知其意图后，让费长房隔日再来。壶翁邀他一起进入葫芦，只见葫芦内布置整齐华美，佳肴满桌，费长房立刻拜壶翁为师，学习医术和修仙之道。几年后，费长房也开始悬壶济世行医。这个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即是中医之悬壶称谓的由来。

其实，“医生”作为医务人员的代称，也是一步步演化而来的。

早在周代，对医务人员已有不同的称呼。当时将包括医生在内具有技艺的劳动者统称为“工”，将医术高明的医生尊称为“上工”或“良工”。《灵枢·邪气藏府病形》曰：“问其病，知其处，命曰工。”此后人们又将内科医生称“疾医”，外科医生称为“疡医”，管理帝王饮食卫生的医生称为“食医”。从宋代开始北方人尊称医生为大（dài）夫，一直沿用至今。

关于医生一词的来源，除了周代医官名“疾医”等，春秋战国时期典籍中就已有“医师”称谓，汉代景帝时改称“太常”。北魏设置“太医博士”，负责传授医学知识。东汉曹魏时设置“太医令”，隋唐改称“太医署令”，为管理医疗的官职。唐代还设“药园师”（后称“药师”），负责采办药品。

唐代开始出现“医生”一词，但古代“医生”之名没有现在的医生之义，而是指在医学中就读的学生。

“医士”称呼首见于北宋，“郎中”和“大夫”称呼均始于宋代。明清太医院长官称为“院使”，下设御医、吏目、医士数十人，主要为宫廷、皇族服务。

宋代开始设置以“大夫”为名称的医官，医官中最高级的尊称“大夫”，其次称“郎中”，以下称“医效”等。因为“大夫”是医官中最高的职位，所以把“大夫”作为医生的尊称。又因为医官中也有“郎中”一职，所以也把医生称为“郎中”。

但“大夫”和“郎中”略有区别。一般将设馆从医（坐堂行医）的医生称作“大夫”，把走串于乡间的医生叫作“郎中”或“方医”“铃医”。就地域而言，早年间北方习惯称医生为“大夫”，而南方则习惯称医生为“郎中”。

据史载，太医院的“大夫”分4个级别，一等称“御医”，只有13人；二等称“吏目”，有26人；三等称“医士”，有20人；四等称“医生”，有30人（相当于现在医院里的助理医师）。

从严格意义上说，太医院的“御医”“吏目”“医士”可以独立看病，即有处方权，而“医生”只能当助手。“医生”的“生”字，是“生员”的意思，即“见习大夫”。

早年间多将医生尊称为“先生”，到医院看病谓之“看先生”，请医生上门就诊谓之“请先生”。此称呼据传源于医生所开处方。早年间医术高超的医生都写得一手好字，所开处方尽显其书法功底，不仅美观大方，而且清晰易读，所以将医生视为学识渊博者，称之为“先生”。

到了宋代，社会对医者的看法才发生改变，儒者开始介入医疗领域，把医病救人看作等同于经世济民的“大道”。

推动这种变化的是名臣范仲淹。

史载，范仲淹寒微时，曾到灵祠买卦求卜。他先祷告：“他时得位相乎？”卦象不许。他又祷告：“不然，愿为良医。”卦象亦不许。他失望感慨：“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他日有人问他：“大丈夫之志于相，理则当然。良医之技，君何愿焉？无乃失于卑耶？”范仲淹叹息着表示，为百姓谋福莫过宰相；若不成，要以自身所学惠及百姓，莫过行医。做良医，上疗君亲疾，下救贫民厄，中保身长年，也很好。

在范仲淹看来，治国医人，道理相通。他后来推行庆历新政，就是在为国家开药方。难能可贵的是，他做官亦不忘行医，比如好友尹洙生病，他亲手配制花蛇散，连同药方服法一并寄去；兄长范仲温患病，他寄送药物，叮嘱如何调养；听说瘟疫流行，他写信告知各界辟瘟之法，并要求广为宣传。

在范仲淹的影响下，“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成为风行天下的儒士箴言，医术也成了仁术。

千百年来，人们赞美“良医”、崇敬“良医”。而华佗，在百姓心目中不仅是良医，更是“神医”。

华佗到底“神”在哪里？应该说，首先“神”在他的高超技艺，而从本质上来说，是“神”在他的心，他的大爱仁心。他如菩萨般慈爱善良，让天下苍生视之为神灵。

华佗毕生爽朗热情，淡泊名利，一心一意为平民百姓治病。他只愿做一个平凡的民间医生，用自己的医术来解除病人的痛苦，行医足迹遍及今江苏、山东、河南、安徽部分地区。经他医治的很多病人都能痊愈，他因此深受广大人民的热爱，人们称赞他为“神医”。

华佗的医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据说，他在东汉时便已经可以施用打开腹腔的外科手术，然后再使用针线缝合，和现代医术如出一辙。

《三国志》记载，华佗医术神乎其神：“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

裴松之注记载：“十余日中，鬓眉堕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养治也。’使饮药令卧，破腹就视，脾果半腐坏。以刀断之，刮去恶肉，以膏敷疮，饮之以药，百日平复。”

华佗在近2000年前就可以进行脾脏摘除手术，足见其医术之高明。

对神医之“神”的最好阐释，莫过于传说之中的“刮骨疗毒”。

作为一员猛将，关羽可谓战功赫赫。相传，华佗曾为他治疗右臂箭伤，不仅艺高胆大，实施在无麻醉状况下的刮骨术，而且善用心理治疗的情志疗法，三次用激将法激发关羽的意志和毅力，让他最大限度地忍受刮骨之痛，使手术最终安全圆满。

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这是《三国演义》和湖北《襄阳府志》上写的，在民间广为流传，不过其实是虚构故事，带些夸张成分。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用诗句表达了对华佗高超医术的敬佩之情，对其技艺的精湛大加赞赏，说他是医中的圣手。

华佗的“神医”形象，随着《三国演义》的广泛流传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高超的医术、高尚的医德为中医药学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形容华佗的成语，有“妙手回春”“起死回生”等，这些就是对他最高的赞誉。